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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锋怪异的真话集:尾巴-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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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门的眼睛（4）
的确，我住在城里，居住坏境比较好，加上刚搬进新房，家里的摆设及用具全是新的，论条件，明显比黄岩的亲戚要好，而且，即便跟台湾的亲戚们相比，想必也差不多。
但四舅他们终究没有来，一周过后，他们在母亲的陪同下，租车匆匆游了一圈雁荡山便回转黄岩，翌日又急急踏上了返回台湾的路程。
几年过后，我在上海二舅家又了解到一个情况。原来，除了四舅、五舅，在台湾还有一位大舅，他是外公第一个老婆生的，已早死，可他的儿子陈某还健在，现已九十余岁。二舅还告诉我，这位高龄表兄是蒋纬国的朋友，是台湾黄岩同乡会的会长，颇有威信，去年他曾率领同乡会一干人回大陆探亲，并顺便访问过乐清。二舅问我，这事你知道吗？
我摇摇头，很吃惊。我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母亲恐怕也不知道。说真的，台湾对我们来说，情况太复杂了。而且，我在乐清市委办公室是兼管接待工作的，而我这位高龄表兄率队在我的眼皮底下访问乐清，我竟毫无知晓，这太意外了。
不过，我细细琢磨这件事，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的确，我这位高龄表兄既然率队前来乐清访问，那么他抵达乐清后，为什么不寻找我？为什么不通过黄岩的亲戚而跟我取得联系？因为我是他的表弟，而且就在乐清市政府大院里供职啊！当然，这里头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一是他对我的情况确实一无所知；二是他明知道我的情况，却故意回避。
但我坚信，他不可能不知道我的情况，他就是在故意回避。至于他为何这样做，我知道，他心里有愧、有痛，台湾的四舅、五舅，心里也有愧、有痛。
五
我写过一篇散文，题目叫《真诚的过错》，讲的就是“我被台湾表兄说成是共产党特务”的故事。我原以为，扯到与台湾、金门沾边的事，这个故事够好玩、够专利的了，但没有想到，文友们告诉我，这些故事同样发生在他们的身边。
典型的故事有两个。
一个故事的主角叫崔宝珏，蒲岐人。崔宝珏擅长写寓言，偶尔也写诗歌和小说。他写过一部长篇小说，主人公是位罪犯，其坐牢真可谓坐出了委屈，坐出了牢骚，也坐出了满腔激愤。这个罪犯，其原型就是崔宝珏本人。原来，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崔宝珏所在的渔村，严重缺粮，不少人饿死，于是有人策划坐船逃往台湾，为首的亲自上门动员崔宝珏入伙，可崔宝珏没答应。后来东窗事发，公安部门找崔宝珏作证，崔宝珏却死活不肯说出那些人的名字。但没有想到，人家却主动坦白了，所以，崔宝珏犯了包庇罪和作伪证罪，被判了十五年刑，也嘭的一声被关进了监狱。回想起这件事，崔宝珏一肚子委屈，他恨共产党不得，恨国民党不得，恨朋友也不得，恨来恨去只恨自己生不逢时——的确，要是在今天，他就是入伙去台湾而被抓住了，那又怎么样？难道人民法院也要判他坐十五年的牢？如果真的是这样，两岸的老百姓就是打死了也不会相信中国会统一啊！
另一个故事的主角有两位，他们是贾鲁生和鲁娃。贾鲁生男性，是山东人，作家，职业不明，鲁娃女性，祖籍山东，住在温州，是温州日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贾鲁生和鲁娃合写过一个长篇报告文学，是反映温州乐清抬会崩溃事件的，文章发表后，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反响。贾鲁生兴奋不已，又跑到温州，与鲁娃等人秘密策划，欲组成大陆第一个赴台民间记者采访团，租船前往金门，然后转道去台湾。显然，记录台湾之行及见闻的文章明天分别在海峡两岸的报刊上一发表，等于引爆了重型炸弹，他们可就出大名了！于是，他们一行五人，互相打气，壮着胆，借着夜色和风浪，坐船从洞头县某岛屿偷偷出发，并躲过解放军巡逻舰的海面搜索，顺利地驶向金门。然而，命定注定他们倒霉，台湾国民党主席蒋经国早不死晚不死，偏偏那天死了，台湾、金门当天实行了*令，一切来自大陆的船只都被严禁靠岸。因此，当他们的船快要靠岸的关头，岸上警告的枪声便明白无误地响了，而枪声一响，大陆的解放军便醒过神来。很快，他们在海上被解放军所扣押，继尔被送进了福建某地的公安部门。他们在公安部门被拘留、审查了好几天，最后，在分别写了检查书，并取得各自单位负责人的担保书之后，他们才狼狈地被放回家。他们回到家，各自单位的纪检组织也没有放过他们，一会儿开会，一会儿个别谈话，又狠狠地修理了他们一番。自从这件事情发生之后，贾鲁生失魂落魄，写作热情一落千丈，他回转山东，我们就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而鲁娃在温州日报社受到了处分，差点被开除，她情绪一直不好，一度不想嫁人，后来她无法在国内呆下去，便通过亲戚关系辗转去了法国，并在巴黎成了家。去年，鲁娃回温州探亲，我们一班文友聚餐，席间有人又提及此事，大家都说好玩好玩，可鲁娃却嘿嘿笑，并不搭话。显然，她心有余悸，心里有话不敢说，也不想说。
在厦门湾坐船看金门，活动很快便结束了，但金门的眼睛却深深地留在我心中。听说，福建籍居民凭身份证就可以申请去金门探亲或做生意。对此，我很羡慕。近几年，市机关有好几位干部考察了台湾，今年，我单位有位同事也去过台湾。我也很羡慕。母亲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台湾可以去的话，我也去看看。”母亲的话其实没说完整，她年事已高，很想在有生之年再见一见台湾的兄弟。母亲的心情我完全理解。然而，说真的，真的有那么一天，我也有机会去台湾或金门，并且可以带着母亲一同前往，那么，我可要犯难了。犯难什么呢？这话我不想说，也很难说清楚——正如金门的眼睛，正如我上面讲的那些故事，它们深深地留在我的心中，恐怖也好，荒唐也好，辛酸也好，痛楚也好，好玩也好，所有的意思，所有的况味，所有的感慨，尽在不言中。
二○○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于乐成马车河
我有一把手枪
我有一把五四式手枪，半新不旧，是捡来的。那天，我在老家的天后宫里，整整看了一天的批斗会，很乏，便靠在宫后的稻草堆上睡着了。我恨死了“牛鬼蛇神”，在梦中也高喊革命口号。我甚至梦见自己抓起一把手枪，对准一个走资派的脑袋——我想开枪，但不敢扣动扳机，正犹豫间，我醒了。令我震惊并恐惧的是，我发现自己手中竟真的握着一把手枪，而且，是真家伙！
一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把枪是某造反派头头丢失的。这位造反派头头，做人很横，平时爱将枪塞在宽宽的皮带间，谁见了都害怕。他的枪为什么丢失在天后宫的稻草堆里，这是个谜。
我把枪藏了起来。
我的母亲是黄岩人，她出身于大户人家，在芙蓉街上开杂货店，手头有几个钱。各路造反派都指控她是地主，争先恐后抄我的家。我恨死了地主，恨死了母亲。母亲会喝酒、抽烟，我觉得母亲更像美蒋特务。夜里，我常常掏出手枪，捏在手中，暗中监视她。
这自然是“*”中的事。在这之前，其实我早拥有四十多把手枪。这些手枪都是匣子枪，我曾出租给芙蓉的大众剧团，供演员们演出现代歌剧《江姐》之用。那时，我才十岁。我站在戏台下看演出，关心的并不是剧情，而是演员特别是双枪老太婆手中的手枪。这些手枪都是我造的，尽管是木枪，表皮涂着墨水，脏了演员的手和衣服，但枪一“响”，戏台上的坏蛋，不是倒地毙命，就是狼狈逃窜，还是挺“杀甲”的。
贾平凹说过一句名言，说天下的儿童都一个样，天生爱枪，爱杀人。的确，哪个儿童不爱枪？我们见惯了这样的场景：儿童们常常眯起一只眼，用指枪或玩具枪，嘭嘭射击人，不管你是坏人，好人，不管你是兄弟姐妹，还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其枪一“响”，你必须倒地“死”去，你不“死”，他们就倒下地去，大哭大闹。
我当然也一样，儿时也爱杀人。我爱看枪，画枪，剪枪，买枪，玩枪，梦枪，还造过大量各式各样的枪。我为何少时眼睛一只粗，一只细，为何用弹弓弹鸟出奇的准确，为何爱上投掷手榴弹，并分别创造了少年和民兵手榴弹县纪录，为何喜欢下军棋和玩“打啪啪”的游戏，为何两次参加干部步枪射击活动，一次名列第二，一次名列第三，为何单身走夜路，特别是走巷弄，总爱右手提着虚拟的“手枪”给自己壮胆，为何几十年如一日，爱打炮仗，所有这些，都可以归结为，儿时我有深深的“爱枪”情结和狂热的“玩枪”经历。
当然，玩真枪跟玩假枪，感觉是大不一样的。真枪沉手、冰凉，握在手中，心中充满了罪恶和恐惧感，尽管它膛中没有子弹，我也不敢将枪口对准人，更不敢扣动扳机——我对待母亲也一样，尽管造反派们说她是地主，我恨她。我想，玩过真枪的人，大家的感觉应该差不多吧？我常常问自己，你为什么玩假枪，总爱乱杀人，而玩起真枪，却害怕了，心中找不到真正要杀的人。
贾平凹说儿童天生爱枪，爱杀人，他所要强调的思想是，人是“性本恶”，而不是“性本善”。我对这个哲学问题不感兴趣，不过，我有理由怀疑，贾平凹儿时没有玩过真枪。
真枪是断断不能示人的。当“*”转入派别斗争时，我便将那把真枪连同它的神奇来历彻底藏了起来。后来，我裤袋里常常塞着一副弹弓，再以后，塞着一颗假手榴弹，借以寄托和消解我对那把手枪的想念。
二十年前，我们全家迁进了县城。在县城，我发现人们都很忙，说话、走路、办事，节奏似乎显得特别快，而人与人之间，相处得也似乎比较友好。我明白，我们的国家已彻底结束梦魇日子，进入了经济大建设的时代。我的工作也很忙。慢慢地，我将那把手枪给淡忘了，裤袋里塞的也不再是弹弓、手榴弹，而是记满了各种数字和符号的笔记本。
不过，时隔十多年之后，我又顽强地想起了那把手枪。但我不敢多想，更没有回老家寻找它。我依旧害怕枪口底下那黑洞洞深不可测的罪恶和恐怖。我写了不少讽刺性小说，并结集出版，书名叫《杀狼》。说实话，我拒绝罪恶和恐怖，不想玩枪，更不想拿枪去“杀狼”。我希望我的小说代替枪，正像七十年前鲁迅拿杂文代替匕首一样。
然而，毫无办法，去年以来，我想枪的念头忽然非常强烈，甚至梦中常常遇见它。我还听见那把枪在地下咆哮，枪膛中的子弹在轰隆轰隆作响，像炸雷。昨天，从网上看到一则消息，称二○○四年，全国有四百九十二名民警因公牺牲，六千九百二十名民警负伤，他们绝大多数是被歹徒所害。坦白地说，当年我玩真枪，心中找不到真正要杀的人，但今天，我似乎找到了。是的，我必须回老家找到那把手枪！
今天，我真的回了老家。但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我回老家，是看望一位抓劫匪而深度受伤的朋友，而不是寻找那把来历神奇、在地下会咆哮的手枪，因为那把手枪其实子虚乌有，根本不存在，它仅仅是我脑中的想象产物。当然，我为什么会怪怪地想象这么一把手枪，并扯出四十年前的荒唐旧事，我相信读者诸君是深知其中缘由的，这里，我就不作说明了。不过，黑格尔有句名言，我觉得有必要提一下：“存在总是有理的。”
二○○九年二月二十二日于乐成马车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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掷目书记楼
乐清统治者聚首的地方，老百姓习惯称它为市府大院。二十年前，市府大院把一个来自农村、土得掉渣的小伙子，弄得晕头转向，让这位小伙子刻骨铭心地记住了衙门办事的艰难。在挂有“县委办公室”牌子的楼房里，这位小伙子小心翼翼地找到了自己供职的位置。这座楼房别名叫书记楼，电话的铃声此起彼伏，它留给小伙子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下脚重了，红色的楼板会发出空洞的回声”。
这位小伙子名字叫倪蓉棣，他那张没有背景的脸，让许多人见了再也想不起来。
书记楼是乐清的政治神经中枢，它垒就的每块红砖，都是老百姓醒着的眼睛。倪蓉棣在这座楼房里，充当个性苍白的捉刀角色。他经历了七任楼主的更替。二十年后的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他怀揣工作调令，默默地离开了这座楼房。
倪蓉棣在另一座楼房里找到了新的工作起点。
现在，书记楼以陌生、模糊又不失亲切的形态走进倪蓉棣的回忆。它常常与倪蓉棣在梦中邂逅、对话。一天，它问：“倪蓉棣，你能点评一下七任楼主的功劳吗？”
倪蓉棣回答：“小的不敢。”
书记楼说：“那我来点评，你觉得合适吗？”
倪蓉棣说：“你是历史的见证人，再说老百姓的眼睛没有生锈，你但说无妨呗。”
书记楼答应了。他列数道：第一任楼主吴正平，机构改革，吐故纳新；第二任楼主仇保兴，无为而治，观念革命；第三任楼主郑仕林，打造市场，撤扩并调；第四任楼主叶建新，三廊一港，撤县设市；第五任楼主黄德余，强镇强村，工业起飞；第六任楼主徐令义，三线并进，电器文化；第七任楼主陈棉权，国际基地，中等城市。——不过，孤掌难鸣，无论哪任楼主，都须臾离不开领导集体特别是县（市）长的鼎力合作。
“你认为哪任楼主留下的东西最多？”倪蓉棣问。
“历史不能割裂，抽刀不能断水，应该说，他们共同留下了许多东西。其实，只要为老百姓着想，无论是谁，其留下的东西，老百姓都是不会忘记的。”
“那谁带走的东西最多？”
“此话差矣，没听说谁带走东西，况且，凡是身外之物，想带也带不走的。——你听说过《葡萄园》的故事吗？”书记楼忽然反问。
倪蓉棣摇摇头。
“其实，这个故事对每位当官的都有启发意义。它说：一天，有只狐狸来到了一个园子外，园子里长满了葡萄。园子的栅栏扎得过紧，狐狸钻不进去，于是它饿了三天。第四天，狐狸钻了进去，它在园子里美美地饱餐了一顿。由于吃得太饱，出来时，狐狸又不得不饿了三天，直到第四天，它才钻出了栅栏。”
故事说到这里，书记楼忽然正色道：“我刚才的点评，乃一家之言。其实，真正的评判家是老百姓——老百姓心中的树，都是永不泯灭的石碑，老百姓心中的歌，都是奔流不息的江河。”
“我是一位普通的干部，那我能成为老百姓心中的树、心中的歌吗？”倪蓉棣问。
“这谈何容易，不过，追求本身就是一首美丽的歌。”
“你能否为我指点迷津？”
“你曾在一篇文章里说过，你是一只没有尾巴的老鼠，你想寻找尾巴，因为尾巴是你生命的价值所在。但你有没有想过，尾巴在哪里？——在书记楼？在葡萄园？在二十年前你离别的那个家乡？在你现在的单位？还是在老百姓的心中？”
倪蓉棣说：“我明白了。”
倪蓉棣似乎真的明白了。现在，他心里很踏实，脚下的“回声”不再空洞。他心中流淌着一首美丽的歌。他常常掷目书记楼，回忆充满了鲜花般的温暖。书记楼很快会搬迁，它将会被庞大的新锐办公大楼所取代，但它在倪蓉棣的心中将永远挥之不去，“纵然秋风作冷，片片黄叶，新生的，却响亮的是一抹绿色”。
二○○三年七月十七日于龙湾瑶溪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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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联
我爱看对联，平时偶尔也学写对联。对联不好写，它跟写旧体诗词一样，要讲格律，思想与文字放不开，但我基本上不吃这一套，坚持“抓大放小”——只要内容好，只要达意，只要上下两联各词语词性相对，看起来基本工整，就不多管平仄是否相咬了。当然，我所写的对联是拿不出去的，只能自娱，要么贴在自家门口凑热闹，要么放在自己蹩脚的小说中充当道具。
二○○四年春节，我给自己写了这么一副对联：
此人物不香不臭
其文章可爱可憎
这副对联贴出后，跟往年一样，很少有人注意，家门口显得很平静。但有一天，一群小姐经过我家门口，竟站住认真地看了，并掩着嘴吃吃笑出了声。我很吃惊，这些小姐眼中只有钱，脑袋比银行的存折还简单，她们竟看懂这副对联的名堂，这真是怪了！看来，现在的小姐，文化层次大大提高了，老板们难哄了，出手不能小气了。事后，我忽然想，这副对联给改一下，送给某位香喷喷的小姐，让她贴在自己的房门口，这倒是挺合适的——
本小妹不香不臭
其脸皮可爱可憎
我写过许多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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