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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不去的记忆:老三届新三级-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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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毒草《玉龙第三国》的作者”、“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被批斗,被关禁。才听说某个老师在关禁时触电自杀了;又听说某某老师跳进了学校的水塘身亡;接着又听说某某老师割断了自己手腕上的动脉血管;而丽江一中的女党委书记则把自己挂在了窗户的顶杆上。一天刚进校门,听说高中部的体育老师从学校实验楼顶上,双手抱膝前滚翻式跳下楼来,头部着地身亡。路过实验楼时,我看见楼前台阶上那滩有些凝固了的鲜血,成串的问号往外冒:这些老师都是坏人?他们都干了什么坏事?为什么他们要自绝于世?不应该同情他们对吧?我迷惑不解,以一个十五六岁半大孩子的认知能力远远不能想清楚眼前发生的这些事情。
记得是一天傍晚,天快要黑下来了,高中部教学楼那边一阵骚乱,跑过去打听,说是学校敲钟的阿八叔写了反动标语,被囚禁在楼梯下的小屋里,他用敲了几十年钟的手拿起一块砖头敲在了自己的头上。鲜血溅了一地,两个担任守卫的初中女生吓得惊叫起来,几个高中男生好不容易才夺下阿八叔手中的砖头。我有一种预感,我们不会再听到学校上下课的钟声了。
那段时间里,学校的老师接二连三地走上绝路的,一共有七人之多。我真的非常疑惑,是谁把他们逼得非走这条路不可?
在我参加“革命组织”后不久,父亲找我谈话,说上面有文件,要求军队子女不要参加地方的派别组织,部队要支左,成立革命委员会。我却做出一个让我后悔无比的错误决定。我决定留在战斗队里和“保皇派”战友们一起,宣传毛泽东思想,而不愿意回家当“逍遥派”。母亲带着弟妹们想把我拉回家去,母亲甚至用伞打了我一伞把,也没有把我拉回家。
这错误的决定,让我白白地耗费了宝贵的生命时光,为没有价值的争斗费尽心力。今天我翻看自己15岁至17岁时写下的日记,那些幼稚的、无知的、空洞的记叙反映了当时所谓政治的无聊荒唐。本是一个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最重要的生命阶段,就这样毫无意义地流失了,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最为不幸的事。
人生中最关键处往往就那么一两步,走错了,你的人生轨迹就拐了方向。可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又能有谁,能够看清楚,脱离现实,给你指出一条正确的路呢?那时候,路怎么走,别无选择。后来,我常想,那时最好的选择是当“逍遥派”,起码可以看完军分区图书室里的那几架书。又常常想,那时要有个智者指点一下迷津,我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也好,可那时,谁又能是智者?人们怎么都像中了魔一样迷糊。
最让我痛心的是,这一错误决定,破坏了人生中最宝贵的亲情。在我决定不离开那个“革命组织”继续“战斗”下去的时候,我没想到会给父亲带来很大的麻烦。我的倔强和泛滥了的“革命”激情,在我和父亲之间划了一道深深的痛痕。致使后来的日子,让我和父亲再不能像以前那样自然亲近。“*”将人与人的关系破坏得如此深重,难以修复。
迷茫的岁月…“文革”十年那些日子(5)
我所参加的组织被定为“保皇派”,而部队宣布支持的是夺权的“造反派”。我们是少数派,被压制被围攻被殴打,越是这样,越激起了我们的逆反。我们冲出重围徒步到大理十四军部上访。领导不接见我们,我们就在军部广场上绝食。后来不得不把我们安排在三塔寺食住,等待接见。一天,十四军副军长接见了我们,并指名见我,说军长梁中玉要单独接见我。我知道是想说服我劝说我离开,并预感到父亲可能正在军部开会。我说:“我毛主席都见过了,不想见他!”
回到丽江后,父亲放出话来,要我跪在毛主席像前请罪,并要我写检查书,否则就不要姓曾了。我听后干脆不回家了,住在学校里。是母亲悄悄给我点伙食费,时不时到同学家混顿饭吃。如果下乡演出,就在老乡家吃。现在已想不起来,自己是怎样度过那些日子的,好像没有为吃饭问题发过愁。从此以后,我和父亲的关系总有些生分。后来我在部队当兵时,父亲给我的信里说,“你不要了家人的亲情”。哪里是不要呢,自己还以为是在扞卫什么革命路线呢,泛滥的激情和幼稚无知混合在一起做的一些蠢事让人不堪回首。
丽江,在上世纪60年代,是个偏僻的小城,可在“*”中和全国一样发生过很多轰轰烈烈和凄惨沉痛的事情。后来我常想,幸而在“*”中我当的是“保皇派”,从没有做过一件违背良心的坏事。我清楚地知道,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做损害他人的事情,这是做人的道德底线。或许正是有这条底线,看不下“造反派”的过激行为,我才当了“保皇派”。多少年后,红卫兵被说成是打砸抢的暴徒时,我很坦然,没有受到良心的谴责。
如果还有一点值得说道的是,这段日子一起度过的同学,不少成了终身的朋友,这种同学的概念远不是在一个学校里一起读了数年书能解释的。那段经历成了他们生命中刻骨铭心的记忆。
时光蹉跎到1968年底,正当人们感到前景迷茫不知所终时,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我们被冠以“知识青年”的名义,要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
苦涩的迷茫
上山下乡的通知下达后,学校行动很快,离校手续在很短的时间内办完,我们拿到初中毕业证书。由于学校停课已经两年多了,离校时没有留恋,学校里很快就空荡荡的了。
我被分配到七河公社。分配生产队时,因为我站错了队,当的是“保皇派”,被分配到公社最偏远的;不通公路,全靠马帮进出的深山区……前山大队石菁头生产队。
马帮驮着我们几个知青简单的行李,沿着山边的小路向山林深处走去。我们跟在马屁股后面,从坝子向山上爬了整整一天,来到云雾缭绕的小村。朝山下望去,坝子里的房子只有火柴盒那么大,各种几何形状的田地,像是不同颜色的拼板组装在一起。
那是1968年的冬天,要求我们必须和贫下中农一起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到达石菁头村,星星缀满了天空。村里没有电灯,陪同我们的老乡点起了火把。我和另一个女生分配到生产队长家,一进屋,就看见一个长方形的土台占了正屋的三分之一;土台中央偏外一点,是四四方方的火塘;火塘上支着三脚架; 锅就挂在梁上吊下来的铁钩上。台上靠墙的三面,是小板凳那么高三张窄窄的木板床,上面铺着毛毡,一家人围着火塘喝茶煮饭。火塘上没有烟囱,火烟升上房梁后从瓦片的缝隙里钻出去。照明用的松油柴咝咝作响。
迷茫的岁月…“文革”十年那些日子(6)
第二天一早,飘起了雪花。听说队里的富农昨天晚上上吊了,人还挂在房梁上。当时也不知哪来的胆量,和队长的女儿一起去看了现场。没想到上山的第一课是这样的开场。
这个山坳村庄有50多户人家。四面被松林环抱。村里的饮水是用挖空的木槽一节节从更高的山上引进村的,水质清澈冰冷。山高水寒,只能种玉米、燕麦、萝卜、蔓茎、土豆。土豆是这里的主要农作物。每年收获的土豆拿到坝子里换成大米,四斤土豆换一斤大米。蔓茎和萝卜切成片,晾干后串成串,坝子里赶集时,卖点钱买些绿色蔬菜来吃。莴笋叶子舍不得丢,也吃了。记得第一次下山卖菜,实在难为情,借故溜到一边,是让老乡帮着卖的。
生产队召开大会是在村中央的粮场里,燃上几堆篝火。晚饭后,村民们打着火把,点点火光在夜色里从各家汇到篝火旁。队长在火堆边布置生产,总结工作,讨论分配。
刚上山,我一句纳西话都听不懂。慢慢地,从似懂非懂到听懂一些日常用语。大约半年后,可以用纳西话结结巴巴地和老乡聊天。回城时和母亲一起去买菜,用纳西话讨价还价,城里的纳西人一听就知道我是从山上下来的。
上山第一年,是国家供应粮油。虽说环境艰苦一些,也还过得去。第二年靠自己挣的工分分粮,就不够吃了,有时候中午煮一锅土豆,沾点盐喝点水就是一顿饭。有时晚上收工回来,拿点玉米粒到老乡家用手磨,磨成粉才能起火做饭。当时我最大的愿望是,下了工能够端着碗有顿现成饭吃。吃过饭,还要煮猪食。我们两个知青养了一头小猪,因为粮食少,又不会调养,猪长得很瘦。
这里民风淳朴,大部分老人一辈子都没有进过城,不要说汽车,连马车都没有坐过。村里有座小学,年轻人上过中学的很少。队长的女儿问我:“阿嬢;为什么树看见汽车要往后跑?”
上山两年里,最苦恼的是看不到前途在哪里。一百遍地问过自己,真的要一辈子扎根在这贫寒的山区吗?要我们接受再教育,可农村落后的现实,让我感到困惑。看不到报刊,听不到广播,没有书看,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点可怜的知识快要还给老师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到村小学唯一的那位年过半百的老师家里玩,在他家的阁楼上,发现了一堆积满灰尘的书,惊喜万分。翻了半天,除了皇历闲杂书外,有一套《列宁选集》被我选中,拿回住处,点着生产队脱离机用过的废柴油做的油灯,读着那些艰涩的文字,似懂非懂的内容。油灯里冒出的黑烟,熏得鼻孔里尽是黑灰。但在油灯下看书的那一刻,是我每一天里感到最充实最快乐的时刻。无书可读时,就读墙上贴着的发了黄的旧报纸。我们睡觉的屋子墙上贴满了旧报纸。
那时最快乐的时光,还有其他村的同学来访和读着一封封山外的来信。有一天听说大学招考的事,心想自己这点初中二年级的知识能有资格报考吗?接着又听说张铁生造了考试的反,不用考试也能上大学。忽然想到,如果一直读书的话,自己应该已上高中二三年级了。岁月蹉跎,心中的迷茫苦涩难以言表。这种迷茫无望的感受对一个年轻人心灵的折磨远远大于环境的艰苦,生活的贫寒,劳动的苦累。
前山大队在高山丛林中一路排开有五个生产队,靠那条马帮小路串连起来。人们认识到交通的重要性,组织各队出工出力,欲修一条通向坝区的车路。我积极报名参加了修路队,每天用简单的工具挖山不止。到我离开前山时,这条路还没有修好。
迷茫的岁月…“文革”十年那些日子(7)
回想起两年的知青生活,除了痛惜时光的流逝,精神的苦闷外,并无更多的伤痛,比起在农村十多年才回城,甚至永远留在农村的同学来说,我算是幸运的。我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是公社打电话给大队,让大队通知我的),让我准备下山,到部队当兵。这在当时,是唯一一条可以离开农村的理由。虽然从内心来说,我并不觉得自己非常想当一名军人,可除此之外,又有哪条路可以走呢?那时我们没有选择自己生活道路的权力,这一次我是沾了父亲是军人的光了。我是一起下乡的知青里第一个离开农村的。我没有向别的同学告别,悄悄走的。
还是接我们上山的马帮,驮着我那一点点行李,沿着来时的山路,将我送出了深山。下到坝子里的那一刻,我回头望着伸向白云深处的小路,寻找隐蔽在群山中的山村,告别了我十七八岁的青春年华,心中只有酸楚和几许轻松却没有愉悦。
新的生活会是怎么样呢?
困惑与荣耀
在20世纪70年代初,当兵是一种荣耀,穿军装是时尚,能当上女兵更是一种殊荣。那身绿色的军装,不仅告诉人们你的政治背景,同时告诉人们你的家庭背景。在当时,当兵是一条光明大道。
从小在军营里长大,部队是个熟悉的环境。可当我听说让我当铁道兵时,却有些忐忑。在征兵办公室里,我好奇地问接兵的首长:“铁道兵是干什么的?”“铁道兵就是修铁路的嘛!”那位胖首长笑着说。“我们成天在山里转,你怕不怕掉下山崖去呀?”“我刚从大山里出来,我才不怕呢!可我们女兵在铁道兵能干什么呢?”“还不是打针涂药,唱歌跳舞,接接电话什么的,总不能让你们扛上铁钎铁锤去砸炮眼吧。”胖首长如是说。我想,管它什么兵种呢,反正女兵到哪个部队都一样。听说要去的部队驻地在湖北,便高兴起来。这下真可以远走高飞了。
新兵集训一个多月,分到老连队的第一个晚上,躺在散发着干草清香的床上,听到宿舍旁高大的厂房里穿过夜幕传来一种奇特的声音,带给我一种将时间锯开来的感觉。那声音单调却很悦耳,不紧不慢,如细涓携着轻沙潺潺地流动,又如丝弦在天幕里拉出悠扬绵长的音符,轻柔地划过夜空。我在蒙眬的睡意里,感到这声音将高原莽林中的山坳小村和我18岁以前的岁月慢慢地锯开来。那些不愉快的岁月在这奇特的声音里,飘然远去,我感到裹在军被里真实温暖的身体,舒适惬意,我悄声地笑了。已经很久了,不曾笑过。
部队驻扎在湖北襄樊市郊,是铁道兵十三师修理营的驻地。修理营有三个连,一连是汽车修理连,二连是机械修理连,三连是配件制造连。
我们一共30名女兵,被分配到了三连。30个女兵的年龄从15岁到19岁,被分配到车、钳、铣、磨、刨几个工种。我被分到车工一班。
以前的概念全乱了,什么当女兵都一样,整整洁洁,打针送药,接接电话的想法全错了。我是离开了农村又进入了工厂。心里老大的不情愿。人家女兵都在机关,我们却是在基层的连队,每天出操站岗,还得穿着脏兮兮的工作服干活。
我一点也不喜欢干车工这活,不喜欢这穿军装当工人的连队。由于部队流动性大,营房大都是活动板房,冬不保暖夏不隔热。从四季如春的云南,到冬季阴雨绵绵,夏季如火炎炎的湖北,真有些不适应。我给父亲写信,想调换一下部队,可父亲来信说,铁道兵对国家的贡献大,你就好好干吧。 。。
迷茫的岁月…“文革”十年那些日子(8)
虽然自以为走对了路进错了门,对这军人加工厂的连队不喜欢,但一进入部队这个大熔炉,就会不由自主地被熔化,被激励,被鞭策。女兵们不甘示弱,什么活都抢着干。搬运钢筋这样的重活,也硬撑着扛,一人不行,就俩人扛一根,压得肩膀往下垂,走起来晃晃悠悠的,被营长看到了批评连长:“这些女兵还没长成呢,怎么让她们干这样的活!”连长委屈地说:“是她们抢着干的。”
当时,十三师正在修襄渝铁路,主要路段在陕西境内,师部驻在陕西省白河县城,五个团分布在湖北陕西地界。因修理营是后勤保障部队,辎重无法进入交通不便的现场,故而远离了施工现场,听不到轰轰的爆破声,没见过高耸在山间的座座桥墩。我们制配连的主要任务是制造打山洞用的风枪*。*带动钻杆跟坚硬的岩石打交道,是风枪配件中消耗最大的,需求量很大,因此车工的任务很重。为了按时完成任务,我们经常加班加点地干。当时学技术还是师傅带徒弟的方式,老兵带新兵。
1971年,*还是军委主席,部队还在搞“一帮一,一对红”活动,还在评选“五好战士”。*掉到温都尔汗后,取消了这些活动,重点批判他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在辽沈战役中不听指挥欲攻打长春的错误主张。在连队每天晚上都要进行政治学习,读报纸成了有点文化的女兵的任务。
入伍一年多,我有一次到师部参加演出的机会。坐师部的交通车到陕西白河的途中,一路上的场景让我震撼感奋,对铁道兵这支千军万马铁骑奔腾的军队,有了深刻的认识,即便是在修铁路搞建设,也像打一场战役那样浩浩荡荡。
通往陕西白河的土路上,坑洼不平,烟尘滚滚。挂着“亥2”车牌的车一辆接一辆,不见头尾,来来往往风驰电掣。一个师一个汽车营,一个团一个汽车连,加之各部门的车辆,川流不息地运送数万人的生活给养,五个团的施工材料,水泥钢筋……车流滚滚,尘土飞扬。
路边的山涧里,越来越多地出现一座座高耸的水泥桥墩。人在桥墩上,就像蚂蚁爬在大树上。大山的腰际,一个个黑洞洞的隧道口像是大山的眼睛。时而可见路边的空地上,一座座四面敞开的军用帐篷,连成一片整整齐齐的军营。营地旁停放着成片排列整齐的大型军用施工机械。一晃而过极具动感的雄壮场景,像是电影里看到的正在打一场大战役的部队集结。在绵延数百里摆开的队伍,给这人迹稀少的冷落的山涧带来了生机活力。我像是到了作战的前线,亢奋激动。当了一年多的铁道兵,这才是见到了铁道兵的真面目。这样千军万马,铁骑威武的场景深深地感动了我。
而让我心灵感到无比震撼的,是在师医院的过道上看到的情景。那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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