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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不去的记忆:老三届新三级-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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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拦┟裰徽既丝诘�2％…3％，由于采用高新技术的农牧场创造了很高的劳动生产率，再加上政府的高额补贴，工业反哺农业，少数美国农民生产的农产品不仅供应本国人民有余，还可以大量出口。而在我国，随着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原本可以通过发展个体经济、私人经济、小集体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来拓宽的就业渠道被堵死，致使城镇青年的就业门路越来越窄。1952年城镇个体劳动者人数有883万人，到1978年减少到仅仅15万人 ，政府几乎找不到缓解就业压力的有效途径。同时，“一五”时期的城镇就业政策，伴随着“三大改造”的进程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对劳动力实行统包统配，造成了待业人员对国家的依赖。实际上，国家既统不了也包不起，许多人只好消极地等待就业，而许多行业又有待开发。这就造成了有人无事干，有事无人干的不正常现象。其次，从产业结构来看，优先发展重工业、高积累，也大大限制了城镇的就业容量。新中国成立后，限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据统计分析：当时的每亿元投资，用在轻工业能容纳劳动力万人，用在重工业就只能容纳5000人。建国初期的工业化从一开始就采取了直接引进苏联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方式，越过了大量吸收劳动力的工业发展阶段。再次，在新中国成立后近30年的时间里，在第一、二、三产业的关系上，重生产，轻流通、轻服务，片面强调城市的生产性质，导致第三产业发展缓慢甚至停滞、萎缩，这也大大削弱了城市对人口的吸纳能力。当然，造成就业难最重要的原因还是错误的人口政策使中国多生了数亿人，目前中国的劳动力总额为8亿人，是整个欧洲劳动力总额的一倍。这是建国后由于政策失误而留下的最大遗产，恐怕100年都难以化解。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和制度能够妥善有效地解决这么多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我国的工业化水平本来就很低，“大跃进”和“*”等历次政治运动更加剧了经济的停滞和破坏，城市中多余的劳动力，只好被送往更贫穷落后的农村和边疆，以缓解城市的财政和就业压力。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世界各国加速城市化进程的时候，我们却反其道而行之，将大批知识青年送往农村。于是，整整一代人都有了一个共同的名称：知青。
知青回乡、下乡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了，1955年12月，毛泽东在看到介绍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时，针对该乡中小学毕业生回到自己在农村的家乡后所发挥的作用，写下了一段批示：“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在共青团中央的倡导下，经国家统一部署，全国有很多省市都学习社会主义苏联解决粮食问题的经验，组织了以青年农民为主体的志愿垦荒队，其中也有部分城市知识青年的参与。如北京青年参与开发北大荒；浙江温州青年开发大陈岛；上海、江浙等南方知青参加新疆军垦（1964年10月曾上演了一部彩色纪录片《军垦战歌》）；江西的共青城也是在团中央（第一书记*）的关怀下由城市知青为骨干建立的；再如北京知青在“*”前就有去宁夏军垦农建13师及内蒙古河套地区临河县插队的。“*”前全国共组织动员了近130万知青下乡，其中有近百万是1962…1966年下乡的，他们中有很多是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主要是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和资本家”的子女）。在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10万上海知青中，就有相当多的人属于这种情况。回乡知青的人数则更多，当时的回乡知青中有董加耕、吕玉兰、邢燕子等全国闻名的典型模范；下乡知青中有北京知青侯隽是榜样。这就形成了一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回忆与思考（8）
1963年6月29日至7月10日，中央召开了全国六大行政区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周恩来总理提出：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项长期性的任务，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他要求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都要做长远打算，编制出15年的安置规划。1964年1月，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问题。周恩来表示同意*总书记的意见，他说，我们脑子里要有国家大、人口多这个概念，考虑问题要从这里出发。关于下乡的组织形式，主要搞好插队。今后18年内，要有3500万知识青年主要采取插队的方法，到农村去 。1964年1月16日，*中央和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前关于知青安置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动员和安置知青的一整套模式由此而形成，并成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重要特征，在此后的十几年间大体沿袭未改。其要点为：在国家的统一组织和严格计划下，采取政治动员的方式；由国家发放安置经费；以将城市知识青年送往农村生产队集体插队落户为主要形式，或集体分配到国营农场、生产建设兵团 。这就是说，由于人口政策和“大跃进”运动等一系列的失误，加剧了国民经济失调和劳动力就业的难度，即使没有“*”，许多城市青年也是要上山下乡的。
从新中国人口迁徙的角度看，在传统的体制下，我国对劳动力的安排服从计划经济的需要，加之错误的经济决策，导致人口迁移多次出现大起大落。人口大迁徙使众多城乡居民成为不正常制度的牺牲品，如1958年“大跃进”时2000万农民进城务工，继而又将2000万人遣返农村，把人口包袱甩到农村作为解决粮食和就业的手段，用经济性的迁移来减轻城市的财政负担。而从1964年起直到“*”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除了经济因素（比如开发边疆和山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之外，还带着一种强制动员性的政治含义，是一条促进青年革命化、在“大风大浪”之中成长以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光辉道路；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简称“三大差别”），“反修防修”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
“*”开始两年后，由于中学停课、大学不招生，企业基本不招工，数百万正处于青春期和政治分裂状态下的中学生们在城市里无所事事甚至惹是生非，也就日益成为城市里的一个不安定因素，成为学校恢复教学和招收新生的障碍。更有一些红卫兵组织不忠实执行毛主席“复课闹革命”的指示，依旧闹派性、搞武斗、制造事端。在“*”初期的红卫兵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之后，解散红卫兵组织以恢复秩序便被提上了日程。
当“*”的风暴骤起之时，许多“*”前下乡的老知青曾掀起了一股“返城风”，以表达他们在农村数年内所积蓄的不满。作为十年“*”的组成部分，从1967年10月开始兴起的新一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潮，淹没了“*”前下乡的一些老知青为返城而掀起的小小波澜。它改变了一代人的人生道路，也影响了整个民族正常的历史发展进程。这股浪潮的浓烈色彩几乎掩盖了一场长达20余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本来的黯淡之色，以至于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以为，这种明艳的色彩就是它的本色。据定宜庄《中国知青史》一书中的统计，当时全国城乡的在校中学生约有1250万人，其中高中生137万人，初中生1113万人。他们绝大多数出生于1947…1952年间，到1968年前后下乡或回乡时，年龄在16…22岁左右。这就是后来被通称为“老三届”的一代人。这其中家在农村的青年学生要多于城市青年。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回忆与思考（9）
“*”中大批知青走向农村的思想基础是建国后17年的理想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教育。从1968年7月中央提出大中学校的学生毕业分配要“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开始，迄至1969年初的短短半年内，在“*”那种混乱无序的情况下，多达400余万的城市中学生们，竟然井然有序地、迅速地分散到了遍及全国的偏僻村庄和遥远的边疆。这无论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家都是难以想象的，单单靠一系列的强制性手段，是不可能创造出这种奇迹的。除了少数先锋者，大多数城市中学生也有过犹豫、不情愿，有过不甘心、想不通和无奈，但他们还是上路了。
当年最普遍有力的口号就是“听党和毛主席的话才有出路和前途”，在“大风大浪”中实现“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正如同定宜庄在《中国知青史》中所阐述的，这种忠于党和毛主席的革命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群体意识当然有其积极的一面，“正是靠着这种意识，这些尚未成年的孩子们，才能够在从城市里一下子被抛到莽莽林海、茫茫草原和荒野山乡之后，相互扶助着走过那段艰难的岁月”。这些知青们在“*”前所受的教育让他们视怕苦、怠惰、软弱、享受、“骄娇”二气为可耻，使他们能够注意磨炼自己勇敢向上、勤奋刻苦和吃苦耐劳的品质。在农村，一些人为了救火、抗洪、抢救生产队的财产和物资而奋不顾身，甚至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如上海知青金训华）。“他们在道德上也具有较强的自律意识。‘*’前学校中近乎禁欲主义的管理和教育，以及当时媒介‘净化’的宣传，曾导致了不少人生的悲剧”，这在不少知青文学作品中都有过描述。“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正值青春年华的少男少女们被置于朝夕相处甚至相依为命的艰苦闭塞的环境中（有些甚至生活在一些性观念相对比较开放的少数民族地区），又往往并无任何管束，基本上是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对知青的管束要严格一些），而且当男女知青们因前途渺茫而备感精神空虚和失落时，他们中的大多数的人却能够约束自己而未曾发生道德上的堕落，这也应该归功于当时这方面的严格教育。如果没有这种自律，仅仅上千万青少年在道德上产生的问题，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就会大得多。当然，‘*’中红卫兵出于愚昧和狂热对整个国家民族所造成的不可弥补的严重损害，建国后17年的教育是难辞其咎的；而紧随而来的几百万壅塞在城市里的青年之所以能够被基本顺利有序地导向农村和边疆，而未曾像决堤的洪水一般冲向社会，造成更混乱、可怕的动荡；也没有因所处社会生活环境的急剧改变而造成一代人整体的堕落，则也要归功于‘*’前17年教育中那些积极的因素” 。这一切素质、品德方面的教育，是“老三届”知青中的很多人在经历“*”及“上山下乡”前后的种种人生困厄和磨难时，仍然能够以坚强的意志与命运抗争，而且在面临恶劣的环境和精神的失落时不甘沉沦，这是他们至今引为骄傲的。他们是富于牺牲和献身精神的一代人，如果他们以坚韧的意志所付出的辛苦与汗水不是仅仅消耗在为了温饱而从事的漫长简单的劳作之中，他们一定会在有益的经济建设、科学研究及文化教育事业中创造出辉煌的业绩。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回忆与思考（10）
中国经济的大起大落与城市向农村的迁移呈反向对应，与世界经济的发展背道而驰，到1980年时，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终于走到了尽头。正如有人所说的：国家花了300多个亿安置知青下乡，却换来知青、家长、农民的“三个不满意”。国家对城市知青的安置费并不完全直接发给学生本人，而部分由基层和生产队掌握。这是一笔纯消耗性而非生产性、建设性投资，徒然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和浪费。由于始终未能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挪用知青经费留作他用，遂成为普遍性、长期性的痼疾，反而加剧了知青与地方的矛盾。多数知青下乡后仍然在不同程度上仰赖父母的贴补帮衬，多子女家庭的经济负担则更为沉重。许多孩子在下乡时尚无独立自理能力，无奈的父母只能为远行的子女黯然神伤，梦牵魂绕，默默忍受着年深日久的精神煎熬。与这场上山下乡运动并行的是“走后门”之风的悄然兴起和畅行。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与工农画等号”、“与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等极左口号的辉映下，是政治特权淋漓尽致的高扬。同为知青，在招工、招生、征兵、入党、提干等方面没有公平竞争的机缘。再加之封建“血统论”的肆虐，对众多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而言，更是雪上加霜。
我至今还记得坐在蒙古包里，翻看一本破烂不堪、无头无尾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时的一点感受：保尔·柯察金在战场上负了重伤被送回其乌克兰的家乡，在其母亲的精心照料下，经过一个漫长严冬的苦熬，终于战胜了病痛。当他能够从床上爬起来的时候，春天已经来了。当保尔终于能够又一次站在窗前，向窗外树枝上叽喳鸣叫的小鸟问好的时候，面对着万物复苏的大地，他感受到生命的力量。当他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复原的时候，他已经准备动身离开家了。母亲一边替他收拾行装，一边擦着眼泪：只有在保尔遭遇病痛的时候，她才能与儿子生活在一起。当儿子养好了伤病，羽翼再次丰满的时候，他就要像窗外的小鸟一样飞走了。“他生活的根已经从乡村拔走了，他喜欢城市里叮当作响的电车，喜欢工厂里机器的轰鸣声，喜欢看上下班时如潮水一般的人流，他向往着城市中火热的生活。”当我看到此处时，不禁有些疑惑：我们被大批送到农村来，有什么不对劲吗？如果我们像保尔一样，向往城市的生活，这有什么过错吗？
二 知青们的贡献与收获
许多知青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怀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心与热情，为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而战天斗地：改良农作物品种、传播和推广农业机械和农业生产技术、兴修水利、搞农田基本建设、建小水电站，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和努力。在农村的艰苦锻炼，也使知青这一代人培养出不怕苦不怕累、不怕困难与挫折的意志品质，为祖国和人民勇于献身的奋斗精神。这一代知青在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已成为其人生所特有的宝贵财富。知青们到农村，带去了城市的某些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使许多偏僻闭塞的乡村第一次受到了城市文明的影响。知青们通过当基层干部、乡村教师、赤脚医生和搞一些哪怕仅仅是低水平的农业科学实验和生产技术革新而传播了科学文化知识，一些农民子弟在知青的帮助下完成了较好的基础教育，并通过进一步的升学走出了农村，进入了城市。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普遍轻视知识并排斥知识分子的社会大背景之下，在农村极其低下的生产力条件下，使用简单劳动工具、与勤劳朴实的农民从事同样艰苦体力劳动的知青们，其有限的知识优势也是难以发挥的，更何况这些知青也不过是一些未曾受过专业训练的中学生而已。与国家现代化机遇和人才的丧失相比较，知青们对农村的贡献实在是得不偿失的。 。 想看书来
回忆与思考（11）
上山下乡使知青们成为社会人生经验最丰富，从而精神世界也变得丰富的一代人。上山下乡多少弥补了他们所受教育的不足。他们的偏执、狂热，是在那些偏僻的乡村，在那些贫穷且没有文化的农民中间逐渐冷却下来的。他们的人格缺陷，也是在那种严酷艰苦的环境中，多少得到了一些纠正和改变。并不是说贫下中农比知青更先进、更文明，而是在那种特定的环境下，越是偏远的乡村，其遭受政治风浪的波及就越少；那里人们的生活也越正常、越接近人生的自然常态。这是在扭曲的时代里才特有的扭曲的纠正方法。一些知青到农村后才了解到土地改革、1956年的合作化、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及三年困难时期大饥荒的真实情况，看到人民公社体制的一些弊端，如全国先进典型山西大寨大队的那一套“自报公议”评工分的极左做法在农村现实生活中的困境。在继续阅读马列主义经典着作的同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及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进行了初步的反思和探索，并做了一些社会调查，从而成为那一代人思想上的一批先驱者，建国后17年教育使这一代人最缺少的批判怀疑和独立思索的精神由此而产生，其中有不少人成长为后来思想解放运动的中坚和骨干。
苦难有可能转化成人的精神财富，但它并不天然地就是财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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