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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2008中国民间语文:真话-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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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老板把那位挨打的女工叫到办公室，递给她一个信封，里面装着400元人民币。
1993年10月11日的《解放日报》文章说：一个耳光值多少钱？答曰：人民币400元。
这一年，在北京王府井麦当劳，员工更衣柜里出现一张张神秘的传单。这份抬头为“自己人启”的传单就劳资双方的摩擦向老板下了“帖子”，还说：
与其得过且过，何不据理力争，徒劳的轻信和等待，得来的永远是别人的说一不二……既然已不再幻想有谁来做救世主，那么，我们只能努力地去做到：自己对自己负责。
“西安是中国的古都，故都，而现在在岁月的流逝中荒废了，成为了一座废都；而中国又可以说是地球格局中的一个废都；地球又可能是宇宙中的一个废都。”
贾平凹长篇小说《废都》1993年出版并风行，作者如是解释书名由来。
草帽歌
“四只金钱豹，十三顶大盖帽，都来吃一个破草帽。”
1993年，全国政协委员樊海山引用这句顺口溜，批评财政、税务、工商、银行四个部门和其他政府工作人员，都在农民身上敛钱。
据统计，1993年，全国平均每个农民交给国家税金元，比1980年代增加了一倍。在河北农村，拖拉机车检换本要30元，结婚登记要227元。江西的“农民负担”有104项。山西“农民负担”多达228项，政府辩称，其中有114项是合理合法的。
1993年春天，田纪云用“干柴烈火”形容农民的不满情绪，李瑞环在人代会上言辞恳切：“我们的一切方针必须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损害群众利益的事，不可能长久。”
走向边缘
“今日中国知识分子之边缘化，是幸事而不是灾难，是胜利而不是失败。”
《读书》1994年第1期发表的赵毅衡《走向边缘》中说。作者接着写道：
这个胜利的条件是：主流社会已进入技术官僚体制，因此知识分子不必也不可能拥有传统社会的士大夫政治权力；主流社会已进入社会意识形态淡化时期，知识分子不必也不可能再扮演革命家或社会精神领袖；主流社会已进入经济自动运转的体制，因此不需要知识分子来做齿轮或螺丝钉，或歌颂物质生产。
作者提出：
要完成好这个文化职责，知识分子必须坚持边缘化的批判，即“纯批判”，实际上就是中国最早一批现代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采取的立场，即“只症病不开药方”。
“文化不等于意识形态。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并不是只有阶级内容。文化形成比阶级的形成早，‘寿命’也比阶级长，人类的全部文化是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劳动人民以及统治阶级中的开明人物的勤劳创造，其中一部分如意识形态可能在历史上曾经属于某一阶级，但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它已成为人类既成的全部文化成就的一部分，不再是某一特定的阶级所专有的了。”
萧克将军在《炎黄春秋》1994年5月号上撰文说。
中南海法制课
1994年12月9日，华东政法学院教授曹建明走进中南海怀仁堂，为中央政治局领导上了一堂法制课。此后，中央领导集体学法形成制度。
原司法部法宣司司长刘一杰回忆，当年，司法部党组向中央书记处提出为中央领导同志举办法制讲座。中央很快同意了。当时是关贸总协定谈判正激烈的时候，司法部提出第一讲讲授与此相关的内容。最后，*亲自圈定《国际商贸法律制度与关贸总协定》的选题。
江泽*持讲座，他首先阐述了领导干部学习和掌握法律知识的重要性。
曹建明讲了一个小时，讲座气氛轻松。
曹建明讲完后，领导人进行了讨论，还向他提了一些问题。
中央领导向曹建明报以热烈掌声。*握住他的手说：“谢谢你，谢谢老师！”
早在1986年，中央领导就曾集体听了一堂法的基础理论方面的课。
1986年7月3日上午，司法部派车将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孙国华接到中南海小礼堂。田纪云、郝建秀已提前赶到，对孙国华表示欢迎。
讲课时，*非要孙国华坐在主座上，并说：“先生应当坐在主座上。”
领导们都记了笔记，不时插话、提问。
据孙国华回忆，课后，*、王兆国邀他共进午餐，大家围坐一桌，每人一份三菜一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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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回答
“在中国办事不死几个人是很难引起社会重视的，如果需要死人，就让我死在最前面。”
1994年1月18日，杰桑？索南达杰为保护藏羚羊，在无人区与18名持枪偷猎者对峙，在枪战中身亡。可可西里零下40℃的风雪将他塑成一尊冰雕，当人们找到他时，他还保持着换子弹的姿势，怒目圆睁。
通过媒体的报道，人们知晓了可可西里，以及索南达杰生前说过的一句话：“在中国办事不死几个人是很难引起社会重视的，如果需要死人，就让我死在最前面。”
这一年，梁从诫和三位同仁创办了国内第一个环保NGO“自然之友”。
1998年，英国首相布莱尔访华之际，梁从诫给布莱尔写信，请求他设法制止英国的藏羚羊绒非法贸易，以支持中国反盗猎藏羚羊的斗争。布莱尔当天便回信表示支持，并在第二天会见了他。
1998年底，“自然之友”为保护藏羚羊的“野牦牛队”筹款40万。67岁的梁从诫登上4000多米高的昆仑山口，亲手焚烧收缴的近400张藏羚羊皮。站在山口，他说：“我们像是回家了。”话音刚落，“野牦牛队”那帮剽悍的康巴小伙子哭成一片。
“通货膨胀并不严重，严重的是‘通货*’。”
1994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涨，经济学者魏杰如此表示自己的担忧。被称为“吴市场”的吴敬琏表达了类似观点：“现在的关键不是‘热’与‘不热’的问题，而是‘改’与‘不改’的问题。”
“我不觉得美国这个地方对大部分中国人而言是一介乐土，可惜的是中国人对于有关美国的事情道听途说得太多了。”
1994年，在美国生活5年的新闻记者陈燕妮，在《告诉你一个真美国》一书的开篇如此写道。
这个时候，刚成立不久的北京新东方学校打出广告语：新东方，进入美国名校的前沿准备。
“这次出国，天天都碰到所谓‘*问题’。每个国家的领导人在谈话之后，总有一段批评中国*的话。他们除了借口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外，讲的道理也非常片面，只讲*的普遍性原则，不讲中国的特殊情况。而我们的回答理由也不全面，只讲发展权、生存权，不讲政治权利和人的自由。”
前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学哲学？用哲学》一书中透露：1994年，他在访问丹麦时跟身边的人说了上述一段话。
传教士
“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向北1500米。”
1995年深冬，一块巨大的广告牌出现在北京中关村地区白颐路口，上面写着：“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向北1500米”。它被很多人当成了路标，交警们很不满：天大地大的皇城根儿，哪来的什么“信息高速公路”？
广告牌向北1500米，是当年5月成立的瀛海威信息通讯公司的网络科教馆。其时，提供上网服务的瀛海威，被媒体如此描述：“就像传教士布道一样，向中国人宣讲何谓Internet”。
2004年，媒体上发布了一条不起眼的简短消息：北京市工商局发出公告，依法对847家企业吊销营业执照，其中一家是瀛海威。
冰点
“中国千年文明铸就的‘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士可杀，不可辱’的精神跑到哪里去了？”
1995年３月，珠海人民广播电台“市民热线”节目播出新闻稿：《金老板罚一百二十多名中国工人下跪》，引起震动。
驻守珠海伶洋岛上的一位解放军班长，给电台写了一封信：
当听到金珍仙凶神恶煞般冲到一名女工面前，强迫她“跪下”的广播后，我真的想哭，想骂娘，想用脚踢这个女人。我心里真的很苦涩！这使我想起了在高中书上读的《包身工》。惨淡灰暗的旧中国，我们在洋人眼里究竟算个什么？而60年后的今天，外国人竟然如此在中国工人面前又演出了惊人相似的一幕，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们中国人，在这个世界上，在洋人的眼里到底算个什么？谁敢设想，我们中国老板能罚韩国、日本或美国工人下跪吗？敢侮辱他们的人格和国格吗？120多人下跪已成事实，这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中华民族太不相称了。值得庆幸的是，还有一名中国人直直地站着。同时，他一面大声地质问：“我为什么要下跪？”一面愤怒地喊：“你们是不是中国人？！”我素不相识的中国打工仔，一个站立的中国人，一个敢于说不的中国人，一个威武不屈的中国人。我们为你而感到骄傲！然而，中国千年文明铸就的“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士可杀，不可辱”的精神跑到哪里去了？
那位说“我是中国人，死都不跪！”并当场辞职的打工仔是来自河南的孙天帅。河南少康集团将他送入了郑州大学。大学毕业后，孙天帅成为一名记者。
“有冤案没有？民可以告官。”
1995年9月30日，《行政诉讼法》实施五周年之际，山东省阳谷县法院行政诉讼庭的法官在街上宣传行政诉讼法，对行人边递材料边说：“有冤案没有？民可以告官。”
农民周广立看到这一幕，感到好奇，又有些兴奋。
周广立开始为乡亲们义务代理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案子，自称为“赤脚律师”。十年间，他共代理行政诉讼案件近1500件，被告大多是乡政府，也告过县林业局、县公安局，绝大部分胜诉。有了一个周广立，阳谷县法院一跃成为全省行政诉讼受案率和结案率最高的基层法院。
周广立因为帮人打官司得罪了一些人，为了躲避报复，他曾到外地过了3个月流浪生活。他代理一村民起诉计划生育部门违法罚款，招致副乡长等人劈头盖脸的一顿乱打，被打晕在地，打人者扬长而去。周广立第二天上乡政府评理，乡长不认账；他又到乡派出所报案，派出所说：“没有证据，无法处理。”
2006年6月，因为一个打了10年还未执行的案子，与法院发生纠纷，周广立又一次挨打。他决定告别行政诉讼代理。可当年7月，有人见到他还在为一些案子而忙。有人研究“周广立现象”，有人发出疑问：曾经对法律满怀希望的周广立到底还能撑多久呢？
冰点
1995年1月，《中国青年报》“冰点”特稿版创刊。
编辑李大同用一种与读者聊天的口气写了创刊词：
本报1995年每周二、五的第八版定为“特稿版”，今天正式和读者见面了。
什么叫“特稿”？也没有个约定俗成的说法。无非是在选题、采访和写作上多下点苦功夫就是了。本版内容将包括新闻大特写、专题研究以及少量的好文章。力求融重要性、启发性和可读性于一身。算是“取法乎上”吧。
为这个版起个好记的名儿难煞众编辑，比给儿子起名儿还难。抓耳挠腮之际，不知谁嘴里冒出个“冰点”，愣怔之余，众人齐说好，于是就是它了！
起这个名儿，并非想哗众取宠，而是想以此来鞭策我们自己，在不放弃社会“焦点”、“热点”的同时，更多地去关注尚不那么显著的人群和事物；更多地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想法；更多地发表一些人所未言的真知灼见。总之，离读者、离青年近些、更近些。
请给我们提出批评建议；请来稿。让我们共同努力办好《冰点》！
10年后，《冰点故事》出版。李大同在书中说：
在我看来，新闻的最高使命，绝不是“记录”下来一点什么，以后供个把历史学家来做资料。恰恰相反，新闻如果不能影响“今天”，那才是失职和对我们职业天条的亵渎。新闻的使命在于“影响”当代而不是“记录”当代，完全是由新闻的基本特征所决定的。这个基本特征是……“新闻只有一天的生命力”！
2006年1月，“冰点”停刊整顿，李大同被免去主编职务。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记者会上被问及此事时表示，“冰点”周刊所刊载的文章，“严重违背历史事实，伤害中国人民感情，损害中国青年报形象。”3月1日，“冰点”复刊，刊登文章：《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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肚子问题
“最想的是上岗，最怕的是离厂，最倒霉的是老三届，最担心的是物价涨。”
与这句当年流行的顺口溜类似的还有：“该学技术的时候下了乡，该结婚的时候没有房，回城以后没人要，刚刚工作又下岗。”
1995年4月，国家计委的学者杨宜勇把一份报告递交计委主任陈锦华。杨宜勇在报告里说，“由于失业比通货膨胀更容易引起社会*，失业率比通货膨胀率更值得重视。”他发现，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到“失业率”，计委的年度报告里也没有。他提到，这“使人费解”，怀疑这是“有意回避”。
对于杨宜勇的报告，陈锦华批示：“请规划司研究。”
杨宜勇和他的三个同事……李亨阳、张左伟和马焕琴，开始研究中国的失业问题。他们得出的结果是：中国的失业问题远比政府估计的严重，当时全国的失业者根本不是520万，而是数以亿计，包括城市里大约2600万多余职工和亿农村多余劳动力，所有这些人，可以称为“隐性失业”，意思是名义上有事情做，而实际上无所事事。如果算上“隐性失业”者，失业率不是官方文件中说的，而是25％。
“他的肚子怎么就装不满呢？”
1995年12月，山西平陆电厂党支部书记兼厂长田玉明公款吃喝81万元案发，一位工人对记者说。
“我们的肚子都被饿小了。如果一个人多吃一两肉，那就又要排队了。”
1995年，政府的统计报告说有600种商品供大于求。一位学者如是说。
“领导意思，不宜炒得太热。”
1996年8月25日，以《诗人之死》和《人啊，人！》成名的女作家戴厚英在上海寓所不幸被害。12月4日，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吴立昌写了一篇怀念文章《梦魇随着她……追忆戴厚英》。其中有这样的段落：
好景不常，不久文坛的气氛又紧张了，于是《人啊，人！》又成为某些人心目中的靶子，罪名是宣扬人性论人道主义，正好符合“大方向”，公私一致。有的人，当面吹捧的话还言犹在耳，现在风向一变，马上慷慨陈词，批判有力；有的人，其实切身感受过“*”对人性的摧残，并非真的从心里要否定人性论，而是为了跟上形势，甚至是出于私怨，暗中幸灾乐祸。同她作对的人里面，有无一种连自己也不知道的被扭曲甚或变态的潜意识妒羡忌恨心理？恐怕不能排除。
……
二个多月前，我曾写了篇悼念厚英的短文《戴厚英的性格》，结尾是这样：“呜呼！性本善良，意罹此难，苍天无限，哀哉厚英！”寄给上海某报，说是要用，但一个多月过去了，毫无动静，写信去问，稿件退回，原因是“涉及敏感人物”，“领导意思，不宜炒得太热”。倘若因文章本身问题，我无话可说。可是，“敏感”“炒得太热”云云，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更不知道是哪一级领导的意思。从这一件小事，我好像也尝到了一点梦魇的滋味。
“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
1996年5月9日，前全国政协副主席、建国后第一任*部长陆定一去世。病危时，陆定一断断续续地说：“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然后，陷入昏迷，再也没有醒来。那两句话，成为他最后的遗言。
据陆定一之子陆德回忆，陆定一说过：“我们是一个政党，而不是生产党，也不是学术党，很多东西我们不懂，也不可能全懂，什么都要管，都要‘越俎代庖’。想‘事事有为’，结果反而会‘事事不为。’”
上下一片惊诧
“中国河北省青龙县的县城距唐山市仅115公里，但这个县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无一人死亡。”
唐山大地震20周年前夕，1996年4月11日，新华社刊发了这条消息。
10…1=0
《人民日报》1996年7月16日登载一篇关于“优秀企业家”于志安的一篇报道，题目是《警惕两面人》。报道说：
大名鼎鼎的长江动力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总经理于志安在公众场合，大讲艰苦奋斗、勤政廉政、克己奉公并“身体力行”。在人们面前吃的是盒饭；10多年始终坐着一辆没有空调的伏尔加旧车；厂里的宿舍楼盖了一批又一批，他却一直住在两间半旧平房里；于志安还发明了一个备受赞赏的公式：10…1=0。他解释说，一个厂长如果用1/10的权力去谋私，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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