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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 讲义-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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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他根本不加思考就说话。孔子说,你反省自己,觉得自己没有一点内疚,那你还有什么忧愁,还有什么恐惧呢?你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也就不忧不惧了。不忧不惧并不是有了忧愁、恐惧以后排遣它,而是根本就没有。这要达到很高境界以后才能做到。不是说有了忧愁、恐惧,你去解决了,然后你就没有忧愁、恐惧了,忧愁、恐惧是延绵不断的,此起彼伏,你把这个阶段的忧愁、恐惧解决了,下一阶段的新的忧愁、恐惧又生出来了。要从根本上去解决,必须做到内省不疚,内心中没有一点愧疚。要实现内心没有愧疚,必须行事符合天道。这不就是克己复礼吗?所以要成为君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古人云:“一生不做亏心事,便是人间活神仙。”这可能就是内省不疚的境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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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渊第十二(4)
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司马牛忧愁地说,人们都有兄弟,只有我一个人没有。“亡”,通“无”。据史载,司马牛不是没有兄弟,他的兄长作恶多端,随时可能会因叛乱而死去,这是司马牛在同学当中说的话。子夏听后就说,我曾经听老师说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意思是宽慰司马牛,不要因兄弟的遭遇难过,各人有各人的命。人的命有两种,一种是你可以主宰的,一个是你不可以主宰的。你不可以主宰的,像死生、富贵、出身等,对此就只有顺应。可以主宰的是你自己的德行。怎么主宰呢?君子尊敬他人,不出差错;对人恭敬而有礼貌。其实,“恭而有礼”是“敬而不失”的外在表现,一个是内容,一个是形式,你心中敬了,行为上就会恭而有礼;你心中不敬,行动上就不会恭而有礼。你做到了敬而不失,恭而有礼,那么四海之内都是你的兄弟,又何必担心没有兄弟呢?其实人生就是这样,我们一边听天命,一边要尽人事,听天命才能无怨,尽人事才能无悔。天命不能改变,只有改变我们自己。
子张问明。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远也已矣。”
子张来问明,明是和无明相对的,开了智慧就见到光明,没有开智慧就是痴,就是迷,除迷断惑谓之明。孔子说,“浸润之谮”。“谮”音zèn,谗言。偶然的一句两句坏话,是不容易使人相信的。但是“浸润”, 像水一样慢慢地渗透,不知不觉地,一天说两句,一天说两句,慢慢就自然而然地让人相信了,这就叫“浸润之谮”。“肤”就是肌肤,“愬”音sù,表示诬陷。“肤受之愬”就是直接遭受的有切肤之痛的诬陷。我们一般遭受了有切肤之痛的诬陷必定会发怒。对像水一样慢慢渗透的谗言,你不信,对有切肤之痛的直接诬告,你不发怒,就可以算是明智了。不仅是明,还是远,明和远,明是结果,远是原因。远,才能够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看不清庐山的原因是因为你离庐山太近了,近了人就容易迷惑,离得远了,跳出这个圈子,再来看的时候,一下就明白了。不然为什么说当局者昧,旁观者清呢?因此,为了明,你就必须远,怎么使自己远呢?你要时时让自己跳出所在的圈子来看待事物——生活在其间,又不被其所牵制。比如,我虽然遭到别人的误解、冤枉,我仍然能从这件事中跳出来思考,想一想如果是别人会怎么处理这件事,这就是远,如此才能明。人们总有很多困惑,多半是因距离太近而造成的。为什么夫妻之间有这么多矛盾呢?你想一想,矛和盾是两个东西,矛和盾要彼此针对,才会产生矛盾。如果矛和盾分别放在两边,矛看不见盾,盾也看不见矛,就没有了矛盾,什么原因?远。近了就会有矛盾,近了以后人就迷惑,一拉开距离,人就不迷也不惑了,所以距离是相当重要的。距离产生美感就这么来的。跳出来看问题,问题就清楚了。你老是拘泥于“我”,你就永远不明,你跳出来,一切就明了了。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子贡问怎么为政。孔子说,为政之道有三个要素,第一是足食,使老百姓都能吃饱;第二是足兵,使国防军事得到保证;第三使老百姓信任执政者。先有吃的,再有军事,还使老百姓能够相信政府。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必须在这三样里去掉一项,那么先去哪一项呢?孔子说,如果这三项非要去掉一项,那就是兵,因为老百姓有吃的、对政府有信任的话,就可以团结,团结就是力量。子贡说,如果在民信和足食这两项里还要去一项,去哪个呢?孔子说,“去食”。为什么温饱问题都可以去掉呢?孔子说自古以来人都是要死的,但是如果老百姓对政府不信任了,国家就面临崩溃,所以执政者绝不可失信于民,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老百姓虽然粮食很少,但信任这个政府, 再大的困难都可以同心同力去克服。我们国家五十年代就创造了这个奇迹。那个时候新中国很穷,粮食供应紧张,军队装备也不强,但是举国上下团结一心,所以能打赢美帝国主义,保家卫国,取得抗美援朝的胜利,凭的什么呢?一种信念。这段话深刻地反映了孔子的政治思想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其实就是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也就成了我们民族重要的价值观。不过“去食”、“去兵”都是在非常情况下,在正常情况下,对百姓的温饱、国家的安全孔子还是非常看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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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渊第十二(5)
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
棘子成是卫国的大夫,棘子成认为周朝末年,形式主义的风气太盛,因此提出这样的问题,说君子有了美好的品质就可以了,何必还要那些外在的礼节形式呢?这里的“质”指本质,“文”指形式。子贡听到他这个话,就予以回答。注意,不是孔子回答的,是子贡回答的。这是子贡的认识,离圣人的认识还有一定差距。子贡就说,很可惜啊,棘子成你这样说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拉一辆车的四匹马叫驷,舌指说出的话。“驷不及言”,就是四匹马都追不上你说的话,追不上你对于君子的错误议论。子贡说,形式就像内容一样重要,内容也像形式一样重要。他在这里没有把内容和形式区别出来,形式是内容的体现,有什么样的内容才有什么样的形式,子贡忽略了它们的差异,没有认识到内容和形式本质上的差别。“鞟”音kuò,就是去了毛的皮。他说,把老虎皮、豹皮和狗皮、羊皮拿来,把毛剃掉以后,都是一张皮子,你怎么区别得出虎皮、豹皮、狗皮、羊皮呢?去掉毛都成了一样的皮。子贡这句话比喻得很巧妙,而且也有一定的道理,他批驳了棘子成不要形式的观点,他认识到了形式的重要性,这是对的。但是他又忽略了内容和形式的差异,简单地把它们等同。老虎皮和狗皮,本质上是不同的。冬天树叶掉光了的时候,你不大好辨别是什么树,一长出叶子了,哦,这是银杏树,那是桉树。你能说掉了叶子的银杏树和掉了叶的桉树是一样的树吗?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这是鲁哀公问关于国家税收的问题。鲁哀公问孔子的弟子有若,如果在灾荒年,国家的财政困难,该怎么办?有若就回答说,何不用“彻”的方法呢?“彻”是周朝的税收方法,也就是收十分之一的税。鲁哀公说我现在收十分之二的税还觉得国家的用度不足,你叫我收十分之一,我该怎么办?有若回答说,老百姓都富足了的话,你国君还会不富足吗?如果百姓都不富足的话,国君又怎么富足得起来呢?这是有若对哀公说的治国之道,一个国家真正富有是她的民众富有。老百姓很穷,国君很富,那就要亡国。这就是儒家的政治思想,国君应与民众同忧苦方可为民之父母。
子张问崇德、辩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诚不以富,亦祗以异。’”
子张问,什么是崇德?什么是辩惑?“崇德”,就是提高道德;“辩惑”,就是辨别迷惑。孔子说,“主忠信,徙义”就是崇德。“主忠信”就是以忠信为人生的主导,“徙义”就是向义迁徙,向义靠拢。以忠信为人生之主导,又能向义靠拢,就能提高道德。什么是辩惑呢?孔子说,爱一个人的时候爱得死去活来,爱的时候希望他不朽,不爱的时候恨之入骨,巴不得他马上死,越快越好,这就是迷惑。喜欢一个人的时候看他觉得满身是优点,讨厌一个人的时候看他满身是缺点,全凭感情用事,不能理性地、正确地认识人事,这不是迷惑又是什么呢?“诚不以富,亦祗以异”,这是《诗经·小雅·我行其野》里的一句诗。“诚”表示确实,“富”表示财富,这里引为智慧。“诚不以富”就是确实不能增加你的智慧。“异”表示怪异,这里引为糊涂。“亦祗以异”就是说也只有增加你的糊涂。这句诗引用在这里意思是说,你不能正确客观分析人事,不仅对你自己没有好处,而且只能说明你的糊涂。子张这人务外好大,感情用事,所以孔子告诉他只有以忠信仁义为主导,并有理性客观之头脑才能够崇德辩惑。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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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渊第十二(6)
孔子周游列国到达齐国时,正遇到齐国的大夫陈恒想专权,所以齐景公向孔子问治国之道。孔子回答说,君要有国君的样子,臣要有臣子的样子,做父亲的要有父亲的样子,做儿子的要有儿子的样子。什么人就应该有什么样子——归纳起来就是两个字:人人,人要有人的样子。你是人吗?是人就要有人的标准,有恻隐之心,有羞耻之心,有礼让之心,有是非之心,这才是人。推而广之,师师、生生,老师要有老师的样子,学生要有学生的样子。老师不像老师,抹个大花脸,头上扎个小辫,走进来就开始跳,像个唱戏的,这能行吗?是什么人就应该有什么样子,你的一切都要符合你的身份。身份就是名,你是老师,你的一切行为都要符合老师的身份;你是学生,你的一切行为都要符合学生的身份,只有这样社会才能稳定有序。齐景公听了孔子的话很有感触。齐景公说,确实是如此啊,如果国君不像国君,臣子不像臣子,就会出现国君不理政事,臣子可以杀国君的情况,这样天下就会大乱。现在一切都是那么混乱无序,就是名实不相符。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天下大乱了的话,即使我有很多的粮食,我能吃得到吗?因为当臣子的就先把粮食夺过去了。后来陈氏果然灭齐。这段话体现了孔子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即儒家正名的思想。正名的核心就是要人人都安于自己的本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安定有序,和谐发展。而当时社会的混乱正是由于名实不符,诸侯想做天子,大夫想做诸侯,所以出现臣弑君,子杀父的现象。说到本质上那就是人不像人,人没有了人应该具备的品格、德行。孔子的工作就是要通过教化,让人回复到真正的人,具有人所应有的品质、道德。只有人像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才能使社会由乱到治,进而达到和谐。
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子路无宿诺。
孔子说,凭一两句话就能判案的人,大概只有子路吧。“折狱”,即判案。这是称赞子路很忠信。因为他的忠信,所以他说的话大家都信服,他说一两句话就能把案子断了。子路这个人忠信到什么程度?他的诺言绝不过夜。“宿诺”,“宿”是一夜的意思,子路从不将诺言拖过一夜。今天答应的事,绝不会明天来兑现。孔子称赞子路忠信的这一面,但是从中也看出子路这个人很急躁,急于践言,不留余地。一方面讲了子路为什么能取信于人,一方面也含蓄地指出了子路的急躁。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这一句话是接着上一句话说的,孔子说,断案子我和其他人也没有什么区别,子路怎么断我也怎么断。只不过我和别人不同的是,我要使天下根本没有案件发生。子路虽然片言可以折狱,但是不知礼让为国,最终不能使天下归于清明。而孔子的理想是天下根本不要有案子发生,孔子对法律是不太喜欢的。早期中国社会是以礼治贵族,以刑治平民。法家则是把法律从平民推广到贵族,使人人都受法律约束,这实际上是降低了整个国民素质。而儒家是把治贵族的礼用于治平民,使老百姓人人都知礼,老百姓人人都知礼了就不会犯法。因为法律是底线,底线你都触犯了,足见你有多坏。一个真正有德行的人,他会犯法吗?他会去偷、去杀、去抢吗?他的境界不知超出法律底线有多远,法律对他已没有约束意义了。以前那些学者就说,我们根本不需要学法律,因为我们的道德远远超出法律对我们的约束,怎么会犯法呢?所以儒家是要提高整个民众的素质,使人人都知礼而不会犯法。这是法家和儒家最大的区别,儒家是以相信人的善良为基础的。孔子在鲁国做司寇的时候,司寇就是掌管刑法的官,那些强盗、小偷、坏人纷纷逃离鲁国,都说鲁国不是我们的土壤了,没有偷的土壤,没有使坏的土壤。比如说,孔子来治理我们这个集体,有人老在中间说别人的坏话,孔子一治理,大家心就诚敬了,都说别人的好话,绝不说坏话,这时来了一个专门说坏话的人,他说了半天,每个人都不理他,不管他说什么根本没有人听,这个人只好走了。“必也使无讼乎”就是使鲁国根本没有能发生案子的土壤。这是孔子一以贯之的重教化思想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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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渊第十二(7)
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子张又来问为政之道。孔子说,为政者的心要始终如一,毫不倦怠,推行政事也一定要竭尽全力。当政者确实只有自己始终保持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才能竭尽全力为人民办事。子张少仁,爱民之心不足,所以孔子用这句话来告诫他。
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这句话在第六篇《雍也》中已讲过。孔子说,用学问来广博自己,用礼仪来约束自己,那就不会做出违背仁义道德、违背人的品格的事情来。 一个人如果只是学问好,只是博学而不用礼仪来规范自己,提高自己的品行修养,那么他学问越多,就越容易狂傲,以为自己了不起,自以为是,目中无人。所以有了学问还必须用礼来加以约束。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孔子说,君子成全人家的好事、美事,成全别人的美德,因为君子愿人皆善。君子在人家做坏事的时候则要劝谏阻止,而不去助长。小人就相反,小人专搞破坏,人家要做什么事,就在后面拆台,他也不喜欢别人有美德,别人不做坏事他会怂恿,别人做坏事他更会推波助澜。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鲁国的大夫季康子问孔子从政之道。孔子说,什么是政?正就是政,使天下之人皆归于正,那就是政治。政的象形文字是“”,左边的“正”就是上边一个“一”字,下边一个“止”字,意思是止于一。右边的“”下面是个“手”字,上面是手中拿的鞭子。一只手拿了鞭子教天下人皆能够正,这就是政。政治,以政来治民。因为老百姓有时候不自觉,你就要敲打敲打他,教他把不正的东西归于正,这就叫政治。自己正了,使他人正。你做领导的人能以身作则,把正气立起来,哪个还敢不正呢?你上面都是歪着、斜着的,下面也会跟着你歪着、斜着。上梁不正下梁歪,这也是儒家一贯的理念。要把天下治理好,首先统治者自己要把自己治理好。自己治理好了,天下自然会效法。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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