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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需要自由市场:市场的力量-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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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行为和有风险的行为之间是有很大差异的。如果是非法行为的话，交易各方就要努力寻求规避法律制裁的方法，如果寻求不到，交易甚至就不能进行。而如果仅仅是有风险的行为，交易各方就会转而去寻求彼此都能接受的契约条件。风险必定会内化为交易价格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对于土地接受者来说，只要典押带来的收益足够大，就值得冒险接受土地。而对于土地来说，典押的时间长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相对来说拥有土地的时间越长，收益越大。于是，政府强制回赎的结果就是造成了旗田交易更大规模地进行，而且典押的时间还往往倾向于更长。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古代中国（7）
可以说，雍正朝的强制回赎政策在限制旗田转让方面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旗田转让不但没有被有效制止，反而变得成行成市、随处可见了。国家对于国有土地的所有权在事实上被压缩为契约范围内的赎回权。到了乾隆朝，旗田回赎的法令又有过几次修改。最初是以年限和契约价格为准计算回赎价，以后就变成了“无论年分远近，契价多寡，总以现在租息为断”。也就是说，地越好，租价越高，赎价也就越高。这无异于是在鼓励土地接受者努力经营，因为经营得越好，赎价就越高，被赎回的风险就越小。
经过这几个阶段，清政府的国有土地政策基本上已经名存实亡。国有土地距离彻底私有化仅有一步之遥了。这最后一步是在咸丰二年（1852年）完成的。这一年，清政府颁布《旗地买卖章程》，正式准许旗地“互相买卖，照例税契升科”。在国有土地保障旗人生计的功能事实上消失以后，清政府如果坚持保有强制赎回权，除了给财政增加负担以外，并无任何实际意义。况且，按照原有的规定，旗田概不纳税，继续维持名存实亡的国有土地制度，只是让政府无法从这些已经由汉人占据的土地上获取收入。所以，在私有化已成事实的情况下，面对现实，承认私有化的局面，并为政府开辟新的财源，当然是明智之举。
于是，原有的国家所有、旗人经营的旗田制度，经过政府和民间长时间和多次的互动和演变，最终发展成为具有完整产权结构的土地私有制。
清代旗田的私有化过程提供了一个典型的制度演变案例。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制度演变的历史继承特性。过去的历史决定了现在和未来的选择。
从清政府的角度来讲，立国之初确立的旗田制度必然会失败。只有土地私有制才是保障经济发展及财政基础的长久之策。但是，旗人优于汉人、必须保障旗人生计的观念已经成为难以动摇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主动改变土地国有的制度，推行土地私有化，不仅在意识形态上有着难以克服的障碍，而且在实际转变方式上也几乎不可能找到可行的过渡手段。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历史上已存在多年的土地典押、租佃制度不仅提供了变通的办法，同时还提供了天然的交易外部规范条件。也就是说，在没有正式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人们也不是毫无规矩可循。历史传承下来的规范在这时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确保了交易的正常进行，为制度演变的不断推进创造出了基础条件。
而且，历史传承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制度变革的路径。旗田私有化正是遵循着人们私下典押——政府承认典押的合法性——典押的条件进一步接近买卖——政府正式承认土地买卖的合法性这样一条演变路径。看起来，其中存在许多弯路和浪费，但是如果考虑到需要克服固有的意识形态和需要发现制度转变的路径，就会意识到，所谓的弯路和浪费其实并不是那么大。对于任何重大的制度演变来说，成本都是无可避免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制度演变路径的发现绝不是容易的事情。成功的路径并不是少数人设计的结果，而往往是社会各个方面互动的结果。只有通过这种尽可能广泛的互动，才有可能有效地接受历史传承和充分兼顾现实中的各种利益，从而寻找到可行的演变路径。在制度演变的过程中，面对现实中人们的选择和趋向，开放的心态其实是最为重要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古代中国（8）
来自美国的自由商人
在摆脱了英国殖民统治的美国，并不存在欧洲大陆司空见惯的贸易特权和等级制度，没有东印度公司式的握有垄断权的特许公司。贸易是在平等的条件下向所有人开放的。那些投身贸易的美国人，要求的只是一个平等的机会，而并不致力于谋求特殊的优惠。
鸦片战争对于中国的历史意义，是怎样估计也不过分的。这场战争虽然给中国带来屈辱的失败，但也使得中国撕开了中世纪的幕布。正是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走上了复杂困难、甚至充满血泪的现代化之路。
在这个过程中，英国人起到了核心的作用——毁誉交加的作用。这是人所共知的。但往往被人所忽略的是，英国所以会和清政府对抗，其中包含着美国人的作用。尽管这种作用不是主观故意的，客观效果甚至可以说是出人意料的，但重要的是，在当时，除了美国人以外，不会有任何其他国家的人能够以这种方式影响英国人。
对近代以前的中国来说，国际秩序中并不包含“平等”的意味。那时的中国人看来，国际秩序是一种建立在“华夷之辨”基础上的秩序。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世界，这个文明世界以外是野蛮的四夷。好在他们基本上都被难以逾越的高山、大海、沙漠所隔开。
在这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国人中保持着“天朝上国”的自信和对其他人群的深刻蔑视。当然，这种蔑视建立在对已经充分发展的国际秩序非常无知的基础之上。在当时的欧洲美洲，经过复杂的演变，已经发育出了完整的、建立在国与国平等基础上的现代国际关系。假如中国的实力足够强，也许仍然可以自外于世界之外。不幸的是，实力的衰弱使得中国迟早要接受这种新型的国际秩序。鸦片战争实际上是两种国际秩序的激烈交锋。
英国人并不是1840年前几年才来到中国做生意的。他们早就来了。现在很著名的马嘎尔尼使团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和中国政府签订商约，界定双方的权利义务。中国人以为英国人是来进贡的。双方怎么也没能谈到一起去。然后，英国人忙于和拿破仑的战争。1815年，英国人终于把那位法国皇帝送到了圣赫勒拿岛。转过年来，1816年，英国人又向中国派出一个使团，商议通商事宜，还是没有成功。
当时，中国的外贸，在政府的管制之下，只在广州一地进行。即使在广州，也不是什么人都有权力和外国人做生意的。外贸的权力仅仅限于官府指定的“十三行”。因为拥有这种特许垄断权，“十三行”的商人赚取了巨大的财富。据说其中一位是当时的世界首富。这种垄断局面自然给来做生意的外国人制造了许多障碍。他们往往要蒙受任意的税收、非法的勒索等损失。这是英国人急于和中国政府进行商约谈判的原因。
不过，对于当时的主要外商——英国人来说，事情虽然不尽如人意，但并非不能忍受。中国方面固然是垄断，但英国方面也不是全无组织。著名的东印度公司同样是垄断组织，拥有和中国进行贸易的特权。想要和中国人做生意的英国人必须通过东印度公司进行。依靠这种垄断，东印度公司同样赚得盘满钵满。实际上，公司后期，股东红利主要依靠与中国进行贸易获得的利润。当然，中英双方垄断者的得利，是以整个贸易受到极大限制和损害为代价的。
古代中国（9）
这时，美国人出现了。美国人来得比较晚，但发展势头很猛。美国人在拿破仑战争中居于中立地位，与战争双方大做生意，积聚了相当的实力。而且，美国人有着开拓者特有的那种精明强干和机智灵活。他们还从大英帝国那里继承了高超的航海技能。美洲丰富的资源给他们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不过，最重要的是，美国人几乎是当时世界上仅有的自由商人。
当时的世界，是充斥着特许权、管辖权和等级制度的世界。在欧洲，各个君主国的国王，通过颁发各种特许状聚敛财富，市场也因此被层层的封锁、管辖和垄断所分割。社会遵循着严格的等级制度。重商主义观念盛行，贸易受到国家的严格管制。人们自由发展的空间很小。
在摆脱了英国殖民统治的美国，却并不存在欧洲大陆司空见惯的贸易特权和等级制度，没有东印度公司式的握有垄断权的特许公司。贸易是在平等的条件下向所有人开放的。那些投身贸易的美国人，要求的只是一个平等的机会，而并不致力于谋求特殊的优惠。
美国人的这种自由状态，不但当时的中国人不具备，即使是当时的英国人，也相差甚远。正是因为有这种自由的地位，美国人比英国人发展得更快。当英国人只能通过东印度公司和垄断的“十三行”进行困难重重的贸易时，美国人已经可以通过灵活的方式绕过垄断的限制了。很快，美国人取得了仅次于英国人的地位，而且，发展越来越快。
英国人目睹美国人的自由地位和由此带来的丰厚利润，不能不思考其中的原因。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地位对英国商人渐渐就变得难以容忍了。好在英国有合法申诉的渠道。于是，英国商人们不断地以各种形式向政府表达对垄断的不满。他们的努力终于取得了成功。1834年4月，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特许垄断权正式被废除。和美国人一样，贸易的大门同样以平等的方式向所有英国人敞开。
不幸的是，英国商人获得自由地位，激化了原来就存在于中英之间的争端。在双方垄断的条件下，两个垄断者可以通过各种默契暂时搁置争端。当更多的人投身贸易时，就必须依靠公开的规则来解决各种争议了。而这首先要求中国承认英国是一个平等的国家，而不是一个只能甘居臣属的野蛮人群体。而这，是当时的中国皇帝和士大夫根本不能接受的。
没有垄断的限制，到中国进行贸易的英国人越来越多，中国方面对贸易的限制在这种新局面下造成了贸易的失衡。鸦片作为弥补贸易不平衡的工具开始登场。而后发生的事情就众所周知了。
鸦片战争迫使中国开始接受现代国际关系秩序，对外贸的压制被取消，新的贸易口岸渐次出现。中国开始了融入世界的漫长过程。来自美国的自由商人以他们的成功教导了英国人破除垄断的必要性，然后英国人又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国门。不管美国人是有意还是无意，最终是他们这个当时并不是最强大国家的行为方式成为了未来的主流和发展方向。
洋务运动的终结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人人皆知的重大历史过程。但这个影响深远、历时多年的运动是怎样终结的，就不是人人皆知了。其实，洋务运动的终结过程，对当代中国社会很有启示，值得深入研究。
洋务运动前后持续了三十多年，从1861年开始，到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结束。甲午战争的失败表明，洋务运动并没有使中国富国强兵。以往不被天朝放在眼里的小国日本居然打败了中国。历史记录说，洋务运动就此终结。
古代中国（10）
确实，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于李鸿章等洋务派政治家的打击非常沉重，但说洋务运动因为甲午战争而结束，这是什么意思？洋务运动是一场范围广泛的现代化运动。在全国多个省份，地方官员们创办了一大批现代化的工业企业。虽然这些企业生产出来的军工产品在甲午战争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没有达到企业创办者当初的设想，但战争本身毕竟没有摧毁这些企业，洋务运动怎么会因为甲午战争的失败而终结，到底发生了什么？洋务运动结束以后，取而代之的又是什么？
在回答这些问题以前，先回顾一下洋务运动的由来。
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表明了中国政治经济的全面落后，但清政府的官员们真正认识到这一点，是在二十多年后的太平天国战争中。战争中，曾国藩、李鸿章等清朝大员，痛感西方国家的武力强大，力主引进兴办现代化工业企业，以图富国强兵。一开始，他们仅仅是想要自己制造洋枪洋炮，但很快就扩展为要在中国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体系，甚至提出了采用新的政治制度。
大员们的主张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认可和支持。既有中央支持，自己又是总督、巡抚等地方实权人物，洋务派政治家就可以放手在自己管辖的省份大力推行洋务运动了。他们投入巨资，从西方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创办了一批现代化企业。一时间，洋务运动的开展颇有成效，在政治上开创出清朝“中兴”的良好局面。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洋务运动改变了清朝建国以来一贯的社会经济政策。清朝沿袭中国的历史传统，主张国家不应该直接介入生产和贸易领域。因此，中国经济整体的私有化程度很高。这种状态被洋务运动所改变。洋务派政治家们以“无例可循”为由，改变了社会传统，转而强调朝廷在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张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应该发挥主导性的作用。他们没有把经济发展的主导权留给企业家，而是交由官员掌握。
在这种发展思路指引下，洋务运动的企业都是官员们一手创办和直接管理的，都是国有企业。这样的好处是，企业的起点很高，可以筹集大量启动资金，有能力引起先进的技术设备。但从一开始，这些企业的发展就和官员的个人意志紧密联系在一起。企业的建立、经营或者放弃全凭主管官员的个人意愿和喜好。
清朝的吏治早已*不堪。官员直接管理企业的结果只能是把企业变成了另一个官场。结果，清朝官场那种贪污腐化、任人唯亲、敷衍了事的行事风气成为了洋务派企业的固有弊端，根本不可能得到解决。除了*以外，这些企业的管理水平也一直非常低下。官员们对现代企业管理知识知之甚少，由于官场的成功和地位，这些人又都非常刚愎自用、独断专行。
福建马尾船厂船政大臣沈葆桢在造船方面一无所知，却拒绝听从专家的意见。船厂聘用的法国专家指出：“兵船狭深而面平，免招炮招风；商船腹宽而楼其上，货客可多装”，在建造的时候要有分别。沈葆桢大人却语不惊人死不休地说：“宜改为半兵半商之制，使两适其用”。结果，造出来的船两不适用。“累年造船至二十九艘……无一船可充海战之用”。1884年中法海战爆发，这些隶属于福建水师的船根本派不上用场，很快就被击沉。
古代中国（11）
著名的江南制造总局，“局中自总办以至司员人等”多年经营，却始终是外行，对于机械制造懵懵懂懂，“岁靡经费一百四十万金，而各械无一完善者”。
在洋务运动的三十年历史中，类似这种官僚草率决策，甚至胡乱决策的事情层出不穷。“学费”一直在交，却总不见“学生”学成毕业。在洋务运动的历史中，找不到一个官员经过“公费学习”，从外行转变为内行的例子。但即使如此，清政府也一直坚持官办企业的原则，拒绝把企业交给市场中的企业家。结果，这些国有企业的经营可说始终未上正轨，没有形成真正强大、先进的生产能力和竞争力。
除了瞎指挥以外，贪污浪费、任人唯亲也是洋务企业无法解决的弊端。当时人说：“机器局管事一年，终身享用不尽”，称洋务企业对于官员，“正如肥肉自天而降，虫蚁聚食，不尽不止。”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
在这种种弊端之下，洋务企业虽然看上去规模庞大，但企业质量非常低下，产品难以满足军工或者民用的需要。不过，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这些恶果并不明显。当时的中国市场基本还对外封闭，外资和民间资本进入市场要受到种种限制。这是一个垄断专营的时代。在强势领袖李鸿章的大力保护和享有垄断经营权的条件下，洋务企业得以维持其表面的正常状态。
甲午战争的失败暴露了洋务企业的军工产品不能满足军事需要的现实。清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洋务运动的信心大减。但这不是洋务运动终结的真正原因。真正终结洋务运动的是随后的市场开放。
《马关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屈辱的对外条约之一，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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