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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时代-第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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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但由政府批准和监督的中级学校；共和七年，政府开始指派这些学校的
教师。政府在国立中学设立了六千四百份奖学金，其中两千四百份授与军官
和政府官员的子弟，其余四千份留给中级学校的优等生。在一定程度上，这
些奖学金迎合了“空论家”的愿望；但在实际上穷人是申请不到奖学金的，
它成为只是对文武官员有利的补助金，成为使小资产阶级依附于大资产阶
级、并把其中最优秀分子吸引过来的诱饵。他们成为公务员或经济部门的领
导者，就不再会有变成动乱的因素的危险了。私立教育机构原则上继续存
在，虽然塞纳郡郡守弗罗肖最少在巴黎有权批准和监督这些学校。天主教的
教士立即从这种宽客中得到了好处，在有关初级教学的问题方面，波拿巴从
没有给教士设置任何障碍；基督教学校的修士再次变得活跃起来，并于共和
十二年在里昂建立了一所学院。因为他不重视妇女教育，所以便允许恢复了
一些培养修女的修道会。可是国立中学和教会男子中学彼此间很快就发生了
冲突；这导致拿破仑对各级国民教育都实行了控制。
然而，正在波拿巴确立资产阶级的社会权势时，他却已在表现对这个阶
级的不信任。他在参政院谈到财富时毫不留情地说：“不能把财富当作某种
资格、权利的证明。富人往往是一无所长的懒汉，富商则通常只是依靠高价
出售或偷盗而致富的。”他对金融界人士更没有好感。很清楚，他并不是反
对各种形式的财富，而只是抨击反对那正是产生资产阶级的动产。首先，它
是一种不易控制的财富，不论是对它实行征税还是没收。其次，它每时每刻
产生出一些新人物，这些人无所凭借因只靠自己发财致富而感到自豪，并且
更小心翼翼地维护他们的独立性，因此他们趋向于打破波拿巴竭力建成的社
会结构。为了登上帝位，波拿巴自然转向拥护君主政体的各派，而在君主政
体下，君主依靠土地贵族的支持，反过来他则保证贵族对农民的奴役。这一
理想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时波拿巴甚至还没有考虑要重建贵族阶级；但
是他已想要与反革命和解，这是出于个人偏爱，而不是从民族利益考虑。在
共和十年宪法颁布之后的几个月里，使那个时代的人最感诧异的就是这种和
解的进展。
教务专约按部就班地在实施。埃梅里深恐拿破仑侵越专约规定的权益，
便在圣使卡普拉拉的左右对勒絮尔方丈施加影响，使卡普拉拉倾向和解，而
波塔利斯有时虽不免流露对“高卢主义”传统的依恋，却也尽力使卡普拉拉
感到满意。
在新任命的各级僧侣中，顽抗派占了优势，这是势所必然的。原来的宪
政派的主教也因政府加以限制，不得不让顽抗派教士占优势，如果不是这样
安排，他们也找不到足够数量的宣誓派教士。例如在下来因郡，宪政派主教
索里内在三百五十一名教区和小教堂神甫中，只能派十六名“宪政派”教士，
还占不到百分之五；至于原先虽属顽抗派主教，如加来海峡郡的拉图尔·德
奥弗涅和北滨海郡的卡法雷利，却派了约百分之十二的宪政派教士，前者在
六百三十四个圣职中派了七十八个，后者在三百四十个圣职中授与“宪政
派”教士四十三个职位。另一方面，有一些前顽抗派主教迫使1791 年的宣
誓派教士宣誓顺从，这就等于要他们悔过；即使郡守们反对这一做法，充其
量也只不过是能使宣誓书的措词搞得含糊些罢了。宪政派主教遭到了他们下
属教士的无礼对待，而普通神甫的遭遇则就更坏。富歇在他发出的通报中坚
持应维护信仰自由，他不加掩饰地认为有权把主教看成政府雇员或警察的辅
助人员，即视为精神的宪兵队。然而他失宠了，波塔利斯几乎总是站在反对
郡守一边。为了安抚主教，加来海峡郡和罗讷河口郡的郡守终于被撤职了。
从共和十年“组织条款”一颁布就遇到重重障碍。高级教士被曾称为“阁下”；
教士服装又重新出现了；宗教仪仗和教堂钟声又自由地恢复了；主教被允许
把“承天主慈悲与圣座恩典”加上他们的称号。波塔利斯虽然不掩盖他个人
的感情倾向，但他拒绝强制规定礼拜日休假，他认为习惯很快就会形成自
然。他准许恢复教堂婚礼公告；尤其赞助主教竭力想获得监视政府官员的权
利。他写信给尚皮翁·德·西塞说：“在向政府报告涉及公共利益的一切问
题方面，您处于比任何人都更为有利的地位。”布伦的县长马斯克莱虽然对
教士不信任，但仍然告诫他属下的市长，不论他们个人的信仰如何，由于职
务的约束，他们仍然应遵奉宗教。
低级的不享有薪俸的教士立即抱怨起他们的可悲境况。农民对他们没有
敌意；但多数人对他们很冷淡，没有人愿意养活他们。虽然“组织条款”规
定宗教礼拜是免费的，但是信徒的捐款要分配给教区神甫和分教区神甫，而
捐款的旧习惯就迅速地恢复了。主教开始公布预期的捐赠数额，并且获准成
立旨在保证教区物质福利的委员会。不领薪俸的低级教士既不能从信徒那里
得到住所，也得不到薪俸，因此波拿巴从共和十一年开始迫使行政机关“考
虑”这些事情；他还把没有卖出的教会产业还给了教区神甫。这些措施收效
不大；但是不久到了帝国时期，国家对于教会变得日益慷慨起来。这样教务
专约就成为天主教教士扩大影响的起点，从而为他们后来在复辟时期的得势
做了准备。
亡命者的归国没有象教务专约那样激起舆情大哗，但是此事仍然给人们
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值得一提的是，波拿巴在就任终身执政时曾收到许
多祝贺信，但在颁布大赦令时则连一份都没有收到。在此后十年里大赦令把
亡命者置于警察的监视之下，象对其他人一样，只要发出“密扎”就能够把
他们监禁起来。因此，他们通常都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但是这既不能限制
他们横行乡里，也不能阻止他们企图强迫那些买下他们产业的买主归还，或
让赎买回他们的产业。国有产业的买主大为惊慌，特别是自从1803 年7 月
23 日波拿巴下令清算买主未付清的差额，就更引起了人们的忧虑，人们甚至
竞相拍卖，因为这给人们造成的印象是产业出售本身可能成问题。如果一任
波拿巴为所欲为，1793 年7 月17 日那项曾无偿地废除封建地租的法律就可
能会被修改，从而既给业主补偿又可增加国库收入，这些地租有许多同国有
产业有关。可是波拿巴不敢无视参政院的决定，1803 年2 月19 日该院宣布
决不能修改这一法律。一些回国的亡命者已经参加了政府工作：塞居尔被派
到参政院；塞吉埃在巴黎上诉法院任职，吕伊纳公爵进了元老院；1804 年约
瑟夫…玛丽·德·热朗多成为内政部的一个司长。另一方面，波拿巴还使他
的一些高级军官如朱诺、内伊、拉纳、奥热罗、萨瓦里同贵族的女儿结了婚；
但也有几个人，如迪罗克和马尔蒙，则宁愿同金融家通婚。
融合在一起的气氛在第一执政的宫廷里表现得尤为明显，他很快地使杜
伊勒里宫比马尔梅松表现出更多的旧制度的气象。迪罗克已经是杜伊勒里宫
的总管；1802 年11 月，约瑟芬得到一种正式的显贵地位，从那时起她就由
从旧贵族中选出的四名贵妇陪随。就是在这四名贵妇的陪伴下她同波拿巴到
比利时去的。宫廷的礼仪规定越来越细；波拿巴本人穿起丝袜，在佩剑上系
有“摄政式”的绒球。老百姓再次被那些装束、车辆、身着制服的随从、祝
宴和歌剧院的化装舞会弄得眼花缭乱。当波利娜·波拿巴的丈夫勒克莱尔将
军于1803 年1 月在圣多明各去世时，宫廷丧礼也恢复了。1802 年8 月15 日，
一个新的圣徒节，圣拿破仑的节日被规定下来；而7 月14 日和葡月1 日的
共和国节日的庆祝只是为了摆摆样子而已，到1804 年就停止举行。1803 年，
硬币铸上波拿巴的肖像。
沙龙也紧紧追随着宫廷的情调。这个新兴的贵族阶层与暴发户和金融界
人士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波拿巴为这个贵族阶层规定了一些礼仪，这是革命
前的贵族所不具备的。他使约瑟芬离开了她以前的好友塔利昂夫人和阿姆兰
夫人，并且唤起了妇女们的品德观念。但是这种严格的伦理永远只不过是表
面的粉饰而已，波拿巴本人就是恣意寻欢作乐的人；他关心的只是保持外表
的丰采，并且给别人树立了一个榜样。事实上，这个社会是彻头彻尾的资产
阶级社会，它因为十八世纪的贵族太不“检点”而谴责了他们的闲散和放纵。
此外这个阶级的演变还远未完成，“荣誉军团”的命运清楚地表明这一点：
波拿巴由于独自任命了军团的“大政务会”成员而破坏了他自己制定的法
律，于是推迟对“军团”成员的任命。他已经感到，由他建成的这一组织似
乎与法国革命的记忆的联系太紧密了。
到1802 年末，许多征兆已昭然若揭地显示了波拿巴的真正意图。这样，
从民族的角度来看，亚眠和约的签订标志着波拿巴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法国人民的最大要求莫过于和平，波拿巴已给了他们和平；他们热爱法国革
命的社会成就，而波拿巴维护了这些成就。对自己的领袖感到满意和自豪的
法国人民还没有开始意识到他正在滥用权力，也没有意识到他要做的事都是
违反他们自己的利益的。但是他们不希望他们的领袖成为皇帝，更不希望他
创造一个新的贵族，但此时波拿巴的内心里已经同共和国以及平等的观念决
裂了。他们对自然疆界的获得很高兴，并且丝豪不希望超越这些边界，但此
时他们的主人却已经这样做了，这就使得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法国人民
仍然把他视为民族英雄，但正是在这一时刻他已经不再是这样一个人了。
第三编 提尔西特条约前
帝国的对外征服
（1802—1807 年）①
波拿巴的同时代人以及早期论述他的史学家，都用所谓拿破仑的“野
心”来解释帝国的对外征服和帝国本身。当然不是说有野心就可以为所欲
为，还要有机会，他的野心抓住了这些机会，而如果明智占了上风并考虑民
族利益，他本应放过这些机会。后来的一些史学家认为，这样用“野心”解
释似乎过于简单化。这些史学家中的一派只愿意把波拿巴看做是法国自然疆
界的捍卫者：共和派使他出来任第一执政，继而又让他当皇帝，目的就是为
了要他替他们保住自然疆界，这项不可能实现的任务是法国大革命遗留下来
的不幸的遗产，这迫使他去征服欧洲，并且终于毁灭了他。这一派史学家认
为他是大革命的战士，他所做的一切无非为了自卫而反抗欧洲旧制度下的帝
王；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些史学家不过是照搬“老兵”们的偶像崇拜所形成
的、后来拿破仑本人又在圣赫勒拿岛上散布的神话传说。另一派史学家不愿
贬低个人在历史演变过程中的作用，反对把拿破仑仅仅看成是命运的工具，
他们坚持要从他本身找出他的政策的原动力，他们认为可以从贯穿他的政策
的宏图壮志中找到这种原动力。在一些人看来，这种宏图壮志就是要夺取英
国的海上霸权，这样看来，波拿巴的历史，至少从亚眠和约破毁以来的历史，
只不过是路易十四发端的对英斗争的最高潮，因此是与旧法国的传统一脉相
承的。在另一些人看来，招致他坠入深渊的是逞雄东方的幻景。还有一些人
认为，他与其说是个法国的人物，不如说是个欧洲的人物，因为他想首先恢
复加洛林帝国①，然后重建罗马帝国——西方的和基督教的文明的一统天
下。来说，米雷的话是正确的：只有年事渐高，或可使拿破仑性情变得沉着
起来，对外征服或能中止。然而上述其他各家的论点仍各有其价值：拿破仑
战争确是英法争夺海上和世界霸权的最后阶段；各大强国无疑都希望一旦时
机许可就夺回法国所征服的地方。从1806 年起拿破仑即想把欧洲大陆组成
一体，这种趋势是很明显的；我们甚至可以同意，如果听任拿破仑为所欲为，
他也会非常乐于保持和平。最后，欧洲与拿破仑为敌也可用贵族对革命的法
国和对这个暴发户的深仇大恨来解释，而令人诧异的是：上述史学家中竟无
一人主张这一论点。逞雄东方的幻景的作用似乎是最无足轻重的论点。
晚近又讨论这一问题的有多伊奇著：《拿破仑帝国主义的起源》（美国，
坎布里奇，1938 年），但未提出任何创见；还有在勒努万主编的《国际关系
史》第四卷，《法国革命与拿破仑帝国》（巴黎，1954 年）一书中，著者菲
吉埃主张“民族仇恨”之说，并强调旧欧洲反对拿破仑的斗争具有“深刻的”
社会性质。
在上述各种解释中，每一种都包含一部分真理，但都是以偏概全。那些
捧波拿巴上台的人确实想要保住自然疆界，而为了捍卫自然疆界就可能试图
越过这些疆界；但是，如果认为这就是唯一的，或最可靠的保卫自然疆界的
办法，并且认为他在扩大征服时一心想的只是民族利益，那也是不确切的。
英国确实是与他周旋到底的顽敌，并且一打垮了他，就断然地战胜了法国；
但是，如果他果真有一个深思熟虑的专只针对英国的计划，那他对大陆的政
策就会迥然不同；曾造成很多问题的大陆封锁本身就是大帝国建立的产物，
并不是建立大帝国的原因。没有比长驱直入君士坦丁堡或印度更能使这位新
的亚历山大大帝①乐意的事了；但是，除一时心血来潮而外，他的大部分事
业同这种梦想没有联系。他常自比查理大帝与恺撒，有意把西方世界从政治
上联合起来；但是，驱使他行动的决不是存心复古。关于拿破仑的传说揭露
了反法同盟帝王们对法国大革命战士的深仇大恨，可见传说之中也有真知灼
见。而令人惊异的是，有很多史学家竟忘却了这一点；但是，拿破仑并不是
限于防御而已。
没有任何合乎理性的解释可以把拿破仑的全部对外政策统一起来，因为
他同时在追求几个不同的目的，有些至少在我们现在看来是彼此矛盾的。归
根结蒂，还是要回到他的“野心”上来。然而，他的同时代人由于目睹喧嚣
一时的穷奢极侈的新的豪华排场、放荡的胡闹、贪婪的皇族的争吵、官吏的
贪污盗窃，因此虽不否认其天才，但鄙视其“野心”，视之为与常人无异。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形象清晰了，显示出他的奥秘在于：勇于冒险、迷于
幻梦、任性冲动而不能自制。
第一章 法国和英国：战端重启
（1802—1805 年）
从亚眠和约到1805 年战争之间，在这段关键性的岁月里，拿破仑的个
性特征比任何时候都表现得更为明显。同英国签订的和约只维持了一年多的
时间。但是，只要大陆战争没有重开，使波拿巴能在1799 年上台的解决办
法——一个扩大了领土而爱好和平的法国同称霸海洋的英国对峙——并没
有被废弃。普莱斯堡和约之后，问题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一、波拿巴的经济政策与亚眠和约的撕毁
阿丁顿内阁决心认真试行保持和平，并且相信和平会保持一段时间；这
是很难加以反对的。他废除了所得税，把海军开支削减了二百万英镑。海军
大臣圣文森特暂时停止造舰，并且解雇了海军造船厂的工人。木材供应商由
于他着手调查他们侵吞公款的案件，和他闹翻了，于是造船厂的材料供应很
快就断了。然而政府在自己党内遭到了反对。托利党内持不同意见的人相
信，和平会使法国重新武装起来，从而对不列颠帝国发动新的袭击，所以他
们就象一百年前辉格党人一样呼吁作战到底。这些托利党的反对派控制了一
部分报纸，法国的亡命者佩尔蒂埃帮助他们咒骂法国革命和波拿巴的军事独
裁。英国商业界人士在托利党这两派意见之间举棋不定。和平危害着很多行
业的利益：许多军事工业苦于停工；英国商人就要失去他们对波罗的海和德
意志商业的垄断，尤其是失去了对殖民地贸易的垄断；归还法国的殖民地意
味着英国贸易的减少，仅仅荷属圭亚那的贸易就减少了一千万英镑。最后，
在亚眠和约签定之后，世界市场的价格大大下降，以至中立国，特别是美国，
也认为和平是一场灾难。然而一般都认为这些不幸只是暂时的。这些托利党
人敲起的警钟给人留下了一个印象，但在海上和殖民地，危害似乎还不是迫
在眉睫。至于大陆，英国舆论对它并不过于关切。真正问题却是要弄清楚：
波拿巴是否会把法国及受它控制的一些国家的广大市场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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