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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在今天也不一定能够全部接受照搬。这就需要我们站在现代社会发展的立场上，对其重新进行审视。近年来人们自发开展孝道教育的实践，促使我们进一步探讨了它包含的合理内核，以及它对我们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宝贵启示。现简述如下。　　　　　
　　（一）孝道教育呼唤人性复归
　　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①
　　所谓“人性”，它是与“兽性”、“野性”相对的概念。我们当下倡导人性化，旨在引领整个社会远离野蛮愚昧，开创和谐高尚的现代文明。我国古代儒家似乎深谙这一道理，他们在构建伦理道德教育体系时，几乎都根据“人兽之别”提出自己的主张。孝道观念的产生，恰恰体现了人与动物的明显区别。
　　马克思主义多方论述人类与动物的区别，就生命活动而言，曾深刻指出：“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①。这一论述对我们理解孝道的人性化特征有着直接的启示：众所周知，“孝”的观念，来源于人类最基本的生命活动——生命的产生和延续。中国千百年来民间流传一句俗语，即“生我者父母”，道出了是父母给予了自己生命这一最朴素的事实，作为获得此恩泽的后人，理应知恩怀德回报先人，“孝”的观念便由此产生。所以，“孝道”是中国先民对人生命活动自觉意识的体现。动物都有生命活动，不过是一种本能，而有了孝道观念的古人，却常常用来证明行孝也是动物的天性，是符合天地自然之道，为孝道寻找到了理论依据。所谓“慈乌有反哺之恩；　羔羊有跪乳之义”，告诫人们如果不行孝，那就不如畜牲了，不配成为天地中的一员。其实，这是人对生物本能所作的“孝行”诠释，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孝道观念的确是人类对生命活动的觉醒。我国古代孝道观念的创立，从人类思维发展的角度而论，又一次反映了中华文明的早熟。为了提倡孝道，古人明言：“知为人子者，然后可以为人”，意思是说懂得自己作为“人子”应尽的孝道，那才谈得上是一个真正的人，才算是一个具有人性的人。中国古人认为人和动物的区别，最为重要的不仅在生理上，更在心智上，只有具有人特有的社会意识和情感，才算真正区别于禽兽，具有人性了。因此，能不能理解孝道，实施孝道，便成为衡量一个人人性天良的标尺。
　　（二）倡导孝道，催生“生命教育”
　　《孝经》记载孔子所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①，直接将孝道的发端（“孝之始也”），与人的生命体的产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相联系，告诫弟子们要珍惜生命。这是我国古人实施孝道的重要内容，在当前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据辽宁省青少年研究会调查则显示；约有2/3的中学生在抗挫折、适应社会能力方面不及格；面对挫折、困难；不知如何解决；甚至产生厌世、轻生的念头②。
　　有位学者说，“生，是偶然的；死，是必然的。”　我们应当教育学生珍惜造化只赐予每个人仅有一次的生命，要珍惜自己的生命。生命，需要意义的支撑，没有意义支撑的生命，就是无根的浮萍。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曾经写过一首《自勉并勉同志》③的诗：
　　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
　　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
　　多少白发翁，蹉跎悔歧路。
　　寄语少年人，莫将少年误。
　　“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这是珍惜生命者的共同理想与抱负。
　　我们倡导孝道应当教育人们既珍惜自己的生命；同时也要尊重他人的生命，不可无视生命的价值，践踏生灵。弘扬孝道教育，应与生命教育相联系，将生与死讲透，借以唤起人性的良知，使全社会都形成珍爱一切生命的共识。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夺去了数万人的生命，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的奇迹。我国政府不惜一切代价拯救每一个生命的举措，我国军民万众一心拼死从死神手中夺回每一个生命的事迹，以巨大的震撼力净化着中华民族的心灵。
　　灾难使人们顿悟了生命的珍贵！
　　我们先祖在传统孝道中倡导珍重生命的教育，在21世纪初年的中华大地开始变成现实。虽然我们承受着巨大的伤痛，但是，我们却接受了一次亘古未有的尊重生命、以人为本的深刻教育。
　　我们期盼在推行现代孝道教育的同时，能够培育出一大批“生命卫士”！
　　（三）孝道必须情理相融
　　传统孝道具有情理相融的特点，这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指人的理性与感情的融合；其二，是指“法理”与“人情”的融合。
　　理性与情感结合。孝道教育中的情理相融，可以有效抵制社会功利思想对人们道德的侵蚀作用。功利心往往会泯灭人的善良天性，儒家提出了“慎终追远，民德归厚”①的主张，以求孝道教育能够克服功利心的干扰，养护人性的理智与情感。当代史学家钱穆指出“慎终”和“追远”都是礼制，是古代先贤追念祖先功德的理性认识，儒家其所以要倡导这种礼制更有其深意在：“儒家不提倡宗教信仰，亦不主张死后有灵魂之存在，然极重丧祭之礼”②，因为这种礼仪能够表达人们对于死和生的一种纯真感情，体现孔子所倡导的仁心与仁道。钱穆认为，孔门经常用孝道教育来“导达人类之仁心”。这种丧祭之礼，对死者不可能有实利可得，对于生者也不可能获得任何酬报，这种礼仪活动有可能“超于功利计较之外”。如果对死者尚有怀念的仁心，可以推想，对于生人当然就更不会违背仁德了，充分肯定了儒家孝道教育注重培育人类仁德情感的旨意（至于今人借丧葬摆阔、散布迷信思想等，则与原始儒家的初衷大相径庭）。事实上，情感是人性的重要体现。儒家极端重视真情实感的教育作用，这是儒家教育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宋代著名儒家学者、教育家陆九渊，曾经为丧祭礼制赋诗道：“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意思是说，人们面对埋葬先人的坟墓所涌动的深沉哀痛，以及在宗庙中所表现的对先祖真诚的崇敬之情，这是人类最为珍贵的、绵延千古不曾泯灭的良心啊！
　　《论语·为政》篇记载：“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孔子告诫弟子子游说，没有对父母一片敬爱之心，与人养犬马又有什么区别呀？表明供养只是功利的，敬爱才是情义的，而情义无价！儒家倡导的孝道，具有情与理相融的特点，有助于使儿童尽早地理解爱，学会爱。在一定程度上能抑制功利主义对人的侵蚀，净化人们的心灵。
　　根据孝道情理相融的特点，自古以来，有识之士都重视发挥其“传递爱”的作用，倡导推己及人，唤醒民众内心骨肉深情的天性，致使民心归于厚道，将爱心从家庭内部传递到整个社会，使社会风气充满温馨。1935年上海联华影业公司拍摄了电影《天伦》，通过一个家庭悲欢离合的故事，提倡将一己、一家的爱推广及于全人类。由著名音乐家黄自谱曲的主题歌——《天伦歌》，讴歌了中国古代圣贤所推崇的大同博爱思想。歌中唱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舍己为人无薄厚。浩浩江水，霭霭白云，庄严宇宙亘古存。大同博爱，共享天伦。”弘扬了传统孝道由个人亲情达于大同博爱、实现人类共享天伦之乐的美好理想。这首歌曲，曾经感动过几代学子，昭显了传统孝道思想情理相融的感人魅力。
　　法理与人情结合。《论语》记载，“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①意思是说，子女侍奉父母，一旦发现父母有过失，应当委婉地劝谏，把自己的意见表达清楚，如果父母不听，还应当照常恭敬，不要违逆，等待机会再劝谏，虽然如此操劳忧心，也不要对父母有所怨恨。孔子的这段教诲，是孝道中法理与人情相兼容的一则典型。父母有过失，按照法理当立即处置。做子女的，应当遵从法理，不要使父母触犯法规，所以负有劝谏的义务。但是，伦理关系，不同于法理关系，做子女的不是直接的执法人员，他们与父母还有亲情在，因此，采取的方式就不同于执法那般强硬，而应委婉，且有耐心，既不要使父母犯法，又不要伤害人伦感情，使自己陷于不孝，故而，需要“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这就是孝道中法理与人情相融的体现。这种做法，往往能够使犯有错误的父母心服口服，起到仅用法理收不到的效果，而且，有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回想奉行“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时期，曾经发生过多少子女与父母决裂的惨痛事例，使整个社会陷入“情感危机”，人们备受“人性创伤”，至今仍然令人痛心疾首。孝道教育中法理与人情相融的思维方式，应当说，恰恰是我们走出“阶级斗争”为纲的阴影、创造和谐社会所需要的“新”思维。　　　　　
　　（四）行孝要求知行合一
　　传统孝道教育知行合一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它与礼制的结合上。中国古代的“礼”，既包括礼义，又包括礼仪。也就是说，既要求人们提高对礼的认识，还要求躬行践履。孝道教育欲想提高人们的认识、发挥其情理交融的特点，达到入人心、动人情的作用，就必须借助通行于整个社会的孝道礼制、礼俗，使孝道教育的推行具有“知行合一”的载体。
　　中国古代的养老敬老制度。孝道教育的“知行合一”原则，是有制度保障的。据我国古代儒家经典记载，早在夏、商、周时代就建立了养老的制度。秦汉以后，建立了封建的中央集权君主制度，封建王朝在敬老、养老问题上，直接继承了周代以来的传统。在全国范围内普遍设置三老、五更之官以养老；对年老及退休的官员在政治上生活上予以优待；对全国庶民百姓中的老年人在政策上时有照顾的规定。历代统治者的目的都是希望借助敬老养老，来推行孝悌之道，使国家和社会秩序得到稳定，同时也是对举国臣民百姓实行的道德教育，用以激励风纪，培植良风美俗。
　　中国大致从周代开始，就建立了官员退休养老制度。退休称为“致仕”、“致事”、“致政”，意思是指把职务交还给国家。古代官员退休的年龄通常在70岁，他们退休后，可以颐养天年，这是一种社会性的养老措施。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众多统治者认识到，许多退休的官员，多是学识渊博、有丰富从政经验的有识之士，有些老年大臣对国家曾经作出过贡献，是具有威望的国之###。因此，历代帝王对老年官员在政治上多表示敬重，在生活上也多给予关怀和照顾。另外，历代封建朝廷还对全国庶民百姓中的老人，也建有养老制度，称为养“庶老”。那是指“民中贤者”，先由乡负责养老，进而“养于学”，让他们直接培养官府的“接班人”。把养国老与养庶老区别对待，这是封建礼制有等差的表现。但养老的精神是一致的。康乾之世，还有轰动朝野的“千叟宴”，乾隆登位50年举行的“千叟宴”，预宴的老人有3900余人之多，有效培育了社会敬老的浓郁民风。
　　历代统治者十分重视民间的孝行，开展了旌表孝行的活动，例如命名“孝子村”“孝子庄”之类美名，给以政治荣誉。还有旌表门闾的举措，即孝子所在的屋门外高树起乌头门阙的标志，使人们望见便会产生景仰企慕之情。
　　中国古代的敬老习俗。孝道教育“知行合一”的另一个载体，就是敬老习俗的倡导和培养。中国古代对家庭中敬老、养老的孝行，史书中记载不绝，传之后世，促进了敬老习俗的形成。其内容，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一些形式：第一是“养则致其乐”。它要求子女不仅要好衣好食供养老人，还要承欢膝下，使他们舒心欢乐。让老人舒心，在奉养上应当尽心尽力，但不须追求奢华。古人传有“菽水承欢”的成语，出自《礼记·檀弓》，该书记载孔子对子路说：“啜菽饮水，尽其欢，斯之谓孝。”意思是说尽力了，心意到了，即使吃豆饭喝水浆也是孝。表彰了生活清苦、却能孝养父母的孝行。第二是“病则致其忧”。人生到了老年、心血既衰，各种疾病随之而来，因此，对父母应尽心照料、护理。第三是建立敬老尊长的礼俗。第四是“寿礼企福”。例如《小雅·天保》曾记载：“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后人则演变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等等吉言，为老人祈福。第五是在言行举止上的孝敬礼貌。例如，“晨昏定省”，要向父母请安。再如，要求待父母食而后食，待父母寝而后寝。有事出门，必须先告父母，得到允许才出家门。听父母教诲时态度要恭敬，回答父母的问询时要认真，等等。
　　孝敬老人的礼制和礼俗，代代相传，致使孝道诚于心并形于外，达到知行合一的效果。
　　（五）行孝要有智愚之分
　　封建统治者曾经利用“孝道”来推行封建专制主义，制定了“三纲”，其中一纲就是“父为子纲”，并衍生出所谓“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的谬论。他们还在《二十四孝图》中表彰过“郭巨埋儿”这样惨无人道的事情。这些就是人们所说的“愚孝”。它是“愚民”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移孝作忠”的口号下，“愚孝”往往和“愚忠”联姻，以温情脉脉的绮罗，掩盖血淋淋的压迫。近现代思想家们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为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猛烈抨击封建礼教，特别是封建主义的家庭伦理，有的人甚至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不仅不敢倡导孝道，甚至认为孔子就是“愚孝”和“愚忠”的代表。其实，恰恰是孔子倡导行孝应当有智慧，反对“愚孝”，并向弟子们阐述了孝道的“智愚之别”。
　　孔子倡导孝道智慧。《孔子家语·六本》记载了了孔子对“曾参耘瓜”行孝的贬斥和对上古时期舜孝行传说的赞许，这一反一正，一贬一褒，鲜明地体现了孔子的孝道观，他反对“愚孝”倡导行孝的智慧。
　　所谓“曾参耘瓜”，《孔子家语·六本》的记载大致如下：有一天，曾参到瓜田铲草，不小心弄坏了瓜苗的根，将造成瓜的减产。身处贫困境遇中的曾参之父，十分生气，拿起一根大棍子没头没脑地打他。曾参为了表示听从父亲的教训，便一直站在原地不动，既不逃避，也不求饶，结果被父亲打昏在地。孔子知道这件事情后，很不高兴，禁止曾参到学校来学习。孔子指出，做儿女的有了过错，父母有所惩戒是常有的事情，如何对待父母的惩戒，应当视具体情况而异。曾参在他父亲暴怒、甚至失去理智的情况下，竟然情愿被打死也不逃。如果被打伤或打死了呢，岂不陷自己的父亲于不义之地了吗？这样的后果，绝不比不孝顺父母的过错轻！曾参的做法，就属于善良人没有智慧的“愚孝”。孔子对曾参的批评，表明他认可的孝道不是要求晚辈机械地服从长辈，而应处置得当，力求达到父子相亲、家庭和睦的目的。显然，这与封建统治阶级推行的“愚孝”有本质的区别。
　　孔子服膺舜，将其称为圣人，并以舜如何行孝的佳话传说告诫曾参。舜生活在“父瞽叟顽、母嚣、象傲”①的家庭环境里。然而舜对父母不失子道，十分孝顺，与弟弟十分友善，多年如一日，没有丝毫懈怠。一天，舜的父亲叫他去修理仓库的屋顶，当舜爬上仓库顶后，其父就将上房的梯子搬走，并在下面放火，想把舜烧死。但是，舜早就有所准备，一发觉火烧起来了，便立刻从自备的梯子爬下来溜走了……。舜的身世如此不幸，环境如此恶劣，却以非凡的品德和智慧，没有造成骨肉相残的惨烈，酿成父子反目的人间悲剧，而且还感动了父亲，全家得以和睦相处。舜也在对待家人的孝道中，锤炼了团结民众、共建社会幸福乐园的品德和能力，造就了他“从政”后的伟业，成为千古称颂的圣人。舜奉行的孝道，正是孔子称赞的“大孝”，是实施“孝道”智慧的典范，孔子批评曾参所行的孝道则是机械服从的“愚孝”。俗话说得好：“为子无他：孝其不忍陷亲不义处便是孝；　为父无他：慈其不肯听子为恶处便是慈。”
　　从舜的“大孝”事例中，我们不难认识到，孝道的智慧，有可能化干戈为玉帛，将矛盾的对立面，转化为和谐的统一体。我们提倡孝道的智慧，企盼人们能够从“斗争哲学”的思维定势中解脱出来，善于化解各种矛盾，特别是人民内部矛盾，做到“家和万事兴”，这对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六）弘扬传统孝道，增强民族凝聚力
　　家国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