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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心似火--兼论齐国的恣与累-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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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面对奢华的物质，特别是以盛大的韶乐演奏为代表的东方艺术，孔子又不能不为之所动。在这道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屏障面前，多思的孔子似乎没有继续东行的决心了。他有一句流布甚广的名言，即“礼失，求诸于野”。整个中原地区都礼崩乐坏了，哪里还有礼呢？于是要找到佚散的礼，也只有到四夷蛮荒之地了。这有点像今天的学人所倡导的“民间”学说，将再造的生机寄托于边缘，而不是高高的庙堂。依据这个观念，那么莱夷恰好属于四夷之一，那里真该贮藏有孔子寻觅和推行的礼啊。于是我们就更加企盼那辆不倦的木车能够一直迎着海风往东驶下去了。
孔子到底是否见识过齐文化？（2）
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不是因为上述理由的话，那么起码有些现实的因素可能也在阻止他的成行。这就是齐国与东莱境内的一些小国冲突趋于频繁。这些小国各自为政，相互联系松散，但似乎都不愿死心塌地归附齐国。齐国随着自身的强大，对这些小国的威慑也就加强了许多，齐国与它们也就常有打打谈谈的事情发生。为了安全起见，或许有人劝阻孔子和他的弟子不要再往前走了，说那里地区冲突很尖锐，域情十分复杂等等。孔子和他的弟子会考虑这些因素，但他们心中更为明晰的可能还有其他，比如夷人与周礼的关系。他们怎么会相信东夷之东，那个完全的化外之地会有礼的存在？不仅没有礼，就是齐都目前这个花花绿绿的样子，其责任还要东夷人来负呢。那里是幻象频生的怪异不测之地，什么奇迹都有可能发生，但就是没有西周的礼。东夷没有礼的渊源。关于那里的一切，最好还是交给想象，而不是一次实际的探求。让自己的木车在东部最边缘轧上一道辙印，这大概还为时过早吧。
于是历史就错过了这样的机缘。直到今天，古登州地区的人说起来还是感到深深的不满足，那就是周游列国的孔子竟然没能于百忙之中到这里走上一趟。这真是历史的大不公。虽然当时齐东地区的莱夷人与周礼没有什么缘分，但这里毕竟靠近大海，而大海可以海纳百川啊；说不定莱夷人能让半生奔波的孔子安顿下来，为他和一群弟子端上一碗鲜美的鱼羹和白米饭呢。他们甚至想象这种当地的莱夷文化与周礼也能亲近起来，一旦这样，二者的嫁接又会生出什么来？有人说其实这种嫁接早就发生了，比如在齐国都城临淄，那里靠近鲁国，孔子的思想比他本人早到了许多年，不少人也会说几句“仁义”，说“礼义廉耻”，可那又怎么样呢？临淄是结合的典范吗？这后一种说法并没有得到认可，因为绝大多数人认为，齐国的文化与鲁国还是差异巨大的，鲁国的文化就像其国家的弱小一样，在齐国根本就扎不下根来。齐国的一切仍然是以莱夷文化为主导的，它的文化如同它的物质一样，有一个半岛作为繁衍生长的基地，正在源源不断地滋生出来。
那一次孔子没有继续东行，一生也就再无机会去看那个海雾弥漫之地了。他年纪大了，再也不宜于远行了，这时正好他的母国鲁国的当政者怀念起他来，让人将他隆重地接了回去，并封他为受人尊敬的“国老”。从此孔子以这个身份多少参与了一些国事，并将大量时间用来阅读和编纂典籍，给我们留下了现在的《五经》。他还在晚年接收了更多的弟子，所有弟子加起来大约有三千多个，其中最出类拔萃的，有七十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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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的齐国和西方的秦国，谁更强大？
（见原书第六章之《东方与西方》）
在当时，人们的地理文化视野还没有充分打开的情势下，东方即齐国，西方即秦国。这二强分别代表了战国时期大戏落幕前的两极。两极文化差异巨大，民俗民风和治国理念一大沓子全都不同。在春秋战国的几个历史阶段中，这两极都有过此消彼长的不同运势，它们各自经历了复杂的变化，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起起伏伏，一会儿好得称兄道弟，一会儿打得头破血流。国与国的关系，仍然是人与人的关系，这毕竟是在人性奥秘的大范围之内演绎的。两个国家就像两个人，或交好或反目为仇，都是正常的事情。
齐地东抵大海天尽头，而秦国处于最西部，二者相距遥远，它们之间直接摩擦的机会很少。但是挟在二者之间的国家却要频频变动和移位，这些国家的屁股坐在哪里，与东西两个大国干系甚大。所以这两个大国就不能抱定不干涉的信条，也不能不结盟。如果恪守这样的国家原则，不仅不合于现实，而且别人也不会相信。于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大小战争也就多得不能再多了，一个国家竟然像小孩子一样，说翻脸就翻脸。本来正与齐国好着，中间经一个能说会道的游士劝说挑拨一番，一夜之间就会倒向了秦国。在著名的“合纵连横”时期，那些一会儿“合纵”一会儿“连横”的摇摆屡见不鲜，从而也就对东西二极的命运有损有益，最终有了个结局，尽管这个结局来得很缓慢。
齐国因为政治经济的格局和独有的东方特征，大海的性格颇重，波浪起伏浩浩荡荡，冲动而夸张，十分浪漫。而秦国地处大平原，背倚山地，深沉内敛，脚踏实地，冷眼向东。比起齐国都城临淄，同一时期的咸阳生活还算朴素，或者干脆说就是简陋一些。这种不同却不完全是经济发达或落后等差异造成的，而同时还包括了文化性格的区别。就是说，秦国咸阳的钱虽然不如齐国临淄多，但就是有，也不会花在那些地方。守住一种清苦和简单，在咸阳的统治者看来很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凝聚起一身的精气力量。
在齐国歌舞盛宴不断、时有韶乐可闻的时候，秦国的音乐又是怎样的？说来今天的人不会相信，记载中堂堂的君臣宴饮歌舞，竟然是击着瓦罐拍着大腿，和着它们的节拍唱起来跳起来而已。可是这些参加宴会的人感到简陋了吗？非但没有，还照样处于兴奋激越和陶醉之中。按理说奢华之风是极有浸透力感染力的，从东往西一吹，几十年过去，咸阳人也就会扔了瓦罐的。可是事情远没有那么容易，在经历了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一切也就尤其理性整严，农业立国的保守性和坚固性，海风是难以吹进去的。
秦国在节制享乐的同时，精力财力也就更多地投放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在改进农业和加强国防两个方面，用了极大的力量。商鞅是一个伟大的实用主义者，封建理性主义者，考虑问题始终围绕了怎样强大秦国这个中心，从不分散注意力。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在国家兴亡的周期的局部，世界上还有什么会比实用主义更有力量？实用主义的切近性通俗性，都决定了它是最强有力的。特别是它的通俗性，可以使上到君王下到民众的迅速接纳和理解，也就是说大家都想尽快从中得到实惠。对比更辩证更复杂更长远的战略筹划，实用主义的战略和战术成本就要小得多了。
实用主义的反面是高瞻远瞩和华而不实，是近利远收和全局筹措，是瞻前顾后和情理双赢。比如同期的齐国正是威宣盛世，奢糜的潮水一浪高过一浪，富得流油并且因此傲视天下，不要说王公贵族，就连跻身临淄城的普通市民都极不谦虚，沾沾自喜，仿佛成了天下最阔绰最时髦的臣民了，其他地方都土得掉渣。这种情形，那个叫苏秦的燕国使者观察后有过一段美文，它将其好好描述了一番，其中有一句说临淄市民：家家都有多年积蓄，财富充实；人人意气风发神采飞扬。即所谓的“家敦而富，志高气扬”。有了这样的城市与这样的市民，一个国家的道路也就由不得个别智者的筹划了，它会固执地沿着自身的轨道往前滑行，最终到达一个可怕的地方。
齐国养士成风，建立有稷下学宫，那里集中了天下各种流派的大学者，又怎么会缺乏满腹韬略和眼光高远的人物？问题是这时候的齐国有了钱也有了势，已经极不冷静了，逆耳之言一句也听不进去。就这样，一个典型的东方大国矗立起来，国中还有一些富可敌国的王公贵族，这些人挟潮流之勇，是很能藐视礼法和成规的。在这样的国家里，不仅孔子不能久留，后来连孟子也要离去，再后来稷下学派的代表人物都一一消失了。虽然稷下学宫还在，但已经是名存实亡了，变质了，不过是一个国家的花边、一种用来观赏的点缀品罢了。这时的稷下学宫与刚刚建立的时候，规模上看也许并没有太大的衰减，但内容上却早就掏空了。
这期间很快活跃起来的就是那些纵横家了。他们积极在两个大国之间游说，不是主张合纵攻秦，就是设法连横，打破这种联合，以便让秦国各个击破。反正有点像下棋一样，这时对手倒没有看棋的人焦急了，这些人没有观棋不语的雅致，恨不得纷纷上去移动那些棋子。站在齐国的立场上看，那个张仪也就不义了，他本来是魏国人，竟然入秦做相，将许多人辛辛苦苦做成的对秦国的包围圈打破，最后连横成功，让秦国在大国搏弈中胜了关键的一局。在秦国发展扩张的历史上，可能张仪的功勋仅次于变法的商鞅。
西方的秦国经历了商鞅的强盛之期，又有了后来张仪的连横功成，已经是一个雄踞西部的不折不扣的大国。而东方的齐国因为远离了秦国与其他诸侯国频频争夺的战场，有了更多喘息的机会，也就迎来了最后一个繁荣期。这种繁荣似乎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奢糜的物质主义也就大肆泛滥起来，如火如荼，达到了空前的境地。就此，齐国也即将迎来一个盛极而衰的历史阶段，走到自己命运的拐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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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强国之道还是祸国之道？
（见原书第六章之《冰冷的实用主义》）
终于说到了商鞅。这个因变法而强大了秦国，从而名闻天下的一代名相，是中国历史上永远也绕不过去的人物。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言说“儒家”“法家”成风的时期，有人就尤其推崇商鞅，大概也想在新的时代效法这个变法者，推行一种现代的严厉吧。商鞅的崇高地位是由变法而确立的，新法施行的结果就是让秦国达到了从未有过的强盛。但是那个时期的秦国，有人非但不感激商鞅，而且还充满了仇恨。结果一代名相死得很惨，被车裂。秦国的另一个名相是更后来的李斯，他的手笔也不亚于商鞅，协助秦始皇搞成了一系列重大变革，但后来的结局也与商鞅差不多，被腰斩。
秦国的复兴依靠严刑峻法，这始于商鞅。在他变法之前秦国还很弱小，无法与其他六国相比。这时的秦国亟需一个铁腕人物，所以可以说商鞅是应运而生的。从变法的内容以及实施的过程上看，商鞅称得上历史上真正的铁血人物，其心肠之硬、手段之酷、效果之巨、结局之惨，都难以找到超过他的第二人。因为其出发点的确为了巩固君王的统治，为了使国势振兴，所以当时的秦孝公全力支持他，也像他一样铁了心。在商鞅来说，改革一旦开始就不能停止，因为那些世袭利益集团全是凶猛的拦路虎，会把他吃掉。那么或者是将改革之车越开越快，碾死这些拦路虎，或者是成为他们的腹中餐。商鞅横下一条心，果决异常，有点像赴汤蹈火。他使用的方式实在残酷，以至于被描述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天地”。然而这描述却并非夸张，记载中，反对变革者最轻者也要在脸上刺字，或者割去鼻子。他颁布的法律中有一种连坐法，是典型的轻罪重刑，规定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互相告发，同罪连坐，谁告发了“奸人”，就与斩杀敌人一样受到犒赏，不告发的就要腰斩。一家藏“奸”，什五同罪；如果客店里收留了没有官府凭证的人住宿，那么店主人也要与“奸人”同罪。当时实行了户籍制，农民不得外出，不得经商，一旦经商，妻女就得充为官奴。结果触犯新法的人比比皆是，有时一天就要处死七百余人。
所有法律条文直接而实用，毫不含糊，如关于军功爵位，开列了二十等，军功的大小则简简单单十分明了，就按战场上斩获的人头计。农业方面按收获粮食布帛计，凡从商和荒地破产者，妻女一律没收为奴。要求百姓以官吏为师，焚烧诗书；鼓励层层告发；只要议论政令的，全都视为非法之徒，放逐边疆。
由此可见，后来李斯所做的一切，实在只是学了商鞅。不同的是李期在统一了六国的更广大的土地上实行峻法，还可以让更加威猛的始皇帝为自己撑腰。所有这些残酷的、不可稍稍变通的法律，在治理国家方面当然是极度有效的。国家只要富强了，经济和军事搞上去了，制定法律和实施法律的人也就得到了根本的肯定，被封为伟大的变法楷模，民族英雄。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谬误和偏见，其结症主要是因为判断标准出了问题，它过于单一、原始和简陋。在这里，经济和军事以及政权的巩固成了惟一的标准，而更为重要的一些指标，如民众的实际感受等等，却根本不屑一提。如果用儒家代表人物孟子贵民的信条来看，民众是远远高于社稷和君王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商鞅的强国之道也是祸国之道。民不聊生，伦理丧尽，酷法无情，这就使秦帝国灭亡的种子在强盛的同时，也深深地播于地下。而商鞅这个改革者的目标也过于简捷，可以说是目无旁视，直取利益，一切以秦国的兴盛、以巩固国君的统治为准则。从《商君书》中可以窥见商鞅的铁石心肠，其中写道：一个读书的聪明人就会使一千个普通人不听话，怠于农事倦于战备；民众不推崇学问就会愚钝，愚钝了就不会外出交际，不外出交际联络，国家就会长治久安，等等。他设置了农村户口制，从此也就将农民永世固定在土地上。他甚至赤裸裸地说：农民一心一意种地才能朴实，朴实了就会老老实实住在一个地方，不再喜欢到远处去了。商鞅对于国家的专制和安定可以说花尽了心思。只可惜，这种机关算尽忠心耿耿，巩固的是一个家国，残害的是一个民族。
秦国自商鞅开始的冷酷刑法，已经成为这个西部农业国的一种文化，干燥生硬可怖，流布和发展下去，又有了后来的焚书坑儒、大造阿房宫的苦役、耗尽民力的长城。更不可不提的是秦二世时期，当时国内基本上已废除了殉葬制，可是残忍的秦国统治者竟然将那么多征调来的青壮修墓人全部活埋。他即便对于皇室内部也同样残忍，竟然下令杀尽后宫所有无子女的宫女，以及宗室诸公子、公主或大臣。
世界上的变法者代代不绝，凡变法就会有利益的重新分配，就会有流血。但如同秦国的变法那样残酷无情的，还不多见。同样，像秦国的变法者那样视民众如草芥、极度残忍的辖制者，也不多见。如此变法，国家之强大可以预期；但这种强大会付出难以言喻的代价，而且也绝不会长久。在其强大的表层之下，包裹的正是满目疮痍。原来这貌似强大的外壳很薄也很脆，是极容易被击破的。
残酷作为一种文化的蔓延和流传，是颇为历代统治者所喜好的。但凡是残酷也就会有同样猛烈的回报，就像秦帝国的灭亡一样迅速，像那些君臣的结局一样凄惨。这似乎也较为合乎天地人三者之间的伦理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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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和精神的积累，哪样更难些？（1）
（见原书第六章之《积累之难》）
国势的强盛，财富的积累，这些没有任何人会反对，因此追求它们的欲望也就显得自然而然。一个人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是一样的，都有强大和富裕的要求。在这不倦的不间断的追求中，往往也就用尽了各种办法。任何办法都要做出努力，任何努力都要付出代价，任何代价都要最终偿还。偿还份额的不同，也就决定了最后的那个目标有多大价值了。如果是得不偿失，那就索性一开始就不干好了。问题是这并非一眼能看得穿的小账目，而是一种历时几十年上百年、投入几百万上千万甚至几亿人口的历史大运算，不仅是加减乘除，连更复杂的函数开方之类都用上了，谁又能一眼看得透呢？于是只好向着一个看得见的目标奔下去了，不再小心翼翼地约束着自己的每一步了。
齐国和秦国都曾富裕得不得了，强大的不得了。前者曾经富裕而强大；而后者主要是强大，后来也相当富裕。它们的结局似有不同，但最终都国亡民衰，一片狼藉，血流成河。由不可一世到灭亡衰败的这个过程往往并不长，可是会极其痛苦，这不光是心理上的痛苦，而是直接肉体上的伤害和无情的杀戮。比如齐国的那些王公贵族，在敌方的蹂躏中生不如死，死也惊心。即便是国家内部的逆叛争夺也残酷得吓人，像齐闵王，竟然被前来援救的将军抽出脚筋吊死在梁上。要知道当年的齐闵王是何等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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