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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光复:华文漫史-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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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客观宇宙的发展规律来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在排除了人类自我意识形态的约束之后，其变迁的路径是足够宽容的。也就是说，宇宙变化的通道几乎无有边界。我想，这也就是人类可以获得发展与演进的真正因由所在。
在这样的“盲人之钟”一章中，我将几乎同时一时间中美国国家演进与发展的梗概与中国作了一些客观事件上的比照，并没有打算引动“彼”与“我”不同的讨论，而是希望将目光投去更远，离开“我”的这种原有并相对固化的意识，将中国权当作为一个“他”来看待，如此，可能会让我们在历史中看得更加清楚。即便在今天，这个传统的“我”在中国的文化界和思想界仍然是大行其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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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之盲（4）
这好比张君劢先生倡行的“新儒家”，在儒家思想的千年流变中孜孜不倦地探寻着“今用”与“复兴”的源由，这股思潮之背后，是现代中国“文化危机”的宏论。对此，我一直都有着一种奇怪的疑惑：20世纪下半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市场体制、产业体制都显得苍白而毫无竞争力，却是没有一个有关中国“经济与市场危机”的论调，改革开放三十年也就这样热热闹闹地过来了，经济也高速增长了，物质也大大繁荣了，而反过来，谈论中国“产业安全”与“市场安全”的论调也相应而生了。这中国的文化尚没有完全开放也没有真正予以大刀阔斧地变革，怎么就有了“文化危机”了？这种危机感究竟是从哪里得来的？
我想起十六世纪的另外一位弗兰斯西。培根，他与那位早于他三个世纪的罗吉尔。培根在对待人类的“愚昧”上几乎有着相同的憎恶。这位培根最重要的著作就是《崇学论》，他也是“知识就是力量”这一格言的创造者。在他最出名的概念中，“幻象”理论是他用来指出人性中使人自陷谬误的种种坏心理和坏习惯（在此将之视为传统也是正确的）。在“洞窟幻象”中，他指出人类所极易陷入自我设定的成见而不能自拔，以致产生出错误认知世界的看法和观点，并由这些观点再度影响到人类更多，从而发生出整体的畸变。我想，对于儒学也好，还是新儒学也好，这种脱离社会发展的政治和经济以及各个不同时期社会的中心价值追求的单一文化观，都可以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观中的“洞窟幻象”。在这种“洞窟幻象”中，对于外界的种种变化和影响，在不知情的状况下，引至人们恐惧和危机感完全是成立的，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危机”，而在于“不知情”。用中国人自己的话说，就是“自己吓自己”。
这种“自己吓自己”与“精神自慰”甚至是完全的一对孪生子。这种自设的惊吓程度越大，则自慰的行为就愈严重也越频繁，直至完全归复到传统的躯壳中。我在稍前的章节里讨论过这种单极闭合系统的集体心理特征，而“新儒学”，正是这样的一件传统躯壳，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那一只洞窟。洞窟并没有什么不好，当我们还处在野蛮或农耕的时代，洞窟是很适合我们的，可以慰抚我们的心理，规范我们的行为，领导我们的思想，但是今天，时代不同了，飞跃了，那么，最好的重建方式就是走出洞窟，让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到更大的世界中去。
对于儒学，我们也没有否定它的任何意思。换一个角度来看看，这就如同埃及的金字塔，我们大可以惊叹在如此久远的年代里能够诞生出如此伟大的建筑，我们也大可能来研究它的构成与原理，然而，我们也绝无必要再住到这样的建筑里去。对于儒学的态度，也是最为恰当的。这就象我们没有必要再回到唐朝去当一个藩王，回到清朝去做一位格格，回到辛亥再闹一场革命，回到三十年前再来一回“三来一补”，中国大可以向前走得更多，走得更远。因为只有未来才是无限的。
这样的未来，怎不令我们对中国的文化想像得更多些？所以，这个21世纪的中国新历史，需要的是想像而非其它。这也是我们摆脱“盲人之钟”的最好办法。
软建成：新东方帝国（1）
2006年11月开始在中央电视台二套播出的《大国崛起》，似乎在给中国以及世界一个明确的信号：这个国家将要在21世纪去向的目标。一个礼拜前我在西南政法学院的LPC研究生实践班讲课时，课目就是：大国战略和软实力。当时赢得了同学们的很大欢迎。课间休息的时候，许多同学过来与我讨论，其中一个同学就提出到：他们面对今天的世界也感到了一种很大的压力，这个压力来自于他们对于传统与现代全球化世界之间所产生的矛盾，他们不知道哪一个更真实和更正确一些？其实，这个问题并非仅仅是这些将要登上中国政法岗位的研究生们，在中国的许多政府官员中和企业家以及文化和思想界中，也同样存在着这种困惑，甚至更加明显。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大国文化和意识的缺失。矛盾与困惑的产生在于：当一个更大的世界格局尚未具备而我们的心智又不能停止对这个全球化世界的感知时，这种焦灼就会自然形成，这就犹如一个盲人听到了汽笛的声音而又不知来者为何物一样感到压力。今天，是这个国家以及国民睁开眼睛并开放她的视听以及所有身体机能的时候了。
我在半个月前为保利集团全国营销专员进行传播课程培训时提了另一个主题概念：软建成。这在课堂上似乎有些吸引力，很多人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个名词。我的解释其实很简单：在城市与房地产的物质硬建成之外，文化与期许甚至想像力以及生活方式等等都属于软建成一类，在今天，城市与地产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更需要这种文化建成。
我在探讨软建成的时候产生过为这一概念专门写一本书的念头。而《华文漫史》这部书以及中华文化，其本身也就成为了这个古老国家和民族软建成的一个部分。软是如此的不可捉摸，对于这个物质才刚刚丰富起来的国家，要在世俗的世界中建立起一个“软”的观念，是需要一个时期的。然而幸运的是，中国并非没有过这样的建成模式，当人类第一次发生东西方几乎同时的思想大爆炸时，这种软时代其实就已经开始，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可以说是延续至今的一种软财富。每一个时代，都会在物质与经济基础的现实呈现外拥有其文化的软特质，这种特质使我们用以划分历史和时代，甚至，我们也会以此来作为对一个个体的人的综合评价。从某种意义上讲，历史并非物质，而是一种由时间与空间并由物质所建构的软体，当物质尚存之际，这个历史可以称之为“现实”，而当物质消亡而时间过去，我们所能记忆并能够查验到的，就是它留给我们的软体了，这个时候，我们将之称为“历史”。
只是，更多历史时期的文化产生与影响，大多都只是自然而为的现象，所以，对于文化倡明而有意为之并达到以文化影响世俗甚至是世界的这一成果，则可以称之为“软建成”。
韦尔斯在谈到古罗马帝国的一个最大遗憾时，就是罗马人对文化与科学的漠然态度。他指出：罗马对于宴乐、苛政、谋富以及角斗之戏，意颇自得，然毫不试求印度、中国、波斯或斯基泰人之知识，盲然于佛佗或索罗亚斯德之意义；匈奴、黑人、北欧民族，以及西海蕴藏，更不知其为何。当罗马最后落到其昏昧不振的结果时，其在强盛之际却不能发展物理与化学与科学，其结果是自然不能增进操纵物质的能力，这一“软建成”的缺失，令历史学家都不免扼腕痛惜。一个国家若不能发现智识的重要以及智识之于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关系，一个健康社会则必然消亡，取而代之的必然是奢靡和社会整体的价值颓丧。
罗马所曾经有过一个短暂的文化兴盛和繁荣，这也与当时两位伟大的君王有着莫大关系。凯撒时期，曾有过向“文艺教师”赠予罗马公民权的事情，以致使许多拉丁文学的讲座开始在罗马各省得以设立；而后继的奥古斯都则统一召集名校，大兴文化教育，从而产生出罗马文学的黄金期，然而最终还是为期甚短，后来的各种文###动，都已经不再进行，以致于罗马整体都只能依靠回忆往昔的光荣度日，而它的将来，则陷入漫漫的长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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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建成：新东方帝国（2）
对于罗马的文化和智识生活的废驰，有希腊当时的学者隆基努斯。菲洛洛古斯在公元三世纪前后曾评论过的一段话（与刘勰年代稍早或相近）：赤子之骨骼，若束缚之而不使松动者，则永为侏儒。吾人软弱之心志为成见习惯所掣，故不能发展以与古人之伟绩媲美。
我在稍前之时，曾以较长篇幅描述了汉末两晋南北朝代的社会颓废与国家萎靡不振，清谈与玄学盛行，以致于谁也无力来为一个时代纠偏校正，这一时期，在中国长达四百余年，直至北朝的北周杨坚在公元581年废周帝而自立，建立隋，后又经过8年的征战，最后统一南北中国，由此而成就为继中国秦汉之后的第二次中国大一统的局面。尽管隋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很短（仅仅只有30年…按隋灭陈计起，比秦朝正好多出一倍），然而，它的诞生背后，却有着一个非同寻常的大意义：再次将四分五裂的中国统一建成一个东方大国。
考察历史，会渐渐培养出一种超越或忽略掉时间的能力，这样，你便可以在时空中漫游，去到你所想去到的地方，看看当时的国家以及人民。而未来，亦可以这样的方式来达到。但凡历史的演进，那些看似偶然的发生，仔细深究一些，就会发现其中必然的种种要素，得出历史的一些规律。这些规律中，不难发现英雄始创的痕迹。一段伟大的历史，必有一个伟大的英雄相伴而生，这一点，与MBA联赛的规则几乎完全一致，一支缺乏一个英雄和明星的球队要赢得比赛，对任何一个稍有头脑的观众来说都是很难想象的。历史同样，不会给我们来开这样的玩笑，因为它实在不是一场赌马彩票，也不需要我们下注。
这样，我们也就好对历史进行一个明星模式的研讨了。这个明星模式将会讨论两个重要问题：第一，历史的明星是怎样产生的？第二，历史明星又是怎样对历史产生决定性作用的（包括这个作用将去到哪里）？这两个问题之外，一定还会有人问到：你如此强调英雄创造历史的理由是什么？历史不是人民创造的吗？这一个问题，就权当大家的讨论了。
这里所指的英雄，并非是搏虎冯河，其力无比，似于兰博或是泰山，而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存在同时又具备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能力者，他们既有思想同时又具备超凡的行动力。一如一座好的城市会有一个杰出的地标以及它的故事，一个家族会有一个令所有人引以为荣的祖先，一个杰出的球队会有一个明星而一个受尊重的人会有一个特别的优点一样，英雄之于历史，就象国家需要总统一样简单而且符合逻辑。当然，也会有不幸的历史，即英雄没世而社会存在，一个失去英雄的历史是不完全的，也是难以延续的。所以，每当英雄不再，历史就会自己沉沦，然后，再度被英雄所振兴。
致于历史的明星究竟是如何产生的？这是一个严肃的研究课题。在这里我不打算把这个问题作成一份答卷。我的看###比较个人化，这是因为历史的明星都很个人化，也很个性化，而且也是一个颇为简单同时又很超越的人。这个看法就是，历史明星之所以成为明星是因为他能超越所有人看到历史。这句话有些绕口，简单来说就是：你的视野能超越历史吗？很多情况下，我们很难摆脱眼下的世俗而无法企及更加高远的领域，而历史明星往往就具备这样的能力，他可以不顾现实（很多事例说明了这一点）。对于历史明星是怎样对历史产生决定性作用这一问题，回答就更加简单了：当这个人是历史明星，他自然会以明星的方式来介入历史并施以决定性影响。这句话的意思，就有点类似于乔丹之于公牛队而姚明之于火箭在弦上队一样了（当然明星也有失算之时，所以我们不能迷信，这是另外一回事）。
如此说来，当一个新历史兴起之际，则必有英雄相伴而生了。所以，那位第二次统一南北中国的隋文帝杨坚，就是这么一个乱世英雄，尽管中国历史对他着墨不多，然而英雄的这顶帽子，是要给他的，毕竟他所创下的隋朝的历史时间，比起第一次统一中国的秦始皇帝还要多出十五年（是隋炀帝的暴政与穷兵极欲毁了这个国家）。
软建成：新东方帝国（3）
隋文帝作为大国统一之君，有以下几件事是特别值得提示的：一是削平原来的豪门士族改革政府官制，二是改革法律使之简要明晰，三是实施科举兴才，为天下布衣庶族提供了升迁之路，四是经略并开发了台湾。这些举措，在当时而言，都是对中国统一之后的系列重要的巩固与发展举措，但凡统一都是一次政治、经济以及社会资源的集聚，这种集聚一旦使之有序，即能发挥出巨大的能量来。所以，短短的隋代统一，使国家获得了一个极快的社会经济的促进和繁荣，隋朝的粮食丰富和耕地扩大，历史十分有名。
一个大帝国的兴起，大多都依赖两个重要的方面作为支撑：强兵与兴文。而在隋朝的短短时期内，这二者几乎都在极短时间内做到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隋朝对于人才的开放吸纳，通过全新的科学制度而使社会各阶层的一般子弟甚至是贫寒之士，都可以通过读书、应考、为仕这样一种新的途径而获得自身命运的改变，同时成为国家所需的各类人才，这一点在当时，可谓是首开中国社会人力资源扩大并创新之先河（20世纪八十年代初邓小平进行的中国改革开放所采取的人才方式几乎与此同出一辙）。而在此以前的1000年间，从春秋到战国直至秦汉，再到国家分裂的两晋南北朝，中国的人才任用更多是食邑授权与门客吸纳，或是皇亲国戚到士族门第把持，而汉朝举孝廉的察举模式，也不过是一种过于感性的人才评判，给予弄虚作弊与权贵操纵的空间足大，直到科举制度的诞生，中国才算建立了一套将教育与国家选拔天下人才相联动的体系，并将之与巨大的国家官僚机器的运行结合于一体。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国家“软建成”的第一次型状。这种型状有唐人沈既济的形容为证：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往，鸟聚云合。由此可观之，当时社会人才集聚是怎样的一种空前盛况，与今天近三十年以来中国以大学作为国家人才的孵化基地而每年推出的大学招生考试的盛况是十分相同的（很不幸我是这一巨大体系中为数不多的一个叛逆）。
中国有句颇为有名的老话，就叫天下久合必分，久分必合。从秦汉四百年的合，到三国两晋南北朝四百年的分，到了隋朝，一个中国大统合的时代便又开启了。然而这样的一个分合的过程，并不是一个机械的重复，而是历史的演进。如果仅仅将历史视为人的历史来看是远远不充分的，还应当将“道心唯微”的自然规律放置于一个重要的位置。这就如同今天中国所看待的全球化，其国家意识和个人世界观都应当取值于人类的共同价值，这个价值之中，一国或一己的利害将被更大的利益群体的利害所取代，因此，一个大国的新战略也就必然产生：中国之于世界的价值将成为这个21世纪的最大机会和挑战（我们不能再忽略这个世界与人类的整体存在）。
值得在这里一提的是，隋炀帝恰恰在这个历史的提升与转型时期成为了一个极端的反面例子，这是一个个人的不幸而强加于历史并造成历史的不幸的很好案例。从历史来看，这位著名的暴君是由其极端自私的本性造成的，而并非历史所给予的。如果说历史真的与这位暴君的产生有什么关系的话，那就是：历史在它的自然大规则之中为一切可能保留了充分的空间，哪怕是造就出一个暴君的诞生空间。这是历史与自然的###律，颇为类似于美国联邦的法律：凡年满十八岁即可以购买枪支，你可以用来滥杀，也可以用来自卫，你的选择是自由的，只是法律在你的选择之外保留了一个最大程度的制约，你若杀死人，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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