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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给谁来酿酒-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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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节：苦命皇帝（下）（5）
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的要害在于，此时的帝国上上下下都已丧失了最大的诚信。在和与战之间，在真与假之间，皇帝与大臣都迷失了方向。所以说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和战不定，真假反复。
经过道光和咸丰多年与洋人打交道的经验来看，西方列强的真实意图基本上明确了，那就是他们不是要来灭亡中国的，无非是贪利，为了他们的所谓〃永久利益〃……钱。所以后来慈禧说：〃愿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确也准确地反映了帝国对西方列强此刻的心态的把握。
只要是不要我的命，要钱好说。钱是什么？钱是身外之物，钱财如粪土嘛。以区区几千万两银子买一个平安，在谁说来，都是值得的。只是对于那些非要苛求的人来说，他们会讲为何不把这些银子放在老百姓身上？或者为何不把这些钱用来装备军队？这当然有道理。然而，这又是撇开人性的说法，也不顾当时的史实。把银子花在老百姓身上，那还是帝国吗？那不是共产主义了嘛。把钱花在军备上，无疑正确极了，问题是来不及了啊。谁知道会从天上掉下了八国联军来呢？过去对付屋门口的闹事者，长枪短刀足够了，原子弹也是后来才有的嘛。
对皇帝来说，钱是小事，反正又不是自己赚来的。对付要钱的，皇帝最有办法了。一是赖；二是躲。实在不行，像道光帝一样自己勒紧裤带也还过得去，弄得好还可得个节俭的美名。《南京条约》签订后，倘若认起真来兑现的话，也不至于有后来的《北京条约》出现。然而，皇帝与地方官实在不甘心，他们哪一个都不是卖国贼。晚清几十年间倒确实没有出现过投降的，战死的大臣很多，逃跑的大臣也不少，真正投降西方列强充当间谍和汉奸的卖国贼的大臣还真没有。相反，到了二十世纪，那些曾经放肆诅咒大清君臣卖国的〃爱国者〃，一有情况就跑到外国躲起来，寻找外国人的保护；后来干脆公开投降，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做起像模像样的间谍和汉奸来。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迁》一书中就提到，由于大清国地方官员作梗，加上西方各国之间的竞争，条约中有关关税的各种规定实际上无所实行。这就威胁到西方所谓的自由贸易。为了确保条约的实施，就产生了公共租界、海关监督制度等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事。到了后来，一些〃爱国〃的中国人不满西方人在中国的存在，时常聚众袭击西方人，迫使西方国家认为必须对条约有关条款进行修正以确保西方人在中国的利益和安全，同时也借机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在华利益。这又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国的拒绝。
费正清把这种情况归结为英国人喜欢节外生枝，中国人则喜欢虚与委蛇。所谓虚与委蛇，就是明里一套暗里一套。这一套把戏，大清国耍得多了。刚开始，在鸦片问题上，是禁还是不禁，嘉庆和道光就时而反复。后来在打还是不打的问题上，再次出现反复。道光帝开始主张坚决打，后来一看打不赢了，就和。咸丰上台，一看和也不行，一和我就只能像老爷子那样做叫化子皇帝了，于是极力要打。其实咸丰帝未尝不知道打是打不赢的，于是敌人还没来，就预先跑了。他之所以要打，是出于道德的威胁，即便打不赢也要做做样子，给谁看？给天下臣民们看，给祖先们看，给历史看。这样一会儿战一会儿和，像小孩子玩把戏，大臣们当然是会看风向的，看皇帝是主和还是主战，问题是皇帝自己都战和不定，所以朝中大臣也自然就分化为主和派与主战派。这种分化其实并不是出自真心的，而是为了〃得天子心〃。说来说去，这种状况的出现，正是帝国君臣看清了西方贪利而不是要命的心理，想试着和这些只要钱的异类玩玩游戏。这些西方人倒很〃开通〃，你要打，我奉陪；你要和，我也奉陪。你如何对付我，我就变本加厉地对付你。正如帝国看清了西方的真实意图一样，西方也认识到这个帝国不讲信用出尔反尔的不诚实的特性。这正是19世纪中后期的历史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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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节：苦命皇帝（下）（6）
这种形势，并不是没有大臣清楚，曾国藩、郭嵩焘等人就多次向皇帝提出，与洋人打交道，不能耍小聪明，要诚实。
同治六年，曾国藩上密折陈述与外国修约事宜，在这封奏折中，曾国藩提出了明确的建议：与外国交际，最重信义，尤贵果决。我所不可行者，宜与之始终坚持，百折不回；我所可行者，宜示以豁达大度，片言立定，断不宜若吐若茹，稍涉犹豫之象，启彼狡辩之端……异日中国全盛，洋人衰弱，我亦但求保我黎民而别无耀兵海外之心。
〃最重信义，尤贵果决〃是曾国藩所提出的金石之见。
天津教案本因谣言而起，而谣言的起因又是因为法国慈善修女会出钱向当地人购买抚养孤儿。不明就理的群众涌向教堂质询，而害怕群众闹事惯了的天津法国领事竟然开枪恫吓，结果他没打中别人，自己倒先被打死。事情闹到20个外国人被打死，教堂被焚毁，七个国家的军舰开到了天津示威。慈禧派曾国藩赴天津查办。曾国藩仍然坚持他的诚实态度，如实向国人宣布了事情有原委，承认了中国人的理曲，同时也拒绝了法国人的漫天叫价，法国也就不再追究赔款，只要求杀人抵命。这样的处理结果本来是正确的，也是应该的。但是，此时的帝国包括士人和百姓，都被爱国的屈辱冲昏了，把对西方的仇恨转嫁到了负责处理此事的曾国藩身上，曾国藩黯然而退。
作为第一个出使西方的外交大臣的郭嵩焘，早在咸丰八年就上疏提出了他最大的忧虑：〃上下之情太隔，名实之数太淆，欺罔之风，成为积习。〃也曾对朝廷和战之间的举棋摇摆提出过批评：〃朝廷议和议战，皆务为尝试而已，任事者亦贸贸焉与之为尝试；以事度之，胜败两无所可，理势俱穷。〃并劝告说：〃凡事须要名正言顺，须缓缓商之。〃应该说，这样的批评和劝告是很有先见之明的，可惜并没有人听得进去。
咸丰十年，天津失陷，咸丰帝逃往热河，继而北京陷落，闻听此信，郭嵩焘给刘蓉写信道出了其中的原因：
夷人之变，为旷古所未有。其祸成于僧邸，而实士大夫议论迫之然也……尝叹京师士大夫不考古，不知今，徒以议论相持，贻误国家而不惜，盖非无见也。夷人入广州，与督抚错居，不相贼害，入天津，与道府错居，不相贼害，其入都亦犹是也，彼固无意于中国土地民人，而玩弄而凌藉之，直无足介其意者。士大夫不知以是为耻，而耻言和，其亦远矣……
咸丰十一年，郭又在他日记中写道：
吾尝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
所谓英雄所见略同。观曾、郭二人的意见，倘若皇帝此时能用心听取，历史也许真的要改写了。帝国也不至于一再受辱，皇帝也不至于如此命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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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节：帝国心谱（1）
帝国心谱
在一百五十多年后，我们回过来头看十九世纪中期的帝国，脸谱和心谱都各有特色，但脸谱是脸谱，心谱是心谱。
有道是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如果把帝王看作帝国的脸谱，那么士大夫就是帝国的心谱。国运的兴与衰，其实就系于这两种人身上。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始终占据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史学家历来就说，中国是文人治国，是文官政治。不仅古代的知识分子学成文武艺，要货与帝王家，取得参政的权利，而且往往还把持着朝政。曾国藩就说过，自宋朝以来，中国的皇帝就被文人士大夫所〃劫持〃，不仅那些能够或者敢于〃劫持〃皇帝的士大夫来自于科举考试，就是绝大多数皇帝也都是知识分子出身，他们虽然没有也不必要参加科举，但他们做太子时所读的书也大多相同，虽然人们常说他们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在读书的条件上，他们要远远优于一般的读书人，不仅有国家图书馆，前朝的文献、掌故和史籍，本朝的行政经验，他们接触到的要比其他士子多得多。而且还有学富五车的当朝名儒大师做老师，学起来自然更方便。不过，那些来自草莽或乡间的读书人，他们也有他们的优势，那就是他们更多地接触了现实，对社会这本大书读得远比帝王太子们多。总之是各有千秋，特色鲜明。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时候帝王们往往与大臣们所想的想不到一块儿去的原因所在了，因为皇帝们想到的更多的是历史，大臣们想到的更多的是现实。现实与历史经验的冲突使得他们常常在朝堂上吵架。
大臣们往往瞧不起他们的主子……皇帝，认为他不过是出身好，仗着祖宗的荫德，坐上了皇帝的宝座，实际上并无什么本事；而皇帝们也往往瞧不起他们的奴才下属，认为他们的目的纯粹是为了混个一官半职，赚一张粮票，养一家子人，替祖上风光风光，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治国的真才实学。所以，皇帝顺从他的臣子，只是利用他们替自己办事，而臣子们尊崇皇帝，也只是尊崇他们心目中的纲常道德。一旦真正碰上一个懦弱无能的皇帝，这个时候的大臣们往往就能臣辈出；而一旦碰到一个真正的雄才大略之主，这个时候的大臣们就都是灰头土脸。为什么东汉末年会英雄辈出呢，就与碰上桓、灵、哀、献一大溜无用之主有着重要的关系；为什么康雍乾时期，学究辈出呢，就因为碰上了这几个雄霸之主。自古虽然有〃民贵君轻〃之说，其实，民从来就贵不起来，所贵者唯君与士而已。不管是庸主还是雄主，一旦国家有事，最后还得靠帝国的〃良心〃们出来担当。所以，心谱如何，往往是最终决定历史命运的关键。只是，心谱又往往取决于脸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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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6节：帝国心谱（2）
历史上不同的帝国时期，脸谱与心谱往往是矛盾的。帝王代表着帝国的脸谱，士大夫代表了帝国的心谱。皇帝们一天到晚最怕的就是士大夫的心，最猜忌的也是他们的心；而士大夫们则主要看帝王的脸色行事，担心会有一天雷霆震怒，晴转多云、多云转阴。帝王的脸是历史的晴雨表，士大夫的心则左右着历史车轮前进的方向或轨迹。
脸谱与心谱的矛盾，造成了许多历史的误会和悲剧。
汉献帝的几个大臣和妃子都死得冤，本来他（她）们都是可以不死的，倘若献帝知道曹操并没有要取而代之之心的话，他也没有必要搞什么衣带诏，弄得董承他们身首异处，甚至献帝的一个身怀六甲的妃子也因此送了命。献帝其实也知道总有一天天下不姓刘而姓曹，但此曹非彼曹，想要预防，不该去找曹操的麻烦，只须把曹操的几个儿子悄悄搞掉就是。对付儿曹比对付老曹还是要容易一些的吧。
所以历史上越是离皇帝近的地方越不安全，所谓伴君如伴虎。离皇帝远了，自己难以得到皇帝的欢心；离皇帝近了，又怕距离空间太少，自己回旋余地不多。其实，皇帝们又何尝不是一样伴臣如伴虎。大臣离自己太近了，不放心；离自己远了，更不放心。总之是两难。
如何解决这个难题，一直是中国政治的一个心结。
皇帝和他的臣子们也想过不少办法，比如，皇帝们总是希望自己的臣子们心无大志就好，多买良田美宅，多蓄几个美女小妾，让他们沉浸在温柔富贵乡里，自己方可高枕无忧。宋太祖就是典型，其实哪个皇帝不想学宋太祖呢？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再如乾隆皇帝这样一个雄霸之主，他未必不知道和啊５奶罢辛饲〉男囊狻：何涞垡采钪那灼萏锿‘贪婪，但他还是重用他。道理其实都是一样的，在皇帝看来，贪点钱总不至于要了他的江山，贪钱者不如贪位（江山）者可恨。事实上，历史上多半贪官虽然对老百姓有害，但对朝廷害处则要少得多。反贪反贪，一般情况下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往往是在太平无事之季，要么杀几只鸡给猴儿们看看，要么杀一只猴儿给鸡看看，未有彻底而善始善终者。反贪不能不反，不反则可能一发不可收拾；而一发不可收拾了就没有反的必要了；反贪又不能反得太过，像雍正那个反法，只是特例，反得不好，反到自己头上就出状况了。所以历史上的反贪，其背后往往是有着很微妙的背景的。也正因为如此，历来反贪是越反越贪。这是规律，也是怎么也突破不了的政治瓶颈。主子们既希望你贪，又不希望你贪的太过。
只有在这个方面，脸谱与心谱才是相互默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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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7节：帝国心谱（3）
不要以为皇帝不清楚，做臣子贪还是不贪。连末代皇帝宣统都说过，他5岁的时候，一个月要吃掉810斤猪肉，240只鸡鸭。如果说5岁的孩童算不清这笔帐，那么他的监护人也算不清？大家相互〃理解〃就是了。
聪明的臣子，在贪的这一方面他可以毫无顾忌，只要不碰到〃严打〃就行了，见好就收，还是好臣子。但在结党这一面，可是碰不得的。帝国脸谱不对帝国心谱，最厉害的莫过于党类太盛。结党是远比贪婪要可怕可恨的事情，因为这是在捞政治资本。皇帝宁愿放过一百个巨贪，而绝不会姑息容忍一个结党之人。然而，中国历史上，结党之事是屡见不绝的。从战国四公子开始，到明代的东林再到清代的帝党、后党，史不绝书。
倘若到了一个人既贪婪又结党的时候，那么这个人离死期也就不远了。我说的这是通例。
不过，历史到了大清帝国，这个通例竟然打破了。
举个例子，这个例子便是跟曾国藩关系很大的官文。
官文（1798年…1891年），满洲正白旗人。王佳氏，字秀峰，历任蓝翎侍卫、头等侍卫、副都统。1854年任荆州将军，次年以钦差大臣兼湖广总督。1861年拜文渊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衔。1862年升文华展大学士。1864年，曾国藩攻下南京，他也受封一等伯爵。1866年被湖北巡抚曾国荃弹劾，免职。1876年，回京管理刑部兼正白旗蒙古都统，不久又代理直隶总督。1891年病死。
这个人大半生是和曾国藩密不可分的，从他的履历看，几乎是官运亨通，地位不在曾国藩之下。史载这个人〃性柔缓，颛昧不谙政事〃。换句话说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实际行政能力的人，庸才。这样一个人凭什么能步步高升呢？有几个因素。第一，庸才而非蠢才，此人虽不会行政，但会做官。曾国荃曾笑，一个人要是连官都不会做了，这个人就真是十足无用了。第二，他一直在帮助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虽然两人面和心不和，但许多事情还是由官文来出面的，包括向朝廷奏请，为湘军筹饷，所以打下南京，自然有他一份功劳。这中间主要是由于当时做湖北巡抚的胡林翼会做人的结果。清制，总督与巡抚虽然级别上差半级，但并无领导关系，总督管两个省的军务，巡抚管一个省的政务，但如果督抚同城的话，就经常发生督抚不和。刚开始，官文瞧不起汉人带兵，所以事事掣肘湘军。胡林翼也想把他弄走，但一想，换一个人也许更坏。但由他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于是只好借助他，便屈节奉承他，把他哄得团团转，得到了官文的信任，什么事都让他放手去办，要他出面就出面，而官文也乐得逍遥，而且表功的时候，自己还在他人的前面，这也叫做双赢。第三，他是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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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8节：帝国心谱（4）
官文不是科举出身的士大夫，但他又类似于那个时代的士大夫，虽是武将，却又不善带兵打仗，他不是文人，却做到文华殿大学士；一生没有什么建树，官却做得很大。然而，历史还是公道的，《清史稿》并没有因他位居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而抬举他，反而只是一笔带过。
那么这个人的能耐到底在哪里呢？前面说了，就是〃会做官〃，这种会做官，换一个词，就是曾国藩私下说的〃官文党类太盛〃。说这句话时是咸丰十一年。咸丰十一年，旧皇帝将死，新皇帝将来。这个时候连身在军营的曾国藩都知道他〃结党〃，朝廷未必不知道。而新寡妇西太后又是最忌结党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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