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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水东注-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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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晁错又说道,“……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为此,晁错提出了他的“开资财之道”,也就是“……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粮食的流通),所谓损有余补不足……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晁错的这项利国利民的建议立刻被刘恒所采纳,“卖爵令”也就顺势而出了。

  “卖爵令”规定,凡捐献粮食到边疆达六百石者封爵位上造,达到四千石的人封爵位五大夫,一万两千石以上的封为大庶长,达四千石的还可免除家中一人的徭役。交纳粮食的人须先将粮食运到长城沿线的边塞,等边塞的粮食积累到可供五年食用之后,再交纳到内地各郡县的粮库。

  西汉实行的二十级爵位等级中,上造为二级,五大夫为五级,大庶长为十八级。爵位最低的是一级公士,最高的是二十级列侯(周勃、陈平等人便是列侯)。

  此令一下,有钱人纷纷出动,大量的购买粮食运往边塞,粮价顷刻间便涨了起来,农民得到了极大的实惠。

  结果是,有钱的富人有了爵位,有粮的农民有了钱。朝廷则是钱粮双收,国家财政得到了根本的好转。在此基础上,为了进一步鼓励农民种地的积极性,第二年,刘恒便彻底取消了田租赋税。

  需要一提的是,刘恒时期的单纯“卖爵”和满清时期的“卖官粥爵”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只是卖爵,买卖双方是国家对个人,有钱人主要得到的是荣誉,因为爵位并非官职。而后者却是官场严重腐败的产物,买卖双方是个人对个人,有钱人可以名正言顺地买个官来做,钱少的买的官小,钱多的买的官就大,特大富翁甚至能买上个巡抚、道台(相当于现在的省部级官员)之类的官职。

  晁错的文章无一不有极高的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除了这篇《论贵粟疏》之外,还有《言兵事疏》、《募民实塞疏》、《守边劝农疏》、《举贤良对策》、《削藩策》等三十余篇传世佳作。

  在《言兵事疏》中,他引用兵法之言证明一支军队中将领是最重要的,“……所以说武器不精良,是把士兵送给敌人;士兵不能作战,是把将领送给敌人;将领不懂用兵,是把君王送给敌人;君王不会选择将领,是把国家送给敌人。……”

  在这篇疏中,他还提出了“以夷制夷”的一种全新的战略主张,晁错说道,“……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令明将能知其习俗和辑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约将之。即有险阻,以此当之;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两军(汉军与降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衡加之以众,此万全之术也。”

  在这篇奏章的最后,晁错自歉道,“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臣错(晁错)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裁择。”

  刘恒看到奏章后立即给晁错做了回复,“上书言兵体三章,闻之。书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今则不然,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固在于此。使夫不明择于不狂,是以万听而万不当也。”

  晁错确实是一位忠心可嘉、敢想敢说的旷世奇才,至于他狂与不狂刘恒根本就不在乎。刘恒注重的是奏章的具体内容,他最讨厌那些歌功颂德的文章,他认为这样的文章即便是说上一万句也是等于个零。而且,如果“言者不狂”(不说真话),“择者不明”(不辨是非),那才是“国之大患”。

  晁错的《募民实塞疏》主要论及的还是边疆的防御问题,其文章的大意是,“胡人扰乱边境,如果边塞配备的士兵人数过少,就难以抵挡他们的侵入。如果朝廷不发兵救援,边塞的人民就会因绝望而投降敌人。如果发兵救援,等大军赶到时,他们早已溜之大吉。集结大部队长期驻扎,费用又太大。如果部队驻扎一段时间又撤走,敌人还会再度入侵。长此以往,势必国库空虚,人民痛苦不安。陛下忧心边境,征调士兵防守边塞,这是陛下对百姓最大的恩惠。然而,让远方的士兵守护边塞,每年轮换一次,时间短,不容易了解和熟悉胡人的作战习惯。不如提倡鼓励百姓到边塞定居,先为他们修建好房屋,配置生活器物。百姓中有罪的赦免他们的罪行,无罪的赐给爵位,免除他们全部的赋税、徭役,发给冬天夏天穿的衣服和粮食。这样,边塞的居民就会永久居留。胡人入寇掠夺,如果能截获其掠夺的财物,就把其中的一半赏赐给他们。如此办理,那么乡里邻居就会互相帮助,对胡人的攻击也会冒死以赴。这同征调远方士兵,既不熟悉地理环境,又心怀畏惧的做法比较起来,功效将在万倍以上。”

  刘恒采纳了晁错的建议,朝廷便大量的招募百姓到边疆定居,并把这些百姓中的青壮年组织起来,发给他们武器。这些人(类似于现在的民兵)平时从事于生产,战时则同当地驻军一起并肩作战,这一做法无疑就是早期的军民联防。

  前元十五年,公元前一百六十五年,刘恒即位已经十五年了。在这十五年里,刘恒礼贤下士,虚心纳谏,关注民生,轻徭薄赋。老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已进入了良性发展的轨道。尽管如此,刘恒仍然不满足于现状,他总认为自己“不德、不敏、不明、智不能治”。因而在这一年的九月,他下了一道诏书,令朝廷各部门举荐贤良文学士子,就“明于国家大体”“通于人事终始”“直言极谏”“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等问题对这些士子们搞了一次“策问”,他的目的就是想通过这次“策问”发现自己的不足,用他的话说就是“以匡朕之不逮”。

  太子家令晁错应平阳侯曹窋、隆虑侯周灶、颍阴侯灌何(灌婴之子)等人的推荐也参加了这次的“对策”。此时贾谊已谢世,参加对策的一百多名文人学士之中,数晁错的那篇《举贤良对策》做得最好。

  晁错的策论博引旁证,洋洋洒洒数千言,从三皇五帝开始,讲了春秋五霸,又讲战国七雄,一直讲到了秦始皇。文章中凡涉及到的政治、经济、吏治、民情无不切中时弊,刘恒看了以后连连称之为奇才。自此,晁错又被擢升为中大夫。

  刘恒去世之后,太子刘启即位,晁错很快就被任命为内史(内史,执掌京师,相当于首都市长)。

  此时的形势,对于刘启的“智囊”晁错来说自然是如鱼得水了。内史的级别虽在九卿之外,但由于他和刘启的关系特殊,故而他所得到的宠信已远远超过了九卿。晁错的才气和贾谊不相上下,他的秉性也和贾谊极为接近,也是属于那种清高傲慢,冷啬孤僻之徒。傲慢的性格再加上显赫的地位,遭到别人的嫉妒、猜疑和怨恨那肯定是情理之中的事儿。

  晁错的内史府坐落在高祖庙附近,高祖庙外围有一片很大的空闲之地,惠帝刘盈当年曾命人把这块闲置不用的空地用围墙围了起来。晁错从内史府进宫奏事要绕着这堵围墙转一大圈,要多走不少的路。为了出入宫的方便,晁错便令人在这围墙上凿了一个门。

  此时的丞相叫申屠嘉,这是一位认死理的倔老头,当他得知晁错尽敢在高祖庙外围墙上凿门时,勃然大怒,立刻进宫参了晁错一本,要求刘启严办晁错。

  谁知晁错早已料到别人会利用此事打击陷害于他,因而他预先就给刘启做了汇报,等到申屠嘉告上来的时候,刘启微笑着对申屠嘉说道,“据朕所知,晁爱卿所凿之墙非庙墙,乃是庙外空地之墙,晁爱卿并未触犯法律。”

  固执倔强的申屠嘉认为晁错犯了大不敬之罪,他同刘启据理力争了起来,刘启却有些不耐烦了,“丞相不必多言,朕要休息了,请回吧。”年事已高的申屠嘉受到了羞辱,回到家后就病倒了,未几,便不治身亡。

  申屠嘉去世后,御史大夫陶青继任丞相,晁错被擢升为御史大夫(御史大夫,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禄比丞相)。从此,晁错在朝中的地位就更加的显赫了。

  晁错担任御史大夫不久,就写出了那篇给他带来杀身之祸的奏章《削藩策》。晁错的这篇奏章讲的是“削藩”并非“撤藩”,而且他所说的“削藩”也是有条件的,就是专门针对那些目无朝廷且有罪错在身的诸侯藩王,对这些诸侯王们,晁错也没有斩尽杀绝的意思,还提议给他们保留一个郡的封地。

  可是他的这篇《削藩策》一经公布实施,即刻在朝野引起了轩然大波。朝廷内公开反对的有袁盎,朝廷外反响最强烈的当属吴王刘濞。

  刘濞是刘邦兄长的儿子,武孔有力,英勇过人。早年曾追随刘邦征战天下,小有功劳,战后刘邦册封其为吴王。刘恒登基之后,有一年朝圣,刘濞委派儿子刘贤代其进京谒见圣驾。皇太子刘启便陪着吴太子刘贤到处游玩,两人虽身份有差,但年轻气盛的禀性却是一样。一次,二人酒后搏弈时争执了起来,刘贤出言不逊,刘启盛怒之下用棋盘击打刘贤,不幸棋盘一角误中其太阳穴,刘贤当场气绝身亡。事后,不是几名老臣联名力保,刘启那皇太子的地位几乎被废。

  朝廷以诸侯的身份安葬了刘贤。尽管如此,刘濞还是对刘恒父子俩怀恨在心,并且再也不肯上朝了。按律法诸侯不上朝本应处死,刘恒顾念其丧子之痛,格外恩准他可以不上朝。

  吴国地处江南,物产丰富,且国中有一铜矿,所铸铜钱周流天下。刘濞便利用这些财富招诱亡命之徒,阴蓄叛乱力量。等到刘启即位之时,刘濞认为新帝初立,政局未稳,为他儿子报仇的时机已然来到。

  就在刘濞加紧准备之时,晁错的《削藩策》也出笼了。

  晁错的父亲是位敦厚老实的读书人,当他得知各地的诸侯都在痛恨他儿子时,便急忙从老家颖川跑到了京城,一见面,老人就质问儿子,“皇上才即位,你就出此计策,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引起公愤,你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晁错却坦然回答道,“不如此,则天子不尊贵,社稷不安宁。”

  老人冷笑道,“刘氏安矣,而晁氏则危矣。”

  老人见说不通儿子,无奈地回家去了,一到家中就服毒自尽。临死前仅说了一句话,“我不忍见祸及自身。”

  此时,吴王刘濞已联络了楚王、胶西王、齐王、淄川王、胶东王和济南王共七个诸侯王公开叛乱,史称“七王之乱”。他们打着“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集结兵力数十万,声势浩大,气焰嚣张,其中以吴楚联军最为凶猛。

  前方吃紧,求救的奏章象雪片一样的飞到了刘启的手中。胸无大志的刘启慌了,他急忙问计于晁错,晁错却不慌不忙地说道,“叛军人数虽多,乃乌合之众,且属不义之师,皇上御驾亲征,不日即可铲除叛乱。”

  刘启立刻问道,“朕带兵出征,京城何人镇守?”

  晁错微笑道,“皇上尽可放心前去,京城交与臣下便是。”

  刘启闻听此言,心中极为不快,同时也对晁错的忠心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对于御驾亲征的风险刘启完全能想象得出来,他知道这不同于驾车勇闯禁宫那般的好玩,也知道不同于用棋盘击杀人那般的刺激,他知道这是你死我活、性命攸关的战争。踌躇间,刘启猛然想起了父亲刘恒临终前对他说过的那句话,“天下一旦有难,周亚夫可以为你分忧。”

  刘启立刻传来了周亚夫,周亚夫此时已为车骑将军。刘启任命周亚夫为太尉,令他统帅三军前去平叛。

  周亚夫带兵开往了前线。鉴于叛军势头太猛,周亚夫采取的策略是,以固守挫其锐气,然后侍机而出,一鼓荡平之,因而他决定只守不攻。

  对于周亚夫的这种策略,刘启十分的不理解,他或许以为周亚夫和他一样,也对叛军心怀畏惧。故而他几乎一天一道诏书,催促周亚夫出兵进攻。此时的周亚夫却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不管刘启的口气多么的严厉,他仍旧按兵不动如故。

  就这样,刘启天天在焦急恐慌中度日。一个月之后,刘启眼圈发黑,面容憔悴,其君王的翩翩风度早已荡然无存了,而且其思维判断能力也已严重地下降了。正在这时,铁嘴袁盎声称要与皇上谈论战局,刘启便命人把他请进了未央宫。

  袁盎曾担任过吴国的丞相,几个月之前,他回朝廷述职,晁错问他吴国可有反状时,袁盎拍着胸脯一口咬定,吴国决无反意。晁错对刘启说道,袁盎一定是接受了吴国人的贿赂。刘启一怒之下把袁盎贬为了庶人。

  不知为何,袁盎此次前来,刘启并未旧事重提,而是极有耐心地和袁盎谈了起来。只听刘启说道,“你曾做过吴国的丞相,你现在就给朕说说吴国的情况吧。”

  袁盎说道,“吴国造反成不了什么气候,皇上不必忧虑,尽可放心,周太尉一定能够打败他们。”

  “吴王开山铸钱,煮海为盐,诱招天下豪杰,其蓄谋叛乱之心已久。且吴王老谋深算,若非计出万全,岂肯轻易举事,你怎得说是不必忧虑呢?”刘启忧心忡忡地说道。

  “回皇上,吴王的钱盐确实很多,但是他所聚集的豪杰却并不多,因为真正的豪杰是不会怂恿他作乱的,他的手下大多都是一些无赖子弟,亡命之徒,这些人只会作乱,不会成事。”袁盎自信地说道。

  这时晁错也在一旁,听到袁盎如此说,他点头赞许道,“袁盎说的很对。”

  刘启问袁盎,“然则,你可有退兵之计?”这是刘启当前最关心的问题,他此时不仅不相信晁错,连周亚夫他也有点不太相信了。

  “有,只是事关军事机密,此事只能告知皇上,请皇上屏退左右。”袁盎十分诡秘地说道。

  刘启一挥手,包括晁错在内的所有人都退了下去。

  见众人都走了,袁盎才小声地对刘启说道,“外面都在传说,都说晁错侵削诸侯之地是为了建立自己的不世功名。他这种不顾天下安危、不计后果的做法,是把皇上您推到了一个十分危险的境地啊。”

  听到袁盎这样说,刘启的脸色顿时变得难看了,“然则如何是好?”

  袁盎叹了一口气,“七国所说的‘诛晁错、清君侧’不知是真是假,如果是真的,那问题就好办多了。”

  刘启已被袁盎绕进去了,“如果是真的,那又该如何?”

  “如果是真的,那不妨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还有什么理由不退兵呢?”袁盎微笑道。

  刘启沉默良久,然后对袁盎说道,“事关重大,容朕考虑考虑再说。”

  袁盎见此行的目的已达到,即刻告退了。

  晁错和袁盎是一对老冤家。晁错是个做学问的人,初始学从法家,后广泛涉猎儒、道、墨等多家学说,他一生所追求的是以学问论大道。袁盎则是一个很现实的人,他不尚学问,毕生只专注人情世故。晁错很看不起袁盎,认为他无学不术,阴险狡诈。袁盎则对晁错的清高傲慢,冷啬孤僻极为反感。二人虽同朝为官,但形同水火,势不两立。

  话说袁盎给刘启进献了“退兵之计”以后又过了十余天,前方传来的仍是叛军异常凶猛的消息,晁错的几个政敌也趁机上书弹劾晁错,刘启终于下了诛杀晁错的决心。

  一个中尉拿着刘启的密旨带兵去了御史府,他们把晁错骗上了车,然后驱车前往闹市区,晁错正在纳闷之时,这些人便把他从车上拽了下来,中尉草草地念了一遍密旨,一个士兵手起刀落,晁错的人头就从身上滚落了下来。可怜一代旷世英才,此时身上还穿着一件崭新的朝服,这年他才四十六岁。

  晁错的家人除了他父亲提前服毒以外,其他人也无一幸免。

  晁错被诛杀之后不久,校尉邓公受周亚夫派遣从前方回来向刘启汇报军情,刘启开口便问,“朕已把晁错杀了,他们罢兵了吗?”

  邓公说道,“吴王蓄谋造反已久,皇上就是不削他的封地他也会反,‘诛晁错、清君侧’只不过是他们的一个借口而已,皇上诛杀晁错,臣恐天下士子从此再也不敢为皇上言事了。”

  刘启惊问道,“为什么呢?”

  邓公说道,“晁错主张削藩,实是担心诸侯强大难治,为朝廷计,这是万世之利。今削藩伊始,晁错即被斩杀。如此,岂非内绝忠臣之路,外为叛军报仇,臣认为皇上诛杀晁错是很不对的。”

  刘启长叹道,“爱卿之言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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