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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智慧与风情--闲话清朝人与事-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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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除袁崇焕是范文程献给满清的又一重要礼物。1629年，皇太极伐明，但在宁远、锦州一带遇到了极其强悍的明臣袁崇焕。好在明帝昏愦，多不采纳袁崇焕的建议。皇太极很快兵临北京城下，看到情况危急，袁崇焕赶紧摆脱范文程的兵力牵扯，挥师来救北京。与清兵一会合，即激战六小时，皇太极见袁崇焕的阵坚难破，无法力取。便接纳了范文程的“施反间计”的建议，下令撤兵。原来，这次战争中，皇太极抓到两名明朝太监，皇太极故意派人在太监前面议论：“这次撤兵，实际上是皇上（指皇太极）设下的圈套。前不久，皇上跟袁巡抚（崇焕）谈了好长时间。袁巡抚与我们有约，明朝眼看就要灭亡了。”然后，依计又给一名太监一个逃脱的机会，太监逃回北京，立即把他听到的“重大机密”禀报给崇祯帝。崇祯帝独断多疑，对袁崇焕本就有疑心，便不分青白，将其下狱。次年，袁崇焕竟被凌迟处死。明这一“自毁长城”，进一步扫清了满清入主中原的障碍。
除此之外，对于满清，范文程还积极进言，择定了进攻中原的良好时机；制定了恤民的政策，使清兵在进入中原之后能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同；改革了明朝的弊政，使人们在战火之后能迅速进入休养生息的日子……应该说，范文程之于满清，就如同诸葛亮之于蜀汉，刘伯温之于大明，如果没有这个谋士，满清的开国历史也许是另外一个样子。
也许，我们可站在民族的立场上对范文程进行“汉奸”的批判。但站在清王朝的角度，他的历史功绩是不能抹杀的。《清史稿》为范文程作传达五千多字，足见其对这个汉人的器重。
一个“准皇帝”的悲喜剧
在历史的政治风潮中，很多人起来，又落下去；很多人落下去，又起来了。这样起起落落的事情一多，也就见怪不怪了。但是像康熙朝的太子允礽那样立了又废，废了又立，最后还是被废的经历，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也并不多见。
允礽其实是个幸运儿。他本是康熙的第七子，但因为有几个哥哥幼年夭折，他按序升为第二子。与皇长子允禔相比，他是康熙皇帝的结发妻子孝诚仁皇后赫舍里氏的亲生儿子，生下他之后，母亲就死了。于是，康熙将一腔爱妻之情全部转移到这个儿子身上。康熙十四年十二月，刚一岁七个月大的允礽就被康熙借太皇太后、皇太后之命立为太子，成为大清帝国的“储君”，也就是“准皇帝”。幼时的允礽确实是一个聪明可爱的孩子。《清史稿》说他“通满、汉文字，娴骑射，从上行幸，赓咏斐然”，显见是一个知识渊博、文武双全的少年人。康熙对允礽是溺爱的。他请来了李光地、熊赐履、汤斌等大学者当这个儿子的老师，教他中国传统文化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术。但不幸的是，“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虽有良师，允礽也没有逃出纨绔子弟的宿命，他最终还是落到了悲剧命运的圈子里。
允礽第一次被废太子身份时，年届三十五岁，头顶太子光环已达三十多年光阴。这三十多年里，他陆续犯下了大大小小的错误。其中，侍父病不诚、待兄弟不爱、飞扬跋扈等行为是最让康熙痛心的。二十九年七月，康熙御驾亲征噶尔丹，没想在行宫里病倒了。他把允礽和三子允祉叫到行宫。允祉的表现如何，史书未见记载。倒是太子允礽的表现叫人费解，《清史稿》说他“侍疾无忧色”。自己的老爸病了，居然一点没有担忧的样子。康熙心里自然很不高兴，在印象上打了个低分。允礽为康熙所不齿，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兄弟漠不关心。四十七年八月，康熙在外打猎。时皇十八子允祄发病，康熙焦急，回驾查看允祄病情。作为兄长的允礽，表现淡漠、态度冷淡。康熙非常恼怒：“皇十八子抱病，诸臣以朕年高，无不为朕忧，允礽乃亲兄，绝无友爱之意。朕加以责让，忿然发怒。”自己的弟弟病了，外人都怕老父忧伤过度，你作为亲兄长，对弟弟却没有丝毫关爱之意，我说你几句，你还发怒，这样的太子还要他做什么？说到允礽的骄横跋扈，一事可能证明，就是他的胆子居然大到了敢窥视康熙起居的地步，这无疑是很有些嚣张的。康熙自己对此也很惶惧。因为允礽和索额图关系很好，而索额图又被康熙以叛逆之罪诛杀了，所以康熙以为允礽一天到晚都想给索额图报仇。“朕不卜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整天提心吊胆，睡觉都不安宁。这大概算是最为“飞扬跋扈”的事件了。至于结党营私、殴打大臣、抢劫贡马，对于允礽来说，只是经常做一做的小儿科了。正因了这种种缘故，四十七年九月，允礽被废去太子之位，康熙的理由是：“似此不孝不仁，太祖、太宗、世祖所缔造，朕所治平之天下，断不可付此人！”
然而，在内心里，康熙是不愿意这样做的。看着自己钟爱的儿子如此毁掉，多年来的寄托付之东流，康熙心痛不已。连续六个夜晚，康熙都不能安眠。他是不甘心的。此时，他下意识地给自己心爱的儿子留了一个翻身的机会。他这样对大臣们说：“看允礽行事，和普通人大不一样，如同得了疯癫病，大约是魔鬼附身吧。”历史总是具有某种戏剧性。就在太子刚被废一个多月后，皇三子允祉就告发老大允禔陷害允礽的事，说允禔请了喇嘛巴汉格隆放了一些“魇胜”之物在允礽的居所，这些物品施了法术，足可以让允礽“疯狂”。这事实在是迷信的可以，但恰恰证实了康熙此前的猜想与推断。在一个溺爱孩子的父亲眼里，还有什么比这样一件事情来得更为及时呢？在和允礽一番对谈之后，康熙这样对自己的大臣说：“我召见允礽，询问了从前的事情，他竟然有许多全然不知，看来这小子所做的恶事确实都是因魔法所惑。现在承蒙老天保佑，癫狂的病一下子就好了，已改过从善。”凡是近臣，都不是省油的灯。他们很快就明白了康熙的心思。他们一再上书，要求把允礽重新立为太子。在大臣们的再三请求下，康熙四十八年三月，才废去太子之位几个月的允礽重新戴上了太子的衣冠，享受着无上的荣光。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重新当上了太子的允礽却未如康熙所愿，在没有人给他施魔法的情况下，他的所作所为和从前并没有什么两样。五十年十月，康熙又发现好几位大臣在为太子结党会饮。中间就有与索额图甚为亲密的尚书耿额，康熙内心里担忧的就是这批人纠集起来为索额图报仇。加之太子日常生活依然故我，不仅派遣手下到各富饶之地勒索钱财、搜寻美女，且对康熙的严格管教十分不满，不时发一些恶毒的牢骚。（见《朝鲜肃宗实录》）时日一长，康熙对这位“不仁不孝”的太子完全失望。第二年九月，康熙对众皇子说：“皇太子允礽自复立以来，狂疾未除，大失人心，着拘执看守。”十月，正式废除太子，把允礽禁锢在咸安宫。与上次废太子时的沮丧相比，这次康熙并无忧伤之感。他的谕旨中有这样的话：“前次废置，情实愤懑，此次毫不介意，谈笑处之而已。”自此，康熙对立太子之事变得心灰意冷，以后也没有再立太子。有趣的是，这一行为又被传承下去。康熙之后无太子，竟成了清朝的一大历史特色。
允礽被关押后，自然是心里不甘，作了种种挣脱牢笼的努力，但在康熙这个强大的对手面前，他永远不再可能有翻身之想。雍正二年十二月，允礽病死于关押之所，时年五十一岁。
允礽的死结束了一个“准皇帝”的历史，也带给我们无尽的思索。这个故事说明：一，如果你爱一个人，就不要去纵容他。就像康熙对允礽，在发现他种种劣迹之后，仍然找理由为他开脱。应该说，允礽的恶行固然有本性上的原因，但有很大一部分是康熙娇惯出来的。允礽最后落得悲惨下场，康熙是要负一定责任的。二，如果你想有长远发展，你就得韬光养晦。就像允礽，虽然你两次贵为太子，可你如果不低调，如果无所顾忌，别人一样可以轻易把你掐掉，让你死无葬身之地。这对于那些“得志便猖狂”的中山狼，大抵是一个教训吧。
自掘坟墓鳌中堂
对于鳌拜这个人，经由《康熙王朝》一剧及金庸先生的小说《鹿鼎记》等之渲染，我们大抵是有一些了解的。一个人，如果过于强横，或是锋芒太露，终不会活得长久。——这是几千年历史所证明了的。鳌拜自然也逃不出这个宿命。
鳌拜之所以专横，是因为他确实是有资本的。从努尔哈赤时代开始，他就不停地立下赫赫战功。特别是在顺治一朝，为打下大清江山，他更是出生入死，屡立战功。《清史稿》记载，鳌拜随大兵攻破燕京后，于顺治二年，又跟随阿济格征战湖广，攻灭了李自成。接着，他又征战四川，“斩张献忠于阵”。这些功劳，奠定了他在满清贵族中的地位，同时也助长了他原本骄横的品性。
按照通常的说法，鳌拜是长有“反骨”的。他本来就是个不安分的人。早在顺治五年，就因为与人私结誓盟，被论死罪。幸好顺治宽宏大量，免了死罪，后以战功补过。顺治七年，又犯了事情，被降职论处。这样一个人，显然是不会安安静静地过日子的。
等得康熙临朝，他与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同为辅政大臣。这四人中，索尼年事已高，苏克萨哈势力不强，遏必隆生性慵弱。所以，所谓四人辅政，实际上是鳌拜一个人说了算。有这么一个环境，鳌拜哪会不干点出格的事？其中有两件事最为著名。
第一件事，就是“圈地”。鳌拜本属八旗中的镶黄旗。按照清朝开国初的圈地，这一旗当时圈在保定、河间、涿州一带。康熙五年，作为掌有重权的辅政大臣，鳌拜已对国初所圈的这些贫瘠之地相当不满。于是，利用手中权力，命令正白旗把所圈的蓟州、遵化、迁安等地与镶黄旗的相调换。至于正白旗失地过多，不足的那部分，则另外圈地来补。这个恶政一施行，所涉及到的州县立即民怨沸腾，所有的农事都被荒废掉。朝中不乏正义之士。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等，即刻站出来与鳌拜争辩。康熙看了几人的奏折，召四辅臣来商量。鳌拜建议以重罪论处，索尼、遏必隆不说话，独苏克萨哈属正白旗，表示反对。康熙因而不允许以死论罪。但鳌拜毕竟非一般人可比，即使是皇帝，他也有办法对付。后来，他找个机会，搞了个假诏书，竟把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三人都杀了。
第二件事，就是干掉苏克萨哈。因为在“圈地”事件中与鳌拜的相抗，鳌拜对苏克萨哈早生恨意。康熙六年，康熙已经亲政。为了躲避鳌拜，苏克萨哈向皇上要求罢去自己的辅臣之职，求守先帝陵寝。即便如此，鳌拜仍想置苏克萨哈于死地。他与大学士班布尔善等人诬陷苏克萨哈对朝廷抱有怨恨之心，守先帝陵的要求明显是“不欲归政”，应以大逆论处。康熙此时已明事理，自然不愿杀老臣。结果鳌拜“攘臂上前，强奏累日”，面对权臣的恶逼，羽翼未丰的康熙只得屈从。最终是苏克萨哈被处以绞刑，家里人全部斩决，其状惨不忍睹。
从这个两个事件，我们已预知鳌拜必死。古人说：“多行不义必自毙。”鳌拜所行之事，大多恶毒残忍，早已失去了民意的支持。特别是他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又犯了为臣之大忌。果然，康熙八年，康熙帝在根基稳固之后，叫人把鳌拜逮了，“下诏数其罪”。不久，横行一世的鳌拜就凄凉地死于禁所。——这实在是一个极为自然的结局。这么多年来自掘的一个坟墓，终于等到了他的主人。
饱受委屈的靳辅
大河水患，向来是朝廷的心头之痛。历史发展到康熙执政的时候，这一情况并没有随时间的改变而改变。治水的事情，依然是叫人相当郁闷的事情。正因为如此，康熙心头总装着这件事。这位皇帝曾深有感慨地说，自己从十四岁亲政后就十分留心治河的问题，及至发生三藩之乱，他把三藩及河务、漕运作为三件大事，写在柱子上，以不断提醒自己。（《清圣祖实录》卷154）
河务事大，治河者必为杰出之人。作为河臣，靳辅是在康熙十六年（1677年）走马上任的。这一年，他44岁，正值壮年。在担当治河的重任以前，他是安徽巡抚。此前还做过武英学士兼礼部侍郎、纂修《世祖实录》的副总裁官、国史院学士等职。他似乎一直很单纯地在从事着学术研究，究竟在治河方面有何特殊才能呢？
果然是“以貌取人，失之子羽”。靳辅几乎在一上任，就显出了相当高超的治水才能。康熙十六年七月十九日，刚刚上任的他，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连续写了八份奏折给康熙帝。这些奏折立足实际，博采众议，提出了治上游、疏下游，堵塞黄河、淮水各处缺口的治理方案，充分展示了他的治水才干。这个“日上八疏”的壮举，是相当漂亮的一仗。他的大部分建议得到了朝廷采纳。嗣后的事实也证明，在当时科技还不十分发达的情况下，他的这些方法措施是切实可行的。
但中国的事情，却往往不会那么简单。你做得不好，有人说你；你做得好，也照样有人说你。所有的事情常常都是陷在人际关系里的。不可预测的洪水，时常会使费尽千辛万苦的治河工程毁于一旦。这是人力不可抗拒的事情。但在官场上，这却很可能成为政敌攻击的把柄。关于靳辅的争议就是从治河开始的。由于科技条件的限制，靳辅治理下的黄河、淮水、运河虽然减少了水患，但并未就此完全平静。康熙二十一年，黄河在宿迁徐家湾决口，塞住了，又在萧家渡决口。争论便开始了。虽然治河成效明显，但这一场争论中，靳辅显然处于下风。因为水患确实没有彻底解决（这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之事），而修堤防洪又费了那么多钱粮，加上有不同意见的水利专家在其中作梗。朝廷经过讨论，说要革除他的官职，并且要他自己出钱赔修溃塌的决口。实际上，这已经把靳辅置于不能翻身之地。你想想，革了你的官，夺了你的财，你还有什么呢？好在康熙这个人比较实际。他认为，要靳辅赔修，显然赔不起。如果真的赔修，很可能耽误朝廷的水路运输，这可不划算。于是，就让靳辅戴罪督修。
这一场论争，让靳辅饱受委屈。可这样的日子似乎才刚刚开始。康熙二十四年，另一场“委屈”又来临了。这次争论的焦点是黄河水如何入海的问题。当是时，协助靳辅治水的是廉吏于成龙。他认为，要让黄河水入海，最重要的就是把入海口疏通。靳辅则认为，入海口处海平面高出内河五尺，疏浚入海口只会引起潮水内灌，害处更大，应该修筑高堤，束黄河水入海。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靳辅的治河之法显然科学可行一些。但正如前面所讲的，治河问题在这个时候已经变成了不同政治力量的争斗，成为了人际关系之争，自然就不会那么简单。这次争论持续甚久。在规格很高的九卿会议上，许多人认为于成龙虽是著名清官，但对治河没有经验，而靳辅久任河务，应采纳他的意见。但也有许多要员支持于成龙。一时难以决断。这时，出了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为了保持决策的准确性，康熙派出工部尚书萨穆哈找江宁巡抚汤斌等人到治河前沿进行实地考察。康熙二十五年二月，根据萨穆哈等人的回奏，朝廷认为疏浚入海口没什么好处，应停止这一工程。（《清史稿&；#8226；靳辅传》）这事本来对靳辅极有利，可到了四月，形势急转直下。这时候，江宁巡抚汤斌升为礼部尚书，他一改当初对萨穆哈的说法，大谈疏通入海口的必要性，还提出具体办法。经他到处一议论，朝廷主张开海口的人多了起来。经过反复争论，清廷决定疏浚下海口，任命礼部侍郎孙在丰主持这个事情。在这场论争中，靳辅又受到严厉打击，工部认为靳辅治河九年，却未获成功，应交部里严加议处。后来靳辅因为康熙的宽容，免遭革职处分，但已经是信任尽失，委屈受尽。
事情还没有结束。康熙二十七年，靳辅已经进入人生的晚年。这年正月，江南道御史郭琇上书弹劾靳辅。二月，给事中刘楷又上疏弹劾靳辅。所言无非是一些欲加之罪，目的是要杀了靳辅。好在康熙给了靳辅一个辩驳的机会。靳辅对敌手所弹劾的罪状，一一予以反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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