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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光复:华文漫史-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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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除了曹雪芹这位故去的伟大小说家之外，我个人对《红楼梦》中的人物一个也不觉得喜爱。如果从史学与中国满清社会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待的话，这部小说所体现的价值会更大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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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之盲（1）
Those who have never been told of him shall see；
And those who have never heard of him shall understand。
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说过的，将要明白。
…《圣经。以赛亚书》
有许多次，我在检省和考量中国历史并希望得出的某一个结论时，都想到了“盲人之钟”的概念。这是一个奇特而确实存在着的概念。它意示着钟与时间以及与那位盲主人的三角关系。也许那个盲主人永远看不到准确的钟点指向，然而他却能通过唯一的耳朵与听力来辨别时间。这座钟是需要上发条的，而且还会发生机件的磨损，它在每一个时段后都需要与实际发生的时间进行校对。这种时候，盲人与钟之间的关系将会与真实时间的关系产生错异。在一个相对封闭条件下（我指的是缺乏其它外来干涉或正确指导的因素），盲人的时间与直实时间的错异会通过时间的不断延长而变得越来越大。
之所以会想到以这样一种结果来作为对中国历史的评价，不仅仅是因为中国过往发生的历史与“盲人之钟”有十分相似之处，而在现代中国社会，这种“盲人之钟”仍然可以在许多中国人以及中国事件上得到表现（我不能不对这一事实感到沮丧和悲哀）。在此，我还可以强调并解释，这个盲人最先是并不盲的，只是在后来的某个时间开始，他的视力消失了（这与他的学习和进取以及梦想有关）。即便他的梦想消失，然而他仍有生命并必须活在时间中（他的客观存在价值），所以他便只好采取了与真实时间产生错异的存在方式。我在想，这种盲人与真实时间之间的错异需要达到何种值时才会让盲人惊醒？或许，这种错异会任由它越来越大？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及全球化进程以一种渐行式来到中国时，中国的满清王朝还是有所知觉的。甚至，就连英明的康熙皇帝都颇为喜爱那些来自欧洲的传教士，将他们收纳在身边，听取他们讲解自然科学的知识。很可惜，这种科学的简易知识并没有一个社会性的承接，而康熙皇帝也只是停驻于纯属自己的个人爱好之中。他还要忙于这个国家很多的事务，譬于立太子、譬于削藩、譬如收复台湾以及平定中俄边疆还有提防文字上出现的反清之逆等等。总之，这个大帝国的事务繁多，而危机总是四伏。这种态势下，往往是一个国家开始重新审定自己的未来道路之际，然而，康熙皇帝们都停留了下来，他们所思考的，是如何保持住他们祖先打下的江山。关于变革，在崇尚祖制的中国单极社会中，是任何人一个念头都没有闪现过的。
我和李一道长在缙云山绍龙观中坐而论道时，也谈到了国运的话题。道长也感叹这个时代的过于浮躁喧哗，而国运中兴，他也有同感。他还谈到了国运与道教之兴衰的辩证之理，国运兴则国教亦兴。我认为，将道与国相统，应是道教与国学、国教与国运亨通的原理。道长表示了赞同。我想起日本德川时代兴起的神道，也是开启国家政教一体的发端。当然，现代社会的中国，将更加注重科学与经济的发展，然而，作为一国之学以及国家的信仰之本，国教的兴起亦是一件甚为伟大的事情。2007年的春节，阳光明媚，几乎是一种初夏的感觉了。在缙云山上，也颇有一些游众，道观里也是香火旺盛。道长谈到国学时，也指出，自宋以来，中华国学就已近乎停顿了，而至明则几几乎消亡。这一点，与我考察中国华文史的结论几乎相同。若以此计算，中国之文脉断裂，则有千年之久。这一裂隙，造成了我们今天的巨大空虚。
在读到满清皇帝们严令海禁以及仅仅将广州作为对西洋的唯一通商口岸时，就很是无奈地笑了。我试曾想，假若我是当朝的皇帝，又将如何面对那个来自世界之端的消息？将广州辟为口岸，绝不是因为通商的便利，而是需要虑及帝京的安全。这一动机，与明成祖派出郑和下到西洋应是相同的心理。无论怎么说，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国皇帝们在世界化进程面前的无奈和权宜的心态，稍微推理并论证一下，后来发生的鸦片之战以及圆明园被焚也就可以预见得到了。换句话说，中国在十八、十九甚至二十世纪这接连的三百年中几乎对全球贸易均处于丝毫无知的状态，它除了搜刮国民和维护自己独尊的统治之外，几乎不能再做其它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是一千年以来的一位罕见的盲人，处在世界的亚洲大陆东岸，拥有巨大的幅员和人口，在真实的时间中过着纯属于自己的自得自乐的时间，直到被这个世界更为强大的种族和文明所发现。
这只旷世的盲人之钟，渐渐停止在了它自己的尽头。因为，这个国家再也无力来为它上发条了。世界给中国换了一只钟，世界时，也没有再管中国人是否适应这就如同满清入主之后的“剃头令”一样，没有管中国的汉人是否适应。
就在中国衰落的同时，远隔太平洋的彼岸，一颗未来大国的种子也在这个时候被一只叫作五月花号的帆船抛撒到了北美洲的大地上。这是继哥伦布在1492年发现新大陆之后发生在十七世纪初的事件。这片大陆在1776年成立了她的国家，迄至今天，这个国家的历史也不过为230年，然而，她却在这样短短的时间内发育成长为世界的超级大国，无论如何，这都会让一个稍稍懂得一些历史的中国人都感到百思不得其解！而中国对于美国的研究，严谨来说恐怕只有三十年的时间，而更早一些时候，中国习惯上将这个国家视作为意识形态中的对手，因此，所有的研究都只是针对性的、单极的、封闭的课题，对其生成的文化和精神以及更为广泛的民众思想绝无涉及，所以，在此也就不计算在内了。进一步，真正系统地研究并学习这个国家，恐怕又只是近十年的事情，一个五千年的大国，终于将目光投向一个或许仅仅只有她的年龄的二十分之一的年轻国家，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件翻天覆地的事情（尽管直到今天中国还有绝大部分人依然对这种学习与研究抱着不屑的态度）。
全球化之盲（2）
其实学习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情，尤其是对于一个年青的人来说。在此，我再一次指出，中国大可以变得令自己变得年轻起来，而无任何必要抱住自己的祖宗不放。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国的不善不学习，也能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个国家所惯有的普遍的思维懒惰，以致于人们无法获得更快的进步和本应有的发展。
在研究美国的国家精神或者说国民文化中，包括传统的欧洲人在内，都有一个很长时间的迷惑。产生这种迷惑的原因也很简单，就如欧洲人如同中国一样抱有着自己的传统观念。然而持续不断的美国创造力让欧洲人以至全世界都为之震惊，这不得不让人们开始重新来思索并考察这个国家神奇的所在，正如二战之后美国所兴起对日本国家的研究热一样。人们发现，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并非是简单意义上对于欧洲文化的遵循和继承，而是一种革命性的自我改变，欧洲的传统，在这里成为了改变的一个很好舞台。
这种改变的剧烈性是传统欧洲所无法想像的，当然，也更是传统中国所无法想像的。如果欧洲人认为美国就是欧洲更主要是英国的一个翻版，那就大错特错了，那些移民至北美大陆的欧洲人早就淡忘了欧洲引以为豪的陈旧观念，并对这种淡忘毫不惋惜。这种淡忘之后，一个巨大的创新成为了这种国家的主导精神。因为没有传统，所以一切必须从创新中获得。因而梦想在这个国家大行其道。可以说，没有梦想的人很难成为美国人，而要让美国人失去梦想，则如同要给他们戴上锁链一样会感到身心的痛苦（他们就会起来革命）。
在美国，各种民族混杂在一起，汇聚成为一种新的包容体。这是让所有传统国家与传统文化所无法理解的。对于美国而言，她的诞生仿佛是一个世界的重构，这就需要一切的勇气和想像力。这种从新开始的大规模建构是无法按传统和常规意识来作出任何判断的，因为她的一切都意味着将是新的。由于疆域阔大，美国人形成了北方人、南方人、东部人等等地域差异，地域色彩浓郁，南方美国人喜爱高山峡谷和丛林，中部的美国人则依恋他们的大草原，但是，如果认为地域性决定了美国的整体国民性，那又会发生错误。在美国，各个地域环境并非封闭的，而是开放和流动的，这块土地上所流动的，是他们乐观、开拓和进取的自由风尚，也是独立的精神。这与传统中国和欧洲恰然相反。在中国，各个地域的封闭特性十分强大，而传统欧洲也总以局部为先，这种局部的单极意识代替了整体意识，乃是传统封闭的特征之一。而美国之所以成为国家，乃是以整体意识约束局部的意识，这种整体性的开放意识带来了丰富的文化、思想的交融，反过来，又形成了整体社会价值的高度稳定和协调。在人类五千年以来的国家历史中和民族意识形态中，这样的浩大的整体意识几乎是唯一的，也是从根本上包容的。可以推测到的是，这种包容的意识形态，事实上造就了一个大国的思想和精神气质。我们姑且不评价美国各届政府的政治作为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影响，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世界没有不留下这个国家影响的地方。这一事实，可以表明这种整体文化价值观对于世界所施予的影响力。
而中国，或许可以从这一点上获得启发：作为一个中兴的大国，首先必须在文化上施以全面的开放，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意味着一次全面的重构，或者是从新而来。如果让一个国家的整体国民意识和文化具备无界的全新视野，其巨大的能量自然而出。
一个人要将自己的目光从个人习惯和经验处转而投向别处，其改变的契机是很多的，毕竟，这个大千世界所产生的影响力总是要远远比一个人得来的经验大得多也丰富得多。而在一群孩子们的世界里，他们接受世界的模式则要比成年人们简单得多，他们几乎是完全自然的，也是自由的，这种模式中似乎丝毫不受成年人们经验的影响。孩子们的眼睛和心灵都是用来探究并体验一切的，这个世界对于人类的童年孩子们而言是那么的新奇，每一小点都充满着发现，也令他们快乐！孩子们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发现者，哪怕这种发现毫无意义。我们的孩子们，就在这种探索与发现中成长起来，如果这个社会并没有太多的规矩和传统的话，他们的成长或许还会要更好一切。
或许，孩子的眼光能够给我们人类更多的启发。直到今天，人类的智慧和文明仍然远远不及自身社会与更大的自然世界所客观存有的智慧和规律那么多，也就是说，人类更应当在今天变得谦逊和更加求知好学。中国，这个数千年以来因为单极系统的封闭缘故而导致的思想固守和目光短浅，正在这个21世纪受到越来越多的冲击，这种冲击几乎没有一件是来自于内部的，于是，我们开始将目光投向了世界。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也是一个崭新的开端。它意识着这个古老国家终于开始与更大的客观世界相联系了。然而，这种对世界的发现并非现在才开始，事实上，在十九世纪中叶，这种“外面的世界”就已经很深刻地开始影响这个国家了。由于系统的缘故，中国社会的集体心理中总会有一种自觉的收缩思想，它是那种走一步而要退二步的奇特路径，总言之，在过去许多次发生的世界探看过后，中国总是要习惯性地回到它所固有的传统模式中来反刍。说到底，它还是一个人类悠久农耕时期所遗留下来一具庞然的智慧生物，有着社会性的、集体性和整体性的生态机能，它也无法在其整体未能发生蜕变之时因为局部的改变而发生改变。然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果不是因为局部的改变，又如何能够导致这具庞然巨物发生根本的改变呢？
全球化之盲（3）
如果设定一个有关“改变”的国家话题，许多人都会讨论到这个问题上，并会在“整体”与“局部”两个端点上形成争论（事实上这种争论自中国清未以来的洋务运动时就早已有之）。然而我的看法似乎会与许多人不同。记得有这么一位哲人说过：如果要使一个人将身上厚厚的棉袄脱去，最好的办法就是让阳光更猛烈一些。这则寓言似乎对中国国家的改变更为恰切一些。所以，我的观点恰恰是建议设定一个更大的环境（这个环境是客观存在的）：在这个环境中，我认为可以任由这个国家作出自己的选择（这仍是一个通行于世界的平等并遵重任何一国意志的平等选择权），而同时，这个承载着所有人类的客观世界大可以发展并且变化得更多。在大自然与客观宇宙的历史长河中，这种情态是经常发生并是时刻发生的，这就好比一种恐龙在地球上的生涯，它作为物种而存留下来的，最后只有两种路径：因为环境的剧烈变化而被灭绝，或者是随着环境变化而进化成为新的物种。我认为海洋中的某些硕大的胎生生物，很有可能就是恐龙进化（或被迫进化）的结果。
这一设想的结论就是：21世纪的中国变迁，在于客观世界的变化速度，这种速度越快，对于中国自身适应外界机能的改变就越强大。在这一客观演进的大规律之下，可以将中国的各种保守和自闭忽略不计。这也是最符合中国国情同时也顾及人类大局的两全之策。从某种意义上讲，延续二千多年而至今的中国文化传统抑或它的思想，今天的中国人爱怎么谈论就怎么谈论，与这个客观世界的运动并无太多关系。哪一天我们谈传统谈得累了，偶尔再看看世界，就会明白更早些时候祖先对他的后世子民所说“日日维新”的真正意涵。
十九世纪的到来，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单极封闭系统在源自世界的第一次全球化运动中走向被动与王朝覆亡的没落世纪。对于日本，则是一个国家维新而自强的关键转折，对于大英不列颠和欧洲，则是一个繁荣与富强并影响人类整体进程的百年。而在北美大陆，则是一个由农业经济国家迈向城市与工业大国的开端。美国在这个世纪将目光开始投向世界，并且，来自欧洲的新工业文明以及更多的移民潮和相应而来的种种冲击开始再度震荡这个年轻的国家，而同时，南北内战才刚刚结束，人们还在讨论如何开始战后重建的美国，南方的奴隶制度刚刚废止，而种族的矛盾并非因此而获得公平解决（这种种族斗争直到20世纪中叶才告真正结束）。在这一个世纪中，美国实在是经历太多，农业的日渐衰落而工业的快速兴起，大片的土地被工厂和铁路所开发，城市高速崛起，整个国家进入到工商事务和金融领域，妇女开始解放，政治上也产生出帝国主义的萌芽，美国国家利益观开始滋长，多样性将17世纪以来所形成的传统美国再一次冲击得七零八落，而新的中产阶级力量也由此际而获得了全新的凝聚。在十九世纪，美国所经历的是一场历史蜕变中的过渡期，在这一过渡期内，几乎所有的传统判断都失去了效应，时代的大变动导致政治、法律、道德、家庭和个人都发生出巨大的不确定性，一边是物质的繁荣，另一边则是传统的崩塌，因此，美国被迫或自然地在一片混乱之中开始探寻新的国家理想和社会发展模式。为这一模式起到显在或潜在作用的是一些这样的事物：国家新哲学、民主与社会的思考、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社会学与经济学、法学与教育体制、移民与黑人问题、反垄断与自由经济市场。这些事物相互渗秀和影响，并最终导致这个国家从混乱中蜕变出来。1890年之后，这个国家已经蜕变并发育成为一个强大的民主的政治经济实体。这一实体，在进入20世纪之后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
美国在其立国之后的二百多年中，几乎包容了人类社会的各种元素和各个阶段的元素并从中浓缩出一个现代化工业国家与商业社会的强大因子，由此而催生出一个超级大国。这种超级实验性的发展可以说是人类的一个奇迹，也是古老中国需要再三考究并借鉴汲取的。这种浓缩式的变迁如果发生在中国身上，其可能的情况大致会有两种：如同美国一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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