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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心智-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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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丑父：舍生赴死，李代桃僵（1）
公元前589年，晋国与齐国发生了靡笄山（今山东济南市东北）之战。《左传？成公二年》和《史记？齐太公世家、晋世家》记载了齐将逢丑父在危急关头为营救齐君而采用的李代桃僵之计。
晋国元帅谷匹克率军攻齐，齐顷公亲自率军拒敌，他以逢丑父为车右（位于驾车人右边的武士称车右）。双方在靡笄山激战后齐军大败，齐顷公急绕华不注山而逃，但被晋军包围。晋将韩厥遥见齐君金舆车乘，率本部兵马驱车来捉，偏偏这时齐顷公的骖马（三匹马中位于两旁的马）被树木绊住，不能行走。眼看齐顷公要束手待缚，这时，逢丑父急中生智，他换穿了齐顷公的锦袍绣甲，坐于金舆中的尊者之位，却让齐顷公换上自己的戎士服饰，坐于车右位置。韩厥追到跟前后，把身穿锦袍绣甲的逢丑父认作了齐顷公，手揽绊马之索，要将齐君带到晋军大营。逢丑父诈称口渴难言，取瓢对身右的顷公说：“丑父可去为我取水。”顷公下车，去附近华泉打来一瓢水。逢丑父接水一看，嫌其混浊，让去另寻清水，齐顷公借机绕过山脚逃遁，后被败散的齐将乘乱载归。
逢丑父被韩厥当作齐顷公带至晋军大营，晋帅郤克曾出使齐国，认识顷公，见了逢丑父，情知上当。逢丑父告诉晋国将帅说：“我是车右将军逢丑父，刚才往华泉取水的那位就是我的君主，他早已回到齐营了。”郤克勃然大怒，喝令将逢丑父斩首，逢丑父申辩说：“臣子代替君主赴难，至今还没有这样的人，我首先这样做了，反要被杀害，以后谁还敢这样忠于君主呢？”郤克闻言，对身边人说：“代君赴难的臣子，杀了不吉利。我赦免了他，用来勉励尽忠国君的人吧。”于是放掉了逢丑父。
在国君就要被俘的时候，逢丑父情知反抗、逃跑均无济于事，于是采用变换服饰、李代桃僵的计策解君之难。李代桃僵是广为流传的所谓三十六计之一，古乐府《鸡鸣》上有：“桃生露井上，李树生桃旁。虫来啮桃根，李树代桃僵。树木身相代，兄弟还相忘。”李代桃僵是在灾祸面前为保他人而代其赴难的策略，此计的要害是找“替身”代为受祸，施计的困难处在于要把替身装扮到足令对手信为真身的程度。逢丑父利用韩厥不认识顷公的特殊情况，施计时仅仅换穿锦袍绣甲，以服饰和座位误导韩厥，也就足能令其信假为真了。逢丑父危急时不仅有代君赴难的忠诚，而且有难中见易、化难为易的智略。
逢丑父作替身代国君赴难，把晋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来了，然而国君就在身旁，仍是晋军的掌中之物，为了创造机会使国君脱逃，他借口渴打水的名义支走了顷公。逢丑父和顷公这时实是以打水为题为晋人表演了一出“双簧剧”，他们心照不宣，密切配合，让晋人信打水为真，终使这位假冒的车右逢丑父以堂而皇之的理由在韩厥眼皮下溜走，至此，逢丑父李代桃僵的救君之计才得以彻底完成。
逢丑父是准备代君受死的，但他受死前情愿寻求一次自生的机会。晋帅郤克明白了他代君赴死的真相后，要追究的是他对晋军的欺诈之罪。逢丑父在临诛前的申辩中却转换角度，强调自己的代君赴死之忠，他所强调的方面完全符合于当时君臣关系的普遍原则。这一申辩使自己行为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郤克如果杀掉他，必然在晋国群臣中造成忠君者不得好死的恶劣影响。郤克为了免除这一不良影响，勉励晋国群臣的忠君之心，合乎情理地赦免了逢丑父。
逢丑父李代桃僵之计的整个实施过程表现出了三个特点：一是他利用所骗对手的特殊情况和人们往往以服饰定身份的心理定势，将装扮替身的困难步骤就简处理，在较短的时间里即作好了施计的准备。二是替身和真身是相互顶替的，当逢丑父假扮顷公的同时，齐顷公扮成了逢丑父。后一替换使顷公真身在对手面前有了堂堂正正的角色，避免了藏匿的麻烦，也为后面的双簧表演准备了条件。三是逢丑父在施计之后据礼申辩，机智地谋求到了脱身。他既要以李树代桃之僵，使桃树英华如旧，又要最终避免李树的受害僵死，使其有惊无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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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丑父：舍生赴死，李代桃僵（2）
李代桃僵是在某种灾祸不可避免的前提条件下采取的一种策略。这种策略承认灾祸的不可消除性，它只是想法置换灾祸的受害者，这种置换会使灾祸的程度或性质发生重大变化。比如，齐国一名武士被俘与国君被俘，对齐国的灾祸具有完全不同的程度和性质，对晋国的胜利也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逢丑父的计策正是首先改变齐国受灾祸的性质，降低晋国取胜的意义，然后据礼巧辩，说服晋帅放掉他这一对两国利害无谓的被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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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景公：将相治国，佞臣乐身
齐景公是春秋后期的齐国君主，他的大臣中有相国晏婴、司马穰苴以及梁邱据等人。《晏子春秋？内篇杂上》和《说苑？正谏》记载了齐景公在一天晚上前往大臣家寻求共饮之乐的事情。
齐景公夜间饮酒，想移到晏婴家同饮，晏婴听到君主到来的通报，急忙穿礼服立于门口问道：“诸侯有什么事情吗？国家有什么变故吗？君主为何夜间驾临？”景公说：“我想与先生共享美酒之味和金石之声。”晏婴回答说：“设席陈器、与君共乐的事有专人，我不敢参与。”齐景公于是又移往司马穰苴之家，穰苴听说国君驾到，立即披甲戴盔，手拿长戟站在门口问道：“诸侯有战事吗？大臣有叛乱吗？君主为何夜间驾临？”景公说：“我想与将军共享美酒之味和金石之声。”穰苴回答说：“设席陈器、陪君享乐的有专人，我不敢参与。”齐景公接着又移往梁邱据之家，梁邱据听说国君驾到，左手拿瑟，右手擎竽，唱着歌迎上前来，陪君主饮酒。齐景公说：“今晚上饮酒，我真感到快乐啊！”他对人说：“没有晏婴和穰苴两个人，我怎么能治理国家呢？没有梁邱据这位臣子，我怎么能身心快乐呢？”
齐景公夜间饮酒寻乐，想找一个陪饮之人，他先后到相国晏婴和司马穰苴之家，两位官员见君主晚间驾到，以为有重要国事，以礼节相迎，职业性地询问君主驾临的原因，当他们知道君主为饮酒之乐而来时，以为是自己的分外之事，均予婉辞。而梁邱据一定是熟悉景公的秉性爱好，他听说国君驾到，并不打问原因，随和地搬出乐器前来相陪，使君主得到了一夜快乐。
晏婴和穰苴是齐景公两个得力的文武之臣，一个是誉称天下的国相，一个是列国闻名的将领，他们是齐国当时立国的柱石。景公饮酒行乐时，首先想到的是他们，可见景公对他们的心之所系和平素的爱戴。然而，景公在饮酒寻乐上所求于他们的，他们均未给予，反倒是无所树功的梁邱据满足了景公的饮乐要求，这样，梁邱据也就在景公眼中成了与晏婴、穰苴相并列的、不能离开的第三个人物。
晏婴和穰苴不是不能饮酒纵乐，而是他们看重功业，以治国征战为己任，不屑于充当设席陈器之人，也许他们还受到传统文化中某些因素的影响，不愿意做出夜间陪饮的这种不合臣礼的事情，因而对君主的所求婉言辞谢。景公对两位爱臣的拒饮并无强求，他有许多臣子，两位爱臣不愿做的事情，自然会有人愿做，众多的臣子中，自然会有人愿意靠近君主，以能接近君主、为君陪乐为荣幸。景公在两受拒绝后移驾另就，终于遇上了梁邱据这样的臣子。
齐景公既要治国，又要乐身。作为君主，他不愿放弃其中的任何一个，与此相应，他的身边就必有不同的两批大臣，一批是治国之臣，一批是乐身之臣。齐景公坦诚地向人们表白了这一心底，从而向人们透露了历史上许多君主治国用人的一条秘密。
《吕氏春秋？先识览？知接》、《韩非子？十过》、《韩非子？难一》、《史记？齐太公世家》和《说苑？权谋》记载，春秋前期，齐国名相管仲临终前，特意交代齐桓公为国家计，以后要远离易牙、竖刁和开方三位嬖臣，但齐桓公将三人驱逐后，“食不甘，宫不治，苛病起，朝不肃”，最后不得已将三人重新请回。易牙主管君主的烹调，竖刁是自做了宫刑的僮仆，开方是桓公的近侍，他们都是君主的乐身之臣，尽管管仲向桓公明告了任用三人会对国政产生的祸害，但齐桓公还是离不开他们，因为他们能使齐桓公得到个人享受的满足，办到治国之臣难以办到的事情。
齐桓公离不开易牙等人，楚文王生前离不开申侯伯，齐景公离不开粱邱据，表明君主离不开乐身之臣在历史上不是个别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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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婴：止刑数罪，实谏景公
《晏子春秋？内篇谏上》、《晏子春秋？外篇》和《说苑？正谏》数处讲述了晏婴巧谏齐景公的许多内容大体相同的事情，反映的是晏婴救无辜者免于死亡的计策。齐景公将自己最为心爱的一匹马交给一位圉人（养马之人）饲养，不料马得疾病死去，齐景公大怒，让人用刀支解圉人。支解人拿刀要动手前，晏婴向旁边的齐景公问道：“尧舜（传说中的两位明君）当年支解人，是从身体哪个地方下手呢？”景公闻言一惊，让停止支解，将圉人交给狱吏去处理。晏婴又对景公说：“狱吏不会知道圉人的罪状，我先列举出来，然后将圉人交给狱吏。”景公点头同意。晏婴于是对圉人说：“你有三条死罪：你把君主的马养死了，这是第一条死罪；你养死的是君主最心爱的马，这是第二条死罪；你使我们的君主因为一匹马要杀掉一个人，老百姓听到必怨恨君主，诸侯听到必轻视我国。你养死了马，却使百姓积怨，邻国侵凌，这是你的第三条死罪。现在要把你交给狱吏处理。”景公听到这话急忙说：“放掉算啦！免得伤害我的仁德。”
晏婴欲救圉人，第一步先把圉人从齐景公的支解之刑下解脱出来。在支解人行将动手的紧急情况下，他不和齐景公讨论是否应该支解圉人的问题，而是佯顺景公之意，赞同支解，但却提出一个尧舜解人从何下手的问题，让景公难以作答。尧舜以仁德治民，从无支解之刑。晏婴的问题不是要作难景公，而正是要让景公做出这样的思考，启发景公的仁德之风，让他悟出自我行为的荒唐。
圉人免除了支解之刑，但并没有解脱于景公的处罚，晏婴于是采取了第二步解救之法。他仍然顺着景公的治罪之意，列举了圉人的三条罪状，前两条作为点缀，轻轻带过，实际是重复了圉人的行为过失，后一条超出圉人的行为本身，故意列举圉入受刑后的不良后果。事实上，圉人受刑的后果，无论多么恶劣，都是不能让圉人本人来负责的，其责任只能属于主刑人，这是一切头脑清楚的人都可以划清的是非界限。晏婴故意把主刑人应承担的行为恶果算在受刑人的身上，列为圉人的一大罪状，实是针对齐景公的策略，既严厉地指出了景公滥用刑罚会导致的恶劣后果，批评了他的行为，同时又为景公改错自省留下了极大的面子，避免了君臣关系的对立。
晏婴：吴宫斗智，拒认“天子”
晏婴是齐国的名相，他曾受命出使楚国，舌战楚士，并机智地对付了楚王有意安排的侮厚性场面，维护了齐国的尊严和他个人的人格。《晏子春秋？内篇杂下》和《说苑？奉使》记述了晏婴出使吴国时智斗吴王的一段事迹。
晏婴出使吴国，吴王夫差听说晏婴是北方善于辞辩、熟悉礼仪的人，就对掌管朝觐的官员作了一番安排。第二天，晏婴求见，那位官员对晏婴喊道：“天子请见！”晏婴恭敬地等待而不言语。官员一直喊了三遍，晏婴徐徐问道：“我奉君命来到吴王之宫，但却糊里糊涂地进入了天子的朝廷，请问吴王在哪里呢？”吴王听说此言，只好让人传令：“夫差请见晏婴。”遂以拜见诸侯的礼节进见吴王。
殷周两朝的帝王认为自己受命于天而君临天下，故自称为“天子”，《礼记？曲礼下》中说：“君天下曰天子。”可见，“天子”一词有特定的指意。列国时周王仍为天下共主，因而“天子”是各诸侯国对周王的特定称谓，这一称谓体现着周王与诸侯国的君臣名分关系。南方吴、楚等国的君主在春秋时虽然僭号称王，但北方诸侯并不承认对于他们的臣属关系。因而从不认他们为天子。吴王夫差在召见齐使晏婴时故意让人连喊“天子请见”，就是想在晏婴面前争取一个天子的名分，迫使晏婴承认，从而体现出齐国对吴的臣属关系。由此可见，晏婴能否挫败吴王夫差的诡计，折杀其狂妄之气，不仅是对他识别力和应变力的考验，而且关乎着他在与吴交往中能否为国家争取到一个平等的地位。
晏婴肯定听到了吴国朝觐官的喊话内容，他内心感到诧异和惊怒，也立刻意识到了吴王夫差意欲进行侮辱性挑衅的图谋，他装作与己无关的样子静待不言，及等官员催喊数遍后，他才作了拒绝进见的回答。
晏婴把天子和吴王作了严格的区分，以此作为回答的前提。他在回答中一是明确表示自己是奉君命来见吴王的，暗示他没有进见“天子”的使命；二是他把吴人“天子请见”的错喊故意歪曲成是自己误入了天子之廷，并且自贬之为“糊里糊涂”的行为，这既表明了天子和吴王二者间的绝难混淆，又暗衬了混淆二者的糊涂，他借用表面上的自贬之辞，客气而又严厉地指责了吴王自称天子的荒唐愚妄行为。在作了两步回敬之后，晏婴仍然回到了自己的出使目的上，向吴国朝觐官询问吴王何在，这一提问是向自称天子的吴王暗示，他妄自尊大实是丢了自己的身份，是对吴王的嘲讽奚落，同时又表明了发问者本人不见吴王不甘休的出使责任感。吴王被晏婴机智的回答所折服，再也难以狂妄自大，于是改而发出“夫差请见”的传令，晏婴又一次赢得了外交斗智的胜利。
晏婴在受到吴王挑衅的外交场合，他处变不惊，从容镇定，表现了一位外交家丰富的临场经验，他以婉转的口气，貌似客气地指责和嘲讽了狂妄的挑衅者，益发显示了一位出色外交家的智慧。
晏婴：民众参政，贵在独立
晏婴是齐国的名相。《晏子春秋？内篇问下》和《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晏婴出访鲁国时，鲁哀公问他：“俗话说：‘遇事没有三人合计就会迷惑。’现在我和全国人谋划事情，鲁国却仍然免不了混乱，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晏婴回答说：“您使合于己意者得到尊荣富贵，臣下皆知迎合君意，与君心化而为一，没有第二者参与虑事，哪里还能得到三人合计呢？”
鲁哀公遇事决策前和很多人相谋划，表现出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尚众意识，但决策的结果并不如预期的那样理想，他带着迷惑不解的难题请教晏婴。晏婴告诉他，鲁君的权力作用已把君主本人的意志转化成了臣民的意志，臣民的意志与君主的意志合而为一，虽然君主让臣民参与了决策，但实际上参与决策谋划的还是一个人。
晏婴对鲁国情况的分析是否合于历史的真实，我们在此尚难断定，但他的分析指出了民众决策必须具备的一个重要前提，即参与决策的民众必须具有自己独立的意志。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参与决策的人们总是迎合君主的意志行事，那么民众决策就徒有虚名。
西周末年的思想家史伯曾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的思想，认为不同的东西相掺和，才能促进新东西的产生和发展，而同一的东西相添加，对事物的发展并不具有什么意义。晏婴是完全赞同史伯上述观点的，他曾以调味和奏乐作比喻，说明不同东西相掺和的意义，以此提醒执政者要注意不同意见间的相互补充（见《左传？昭公二十年》），这是古代政治理论中一个极为深刻的思想。
晏婴对鲁哀公的回答是对上述思想的具体运用。对于鲁国政治的混乱，晏婴认为不在于君主采取的民众决策行为，而在于这种行为仅仅流于了形式。只有使民众以独立的意志参与政治，提出与君主不同的意见和观点，使各种意见得到相互补充和吸收，才有可能形成一个合理的决策方案，而这才是真正的民众决策。
晏婴的分析提醒人们，一个决策是否属于民众的决策，不能看民众是否参与了决策的谋划和投票，而是要看参与谋划和投票的民众是否真正具有独立的意志。民众决策之所以优越些，就是因为其中包含有不同意见的争鸣和比较。
越石父：受屈知己，怒绝晏婴
越石父是春秋时###之地的贤人，一度卖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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