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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纪事2007-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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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接着,周恩来给在座的专家讲了个“画菩萨”的故事:早年间的菩萨是印度人的形象,还有两撇胡子,老百姓都不满意。画师于是张画于市,自己躲在画后偷听评论,经过反复修改,才成就了今天“不男不女”的“中国菩萨”模样,终为大众所接受——和那句“一年建成五年修”对照起来,似乎更能体会周恩来讲这个故事的深意。
  周恩来最后说,受客观条件所限,现在对大会堂设计的要求只剩下一个了,那就是“一万人开会五千人用餐八个月盖完”。如果大家仍旧有意见,“好在我们的建设量会很大,可以在别处再试,这里就不必再动了吧”。
  

罗瑞卿:拆我的楼,我有意见(7)
周恩来站在政治高度的一番诚恳表白最终平息了对于大会堂的争议,随着时间的推移,大会堂和天安门广场的“大”也渐渐得到了专家们的认可。几年之后,梁思成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新的社会制度和新的政治生活的要求改变了中国建筑史的尺度概念,当然,这种新概念并没有忽视‘生物的人’的尺度,也没有忽视广场上雄伟的天安门的尺度。在这种新的尺度概念下,1958年9月,中国的建筑师们集体建设了广场和它两侧的两座建筑物。”
  周恩来说:“‘落霞孤鹜’这一句,应该对大礼堂的设计有所启发。”
  争论虽然暂时平息,专家的意见却也给建筑师们敲响了警钟——从圣彼得大教堂到紫禁城,无论古今中外,大空间、大体量从来就是为了衬托高高在上的威仪,我们的大会堂却要让每一个普通人走进它的时候,都感觉自己像个主人——这对矛盾如何解决?建筑史上找不到答案。
  大会堂17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一个万人大礼堂就占去了将近1/2——一间能装进整个天安门城楼的大屋子,怎样才能让所有人都看得见、听得清?如何在保证顶棚绝对安全的同时,还不让人产生压抑感?张鎛几乎请教了所有相关领域的专家,大家却众口一词——太难。中科院的马大猷教授甚至撂下这么一句话:“人均空间6立方米是声学处理的极限,大礼堂平均每人9立方米,要能都听得清,那叫世界奇迹。”
  无奈之下,1958年12月初,张鎛又一次敲开了西花厅的大门。
  听罢汇报,周恩来陷入了沉思——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不消除巨大空间给人的压抑感,大礼堂就会是个失败的设计。片刻之后,周恩来忽然开口,轻轻吟诵了两句诗文——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见张鎛一时摸不到头脑,周恩来笑了:“人站在地上,并不觉得天有多高,站在海边,也不觉得海有多远。‘落霞孤鹜’这一句,应该对我们有所启发。为什么不从水天一色的意境出发,去做抽象处理呢?”
  说得兴起,周恩来一边打着手势,一边拿过纸笔描画起来:“大礼堂四边没有平直的硬线,有点类似自然环境的无边无沿。顶棚可以做成大穹隆形,象征天体空间。顶棚和墙身的交界做成大圆角形,把天顶与四壁连成一体。没有边、没有沿、没有角,就能得到上下浑然一体的效果,冲淡生硬和压抑感。”
  落霞孤鹜,秋水长天——谁能想到,大会堂设计中的最大难题,竟在1000年前的古人那里找到了答案。为了体现“水天一色”的感觉,张鎛给大礼堂的穹顶设计了3圈水波形的暗灯槽,与周围装贴的淡青色塑料板相呼应,灯亮之时犹如波光盈盈。建筑师们还在整个穹顶上开了近500个灯孔,人坐在观众席内,抬头就可见“繁星点点”,仿佛置身于浩瀚夜空,丝毫不会感觉压抑、沉重。
   。。

罗瑞卿:拆我的楼,我有意见(8)
其实,在大礼堂巨大的穹顶上,还藏着许多我们看不清的小“星星”——那是几百万个小小的吸声孔,有了它们,大礼堂的屋顶整个儿变成了一块巨大的吸音板,主席台上发出的多余音波完全被吸走,不但没有回声还能留点“混响”,让坐在每个角落的人都能清晰准确地听到发言人的声音——大空间带来的问题,又被大空间自身解决掉了。用马大猷教授的说法,中国人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
  吴良镛院士:“再也不能仅仅就个体建筑来论美与
  和谐了,代之而起的是用城市的观念看建筑。”
  就在大会堂建设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原本安排在它西侧的国家大剧院却迟迟没能开工。人们纷纷传说,由于大会堂面积的扩充,投资大大超过了预期,大剧院只能被“牺牲”掉了。
  传言很快得到了证实。1959年2月28日,周恩来在中南海畅观楼召开会议,正式决定压缩国庆工程。
  “我们推迟一些建筑,是要把材料和劳动力省下来,去解决人民的居住问题。”周恩来说,“1959年北京新建30万平方米住宅,我看太少了,至少要建50万平方米,争取在国庆节前完成。”
  最终,“国庆十大工程”被确定为:万人大会堂、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火车站、北京工人体育场、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钓鱼台国宾馆和华侨大厦——和半年前定下的“十大建筑”比起来,差异确实不小。此时,“能在1959年10月前完工”已经成为进入这份名单的首要条件了。
  至于“消失”的大剧院和科技馆,当时的思路是“缓建”而不是“下马”。一年半之后的1960年10月,《建筑学报》还刊出了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领衔设计的国家大剧院的详细方案,从立面图上看,清华设计的大剧院依然采用了柱廊形式,很像是“迷你版”的大会堂。
  1959年9月24日,历时11个月建设的大会堂工程宣告完成。就在竣工前的几天,毛泽东给这座气势恢弘的建筑正式定名——人民大会堂。
  尽管曾存在种种争议,经过近50年风雨的检验,今天的人民大会堂已经成了中国建筑史上当之无愧的经典,成了北京这座古老城市的地标之一。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人民大会堂更像是一种象征,一种精神上的向往与寄托,正如冰心所言:“走进人民大会堂,使你突然地敬虔下来,好像一滴水投进了海洋,感到一滴水的细小,感到海洋的无边壮阔。”
  1999年6月23日,人民大会堂竣工整整40年之后,《建筑创作》杂志社的编辑们敲开了张鎛病房的大门,他们带来了一份特别的礼物——20世纪当代中国建筑艺术奖。这个奖项颁给了20世纪中国最优秀的55座建筑,张鎛设计的大会堂和民族宫连中两元——一周之后的1999年7月1日,世界建筑节这一天,88岁的建筑大师张鎛离开了人世。
  

罗瑞卿:拆我的楼,我有意见(9)
选择在6月23日为张鎛授奖是有特殊意义的——就在这一天,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在北京开幕了,这个建筑界的“奥林匹克”第一次来到了中国。而大会的会址,就选在了人民大会堂。
  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通过了吴良镛院士起草的《北京宪章》,这是全世界建筑师共同的“二十一世纪宣言”——
  现代城市化规模浩大,速度空前,城市的结构与建筑形态有了很大的变化,旧的三维空间秩序受到巨大的冲击与摧残,新的动态秩序仍在探索之中,尚不甚为人们所把握。传统的建筑设计已经不尽合时宜,再也不能仅仅就个体建筑来论美与和谐了;代之而起的是用城市的观念看建筑,要重视建筑群的整体和城市全局的协调,以及建筑与自然的关系,在动态的建设发展中追求相对的整体的协调美和“秩序的真谛”。
  正如《北京宪章》中写到的一样,人民大会堂的诞生,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突破与创新,变“不可能”为“可能”的过程。这种创新不仅反映在施工所需的技术攻关上,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大会堂的设计与天安门广场的规划,看到了局部与整体、传统与现代两种建筑理念不断交锋与融合,看到了建筑理念与政治、哲学、艺术等等“非建筑”理念相互碰撞、影响,最终在同一个建筑物上实现和谐共存的过程——新与旧、破与立、毁灭与重生,这是每一座发展中的城市都必须经历的成长阵痛,而成长的结果,还是要交给时间去证明。
  (感谢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及《建筑创作》杂志社对本文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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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灭的圣灯
——一个部族780年的守护
  侯健美
  公元1227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在征西夏途中溘然长逝。
  从那时起,蒙古族历史上逐渐产生了一个神秘的部族——达尔扈特。从诞生那天起,这一族人就不耕不种、不狩不猎、不服役、也不当官,而是世世代代以守护和祭祀成吉思汗的英灵为自己的职责。
  780年后的今天,达尔扈特人依然守护着成吉思汗陵。超越时空的忠诚和执著,创造出人类祭祀史上的奇迹。
  

大草原上的神秘部族(1)
公元1227年,在席卷西夏、准备攻金的征途中,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戎马倥偬的一生走到了尽头。
  鞍马劳顿,天气炎热,水土不服,丧子之痛,再加上半年前坠马的伤痛,折磨着这位花甲老人。西夏都城中兴府就在眼前,攻城掠地指日可待,他却没能活着等到这一天。
  是年8月,成吉思汗病逝于六盘山下清水行营,终年66岁。在其身后,留下的是震烁古今的赫赫功业,包括东起太平洋、西至多瑙河、北抵西伯利亚、南达波斯湾,由他一手创建的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庞大帝国。直到700多年后,美国《华盛顿邮报》还将成吉思汗评为“千年风云第一人”,理由是:在他的铁蹄下,人类文明开启了第一次世界一体化的进程。
  在著名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里,金庸先生借郭靖之口,道出对成吉思汗的评价:“大汗武功之盛,古来无人能及。只是大汗一人威风赫赫,天下却不知积了多少白骨,流了多少孤儿寡妇之泪。”
  但再多的是非功过,不妨交由后人去评说,草原上的人们,只管以自己的方式纪念自己的英雄。
  成吉思汗死后,蒙古人建起祭祀宫帐,点燃了祭祀的酥油灯。在外族人眼里,这些祭祀宫帐不过是些白色的毡包,供奉有成吉思汗的遗物;但对蒙民而言,它们是成吉思汗灵魂的象征。
  这些祭祀宫帐逐渐发展演变,到了成吉思汗之孙、元世祖忽必烈时,有了个专门的名字,叫“八白宫”。守护“八白宫”和负责祭祀的,是专门的一些人。也就是从这时起,蒙古族历史上多了一个神秘的部族:达尔扈特。
  达尔扈特人的祖先据说都是成吉思汗的忠臣良将。大汗在世时,他们跟随大汗东征西讨;大汗去世后,他们的后人就忠心耿耿世代守护着大汗的英灵。今天的达尔扈特人,有些会骄傲地告诉你,他们的祖先叫博斡儿出,是成吉思汗最信赖的朋友,官做得很大,相当于今天的政府首脑;另一些人会说,他们是木华黎的后代,木华黎是成吉思汗的大元帅,为成吉思汗打下了大半个欧洲。
  从部族诞生之日起,达尔扈特人就不耕不种,不狩不猎,不纳税,不服役,也不当官。他们毕生吟诵祭文,世代守护和祭祀“八白宫”,父死子继。据说,这是忽必烈给定下的规矩。
  达尔扈特中的贵族,称为“牙门图德”,他们负责管理达尔扈特的内部事务,主持祭祀成吉思汗和圣物“苏勒德”(据说是成吉思汗的军旗)。每个牙门图德都有自己的职责,分别被忽必烈任命为“太师”(祭祀首领)、“太保”(安排筹措者)、“芒赖”(祭祀总管)、“宏晋”(演奏音乐者)、“格赫”(诵读祭词者)等。
  

大草原上的神秘部族(2)
祭祀的方式、祭词的内容也是在忽必烈时期逐渐成形,此后都是口传心授,十分机密。清早或是深夜,在寂静无人的地方,老一辈牙门图德会将祭祀的知识一字不差地传给自己选中的接班人。当然,只传儿不传女,接班人一般都是家中长子。一户牙门图德掌握的秘密,同是牙门图德的另一户人家也不得而知。
  为了祭祀和生计的需要,达尔扈特人常常出门远行,一走就是一年半载。他们沿着阿拉善额鲁特北上,在喀尔喀西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向成吉思汗山叩头,转至贝加尔湖后南下斡难河取圣水,最后回到鄂尔多斯。一路之上,蒙古的王爷、贝勒、僧侣、民众都要顶礼膜拜,还要献上牛羊与金银。这叫“奉旨募化”,忽必烈还专门发了圣旨牌。
  从元到清,史籍对于“八白宫”和达尔扈特的记载少而又少。其间的沧桑变迁,如今只能拼凑和想象:在交杂着河湖、戈壁的大草原上,行进着一队人马,队伍中的驼车格外显眼,驼车上架着白色的毡包——元朝灭亡后,先前分布在鄂尔多斯、漠北高原、元上都(内蒙古锡林郭勒)、元大都(北京)等地的各个祭祀白宫辗转大漠南北东西,几度分合,但无论队伍走到哪里,祭祀的酥油灯就亮到哪里,低沉婉转的诵经声就会跟到哪里,唱诵的,全是对成吉思汗的赞颂与祝福……
  

253年,一家一两银
草场依然枯黄,大片的土地没有人烟。路上的车辆和路边的房舍一样稀少,我们的汽车孤独地顺着甘德尔草原的丘陵地势上下颠簸。已是3月中旬,但在这里,下场雪还跟北京阴个天一样轻松随意。
  这里是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的伊金霍洛旗。伊金霍洛,译成汉语的意思是“圣主的院落”。
  清代以来,这片地广人稀的土地就安享这个名称,因为祭祀成吉思汗的“八白宫”几经辗转分合,最后集中到了这里。
  成为达尔扈特,在元朝或许称得上是件美差,但随着世事变迁,在元朝统治结束后,数百年间仍坚持守灵和祭祀,无疑需要极大的忠诚和勇气。
  据说清朝顺治皇帝驾崩时,达尔扈特人拒不戴孝,被官府怪罪。达尔扈特人毫不屈服,其首领跑到北京向朝廷据理力争:我们达尔扈特人世世代代都为成吉思汗戴孝,本来就戴着孝,绝对不能再戴另一种孝,这是祖辈传下来的规矩,不能坏掉。清廷只好作罢。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内外蒙古10个盟的王公决定在原有基础上重新整编“五百户达尔扈特”。清政府予以批准,并再一次明确了受封的达尔扈特人不纳税、不当兵的权利。达尔扈特族的人数本来没人说得清楚,1696年之后,“五百户”就成为其总人口。直到解放前,这个数字也没有大的变化,始终维持在四五百户、两千来人的样子。
  清政府当时还规定,每户达尔扈特人每年要筹措一两银子用于祭祀,史称“五百两”。从1696年到1949年,253年,达尔扈特人一家出一两银子的规矩从没断过。
  到清末,达尔扈特人的生活日益艰难,当时的蒙古王爷为了抽鸦片或是给慈禧太后送礼,把大片大片的成陵禁地卖掉,达尔扈特人放牧牛羊的土地变成了人家的耕地,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一些达尔扈特人只得忍痛离开伊金霍洛。但不管走多远,每逢大祭,他们都会赶回来;不管日子多苦,该交的一两银子也总要交上。即使是在抗日战争中,成陵为了躲避战火而西迁甘肃、青海的十多年里,达尔扈特人的“五百两”也照交不误。
  按祖辈传下来的老章程,每天晚上要有4名达尔扈特人守灵,守夜时绝对不能躺着或坐着,都得一丝不苟地站好;每刻都要打一次钹,否则就得挨上几十鞭子,罚没一头牲口。1939年4月,在伊金霍洛采访的《民国日报》记者惊讶地发现,尽管时局动荡、兵荒马乱,但近20年间因为误钹而挨过鞭子的只有一个人。
  

战火中西迁(1)
1938年,抗战烽火燃遍了中华大地。
  这年10月,时任伊克昭盟盟长的沙克都尔扎布郡王(以下简称沙王)府里来了一位神色匆匆的客人。他自称是留日学生,有重要情报向沙王报告。
  此人叫华登托拉固尔,解放后曾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委员。
  他给沙王带来的消息是,日本人正在打成吉思汗陵的算盘!
  消息是华登托拉固尔在东京偶然听两名日本军官说的,说是侵华日军正密谋要迁移圣陵,甚至还想把成吉思汗灵柩运到东京去展览!
  当时,日军已攻占了包头,伊金霍洛毫无遮拦地暴露在侵略者的眼前。
  事情非同小可,1939年初,沙王赶往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一份《成陵危在旦夕,呈请最高当局谋计保护》的报告摆在了蒋介石案头。蒋介石提笔批示:成陵关乎民族之精神,不可等闲视之。
  国民政府决定将成陵西迁。西迁办法随之确定下来,地点、路线、护送、迎祭、安灵的诸多问题,蒙藏委员会的官员都考虑到了,独独没考虑到知会、说服守灵的达尔扈特人。当奉命来迁陵的200多名军人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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