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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辛磨砺谱春秋，苦乐人生梦峥嵘（4）
在风雨如磐的沧桑岁月里，总有一些酸楚的曲子随炊烟袅袅升起。有一天，我和同学正在用艰辛和智慧铸造的恩城桥留影，一位大队干部要照时正好没胶卷了，我说回南宁买胶卷专门给他用。可没等我回来，他就在有关场合胡说我拍“战备设施”、“里通外国”云云，并无理地连“降”我两级：取消持冲锋枪资格→持步枪资格→持铁木棍。我是大队团支部书记、县知青标兵，原则问题上不甘示弱地据理力争，公社和县领导出面调停了这一莫名其妙的“发落”。
　　辛酸苦乐伴着无奈惆怅的知青，十分耐得持久性的生活清贫和文化匮乏。同学们为看一场电影，不惜步行几十里，真是月明星稀、山道弯弯；久不久也会长途跋涉去串门，青春相约共叙桑麻。我乘借调县乡写材料之机去过几个知青点，犹如走进一段烟熏火燎的历史。他们床头的旧书不乏同学间传阅的中外名着和课本。那个年代还兴“内部发行”的出版物，“限地师级以上干部阅”的图书在知青中流传最多，也最*。虽然父辈已被“打翻在地”，大家还是有办法弄到这些书。
　　读书之余，就自演自娱，激情演绎知青的交响人生。看罢李凯南的《红灯记》，就唱知青填词的《送你一枝玫瑰花》：“不是我不爱你，因为你是插队的。你要是不回来呀，我们就只好分离……”曲调哀婉动人，歌词深沉悲怆，吉他伴奏又透出几许倔强和震撼。那种从绝地里生出的情、从悲苦中透出的美，常人无法体味。
　　激情与困惑相煎，热忱与无助交织，催生了特定年代的知青文化。“乡村沙龙”时常传来那首唱者如泣如诉、听者热泪涟涟、歌声悠远绵长的《知青思乡曲》：“我要到那遥远的山区把农民当，离别了亲爱的父辈和家乡，离别了亲密的战友痛断肠。父母啊！您别难过，莫悲伤。战友啊！您别流泪，要坚强。待到明年春节时，定返南宁来探望。”我当过中学红领巾文工团团长，收藏有中外名歌珍本，那些经典旋律时时撞击我的胸襟，但只能在放牛时朝着峦峰旷野、赶圩时对着蓝天白云，才敢一吐为快，用只有苍穹大地欣赏的音调唱出流逝的如歌岁月。
　　一方水土，万种风情，农民习俗与知青文化撞击出美丽的火花。山村妇女到河边洗衣不用肥皂，而是挥舞湿漉漉的棒槌使劲拍打衣服，棒槌声成了河边唯一的音响……啪、啪、啪、啪！短而急促地连着四声，富于韵律。女知青有一次洗衣打完肥皂，两袖挽起，手叉着腰，一边用脚有节奏地跺着衣服，一边唱着改编的《洗衣歌》：“知青社员一家人，收工回来洗呀洗衣裳呃。洗呀洗呀，快快洗呀，咳好勒！”村姑们看得目瞪口呆，仿佛梦幻一般。
　　那时节，难免不遇个“小芳”什么的，而男知青深知那种苦涩的浪漫结出的是“无花果”。不是有“可惜阿哥是近视眼，小妹的秋波没看见”那句歌词吗？许多同学被扼杀了爱的萌芽、春的蓓蕾，可不能对缠绵悱恻的“小芳”瞎唱“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
　　风雨过后见彩虹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几度沉浮几度崛起。共和国的历史以最绚丽也最凝重的笔墨，记载了老三届的青春轨迹和知识青年的苦涩年华。苍天无心褒贬这一代人的贤愚得失，但人生确实给了他们太多的磨难，同时也给了他们坚韧的性格。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艰辛磨砺谱春秋，苦乐人生梦峥嵘（5）
脚上，沾着故乡的泥土；明月，照亮了三百里夜路。我和傅晓榕、何莎等同学虽能多次参加县以上会议打牙祭，但令人感兴趣的，倒是烙有历史印记的“请柬”……多为裁成巴掌大的纸片。上面赫然盖上革委会的鲜红大印，并特别强调自带行李口粮，知青的职业身份跃然纸上。“特制”的县团代会请柬更具时代色彩，大队干部顺手牵羊将公社革委会的信笺裁下半张，盖上公章给我，他自己乐不可支地拿上半截来卷烟！
　　然而，上山下乡是一首歌，同学们是一串串激奋快乐而又寂寞悲怆的音符。“一辈子扎根农村干革命”，逐步成为一句只是那段“红色历史”的口号。
　　1971年9月13日，中国发生的一件大事打破了往日的平静：*叛逃，摔死在温都尔汗。农村正式传达文件前，我和有的同学已从其他渠道迅速得知这一消息，都倒抽了一口气，但不敢声张。这个强大的心理冲击波，使一向活跃热闹的几个知青点异常沉寂，那种透不过气的氛围令人木然。
　　海啸过后归于静寂，激情过后归于理智。整整一代人到了命运攸关的年龄……我们的出路何在，知青的命运如何，成为当时普天下老百姓最为焦灼的追问。于是乎，天空不再是天蓝色，任何一个有关招工的消息都牵动着同学们敏感的神经，南宁的话题、家乡的情丝魂牵梦萦。大家急切地“敢问路在何方”，寻找人生和事业的新支点，期盼着走到“三招”（招工、招生、招兵）的行列。“其实不想留，其实我想走”，正是当年知青的普遍心境。
　　多少个漫漫长夜，心不在焉、囫囵吞枣地应付村里的学习后，我们待在漆黑的屋子里，从窗户望出去，只是蒙眬的田野山崖，看不到前途。知青生活的字字句句都伴随着生命的全方位煎熬，那种极其贫困的感觉和对碧空翱翔的渴望，只是在那山旮旯的峥嵘岁月中才有过。
　　历史不会忘记那1970年6月27日，中央规定招收工农兵学员要注意招收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可是，1971年的“黑色1月”，明明已经过正常组织程序，我有望录取，却遭“鸠占鹊巢”，被扭曲年代的不正常弄傻了，同学们和部分县社干部也愕然不平。有人说，“你们来了，我们就可以出去了”……原来，大山的期望，竟是我们的命运！
　　面对上大学被人顶替的镜花水月，我喟然长叹中如梦初醒，人生试卷本无标准答案，知青更无任何选择题。我从心底发出呐喊：“是谁抢了我的麦克风？没关系，我还有自己的喉咙！”
　　山水如人，阅尽世事沉浮，曾经的伤痛，就是永远的财富。随着父辈的“解放”和历史的进程，风雨同舟的同学们在“三招”中获得了新生。继伍丹丽、农人华应征广西军区生产师后，霍际平、徐小凡参军，李海萌、钟小怡到柳州铁路局，傅晓榕、柯可上大学，我和谭若苹于1972年12月12日到国有大型一档企业广西维尼纶厂，踏上了职业生涯第二个里程碑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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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我的知青岁月（1）
回首我的知青岁月
　　王道君
　　作者简介：王道君，女，1968年插队，197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9月至1968年12月，北京女四中初中学生；1968年12月赴山西省蒲县插队；1976年12月至1978年8月，山西大学政治系工农兵学员；1978年9月考入山西大学哲学系；1981年11月研究生毕业后，在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任教，直至2008年12月退休。
　　在那八年中，我除了学会了做春耕夏锄秋收的所有农活之外，也读了不少能找到的各种书籍，包括政治理论书和医书。《马恩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当时都通读过，逐渐形成了比较唯物辩证的世界观，能够比较清楚地识别当年报刊上那些极左言论的错误，内心深处时时期盼着这世界早一点发生变化。
　　1975年，上面要求批判“右倾翻案风”，当时我刚担任生产队党支部书记不久，对下发文件的内容不以为然，就没有组织社员批判大会。公社领导检查工作时问为什么，我回答“文件要求批的内容，我看没什么错可批。”一时大家都没有说话，事后也没有人来追究。直至30年后，我旧地重游，老领导们提起此事才对我说：“当时可把我们吓坏了，生怕人会抓你的小辫子整你。”还好，我碰到的领导和乡亲都是有正义感又实事求是的人。没有他们的关爱，一定没有我的今天。
　　该如何看待那场曾席卷中国大陆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40年了，当年的知青都已年近花甲。曾经作为知青的我们，在那青春岁月收获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就整个民族而言，付出了什么？得到了什么？那是一段值得记忆的光荣历史，还是一段教训深刻的岁月？这一切都值得我们反思。
　　王蒙说过：“我们都是历史的人。说得好听点，历史给了我们目标、动力，成就了我们也充实锻炼了我们。说的怨毒一点，我们都被历史所劫持”。回首那个时代，无悔也好，有悔也罢，我们都被历史“劫持”着走过一段难忘的人生旅程。作为普通个人，你能做的只是在那特殊年代尽力不违背良心做事，尽力有所作为，尽力使自己的一生过得真实、活得心地坦荡。这一点，我做到了。这要感谢父母自幼给予我的言传身教，以及“*”前我受到的八年正规教育给了我一生立足的坚实基础；还要感谢那八年农村艰苦岁月的磨炼，让我能坦然面对人生的种种艰难与挫折，永不沉迷。
　　一　　为了生存，破坏生态
　　有人讲，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纪念不应年年都无休止地停留在旧事回忆和劳动收获的层面上。的确，40年中这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那十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应该有更深层的反思。让我们立足今天，换个角度来看看那蹉跎岁月里我们做了些什么。
　　我插队的那个小山村，只有十几户人家，人口不多。当地没有水源，直到我离开那里也没通电。社员们农闲时饮用水要每天到14里路外的山下小泉眼去挑；农忙或日常洗涮用水就全靠旱井……在雨季中收集存放雨水的水窖。若是头一年天旱，井里收不到水那就惨了，吃水全靠下山去挑，往返一次，需要两三个小时。若旱井里有水，农忙时，人们就近取旱井的水，加白矾滤清后饮用。今天，人们都知道吃白矾多了会导致老年痴呆，连炸油饼都不敢多吃。可40年前，那里没人懂，或者说懂也没办法，因为劳动太累，没精力下山去担泉水喝。我们成年累月喝的都是加了大量白矾的雨水（也许正是这个原因造成我很早就脑子不好用了）。当地男社员几乎只是在剃头的时候，才洗一次脸，一辈子只在出生时洗过一次澡。就是这样生存条件的小村庄，一下子接收了我们21名来自北京的知识青年，吃住饮水都成了大问题。刚到时，我们被临时安排在三四里路外的公社所在地借住。　。。

回首我的知青岁月（2）
按政策，知青第一年由国家供应口粮，第二年由国家补足当地口粮分配不足500斤的差额，第三年起要和当地农民一样，完全靠生产劳动自己养活自己。生产队腾出了牲口棚，用土坯麦秸垒起了土炕，先安排知识青年住下。由于知青们不会烧热炕，干脆就睡在又凉又湿的土炕上，以至于开春时炕上竟然长了出了一撮撮寸把长的麦苗。那真叫“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旺”！十七八岁的孩子累一天，总是倒头就睡，哪里懂得睡这样的凉炕会伤害身体，日后会落下腰痛病？
　　春节刚过，队委会组织全体社员与知青们一起讨论1969年的生产安排。当时社员们还保有少量的自留地，为了“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为了解决可耕种土地少的问题，知青们强烈要求收缴自留地统一管理，表态要和全体社员一起同甘共苦，开荒种地，解决全体社员口粮不足的问题。由于知青人数占了全队劳动力的一半，又是从大城市来的，能言善辩，学大寨的热情高，最终迫使全村通过了收缴自留地的决定。整整一个春天，为了扩大耕种面积和解决土地贫瘠的问题，我们在老社员的带领下，登上一片片四五十度陡峭的长满低矮灌木的山坡坡，把那些不知生长了多少年的灌木丛连根刨掉，把灌木下那些要几百年才能生成的几十公分腐殖土挖起来，一部分担到大田里去当肥料，一部分留在原地种上土豆。坡度过陡的地方，不适合种作物，就把所有的腐殖土都挖出来担走，任由那一片片光秃秃的山坡裸露出又干又硬的生土……
　　那时，所有的人都没有保护环境、维护生态的意识。没有人想过这样做会导致什么后果；裸露的土坡地在雨季到来时会造成怎样的水土流失；在这缺肥少水的地方，植被的形成是多么不易，一旦遭到破坏则很难恢复。没有人，没有一个人想过这些。为了学大寨，为了多打粮食，为了起码的生存口粮，所有的人都义无反顾，每天筋疲力尽，从日出干到日落。这一年，恰逢风调雨顺，粮食打了不少，解决了全队所有社员的口粮需求，知青也没有用国家补口粮。由此，我们知青点成了省里的先进典型，在北京这边也挂了号，获得了不少荣誉。几个出身成分好的知青干部到处开会作报告，后来又被上调当了国家干部。总之，大家热情高涨，自以为是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了巨大贡献。
　　以后我在这里的七年中，几乎每年，我们都在努力地开垦沟沟沿沿的坡地，不断地将可能耕种的地块的植被挖掉，种上玉米、高粱或土豆。但是，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当地的水土流失日益严重，土地贫瘠日益严重，平均亩产量越来越低。为了粮食总产量能够得到增长，就要少种麦子和谷子，多种杂交玉米和高粱，其结果就是……社员们的口粮质量越来越差，经常要吃难以下咽的高粱面，以致不少知青都得了胃病。要说明的是：山西的高粱与黑龙江的高粱可大不一样，粒小而干涩，一般都是用来喂牲口的。
　　离开这第二故乡30年后，我曾重返那个度过八年青春宝贵时光的小村庄。虽然农村改革以后，当地已经通了柏油路、用上了电灯，青壮年劳力外出打工也给留守的老人和儿童带来了衣食无忧的日子，但是举目望去，绿色更少了。不仅原有的树木所剩无几，就连知青们种下的那些树木也早被砍光。从火车站到村里去的沿途公路两侧，到处是私开乱建的小煤窑，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煤烟气。

回首我的知青岁月（3）
二　　学大寨修梯田，劳民伤财
　　山西是大寨的故乡。学大寨，在我插队的八年中是“天天讲，日日干”的课目。插队五年后，我曾有幸作为先进知青集体代表和生产队党支部书记两次去大寨参观学习。一次在1974年，一次在1976年。
　　在那着名的虎头山上，参观的人群如潮，参加劳动的解放军成百上千。当时我就想：这么多人，能积多少有机肥呀！我还看到在一块只有二三亩地大的地块上，同时有三台推土机在不停地工作，要把坡地推平，建设水平梯田，据说需要四五天时间推平一块地。同样型号的推土机，我们队里有一台，是北京知青办送给我们知青点的。我们用它给周边的各村生产队耕地挣钱，工作20小时大概需要消耗60元人民币的柴油，这在当时是非常昂贵的代价。一般情况下，我们宁可使用人工和老牛耕地。记得当时同去的县革委会主任私下问我参观大寨有何感想，我回答：“学不起。我们只能学学精神了。”
　　说是学精神，当然也要干中学。我们连续几年都是在秋收一结束，就按照省里县里的统一规划开始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数九寒天，我们要像大寨人那样，把一块块坡坡地削高取平，建设水平梯田。常常是在一块不足五米宽的地块上，要把一米多深的土层从高处移垫到低处，这一切全靠我们肩挑手提。在人力财力极度有限的条件下，我们不可能将每块地表上那薄薄的一层熟土都先担放到地头去，待下面的生土层搞平，再把那些熟土担过来覆盖在地表上。那样做，当然效果会好些，但劳动强度太大了，完不成建梯田的任务。绝大多数时候，地表上那层熟土都是被直接填埋到了低洼处。待水平梯田建好后，一眼望去，覆盖在地表的几乎全是高坡地下面的生荒土。这样梯田，看似整齐，但来年的春天开犁播种，长出的庄稼必是高高低低，植株细弱，到秋后收获无几。社员们常说“这就是人糊弄地，地糊弄人！”
　　在黄土高原上，类似这样改造过的梯田不在少数。要经过好几年以后，通过不断给地块施加农家肥，还要雨水多，才能慢慢恢复地力，长好庄稼。不从客观条件出发，形式主义学大寨，真是劳民伤财！
　　三　　亲历“无照行医”
　　说是“无照行医”，当然和现在常见的骗子行医不是一回事。那是在特殊年代不得已为之的事情，而且行医的对象首先是我们自己。
　　初到乡村，我们为那里的贫困和缺医少药状况震惊，曾满怀激情要和这里的贫下中农民一起改天换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1969年的春天，我们每天爬在山坡坡上开荒种地，破坏生态，双手打满了血泡，腰酸背痛也照干不误。常常是吃过晚饭，回到牲口棚改建的宿舍，点上一盏小油灯，几个人用半盆水擦一把脸和脚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