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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需要自由市场:市场的力量-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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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自序（1）
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正在面临一个重大的方向性问题：是继续坚定地走向市场经济，还是选择一些“折中”方案？笔者坚持认为，中国应该，也必须坚定地走向市场经济。本书讲述的历史和现实案例表明，自由市场体制完全有能力解决其自身产生的缺陷。市场的力量正在于此。人们不必因为市场某些暂时的缺陷而选择接受“折中”方案。那些“折中”方案无一例外地比自由市场体制更差。不仅效率更低，而且更不利于个人和社会的道德成长。
许多人无原则地奉行中庸立场。不管争论双方的意见是什么，他都自以为聪明地取中间立场，以为这样才能得到最优方案。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争论中，因此就产生出所谓的“中间道路”“折中方案”。
这种貌似谦逊的思考方法其实包含着极大的自负或草率。中间派自以为可以超越争论的双方，站在更高的角度，更全面地看问题。这种自信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甚至有些可笑。
谈到市场经济或计划经济时，名词掩盖了背后的真实。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仿佛是各有利弊的两种选择。但是，如果深入思考这两种社会体制的特点，并以统一的框架来分析，就会认识到，两种体制的区别其实在于强制程度的根本不同。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不在于市场交易，而在于人们的自由选择，在于强制最小化。在市场经济中，人们可以自由选择生活和行为方式，自由制定个人和企业的计划。计划经济的本质特征不在于有计划，而在于强制程度非常高。在计划经济中，制定计划的人和执行计划、承担后果的人，他们之间是强制和被强制的关系。前者强制后者，强迫后者必须接受和执行计划。
所谓的中间道路是什么呢？在强制最小化和强制极大化中间的，中间道路看来只能是中等程度的强制。我们应该接受这种中等程度的强制吗？也许不再有人把我们关进劳动营，强制我们劳动，但会有人禁止我们开办一个企业，禁止我们和别人缔结合同，或者强行从我们的收入中拿走一半甚至更多。这种看上去并不那么激烈的强制，我们可以接受或者容忍吗？
可以从道德和效率这两个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
首先是道德角度。某些人强制另一些人，要求后者按照前者的意志去行事。这当然并无任何道德可言。不管是基于什么目的，这都是一种恶。当然，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恶是不可避免的。某人或某些人会首先实施强制，他们使用暴力或者欺诈，侵犯他人的权利和正当利益。为了对付这些人，社会必须保有强制的手段和力量，以制止他们的行动。这时，强制的恶是不可避免的。对抗暴力的终极有效手段是更强的暴力。这是国家这个垄断性的暴力机器存在和拥有合法地位的根本原因。
除此以外的强制，就都是不必要的恶了。想为这种恶找到道德上的理由，是徒劳的。
那么，效率方面的理由呢？某些强制是不是有利于效率呢？这个问题非常复杂，难以简洁明快地解释清楚。幸运（也是不幸）的是，社会范围内的大规模强制实验，人类已经在不同文化和不同地域反复实验过了。实验结果十分清楚。强制越多，效率越低，社会越贫穷和落后。世界上一些最智慧的大脑，根据这些沉重的社会实验的过程和结果，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令人信服的阐释。相比这些深刻的理论，那些鼓吹强制会带来效率的言论非常粗陋和蛮横，根本禁不住稍微深入一些的追问和考察。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作者自序（2）
现代社会存在的基础是人们之间的广泛合作。合作和分工创造出今日世界得以存在的生产能力和我们能够享用的生活水平。如果退回到自给自足的状态，我们的生活水平不会比原始人更高。在这种分工协作的社会中，如果强制最小化，且仅仅用于制止其他暴力，人们之间就有机会在自愿的基础上展开合作。分工协作的所有优越性就可以显现出来了。
由于人们是自愿投入合作的，在合作中，他们就会乐于奉献自己的知识和能力。这种知识既包括系统的科学性知识，也包括看上去更像信息的地方性知识。一个没什么文化的商贩，却会对某产品在某时某地的价格了如指掌。如果他被迫为别人劳动，劳动结果和他个人收入无关，他就没有愿望去注意和使用这个宝贵的信息。如果他是自负盈亏的经营者，他就很愿意尽量利用这个信息，发掘其中的潜力，竭力用这个信息挣钱。他挣了钱，也就意味着消费者的需求得到了满足，意味着这个世界有了一点点的改善。无数个这种改善累加起来，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很不错的世界。
如果无数个这种改善都没有出现，这个世界就会越变越糟，我们每个人的处境都会越来越差。
那些看上去强大无比的暴君和专制，其实有一件事是他们永远也无法做到的，那就是迫使人们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刺刀之下，一个本可以年盈利数亿的银行家，看上去却只是一个很差劲的工人。一个可以让无数人精神得到满足的文学家，却只能撰写无聊的宣传文字勉强糊口。无论多么强大的专制，都不可能让这些人的潜力充分发挥，因为甚至没人会意识到这些潜力的存在。除了暴烈的专制以外，种种中等程度的强制也在或明或暗地抑制人们的创造能力。如果不能确认可以享用和支配自己的劳动成果，人们就不会尽量地发挥自己的能力。没人能改变这个人性的规律。
人的潜能往往会让他自己也难以置信。打开这种潜能的钥匙，只有一把，那就是自由。只有给人们以自由，让他们自由地寻找和发展自己的潜能，这个世界才会惊讶地意识到，人原来可以如此能干，如此伟大！事实上，确实只在自由社会中，我们才能看到那种灿烂的人性、怒放的精神和伟岸的人格。
在那些充满强制的社会中，人被驱赶着劳动，被监视着生活。他们的潜能无法展现，而这成为他们更受蔑视的理由。专制社会，到处都存在着对人的蔑视和欺凌。在此蔑视和欺凌之下，人也果然变得猥琐和卑劣。
而在那些强制虽不那么强烈，但也随处可见的社会中，人性的萎靡也清晰可见。在这种社会中，人们逐渐变得沉闷、沮丧。对他们来说，努力工作和寄生在别人的劳动上，区别不大。这种社会，奖励失败者，惩罚成功者。甚至人们的善心也很难得到充分发挥的空间。既然如此，在这种社会中，也就到处可以看到失败者和寄生虫。
自由和强制就是这样改变和塑造着截然不同的人和世界。
那么公平呢？市场失灵呢？人文关怀呢？这些理由被反市场者念念不忘。应该承认，这方面的问题值得思考和研究。也正是为了解释这些问题，我撰写了书中的那些文章。
一篇序言或者一本书并不能充分论证自由市场的伟大力量。这种论证将是长期和繁重的任务。在正面临重大社会抉择的中国，所有理解和热爱自由的人，都应该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帮助自由市场体制在中国最终稳固地确立。这是人生最值得去做的事情之一。
我要感谢刘丰和刘英丽，如果没有他们的策划、督促和专业化的工作，本书中的文章很可能不会写成。我还要感谢华夏出版社的编辑李欣利，他的鼓励和认可非常宝贵和及时。
还有许多人应该得到我的感谢。在我的个人知识形成的过程中，他们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不能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我今生有幸追随这些优秀的人，有幸加入到一个伟大的传统之中，尽我的绵薄之力，推动一项永恒的事业——人类的自由。对此，我备感光荣。
李子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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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
在进入为李子旸这本书写点什么的正题之前，我想先说说一本新闻杂志的内容是怎么产生的。
杂志的内容，行话叫选题。说白了，选题就是每期杂志要刊登的内容。很多人都知道，新闻杂志的选题，最主要的就是根据已经发生的新闻事件进行甄选。有人不知道的是，一些内容是编辑记者聊天聊出来的。
大约两年前，那时候我还是一本新闻周刊的主编。偶然和编辑们海阔天空，一位编辑告诉我，有个叫李子旸的小伙子，自己花了不少钱，买了一套上海租界时期的文献影印件。直觉告诉我，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于是决定，约他写个经济方面的专栏，名为“镜鉴”。
在中国，上海是个独特的地方，开埠历史不长，却迅速成为中国乃至远东的经济、金融中心之一。而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在这里的租借地，自有一套独立的政治、经济乃至社会的运作，对于中国来说，租借既是一种主权旁落的耻辱，也是一种就近观察资本主义的便利。
李子旸的专栏由此展开，然而关于租界的文章，却没有想象的多。更多的，则是二十世纪欧美诸国的“故事”，不过依旧符合专栏定位，我也就听之任之。
他写这些文字的时候，中国的改革开放路程已经走了近30年。回顾30年的所来径，再看李子旸的一篇篇小文章，我不禁再度感喟：历史总有惊人相似之处。
这就是历史的神奇所在，这也是我们喜欢重读历史的原因。最近这些年，对于历史的重新解读蔚然成风，正解歪批，都有相当的拥趸。有心人往往可以发现，现在我们正在面临的问题，或者正在做着的事情，几乎都有历史的经验存在。即便中国企业乃至政府诸种改革开放的尝试，在历史的深处，我们也或多或少能够找到类似痕迹。
不信？那么，可以读读李子旸的这些经济随笔。在这本书里面，就有一个清末民初国有企业改革的故事，透过那座电厂的改制，我们读到的是一个今天到处存在的事实：国企改革的根本，在于产权明晰。这座电厂现在叫做杨树浦电厂，仍是上海最重要的发电厂。1929年曾经的一次改革，不知道在半个多世纪后，是否曾经重演过？
李子旸并不满足于讲故事。这本书里的“故事”，或详或略，涉猎广泛。不过这些故事在作者心目中的地位，不过是赋是比，而其真实目的，则在于兴——对自由的阐发与讴歌。
严格说，这自由是自由市场经济。和李子旸有过几次面对面的交流，也许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在适合风花雪月的咖啡馆聊着在咖啡馆该聊的话题，然而不知道谁不经意的一句，我们就转入了对现实的讨论。我记得有几次，还争论的脸庞发热。
现在已经忘了当时讨论什么话题了，但我相信，他一定是秉持着对自由市场经济的理念和我辩论的。这本书加强了我的这种判断——他在文章中，数度直截了当地言及这个概念，以及，与此相关的制度安排、法律法规等等等等。透过这些文字，我能感受到自由就是他的宗教，他用洋洋数十万言，传达了一个年轻人对于自由经济学说的贪婪撷取与赤诚流布之情。
对于经济学，我可谓一窍不通，大概知道，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学说肇始于亚当﹒斯密。在二百三十多年前，他就主张把一切交给市场，让市场这个无形之手去自动进行资源配置，政府最好能够像老子说的，行无为之事，做不言之教。
后来读的书杂了，也知道，每每出现经济危机，总是自由经济备受非议的时候。2008年开始的最新一次金融危机，各国政府强力参与经济，理所当然遭到自由经济学者的严厉批评。
对于这些，我无力评价。严格说，我相信一切机制都有失灵的时候，这其中自然包括市场机制。也因此，我不是自由经济的忠实信奉者。这一点我无法和李子旸的坚定相比——他为了证明市场永远不会失灵，为“QWERTY”布局的键盘为什么流行做了一番分析。
但李子旸的这本书，以及他曾经写过的专栏，也有深深触动我的地方——他强调了自由市场经济对于人的本性甚至本能的尊重（参见他对于美国禁酒令为何失败的分析）。
面对一个事物，仁者可见仁，智者可见智。当下中国，发展经济自然重要，用何种流派的学说，做何种制度安排，自然重要。但我以为，这一切的终极目的，当是为了每一个鲜活的人的福祉。无论起点，还是路径，抑或结果，都应当充分体现出对于每个人的尊重。对于人的权利和尊严的轻薄，甚或践踏，即是谬误，在未来的史书中，也一定会被彼时的读者所哂笑或不齿。
这个道理，讲了数千年。现在，李子旸也在讲。希望，还有更多的人不但讲，而且践行，则吾人幸矣。
刘 丰
2009年10月26日
古代中国（1）
贸易造就和平
在和南下侵扰的游牧民族的战争中，明朝一向胜少败多。但出人意料的是，反倒是那些经常打胜仗的游牧民族希望尽快实现和平，不再和明朝打仗。这是为什么呢？
明朝时，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劫掠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瓦剌、鞑靼、蒙古等游牧民族经常南下，在明朝北部边境地区大肆劫掠，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1472年，鞑靼人深入平凉一带，“如入无人之境”，大肆劫掠。1529年以后，蒙古各部连年来犯，在山西陕西一带纵横劫掠，甚至进犯大同太原，杀掠人畜数万。1542年，俺答汗部入掠山西，纵横三十八个州县，杀戮男女二十余万人，牲畜损失二百万，焚烧房屋八万余所。人民痛苦不堪、流离失所。边境地区也因此积贫积弱。对这些凶蛮的游牧民族，明朝政府一筹莫展、苦无良策。
派大军进剿吧，看上去是一劳永逸的办法，可实际根本不是。首先，游牧民族弓马娴熟，民风彪悍，战斗力很强。明军与之对战一向败多胜少。明英宗亲自率军出征，结果却被俘虏，是所谓“土木堡事变”。其次，游牧民族马上作战，来去迅速，进剿的明军却辎重繁多，行动缓慢，深入草原又人地两生，补给困难，即使打上几个胜仗，也不能彻底消灭对手，自己能否安全返回倒成了问题。第三，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众多，你来我走，即使打败了一个对手，将之远远赶走，也无法防止其他的游牧民族来填补空白。再大的胜仗也只能是暂时解决问题。最后，明军往往纪律涣散，不但靡费众多，而且严重扰民，对边境民众的危害甚至不比那些前来劫掠的游牧民族小。据估算，一次大军出征，可能要耗费明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而取得的战果往往仅仅是“斩敌首”几十上百，这其中还不知道有多少是冤死百姓的人头——明军的确干过这种“杀良冒功”的行径。
比进剿合算得多的方式是修建长城这样的防御工事。与马上的游牧民族作战，利用地形守险当然更符合明军的优势。事实上，明政府也确实修建了不少长城。现在看到的长城并不是秦长城，基本上都是明长城。在抵御进攻方面，长城确实有着其他手段难以比拟的优势。对于小规模的骚扰，基本可以有效对付。对于大规模的进袭，则至少可以迟滞敌方的速度。富有戏剧性的是，在鞑靼人一次进攻时，长城没有挡住敌人的进攻，但是却在敌人劫掠完后撤退时发挥了作用。鞑靼人被长城所阻，“散漫不得出”，追逐的明军得以赶上，于是，鞑靼人大败。而一些修缮良好的长城，甚至在抵御大规模进攻时也非常有效。借助于长城和火器，战斗力处于下风的明军能够和游牧民族实现大致的武力均衡。
但是，修建长城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虽然比之大军出征要节省得多，但还是成为明朝社会的沉重经济负担，而且，长城的存在并不能彻底打消游牧民族劫掠的念头，只是加大了他们劫掠的难度。战争的威胁还一直存在着。这是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决定的。比之农耕民族，游牧民族更加依赖自然条件。一旦发生大的天灾，他们除了南下劫掠以外，基本上没有其他维持生存的手段了。而且，游牧民族生产的产品种类较少，他们要想得到其他更丰富的生活用品，只有从农耕民族那里得到。这也是中国历史上自秦汉以来就一直存在游牧民族南下劫掠的主要原因。
古代中国（2）
既然“战”和“守”的方式都不理想，那么，难道这个问题就没有解决办法了？当然有。而且，更乐于采用这种办法的恰恰不是明朝这边的受害者，而是北边的劫掠者。
1542年，在多次劫掠得手以后，俺答派遣使者到大同向明朝政府表示，希望能开放边境贸易，实行“互市”。使者说，他们南下劫掠，无非是想得到锦帛茶叶等物，可是动手去抢的话，恰恰难以得到这些细软，只能抢到人口和牲畜，偏偏他们那里并不缺人口和牲畜。而且，由于他们的劫掠，边境人民纷纷逃亡，可抢的资财越来越少。再有，虽然游牧民族在武力上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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