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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上药”不过是上些碘酒和紫药水，然后用纱布裹住贴上橡皮膏。除了这些，我们的小药箱里只剩点头疼感冒药，再无其他！
　　不一会儿，所有插队的同伴全都赶回来了，带着焦急的神色，询问我的伤情。这时天已经黑了，不知是谁点燃的油灯，翻出那本我们全体知青的医疗指南……《农村医生手册》，查看如何治疗我的伤病。当他读完有关“破伤风”这一条目时，昏暗的屋子里，顿时被一种恐怖的气氛所笼罩，我更是惊慌地一把夺过书来凑近油灯，从头至尾又读了一遍：“破伤风杆菌……厌氧性……潜伏期七天至一个月……肌肉痉挛呼吸困难……导致死亡……最易感染物为铁锈及粪土……”粪土！几乎所有人都想到了那只扎透我脚的三齿钉耙，是刚刚用来起粪的！有人急忙喊道：“快看看治疗方法！”“必须及时注射抗破伤风血清，后期注射无效”！……这是条目的最后一句话。
　　太危险了！太可怕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那个年代的故事（14）
“抗破伤风血清”？哪儿有？
　　我们插队的小山村杏林塔，离小队有五里山路，离大队又有五里山路，离公社卫生院有五十里盘山公路。“抗破伤风血清”只可能公社卫生院有，“明早必须赶去公社卫生院，没什么可说的！”朱维毅代表大伙儿说出了这句话，张振国紧跟着说：“对！明天一大早，我和维毅一起，先背到小队借个平车，然后去公社！”
　　当晚，我的大脚趾开始剧痛，并且伴随着我的脉搏，一下一下地跳着痛！我在炕上大汗淋漓地翻来转去，想不出任何办法来减轻那种痛楚！人说“十指连心”讲的是手指，其实脚趾何尝不是！不信你就试试！
　　全炕的男生没有一个人能够入睡，一是为我担心，二是被我折腾，大家都眼睁睁地看着窗外，盼着天明……
　　10　　里……
　　天还没有泛白，我们就急切地上了路。先由维毅背着我，振国在一旁边打手电，边探路，他们在崎岖的山路上几乎是一溜小跑，因为“时间就是生命！”，况且已经过了整整一夜，不知那些“厌氧性破伤风杆菌”闹腾到了什么程度！
　　有人或许会问，为什么当时不出发，而要耽误整整一夜时间呢？这是因为你对“晋道难”有所不知。通往我们村的那条山路，曾有记者在报道中形容：除了山羊，连毛驴都很难上去，更何况人走！特别是夜路，如果没有明亮的月光，你几乎看不清脚下，用手电筒照明，只能看见眼前，反而常常误入歧途，本想下山，却又爬上了另一个山头。
　　道路如此之难走，维毅和振国（当时年仅16岁和18岁）还要背负着一个被疼痛折磨得瘫软而又失去自控力的大活人。如果你背过人就会知道，没有自控力的人不能配合你的节奏，分量必会增加数倍，如此行路真是难上加难！他们碎步快跑，跌跌撞撞，几十步就要换一次人，又急又累。劳动一天后又一夜被我折腾得无法入睡，身心之疲惫根本不用形容！此时他们的脑海里除了抢时间救人救命再无其他，就如战场上生死与共患难并存的战友和兄弟！在今天回想起来，这种情谊该是多么的珍贵！
　　五里山路跑完，到了小队寨洼，敲响门叫醒小队长要了一辆平车将被子铺上把我放躺上面，由振国“驾辕”，维毅“拉套”继续向山下“驶去”。山路依然很窄，崎岖不平，掌控平车比背负病人丝毫不省力气。有两次因路坑洼不平，平车几乎翻到山下，幸亏维毅和振国跪在地上脚蹬石块极力撑住，才化险为夷。汗水早已湿透了他们的衣衫，半昏迷状态的我偶尔睁眼，能看见他们二人头上升腾的热气……
　　又是五里山路，好不容易到了大队庆城。想想大队卫生员根本不会有什么“抗破伤风血清”，于是决定立即奔往公社的公路，急速前进！此时天空才刚刚开始发白……
　　30　　里……
　　公社的全名叫“石圪塔”人民公社，读起来就是“石疙瘩”，听这名字就不难想象山石会有多少，山路修通该有多难！
　　公路沿山而修，大多地方只能容一辆车身通过。一侧是峭壁，而另一侧则是十几到几十米深的山涧，危险无处不在。县里开出的长途车是今天发出，明天开回，就此一辆，倒也适应这盘山公路的路况。因为最怕的是迎面来车，全路100多里仅有少数几处才能错开。据说一次长途车迎面碰上一架牛车，牛不会后退，长途车硬是生生退了好几里路才把牛车让过。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此时一辆拖拉机“突突突突”迎面而来，谁让谁？振国赶紧前去说明情况，拖拉机听完二话没说，向后倒开几里让我们先行……　txt小说上传分享

那个年代的故事（15）
天开始放亮，忽然，嘀嘀！嘀嘀！嘀嘀！……十几声野蛮的汽车鸣笛从后面传来，将我从昏睡中惊醒，这显然是要我们快快让路！振国和维毅在前面拖着疲惫的步伐，低头缓步拉着车前行，后面无理的汽车喇叭声肯定惹怒了他们，维毅边拖车边说：没看见车上躺着人吗！你按吧！就不让！振国也说：往哪让？没法让！让他们跟着吧！后面的喇叭声长鸣不断！更加放肆、更加粗野了！嘀嘀！……整个山谷都在回荡！我躺在车上努力睁开眼睛一看，顿时吓得声音都走了调地大喊：快让路！赶快让路！再不让他们就开枪了！维毅和振国听到我的叫喊，停下脚步回头一看：一辆卡车就紧贴在我们后面，驾驶楼顶上，两人护卫，中间一个人正架着一挺机枪，枪口直指我们！两旁的踏脚板上，各站着一人，他们一只手扶着车窗，另一只手各执一把手枪，在向我们挥舞，明白无误地警告我们赶快让路！
　　害怕！惊恐！莫名！无奈！振国和维毅拼尽力气，急拉急行，急寻较宽之处，好给后面的“不明恐怖车”让路。而我顿时忘了疼痛，一脸清醒，瞪大眼睛注视着那几支枪口！不停地催促他们：快！快！快点！
　　终于找到一块稍宽的地界，我们的平车紧贴山壁，“恐怖车”加大了油门，怒吼着从我们身边飞驰而过，此时这才看清，车厢里押运着十几个人，他们个个都被捆绑着，被押送他们的人坐着、踹着、踩着、蹶着……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土匪？还是……
　　这是令我们终生难忘的惊悚的一幕：1969年5月的一天，太行山余脉一条崎岖的小路上，高山、深涧见证了三个惊魂未定的北京知青，拉着平车在为一名知青夺命的路上差点儿丢命！
　　50　　里……
　　到公社卫生院了！我们都兴奋至极，深深松了一口气，终于有救了。由于天太早，卫生院还没开门，我们顾不得这么多，呯！呯！呯！砸响了院长的屋门。或许是惊醒了他的美梦，他起身后不顾我的疼痛，睡眼惺忪粗暴地翻看了一下就说：“我这儿没有‘抗破伤风血清’！再说骨头有没有问题还要照片子才知道，我这儿也没设备，你们去县医院吧！”说完，打着哈欠就回宿舍继续“挺尸”去了。
　　我们三人顿时像被泼了一桶冷水，从头凉到脚。什么？去县医院？还有整整40里呀！我们的心理准备，还有维毅和振国的体力准备，都已止在了这50里处的公社卫生院。在快到达卫生院的时候，他们二人兴奋得几乎快拼尽了力气。现在怎么办？找院长去辩论吗？有个屁用！他态度恶劣是真，但公社卫生院设备之简陋、医药之不全也是真！
　　我现在才真正理解了农村缺医少药、农民有病基本等死的悲惨状况。也开始理解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批判“城市老爷卫生部”时，做出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英明指示！我在心里说：毛主席呀，您太伟大了！如果不按您的指示去做，我们知青又该怎样活？
　　可是感慨解决不了眼前任何问题，纵使再念几百遍语录，也变不出“抗破伤风血清”来。维毅和振国相互看了一眼，几乎同时说：走！去县城！那一刻，我的泪水从心底涌出：共同的处境共同的遭遇使我们有了共同的心声共同的命运！
　　就这样，滴水未进粒米未食的知青们，在走过50里崎岖的山路之后，又踏上了苦难的人生之路！　。　想看书来

那个年代的故事（16）
70　　里……
　　太阳高挂，70里处，是北流公社的地界，也是一处铁路工程的工地。在一个岔路口，振国和维毅几乎是精疲力竭了，他们找到路口的一棵大树，把车平放，尽量让我处在阴凉下。不一会儿，路口对面三五成群的人逐渐汇集到一起，一边向我们这边探头探脑，一边对我们指手画脚，看上去，都是些工地的工人。我们虽然有些奇怪，但却没有精力再去搭理他们。此时，我的脚开始火烧一样地跳痛，不得不掀开盖在身上的被子，解开缠在脚上的纱布察看一下伤情。可就在这时，对面的议论声由小及大，由远及近了。正当我们感到疑惑不解的时候，一位干部模样的人慢慢向我们走过来，半神秘半小心地问道：“你们是些什么人？到这儿来做甚？”我们本来都已累得无精打采，以为来人是闲着没事、好奇，因此不想理他，我只是懒懒地没好气地说了一句：“我们是北京来的知青，干活受伤了想去县医院看病，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听完这句话，来人紧张的神情居然一下松弛了下来，只见他朝后面一招手，喊了一声：“北京来的知青，没事了！”完后，一群人纷纷朝我们走过来。那位干部说：“难道你们不知道县里昨晚武斗，枪炮打了一夜，可能根本进不去了！我们还以为你们是武斗受了伤，逃到这里来躲避的呢？刚才，造反派的几辆卡车把抓到的‘对立面逃犯’都拉回县城去了，长枪短枪机枪的，都把我们吓坏了！”他这一席话，才使我们明白路上的“险遇”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接着，有人问我是怎么伤了。当我简单说完，并表示去县医院主要是注射“抗破伤风血清”时，那位干部露出笑容说：“‘抗破伤风血清’？我们这儿就有呀！你们不知道这儿是工地，经常有锈钉扎伤人的事。”边说，边招呼旁边的人说：“快！快！把北京娃儿送到医务室，叫医生快给他打针！”
　　我、振国、维毅真是喜出望外，刚才听到说县城进不去了的时候，我们都绝望已极，没想到刚过一会儿竟然又绝处逢生了！
　　我已记不清工人们是怎样七手八脚把我抬到医务室的，只记得医生是在打了试验针后，给我注射了一支“抗破伤风血清”，随着那一管药液被缓缓推进，我们三个人的心才算是终于放下！医生说：你的脚还需要照个片子，才能最后确定病情，但是我这里也没有设备，县医院肯定是不能看病了，最好找一家部队医院，武斗可能还影响不到他们那儿！说完，他边收拾医疗器械，边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唉，这么小的北京娃儿跑到这儿来遭罪，真可怜呀！”
　　我永远会记得北流工地那一群善良的工人、干部和那位医生，他们淳朴的真情和人性，在别人危难之时自然顺畅地流露，对我心灵的震撼化作了一生的感激！
　　90　　里……
　　终于到县城了，已是夕阳西下时分。振国和维毅拉着平车，缓缓地在县中心街道行走，一边目瞪口呆惊慌无措地四处张望，一边回忆和搜寻着部队医院的去路。
　　一夜的武斗，县城好像完全变了模样：满目疮痍，一片狼藉，路不像路，道不是道，到处是垂落在地被打断的电缆电线，街旁的建筑满眼是弹痕弹坑，地上丢满了武斗时用过的木棍、钢管、石块、玻璃、门框……县革委会那座全县最高的五层楼正方形建筑，房顶四个角处都用大米和白面袋堆成了碉堡工事。残墙断壁上贴满了造反派胜利的口号和“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之类威慑性的标语。被击毁的车辆到处横七竖八东倒西歪，这是一个真实的战场！比街景一片“弹洞前村壁”更可怕的是，整个县城竟然寂静无声，除了被炸毁的建筑外，所有房屋都门窗紧闭，几乎看不到一个人影……仿佛来到了一座死城！我们不由自主地浑身战栗，不知何时何处会不会有冷枪向我们打来，自小在部队长大向往战争盼望当战斗英雄的我，竟怕得连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们最终找到了那所部队医院，特别是那里还有我们知青同伴的妹妹在学习针灸医术。有熟人的引见，一切都很顺利，照片显示结果：脚骨无伤，并无大碍！当我们三人看到这一结论时，全身一松，连相互看一眼的力气都没有了……
　　尽管多年之后，我曾极力搜寻：我们是怎样从部队医院离开的？又怎样回到的小山村？却一点儿也回忆不起来，我的脑海中至今竟然是一片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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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雪原上的1977年高考（1）
内蒙古雪原上的1977年高考
　　何友中
　　作者简介：何友中，女，1947年生。北京女一中高中毕业。1967年至1977年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额仁戈比公社额仁宝力格大队插队10年，曾担任第二小组副组长和大队会计。1977年参加高考，被包头师专中文系录取。后通过自学考试，获得内蒙古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学历。1980年至1984年在包头三十六中学教书。1984年调到内蒙古自治区计划委员会工作，曾在纪检组和科技教育处工作，曾任主任科员、副处级检查员。1994年调到北京市工程咨询公司投资咨询部工作，具有国家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资格和高级经济师职称，参加了160多项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工作，多次荣获全国和北京市优秀工程咨询成果奖，还发表了多篇论文。
　　“惊雷唤醒大学梦，好雨润滋久旱心。放牧边疆十载整，重开考试未来新。”当我回首往事时，最让我难忘的、最能激发我感情的、最让我终身受益的事，就是内蒙古雪原上的1977年高考。每当我想起茫茫雪原上艰难行进的那辆卡车，我就坚信世上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实现不了的梦想。正如丰子恺说的：“人间的事，只要生机不灭，即使重遭天灾人祸，暂被阻抑，终有抬头的日子。”
　　惊雷唤醒大学梦
　　1977年10月初，我送孩子回北京时还没听说高校招生改革的事，回到大队照旧到蒙古包去登记工分。11月初到公社银行为牧民取预付款时，突然听人在说恢复高考的事，我先是一愣，赶紧凑了过去。三个中年人正说得起劲。
　　粮店的孟和说：打倒“四人帮”后政策还真的不一样了。
　　孟和是粮店主任，知青到公社经常到他家吃住。
　　砖厂的刘宝和说：这是*的第三次复出，又该整顿了。
　　别看刘宝和只是个小学文化，分析起形势来一套一套的。
　　我也和他们聊了起来：你们刚才说的高考的事是真的吗？
　　孟：这消息千真万确呀。10月20日晚广播电台已经公布了这个消息，第二天《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两篇大块文章。你还不快报名。
　　我：我倒是在北京时就听说，*主持教育工作后，非常重视知识分子。可我们都这么大了，又结婚有孩子，人家能要吗？
　　孟：听说招生条件年龄可放宽到30周岁，婚否不限。
　　我：国家还真是没忘了我们这些“老三届”。
　　我激动得脸通红，眼泪涌到了眼眶上。
　　孟：前几年招生你怎么没报名啊？
　　我：那时我对上大学已经死了心了。咱们既没后台，出身又不硬，报名也是白报。张铁生交白卷那年，我们队××、××考得都不错，结果都因父亲的历史问题没被录取，后来××觉得前途渺茫自杀了，估计和上不成大学有些关系。
　　××：你不是扎根派吗，怎么也要走啊？
　　这个人总爱找知青的毛病。
　　我：我们这批知青是国务院用大轿车从天安门出发送到草原来的，再苦再累我们当然要坚持。我到草原已经十年了，把最美好的青春留在了草原，应该是把根留在了草原吧。现在恢复高考，就是祖国在召唤，“四化建设”急需人才，能报名的知青和当地年轻人都应当报名。
　　从银行取钱后，我没在公社耽搁，就赶紧骑上马往回返，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尽快告诉所有的知青。到大队40多里的路程，一路上我一会儿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一会儿唱《翻身农奴把歌唱》，还作了一首诗，大声朗诵着：“老邓抓高考，《人民》载巨章。出身权力废，考试变寻常。闻讯心激动，加鞭喜欲狂。飞奔相转告，做伴报名忙。”

内蒙古雪原上的1977年高考（2）
考期紧张雪路封
　　我们队当时只剩七个北京知青，已全部结婚。我丈夫石康对于考大学始终在犹豫，他说，这么多事情要干，怎么能说走就走呢？他担任大队副书记，想得很多。我说，这是党和国家给咱们的机会，就试试嘛，就算你陪我走一趟行不行？考不上咱们还继续在这儿干。经不住我的软磨硬泡，他勉强同意。在我的鼓动下，最终我们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