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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给谁来酿酒-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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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从他出师之日起，其实就一直身处多重困境之中，前面说过，他既要顾虑同僚和封疆大吏的掣肘，又要考虑士人的清议，同时面对一支数量庞大的太平军。其实最大的压力还是来自朝廷。虽然有唐鉴、倭仁、穆彰阿、肃顺等大臣的支持，但毕竟他手里有一支不可轻视的武装力量，他又是这支武装部队的总司令，朝廷岂可安睡？
咸丰四年，湘军水陆两师联合，一举收复武昌、汉阳，朝廷下旨让他署理湖北巡抚，就是暂时代理一下。曾国藩出于〃私心万难自安〃的心情上疏辞谢。谁知奏章还在路上，第二道谕旨又来，免去了他的这一代理职务。这让他十分尴尬。个中原因，就是祁隽藻大学士悄悄向咸丰皇帝打了个小报告，说曾国藩只是一个在籍侍郎，在籍侍郎只不过是一介布衣，用当时的话就是〃匹夫〃。一个匹夫一呼而应者云集，这可不是朝廷之福啊。咸丰帝不是傻瓜，一句话，就让他猛然醒悟过来，也就是说曾国藩的号召力和组织能力不可小觑，他可以招募军队来帮朝廷打造反派，也可以掉转枪口，直指朝廷。到时候这皇帝宝座恐怕就不是皇帝坐的了。所以咸丰帝顾不得〃圣旨不是儿戏，不可出尔反尔〃的惯例，随即下诏收回成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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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节：君臣斗法（2）
要知道，这可不是由满洲贵族来提醒皇帝的，而是一个汉臣。多年以来，都说满清王朝民族之防十分严重，满汉矛盾十分尖锐，朝廷对汉臣防范严密，洪秀全造反正是因为满汉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为了驱除挞虏，恢复汉人的天下，起而举事。那么祁隽藻的做法岂不是做了满清的帮凶？曾国藩固然是帮凶，林则徐当然也是帮凶，左宗棠是帮凶，李鸿章是帮凶，胡林翼是帮凶，那朝廷上下无一不是帮凶、汉奸。我就不相信，这一批当时的优秀知识分子还不如一个老童生？无论从识见、民族心理、才干来说，他们未必分不清满汉区别，忘记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古训。
皇帝对拥有兵权的大臣历来是很忌讳的，防范也历来是十分严密的，否则就没有杯酒释兵权的故事，也就没有〃狡兔死，走狗烹〃的古训了。并不是看你是不是皇帝的亲戚，也不是看你是不是我一家子人；唐代初年，抢皇帝宝座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亲儿子；后来抢皇帝宝座的也没有外人，而是自己的母亲，只不过这个母亲不姓李而姓武；明代初年，抢侄儿子宝座的并不是外人，而是自己的亲叔叔；清代中期，皇帝的儿子们几大阿哥争夺宝座的事情还少吗？事实上，对朝廷对皇帝来说，任何人都不可能是绝对放心的。至于清朝在全国各地设置的将军、都统几乎清一色是满人，或者和满人有血缘关系的蒙古人，这是事实，这和汉代非刘姓不得封王是一个道理，无非是为了保持和巩固家天下的一种手段。如果凭这一点就可以断定满汉之间矛盾和防范意识很深，那么在汉人的朝廷是不是可以说，刘姓和异姓之间的矛盾和防范意识也是很深的呢？恐怕说不过去吧。
这种现象，说到底只是家天下制度下的必然产物。跟民族意识关系不大。至少19世纪的朝廷和以前任何一个朝廷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在清廷，穆彰阿、肃顺等都是满人，我看他们和许多汉臣关系就很好，就极力主张排除满汉之间的成见，任用他们。后来，肃顺等八大臣之死也不是满汉矛盾造成的，恰恰正是满人之间的权力斗争的结果。可见在这种家天下制的帝国里面，不管你是什么人，只要威胁到皇权，都不可能有好下场。同样汉人之间的矛盾也很多，如曾国藩和江西陈启迈因为军饷等事而不和，曾国藩一点也不考虑陈启迈是汉人而且还是自己的老乡而把他参掉了。他参李元度也是如此。至于满洲权贵对汉人的顾忌，不见得是民族鸿沟，如官文，此人对汉人向来瞧不起、不合作，但他这种瞧不起、不合作只是出于利益的考虑。胡林翼正是看穿了他，才曲意奉承他，结果取得了他的信任，使其一应事务都言听计从，为湘军减去了一个掣肘的对手。倘若真如一些历史学家所说的满汉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我可以肯定地说，曾国藩等一些汉族知识分子是不大可能起兵来帮助满清王朝来平叛的，相反他们甚至会加入造反的行列。拿民族矛盾来说事，是不符合19世纪帝国的实际情况的，无非是为洪秀全造反的合法化提供一个面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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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节：君臣斗法（3）
曾国藩和朝廷之间的君臣斗法就由湖北巡抚一事开始了。但是，心知肚明的曾国藩并没有计较，相反更加增添了如履薄冰之感。第一次和朝廷斗法发生于咸丰七年二月，其父曾麟书去世，他抛下江西战场回家守丧。这引来了一片指责声，有些人甚至还寄望朝廷处分他。但出乎意料的是，朝廷不仅准假三月，还给了他一笔银子，令他假满即赴前线。曾国藩并不领情，上表要求在家守制，朝廷不准。三个月后，曾国藩再次上奏，在这篇奏折里，他倒尽了苦水，然后提出复出的困难，如他所保举湘军将士的官队都是虚的；自己位虽高却没有实权；军饷受制于地方；作战也得不到地方的支持等等。实际上就是希望朝廷理解他的苦处，授以实职，一切问题迎刃而解。谁知朝廷根本不予理会，也许仍然是祁大学士的那句话的作用，授实职实在让皇帝放心不下，于是干脆同意他在家终制。第一次君臣较量以曾国藩失败而告终。无可奈何的曾国藩在家一待就是一年多。眼看着自己亲手创建的湘军不能由自己指挥立功，不免〃胸多抑郁，怨天尤人〃。一年后，曾国藩认输了，因此，当浙江局面一变，御史李鹤年、湖南巡抚骆秉章等人上奏朝廷，要求朝廷速命曾国藩复出以解浙江之急时，曾国藩不再讨价还价，立即出征了。
第二次斗法，发生在咸丰九年。曾国华在三河战死，朝廷降旨赐封老六的寄父即叔叔曾骥云从二品顶戴。而实际上，此前的曾骥云早就因曾国藩的缘故御封为一品光禄大夫了。如今不升反降，怎不让曾氏感到尴尬？然而，公然抗旨是不行的，遵旨当然也不行，于是曾国藩不得不与皇帝斗法。他上疏以谢恩的名义告诉皇帝，前两次叔父早就是正一品衔了，那么此次的封赏我们欣然接受，但为了不忘旧恩，顶戴还是戴以前的算了。这样一来，皇帝也无话可说了。
接下来的一次发生在同年，胡林翼为了让曾国藩尽早有地方实权，上奏要朝廷命曾国藩入川做川督以防范太平军入川。然而朝廷只答应命他入川而不让他做川督。本来寄予很大希望的曾国藩见无实职，便不想入川。但是圣旨既下，不入川岂不是抗旨？进退维谷之际，君臣之间又开始了斗法。皇帝那边见曾氏没有动静，一连四次下诏催促；曾氏这边不见实职不走，用了〃拖〃字诀。果然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在胡林翼的安排下，湖广总督官文上奏，征得朝廷同意，不让曾国藩入川而是赴安徽了。
君臣之间为了一个地方实职而斗法，这在有清一代是少见的。皇帝那边硬是整整拖了数年，直到咸丰十年（1860年），两江总督何桂清弃城逃往上海，江南形势岌岌可危，朝廷才下旨让他署理两江总督。在总督前面还加了个〃临时代理〃的字样。据野史说，此次任命本来还是不肯给曾国藩，而是要给胡林翼的。胡林翼知道后，深知这对曾国藩是个极好的机会，于是立即上奏要求授给曾国藩，而自己不动，这样更有利大局，这样咸丰帝才听从了胡的建议。曾国藩在这几年间由于没有实权，处处要受地方的掣肘，自此之后，围绕地方实职这个关卡，君臣之间的斗法才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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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节：君臣斗法（4）
不过，这也算是临危受命。因为两江总督的衙门是在南京，而南京此时正被洪秀全盘踞着。原来的两江总督只好在苏州等地上班，而现在苏州也丢了，曾国藩只好在安徽流动办公了。经历了这么多曲折的曾国藩心里也渐渐地归于平实了。他总算领受到了朝廷的偏心。
对大哥这番委屈心有感慨的曾老九，大概也看透了朝廷的真面目，故抗旨不遵对老九来说是家常便饭。他更深知，即便大功如大哥者，朝廷对他也不过如此，于是自己也现实多了。老九对官职没有他大哥那么看得重，平了太平天国之后，老九很快就主动要求开缺回籍了。但有人说老九爱财。他之所以不让旁人插手攻打南京，目的恐怕还在于这里。其实，这是不大了解老九了。关于这一点，后面再详述。不过也真有他的，仅仅凭着一个吉字营，历经两年，硬是把南京给打下来了。打下南京后，当时普遍传说南京城被洗劫一空，湘军源源不断地往家乡运送珠宝财物，因为太惦记着天王府里的财宝，才不小心让幼天王从自己打开的缺口处逃走了。
这就有了麻烦。这个麻烦首当其冲的还是曾国藩。他是总司令啊，又是老九的亲哥。朝廷一方面要追查传说中的这批金银珠宝的下落；一方面又来责问放走幼天王的责任。本来，这两件事都可查可不查。金银珠宝方面，理应交公，但多年来，湘军打仗，朝廷又给了多少银子？尤其是刚开始，朝廷一句话：自行募集，可害苦了曾国藩，他自己说，有时简直成了叫花子，到处化缘。现在胜利了，反倒要问罪了。在长期的君臣斗法中，曾国藩也摸清了朝廷的软肋，无非是借机敲打敲打罢了。况且这批宝藏只是传说而已。因此，在答复这个问题上，曾氏表示，传说中的金银珠宝都被太平军一把火烧了。幼天王逃走的问题，朝廷显然更是借题发挥，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克城制胜之时都有太平军主要将领逃脱，尤其是左宗棠攻克杭州时，让守城的十万人马全部逃脱，都不见皇帝责问，而此次南京城里逃脱者只有寥寥数百人，就见皇帝〃唯曾国荃是问〃了。这真是太不公平了。不过，曾国藩毕竟老谋深算，想你左宗棠自己放走十万人不算，反倒拿幼天王逃走来说事（左宗棠曾密奏幼天王逃走），在给朝廷的答复中，曾毫不客气地举出了杭州的例子，摆明了说你皇帝偏心。皇帝当然自知理亏，更主要的还是不敢再逼，弄得不好，把几十万湘军逼成第二个太平天国就麻烦了。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忠王李秀成被活捉后，本来没想杀他的曾国藩上奏请旨是不是要把李秀成押解京师。表上完后，突然经人点醒，此人一旦进京，脱离了曾国藩的控制，什么话都说得出来。于是不待皇帝旨意，把李秀成就地正法。然而，问题又来了，如何向皇帝交代自己出尔反尔呢？反正人己经杀了，后患也绝了，曾国藩斗起法来胆气也足多了，他告诉皇帝，路上不安全，被人劫走，反而更麻烦，只好杀了。皇帝就算明知是杀人灭口也无话可说，毕竟此人又不是洪秀全，相对于洪来说，李只能说是个小萝卜头。皇帝最后还不得不下旨表示赞成，追认此事的合法性。
这一系列君臣斗法，虽然历经波澜，但其结局，应该说是双赢。对皇帝来说，保住了自己的皇位是最大的收获，至于别的都不值得一提；对于曾国藩来说，成就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最后又避免了〃兔死狗烹〃的覆辙，无疑也是莫大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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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节：风云突变（1）
风云突变
历史倘若仍旧和往年一样平静地走过，曾国藩又会是什么样子呢？以他在京城里的所作所为，成为一名朝廷重臣应该不难，只是迟早问题。况且到咸丰二年，他已经从〃侍郎衔〃转为〃侍郎〃，即由〃相当于副部级〃正式成为礼部的〃副部长〃。他极有可能成为一名有卓越贡献的学者，一个造诣很深的文学家。事实上，曾国藩骨子里的文人情怀、学者情结很浓郁。他死后，湖南著名学者王辏г嗽谕炝姓饷此担骸 �
平生以霍子孟张叔大自期，异地不同功，勘定仅传方面略；
经学在纪河间阮仪征而上，致身何太早，龙蛇遗憾礼堂书。
上联中霍子孟就是霍光，张叔大就是张居正；下联中纪河间就是清代《四库全书》的总纂纪昀，阮仪征就是清代大儒阮元。挽联既肯定了曾国藩在学术上的地位和造诣，认为他的学问要比纪昀、阮元都高，只可惜做官做得太早，又长年忙于军务政务，给耽误了，否则其成就更是不可限量，深为遗憾。
在京城时，曾国藩的诗文创作不仅自认为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境界，就是社会上也颇为认同，他每作一诗，很快就被传抄天下，人们竞相以先诵为快。
然而，世事难料，风云突变。帝国正值黄昏，偏逢多事之秋。先是英法等西方列强侵扰中国，继而，咸丰元年，新皇帝未正式登基，广西就爆发了大乱。
曾国藩在京城，作为礼部官员，他可以不管这些，因而，当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我们很难看到他关于这一方面的议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曾国藩正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关于他对洋人的态度，在后来出征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可以看得分明。如今一般的历史学家都认为，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皆是〃亡我之心不死〃，西方列强不仅是要瓜分中国，而且是要灭亡中国。事实果真如此吗？据学者茅海建考证，在鸦片战争期间，夸大敌情是常有的事，1840年英国出动兵力4000人，舰船40艘；1841年第二次定海之战，敌军人数不过四五千人。以这么少的兵力来〃灭亡〃中国，西方也太不自量力了吧。曾国藩对此有自己的认识。他认为，洋人无非是贪利。同治元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委托英国人李泰国向英国购买兵船。李自作主张聘请了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为司令，自行招募了六百英国水兵，这些都违反了当初与清政府商定的章程。曾国藩对此给予了坚决反对和抵制，他上书总理衙门说：〃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更授以可凌之势；华人本有畏怯之素，而又逼处可怯之地。〃〃宁波、上海皆系通商之口，借兵助剿，不胜为笑，胜则后患不测。〃因而主张而不能借其力收复疆土。这能说曾国藩是卖国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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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节：风云突变（2）
广西出了大事之后，先后做过刑部、兵部、吏部和工部侍郎的曾国藩，对于这种事并不感到意外。为什么会导致革命势力一步步做大？曾国藩有着自己的思考。如果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内部腐败。
我们来看看曾国藩对当前局势的分析，便可以知道导致风云突变的根本原因何在。
曾国藩对当时局势的分析，在他的一篇广为人知的《备陈民间疾苦疏》中充分体现出来了：
一曰银价太高，钱粮难纳也。苏、松、常、镇、太钱粮之重，甲于天下。每田一亩，自一石五六斗至二石不等，除去佃户平分之数与抗欠之数，计业主所收，牵算不过八斗。而额征之粮已在二斗内外……业主只获其二耳……百姓怨愤，则抗拒而激成巨案，如湖广之耒阳、崇阳，江西之贵溪、抚州，此四案者，虽闾阎不无刁悍之风，亦由银价之倍增，官吏之浮收，差役之滥刑，真有日不聊生之势。
二曰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也……臣尝细询州县所以讳盗之故，彼亦有难焉者。盖初往踩辑，有拒捕之患；解犯晋省，有抢夺之患；层层勘转，道路数百里，有繁重之患；处处需索，解费数百金，有赔累之患。或报盗而不获，则按限而参之；或上司好粉饰，则目为多事而斥之。不如因循讳饰，反得晏然无事。以是愈酿愈多，盗贼横行，而良民更无安枕之日。
三曰冤狱太多，民气难伸也……臣考定例所载，民人京控，有提取该省案卷来京核对质讯者，有交督抚审办者，有钦派大员前往者。近来概交督抚审办，督抚发委首府，从无亲提之事；首府为同寅弥缝，不问事之轻重，一概磨折恫喝，必使原告认诬而后已。风气所趋，各省皆然。一家久讼，十家破产，一人沉冤，百人含痛，往往有纤小之案，累年不结，颠倒黑白，老死囹圄，令人闻之发指者。
上述三条，不难发现，既是当时风土突变的根本原因，也是广西革命之背景。
咸丰元年，新皇帝继位。历史上的咸丰皇帝被公认为〃平庸〃，也就是说算不上好皇帝，也谈不上是昏庸的皇帝。事实也是历史上绝大多数的皇帝都很平庸。但新皇帝登基，总有一番新气象，曾国藩的这一疏正是这一新气象下的产物，犹如万马齐喑之时突然爆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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