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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喻美好的字眼。
　　据说，李世民将皇后安葬在昭陵后，为寄托深深的思念之情，令人在宫中搭建了一座很高的楼台，稍有闲暇便登上楼台远眺昭陵。
　　一天，他带领宰相魏征等大臣一起登上楼台，眺望了一会儿，他问魏征：“爱卿看到昭陵了吗？
　　魏征揉揉双眼，看了半天，说道：“皇上，臣老眼昏花，实在看不见啊！”
　　李世民心想：岁月不饶人，魏征真的是老了！于是，他很有耐心地指给魏征看。
　　魏征又看了看，对皇上说：“臣刚才以为皇上是让我看献陵（唐高祖李渊的陵墓），若是看昭陵，臣还是能看见的。”
　　李世民很惭愧地低下了头，后来下令拆除了宫中的那座楼台。
　　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一个信息，李世民把自己的父亲废掉后就再也没有“孝顺”二字可言。而昭陵所谓的“薄葬”更是扯淡。
　　

兴建昭陵
昭陵从贞观十年（636年）开始营建，至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李世民入葬时方完成，历时十三年，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

　　从地质学角度来讲，九嵕山属石灰岩质，这种岩质因长期遭受高空风雨的剥蚀，山洪冲刷，到了今天，不仅山陵建筑无存，就连原有的山势形体亦改变了不少。但现在仍可略辨当年陵寝构造遗留之痕迹：山势外形呈马鞍形（当地俗称笔架山），南面山体两侧岩层伸出，呈簸箕形状；山腰残存有窑洞、窟窿等痕迹，可能与当年栈道建筑有关。

　　在兴建昭陵时，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兄弟参与了墓室的设计。据《唐会要》说，昭陵“因九嵕层峰，凿山南面，深七十五丈，为玄宫。缘山傍岩，架梁为栈道，悬绝百仞，饶山二百三十步，始达远宫门。顶上亦起游殿”。据文献记载，昭陵建筑时，在南面山腰凿深七十五丈为地宫，墓道前后有石门五重；墓室内设东西两厢，列置许多石函，内装随葬品。五代军阀温韬盗掘昭陵时曾记载有“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可以想象这个“山下宫殿”内部寝殿宏丽的情景。从诸多历史材料来看，当时地宫外面还有许多木构建筑，建有房舍和游殿等。由于地宫前面四周山势陡峭凹凸不平，往来不便，又“缘山傍岩架梁为栈道，悬绝百仍，绕山二百三十步，始达元宫门”。用栈道连接上下左右，通达地宫的道路。但山上栈道建筑又不能垂直上下，必须左右回绕旋转。杜甫的《重经昭陵》“陵寝盘空曲”就是对这种状况的最佳描写。

　　李世民的确为中国和他的大唐王朝创造了许多奇迹，生前他并没有机会炫耀，而在死后，他把这种荣耀带进了坟墓。据统计，昭陵陵园内有一百六十多座功臣贵戚的陪葬墓，目前确定名位的有六十九座。其中有魏征、房玄龄、温彦博、李靖、尉迟恭等历史名人的坟墓。陪葬墓分布在昭陵两侧，其中公主妃子的墓多数在山上。

　　更让人惊羡的是，在昭陵的玄武门外有一个梯形的祭坛，祭坛陈列着十四个少数民族酋长的石像，祭坛的东西庑殿中陈列着世界闻名的浮昭陵远景雕石刻六骏。祭坛遗址位于陵北玄武门之内。遗址面积东西53郾5米，南北86郾5米，略呈梯形，墙基屋阶，至今仍可辨认。山陵的正南面有朱雀门和献殿，西南面有“下宫”（俗称皇城），遗址面积东西237米，南北334米，周围墙基厚约3郾5米，其形状是一个比较正规的矩形。

　　如果现在去寻找陵道，该由山南刘洞村沿山而进，可看出它已被山洪冲刷成深沟，沟两旁有土阈一对，此处当为山陵的御道口；陵西南稍平处，石础、瓦砾遍地皆是，这就是“陵下宫”遗址，当时大量的房屋就建造在这里。

　　李世民生前平定突厥，与吐蕃和亲，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深得各族人民的拥护。太宗死时，突厥阿史那社请求殉葬，于是高宗派人打制出这十四个少数民族酋长的栩栩如生的石像，立在昭陵前。这十四尊雕像是唐太宗时期良好民族关系的有力见证。但让人可惜的是，在清代乾隆以后，这十四尊雕像却突然不见了踪影，不知是谁出于什么目的而将其毁掉了。

　　昭陵地面建筑最让人惊讶的则是昭陵六骏，它们是驰名中外的浮雕。据说，它们是李世民当年统一全国，南征北战驰骋战场时所骑的六匹战马。李世民是否骑了这么多宝马，我们已不得而知。但历史记载，李世民的确是为了纪念它们，而将它们雕在石屏之上的。六骏由画家阎立本所画。六骏分别是：特勒骠、青骓、什伐赤、飒露紫、拳毛和白蹄乌。其中，飒露紫是唯一一个在旁边伴有人像的。这里还有一个传说，据说，李世民在一次作战中与随从丘行恭失散了，敌方的骑兵一箭射中了飒露紫，丘行恭拼死护驾。后来李世民为了表彰他的功绩，就把这段情形刻在了石屏上。中箭后的飒露紫垂首侍立，丘行恭果断拔箭，这种救护之情，实在是人马难分，真挚感人。

　　无论如何，昭陵都是中国大唐盛世的一个缩影，虽然李世民口口声声要薄葬，但仅从昭陵的地面建筑来看，并非如此才招惹了那些胆大妄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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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陵的命运
唐朝结束后，五代开始。温韬在镇七年期间，凡是在他管辖境内的唐陵，几乎都被挖掘。据史料记载，温韬从昭陵墓道进去，见到地下宫室建筑宏丽，简直同朝内宫殿一般。墓室正中是太宗的正寝。正寝东西两厢各有一座石床，床上放置石函，打开石函，内藏铁匣。铁匣里面尽是李世民生前珍藏的珍贵图书。其中最贵重的当首推王羲之的真迹了。
　　被发现时，纸张和墨迹都还跟新的一样。这些珍贵藏品，全被温韬取了出来。又据记载，只有唐高宗李治的乾陵，因受风雨阻挡，没有被发掘。到了明代，于慎行还在他所著的书中说，世上所传王羲之的《兰亭帖》已葬入昭陵，但是，“以史考之，此本复出人间矣”。他认为，史书所记，确有其事，“此知兰亭真帖出自昭陵，人间必有其本”。遗憾的是，“第不知复沦没于何代耳”。
　　昭陵被挖掘不止这一次，但仅这一次就足够李世民在天之灵痛哭不已的了。我们在这里要探讨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盗墓。盗墓，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今天都是一个恐怖的字眼，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贩夫走卒对掘墓者的不耻行为的憎恨程度，几乎到了咬牙切齿的程度。原因很简单，在中国“养生送死”的孝道之下，挖别人祖坟的人是不尊重自己祖先的十恶不赦之徒，所以要“斩立决”。
　　早在新石器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故意破坏墓葬的现象。《吕氏春秋》说，一时陵墓随葬丰厚，“具珠玉玩好财物宝器甚多”，于是“无不抇之墓也”，“大墓无不抇也”。抇，就是发掘。
　　1976年冬季，考古工作者参照《史记》关于秦国历代国君葬地的记载，在陕西凤翔灵山（陵山）一带寻找秦公陵园，但一无所获。后来根据一位农民偶然提供的线索，来到凤翔南指挥村南侧一片历年生长情况不好的麦田勘察。这一带农作物生长状况不佳，是由于古墓葬一般夯土坚实，不利于作物生长的缘故。通过钻探，果然在这里发现了一座规模空前的秦墓，定名为秦公1号大墓。
　　这座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先秦时期规模最大的墓葬，从墓葬形制、随葬品规格数量以及殉葬人数等现象看，是“厚葬”的典型。可能正因为如此，曾历经多次严重盗掘。发掘工作开始时，一揭开墓上的耕土层，即发现盗洞247个。发掘到椁室时，仍然有十多个盗洞。经过考古学家的检验，推测出盗洞的年代为自汉代一直延续至唐、宋时代。
　　《史记》中曾经记述，中山地方民间风行“掘冢”习俗。游侠“铸钱掘冢”的事迹，也受到司马迁的注意。唐人颜胄曾经以这样的诗句描述民间盗墓的盛行：“行值古墓林，白骨下纵横。田竖鞭骷髅，村童扫精灵。”“石人徒瞑目，表柱烧无声。试读碑上文，乃是昔时英。”韩愈对于东汉陵墓多被破坏的事实，也有“丘坟发掘当官路，何处南阳有近亲”的感叹。
　　掘冢，也曾经是不法贵族官僚的一种游戏。如西汉广川王刘去，就有公开盗掘坟墓的嗜好。《西京杂记》说刘去发掘古墓“不可胜数”，“国内冢藏，一皆发掘”，其奇异者就多至上百。
　　王莽覆亡之际农民军对西汉陵墓的破坏，是见于史书记录年代较早的大规模的盗墓运动。《后汉书》也说：“发掘诸陵，取其宝货，遂污辱吕后尸。凡贼所发，有玉匣殓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淫秽。”由于当时殓尸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发掘所见尸体往往容貌如生，盗掘者有污辱女尸的行为。
　　那么，盗墓贼为什么要盗墓呢？司马迁在《史记》中论述社会行为往往为利益驱动时曾经说到，“劫人作奸，掘冢铸币”等敢于冒死而“不避法禁”者，其实都是出于对财富的追求。他在列举所谓工商货殖之家走上成功道路的诸种致富方式时，又指出“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一例，说田叔这样的巨富竟然是因盗墓而发家的。
　　对随葬品的特殊追求，也是值得注意的。宋人张邦基《墨庄漫录》说到宋徽宗喜好夏商周青铜礼器，于是地方官发掘冢墓求其器以献上的故事。宋人笔记《铁围山丛谈》说，帝王“好古”，“世既知其所以贵爱，故有得一器，其直为钱数十万，后动至百万不翅者。于是天下冢墓，破伐殆尽矣”。
　　但也有例外的时候。汉朝人京房的坟墓在东晋时被盗掘，遗体依然完好，“僵尸人肉堪为药，军士分割之”。据陶宗仪《南？##「�录》，元代有“木乃伊”可治愈“损折肢体”的传说，与“僵尸人肉堪为药”的迷信接近。而李时珍《本草纲目》引用此说，也值得注意。近世吴有如《点石斋画报》有题为“群贼盗骨”的故事，其中写道：“有匪徒将棺木撬开七八具，盗窃枯骨，有谓以之为闷香，有谓以之合药饵。事虽出于拟议，然非专盗衣饰可比矣。”这种取枯骨“以之为闷香”或“以之合药饵”的盗墓动机，实在令人惊异。�/p》伍子胥“鞭尸”的故事更是让人不寒而栗。历史上发冢斩尸（如拓跋珪挖慕容普麟冢）、剖棺焚骨（如王颁掘陈霸先陵）一类事例还有很多。不过，这种情形往往与盗取墓中随葬财物的情形相互纠结，不易明确分辨。例如策划组织武装盗掘清东陵的军阀孙殿英，竟然自我辩解道，“清人杀了我孙家祖宗三代，不得不报仇革命”，盗发东陵被标榜为“革满人的命”，“革死人的命”。然而其真实动机，其实与一般的盗墓贼并没有什么区别。
　　发掘冢墓在战争中又被作为心理征服的一种手段。明军发掘李自成家族墓地，清军发掘郑成功家族墓地，都是典型的史例。
　　还有一些人纯粹是把盗墓当成了一种乐趣。据《陈书》记载，陈叔陵“好游冢墓间，遇有茔表主名可知者，辄令左右发掘，取其石志古器，并骸骨肘胫，持为玩弄，藏之库中”。他“历发丘墓”、　“石斤棺露骸”的行为，与他“幼而很戾，长肆贪虐”的心理特质有关。所谓自幼性情凶狠怪戾，似乎有某种神经系统功能上的障碍，或许可以理解为反社会人格迹象在童年早期的明显表现。所谓“好开发冢墓”，似乎也可以看做病态人格的一种反映。心理学者对于盗窃癖这种“冲动障碍”的分析，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增益对盗墓嗜癖的理解。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G。迈耶、保罗·萨门在《变态心理学》一书中指出，盗窃癖中，“许多人都为了获得刺激”，“许多人都是盗窃狂，因为他们并不真正需要或使用被偷来的物品。他们寂寞的行为就是对一种‘无法抵抗的冲动’的反应，因为这样接着就可以获得一种放松感”。
　　盗墓行为的猖獗，使得反盗墓技术也逐渐完善。
　　最普通的反盗墓方式，是隐蔽墓址，使盗墓者不知其处。据说先古陵墓不封不树，不在地面设置突出的标识，其主要出发点之一，就是防止盗掘。《太平御览》卷五五七引《交广记》说到吕岱发掘南越王赵佗陵墓未能成功的故事，指出赵佗“鉴于牧竖所残也”，“乃令后不知其处”。
　　汉末三国时期盗墓现象的严重，致使种种反盗墓的形式不断更新改进，曾经出现了所谓“疑冢”、“虚墓”，即以真假墓葬迷惑盗墓者的情形。其中，我们前面提到的曹操有“疑冢”为典型代表。南宋人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说：“漳河上有七十二冢，相传云曹操冢也。”元人陶宗仪的《南？##「�录》也写道：“曹操疑冢七十二，在漳河上。宋俞应符有诗题之曰：‘生前欺天绝汉统，死后欺人设疑冢。人生用智死即休，何有余机到丘垄。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须尽发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藏君尸。’”清人褚人获《坚瓠集》续集有“漳河曹操墓”条，说有捕鱼者，见河中有大石板，旁有一隙，入行数十步得一石门，“初启门，见其中尽美女，或坐或卧或倚，分列两行。有顷，俱化为灰，委地上。有石床，床上卧一人，冠服俨如王者。中立一碑。渔人中有识字者，就之，则曹操也”。�/p》以“疑冢”防避盗掘的做法，后世仍有沿用，如石勒、石虎、慕容德、高欢等都曾采用这种史称“虚墓”、“伪墓”的形式。辽宁北票北燕冯素弗墓中人骨无存，骨骸朽毁和被盗墓者毁坏的可能都被排除，因而有学者推断，这是“经过科学清理的第一个‘潜埋虚葬’的实例”。（曹永年：《说“潜埋虚葬”》，《文史》三十一辑）
　　传统的反盗墓手段，又包括石椁铁壁以求坚固，储水积沙以防盗凿，以及以机弩飞箭、伏火毒烟来杀伤盗墓者的方式。
　　

惩治盗墓贼
在中国传统宗法社会，坟墓曾经是能够维护祖先精神权威，体现宗族凝聚力的象征。保护冢墓，历来已成为一种道德行为的准则。唐人杜荀鹤诗所谓“耕地诫侵连冢土”，表明这种道德规范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也形成了约束。

　　禁止盗墓的法律，在先秦应当已经出现。如《吕氏春秋》中写道，当时对于“奸人”盗墓，已经有“以严威重罪禁之”的惩罚措施。《淮南子》说到刑法有“窃盗者刑”，“发墓者诛”的内容。《魏书》记载，北魏文成帝出巡，看到“有故冢毁废”，诏曰：“自今有穿毁坟陇者斩之！”这也是“穿毁”冢墓已经被法令严厉禁止的证明。唐代法律也包括制裁盗墓行为的内容。《唐律疏议》有关于对“发冢”者处以刑罚的明确规定，例如：“诸发冢者，加役流；已开棺椁者，绞；发而未彻者，徒三年。”通过刑法的内容，可知王族贵戚的坟墓，受到特殊的保护。而看守者在盗墓现象发生后也要受到严厉处罚，也是值得注意的。从《明史》的记载看，当时法律有严治“盗墓之罪”的原则。而《大清律例》有关于“发冢”的内容，对三十六种情形分别处罪。其条例计二十二条，内容备极详密。

　　据《新唐书》记载，卢龙节度使张弘靖因安禄山、史思明于此初起反叛，而当地民众中仍然心存安、史崇拜，于是“惩始乱，欲变其俗，乃发墓毁棺”，然而适得其反，以致“众滋不悦”，使民意更为倾向安、史而背离朝廷。这正是因为“发墓毁棺”的做法过于极端，与民众传统情感习惯不相合的缘故。《旧唐书》也记载，张弘靖“发（安）禄山墓，毁其棺柩，人尤失望”。民众的“不悦”，民众的“失望”，都表现了一种对于“发墓毁棺”的做法有所反感的共同的心理倾向。

　　《南史》记载，传说张骞墓有人欲盗发时，就听到作战时的鼓角声，盗墓者不得不惊退。宋人程大昌在《考古编》写到：“史载温韬概发唐陵，独乾陵不可近，近之辄有风雨。”史书又频繁可见盗墓时遇大蛇围绕、崩雷晦雨等异象的记载。如果有人不畏惧这种保护墓葬的灵异警示，常常会遭致严酷的惩罚。《异苑》写到，士燮墓常蒙雾气，屡经离乱，没有人敢盗掘。晋时地方官温放之前往发掘，在回程中即坠马而死。袁枚《子不语》有“掘冢奇报”条，说“以发冢起家”的朱某发富人坟，石椁坚不可开，于是纠同僧人诵咒开椁，“诵咒百声，石椁豁然开，中伸一青臂出，长丈许，攫僧入椁，裂而食之，血肉狼藉，骨坠地，琤琤有声”。朱某后来也“以讼事破家，自缢于狱”。类似表现盗墓恶报的故事还有许多。这一现象，也是民间否定盗墓的社会舆论倾向的一种反映。

　　回过头，我们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