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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2008中国民间语文:真话-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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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反对问姓‘社’姓‘资’的人，都是想当奴隶并且也叫中国人都去当奴隶。”
《真理的追求》杂志于1991年第7期发表《重提姓“社”与姓“资”》一文，文中如是说。文章还说：“一切不愿做双重奴隶的中国人，在改革的大道上前进时，有责任也有权利问一问姓社姓资。”
“那些对改革开放不主张问一问‘姓社姓资’的，不是政治上的糊涂虫，便是戈叶之流的应声虫。”
1991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封“读者来信”中如是说（其中，“戈叶”分别指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信是没有具名的“中直机关几名共产党员”所写。“编者按”中说：“在国际风云骤变，社会主义事业面临严峻考验的今天，这封信提出了反和平演变，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和《人民日报》怎样正确引导舆论等重大问题。”编者希望读者都“与这几个共产党员共勉，为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贡献自己的一切”。
“代表中国政府，紧急呼吁联合国有关机构、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以及国际社会各有关方面，向中国安徽、江苏两省灾区提供人道主义的救灾援助。”
1991年7月11日，“救灾紧急呼吁”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秘书长、民政部副部长陈虹向中外记者介绍华东水灾灾情时说，由于灾害造成的损失大、范围广，目前仍有200万人无家可归，并已有灾民患肠道疾病和疟疾等，大量的公路、桥梁等设施急需修复。完成上述救灾任务需要两亿多美元和各种物资器材。陈虹代表中国政府，紧急呼吁联合国有关机构、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以及国际社会各有关方面，向中国安徽、江苏两省灾区提供人道主义的救灾援助。
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大规模、直接呼吁国际社会援助抗灾。
1978年，唐山大地震两天后，中国外交部正式谢绝了国际社会的好意。《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自力更生的救灾努力将“说明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
中国红十字总会联络部部长王小华回忆说，“当时很多华人华侨情绪激动，一定要捐款，但是红十字会就不收，令他们感情很受伤。”
“我们要公平，我们要股票。”
1992年8月10深圳股票风波中*者所举横幅之一。
当年5月12日，上海浦东一位叫康柏华的股民因炒股亏损6400元，自缢身亡，被媒体称作“新中国股市第一位殉难者”。
消息传出，在康柏华追悼会上，赶来一批在股市上发了大财的大户，纷纷给康的家属捐款，捐了10多万元。
《投资者》杂志公布了一对炒股夫妻的私房话：
“明天再跌怎么办？”
“既然是市场，价格总会有升有跌的。”
“好，听你的。把电视打开吧，看看《开心今宵夜》。”
杂志主编鼓动读者：“其人其事，其情其景，会激发您奋勇投入其中，还是畏而退避三舍？选择吧！”
“纯粹的经济动因酿成眼前这样一场波澜壮阔的群众聚会，真的是像政府说的‘由少数坏人煽动’的吗？在中国难道还有什么力量能在几天之内把百万人从全国各地调集到深圳吗？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今天，看不到亿万民众市场经济意识的觉醒，忽视了全国各地沸腾的投资热情。在奔泻而来的洪流面前，深圳这个单开的闸门，又如何承受得了这雷霆万钧之力？”
1992年8月10日，深圳股市狂潮期间，一位叫卢晓媚的股民在日记里如此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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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
1992年4月25日，上海水晶宫娱乐总汇，200多人把一个小舞厅挤得水泄不通。中国大陆首次无形资产拍卖开场，拍品是12个市价6000元的BP机号码。
上海拍卖行总经理林一*复做工作，才说服了上海通讯开发总公司的郑总经理，对方破例拿出12个BP机号码交给他拍卖。
参加这个拍卖会要买门票，5块钱一张。消息公布后，门票一天内全部卖光。
BP机号码这种无形资产究竟怎么拍，林一平并不清楚。他决定模仿美国电影里的拍卖情节。
拍卖会上，参拍者的竞标牌是用扇子的面糊成的，拍卖槌则用红木的小榔头手工改成。
拍卖槌落下去，第一个号码就从底价300元拍到了2900元成交。郑总经理一高兴，宣布每人送瓶饮料。第一个底价1000元的中文机号拍到了11000元，郑总经理兴奋不已，再次宣布赠送每位入场者两张25元的舞票。
最终，在热烈气氛中，12个号码总共拍到了76000元。
10月11日，北京，中国大陆首次国际拍卖会敲响第一槌。有位台商携来巨款，声称：决不让外国人买走一件中国珍贵文物！
讨个说法
本年度的热门电影《秋菊打官司》，让秋菊的“讨个说法”成为流行词。
不过，《秋菊打官司》也惹上了官司：影片中一些镜头是在陕西宝鸡街头以原生态纪实手法拍摄的，其中有市民贾桂花的正面半身形象镜头，时间长达4秒。影片公映后，贾桂花平静生活被打扰，周围的人风言风语，说她“当了明星”。感到“精神压抑”的贾桂花以侵犯肖像权为由对影片摄制方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提起诉讼，要求对方公开赔礼道歉，剪除影片中显现其肖像的镜头，赔偿精神损失、经济损失万多元。
结果，贾桂花“讨个说法”不成……法院驳回了她的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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馅饼教授
1992年8月1日，北京林业大学外语系党总支书记崔万增和老伴儿推着三轮车，在校园食堂门口卖起了馅饼。崔万增的馅饼5毛钱一个，一天下来，卖出100来个。
不多久，崔万增就成为了报纸上的新闻人物。他得了个封号：“馅饼教授”。教授该不该卖馅饼，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
事实上，崔万增是一名政工干部，他的工资只有教授的四分之一。这年春天，在学习了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学校里弥漫着一股躁动的情绪，“干点事儿”成为许多人的想法。此时，高校里鼓励第二职业，规定收入40％上交学校，60％归个人。
老曾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有人说他作为一名政工干部，做卖馅饼这样的事情有损形象。几个月后，崔万增退居二线。
地摊市长
1992年5月的第一个周末，位于中俄边境的黑龙江绥芬河市市长赵明非带着一件夹克、两个饭盒、一套取自宾馆的牙具、一台小收音机，和他母亲从北京捎来的蜂王浆，来到贸易早市，花一块钱买了门票，又花两块钱租了摊位，用带来的东西，摆起了地摊。
据赵明非当时的秘书孙书林回忆：电视台记者跟着来了，头一天晚上，他们就得到了通知；工商局的人来了，还喊了一嗓子：“赵市长摆地摊了，大家快来买呀！”
赵明非对人说，“下了班就不是市长，只是摆摊的。”他又说，“让长期蹲在机关里的干部尝试一下这种滋味，有助于打消‘官贵民贱’的思想。”
警察也来了，说是保护他的安全。人们全都围过来。赵明非只好卷起他的货，打道回府。
这一年，绥芬河有2000多家外贸公司，国际倒爷扎堆。
摆摊秀之后，赵明非推出了7小时工作制，目的是为了方便公务员业余时间经商。他精简机构，甚至取消了宣传部，把它和文化局合并为社会文化局。“让官员随时可上可下，把官位弄得不值钱了。”孙书林后来评价。
这一年11月，孙书林也自愿下海了。
“茶叶、烟叶、木材、黄磷、电石、乙炔炭黑、古海生物化石、优质高品位风化磷矿十二亿吨”
1992年12月，鄂西小城鹤峰的县委书记何亚斌印了一张名片，名片的背面印着上述内容。这些都是鹤峰的特色资源。
1993年，何亚斌决定将鹤峰百纺公司所属的鹤峰商场、百货市场、百货中心门市部全部向社会公开拍卖。当年鹤峰个体私营经济税收大幅上升。
1998年，何亚斌参与创办湖北省产权交易中心。
2008年，何亚斌当选“改革开放30年影响湖北30人”。
“谁来重奖*？”
1992年3月，珠海首次对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给予包括轿车、住房在内的百万元重奖。*在珠海说，他赞成这事。
四川有个张宇林，常给党报写评论，他写道：“谁来重奖*？”
“无论城南陌北用眼光探门路，创造时代形势姓资姓社都好。”
1992年，台湾歌手罗大佑推出专辑《首都》，在同名主打歌里，罗大佑唱道：
无论城南陌北用眼光探门路
创造时代形势姓资姓社都好
家家出口号？政客也跳槽？自创乐园是法宝
风花雪月融合？江山多美好？首都万世骄傲
开天再开地？竞选又竞投？首都寸金尺土
唱片封面是一个毛泽东和*头像的拼接：额头和嘴巴是毛，眼睛、耳朵和鼻子是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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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派这么多？
通天农民
1992年冬，安徽蚌埠市南湾村的庞文全又给*写了一封信。1990年，他给*写了第一封信，反映了农民的“六盼一忧”。*中央办公厅给他的回信中说：“庞文全同志，你给*总书记写的信收到了，并已全文在‘内参’发表，并原信报请中央领导同志，谢谢。”从此，庞文全得了一个称号：通天农民。
这一次，庞文全在信中画了一幅漫画：一个满头大汗的农民挑着两只筐，一只筐里满满装着公粮，另一只筐里是几十项“提留”，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拿着“招待费”向筐里放。挑担农民说：“我的妈呀，实在受不了。”
这一年，湖南省湘乡市农妇潘群英因交不起摊派的320元，在乡干部到他家强行收款时投塘身亡；由于无法忍受村干部粗暴收缴早已超过承受程度的集资款，在被工作队拿走家里的芝麻和小麦后，河南平舆县农民蔡玉堂上吊自杀；《中国消费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一篇特稿，标题是“封锁中央声音，对抗‘紧急通知’，四川仁寿县继续强行向农民乱摊派。”该文披露，“最近一段时间，仁寿县各区乡又开始向农民征收213国道款”，“姜永金反映农民负担被手链铐在一棵树上几小时”……
12月22日，*来到湖北荆门。座谈时，荆门市委书记朱同炳介绍了一段当地顺口溜：基层干部雄赳赳，只管种来不管收；农民群众气昂昂，又骂爹来又骂娘。团林镇委书记李玉森说到乱集资乱摊派，也用了一段顺口溜：上集下急人人急，你愁我愁个个愁；有利可图抢篮球，无利可图踢足球。
在乡间，*走进了泥瓦匠刘克举的土坯屋。*拍着刘克举的肩膀：“老刘，党的富民政策不会变，你放心干吧！”刘克举不解地问：“可是现在为什么提留这么多？摊派这么多？”
*问：“摊派有哪些？”
“多着呢，数不清。”刘克举说，“村里光吃喝一项每年就花掉上万元”。
*说：“是红白喜事吃喝？还是招待上面？”
“我是泥瓦工跑的村多，我看主要是上面干部下来开会、检查时吃喝，各村相互请客吃喝也不少。”
*又问：“你走的村多，你们这里是什么生活水平？”刘克举说：“全镇13个村我都吃过饭，我们村属中上游。”
*微笑着操湖北话问：“你家有没有‘白条子’？”刘克举答：“没有。我种一年田，还倒欠村里20元，要打‘白条’给村里哩！村里比我差的还有，主要是家里没劳力的。”
听到这里，*收敛了笑容。
“杀！”
1992年，上海，在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工作的林喆参加了一次内部通风会。会上通报的内容是当时查处的官员腐败问题，与会的人员，包括上海市的一些老干部。
通报的内容，显然超过了老干部们的忍受程度。通报结束后，会场上一片沉寂。
一位70多岁的老干部，嘴唇颤抖着说：“战友们，怎么办？怎么办？”所有老同志拿起手中的拐杖往地上一戳，口中蹦出一个字：“杀！”
会后不久，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一名编辑找到林喆，约她写一本关于腐败的“畅销书”，并强调，这本书至少能让高中文化程度的人都能读懂。
林喆接下了这个题目。她将研究重点放在对权力的分析上。她很快发现，这不是一本写给高中生的书。
一年后，当林喆将题为《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的书稿交给出版社时，最初约稿的编辑诧异了。“腐败与权力有什么关系？腐败就是腐化啊！”出版社拒绝出此书。
其时，*还不是一个可以公开深入探讨的问题。林喆的书稿几经沉浮，旅行了大半个中国，几经退稿。
在著书过程中，林喆也对“是否是改革开放引发腐败”做出明确回答：“不是这样。”
“共产主义必定胜利”
1992年10月12日，十四大开幕当夜，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资料室主任解万英在校园里跳楼自尽，留下一本封面上写着“共产主义必定胜利”的《求是》杂志。媒体报道称，53岁的解万英相信计划经济体制，曾经著文反对“私有化”引起的分配不公。
“我明白我们和他们的区别了：我们是消灭了有产阶级，都是无产阶级；他们是消灭了无产阶级，都是有产阶级。”
1992年，泉州市市委书记去了趟北欧，回来后对记者说。
。。
用钱这么用，找钱也是难上加难
斗富
1993年4月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一篇题为《拜金主义要不得》的评论员文章。文中说：
在杭州，有两个“大款”为了斗富，竟在众目睽睽之下，比赛烧人民币，每人烧掉2000多元而面不改色。
在长春，一家卡拉OK厅，一个富翁宣布：包下当晚所有的“点歌费”，另一位大亨立即声明：买下全市当天所有的鲜花。你不让我点歌，你也别想献花。
春节时，一个青年富豪仰望着纷纷落下的爆竹纸屑兴奋地流下热泪，因为他刚刚点燃的4个爆竹是用2000元人民币卷成的。
一位北京“大款”用两万元一桌的宴席招待广东“大款”竟遭到奚落，随后广东“大款”用6万元一桌回请，而北京这位“大款”竟“啪”地打开密码箱，甩出35万元说：“今天这桌就照这个数！”
2009年2月13日，《河北青年报》一篇《比压岁钱中小学生网上“斗富”》的报道说：有的孩子在网上晒出自己几万甚至十几万的压岁钱。
“我心里每时每刻都想，用钱这么用，找钱也是兰（难）上加兰（难）。但是，我也没有办法。”
1993年11月19日，港商独资企业深圳致丽玩具厂发生火灾，84个打工妹命丧火海。灾后，研究劳工问题的学者常凯进入厂区，搜寻到散落各处的一些遇难打工妹书信。一位打工妹收到的一封弟弟来信如下：
难忘的姐姐：
你好。
来信不知应刻（该）怎样谢才好。
来信无别（意），只想简单的（地）谈谈厂里的情况吧。我4月12日早离开你那儿，来到大庆游艇公司，报到后就上了班，很顺利。现时厂里条见（件）太差，但是没办法，为了争（挣）钱，为了个人，为了生活，为了全家，为了给爸、妈，和全家争（挣）吃，不得不干下去。我问了一下老工人，工资可能是9元至10元钱一天，8个小时，晚上加班7个小时就算一天，作8小时算。生活除36元，每月扣25元的按金。按金要你什么时候走，或不在厂里干了才发给。厂里的厂规也严，跟厂聚家差不多那么严。但是，请姐姐放心，不会在（再）有什么事的。这次我一定要好好干，不会在（再）有抄（炒鱿鱼）的现象。
姐姐，你好，弟弟也不知怎样谢，怎样来对你说才好。我知自己也是最清楚最明白的，在你手中拿了不少钱用了。但是，我却一分也没有早（找）到。我心里每时每刻都想，用钱这么用，找钱也是兰（难）上加兰（难）。但是，我也没有办法。知（自）己也只有这个本事，也只有这个命，和会（运）气。现在请姐姐放心，不会有什么事的，也不用你来担心我。现时厂里每天都加班，白天没有时间，所以今晚才写信。请原谅。其它不想多谈。
龙伟
93年4月17日
“一个耳光值多少钱？答曰：人民币400元。”
一家外资企业，外方老板下车间视察，看到几个青年女工在聊天。他走到一位正在滔滔不绝的女工面前，二话不说，“啪”地打了她一个耳光。
事后，有人告诉老板，当天机器大修，工人可以不上班，那几个女工留在车间是想看看有什么事可以帮忙的。
第二天，老板把那位挨打的女工叫到办公室，递给她一个信封，里面装着400元人民币。
1993年10月11日的《解放日报》文章说：一个耳光值多少钱？答曰：人民币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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