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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纪事-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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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道诏书中，我们可以知道，在当时，明帝与他的兄弟楚王刘英都将佛教与黄老之学混同于祭祀与方术。据《后汉书·楚王英传》记载，刘英晚年“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而皇帝公开肯定这种做法，并以中央政权的名义，在全国发起向楚王学习的号召，无异于倡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尊道崇佛”运动。这一记载使我们注意到，“浮屠”作为祭祀对象，第一次在中央政府的权威文件中，得到与黄老祭祀同样的肯定。
东汉开国之君光武帝的几个儿子，都喜欢鬼神方术，其中也包括后来继承了帝位的明帝。明帝即位后，对于谶纬之学非常重视，曾亲自主持谶书、纬书的编写，甚至以谶纬解释儒家经义，并亲自制作“五行”章句。在汉初五行思想，神仙方术在当时不仅影响到儒道两家的学说，还直接被应用到董仲舒的治国之道中。后来的方术、祭祀都受到这种思想的浸染，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
佛教作为外来的“异术”，很可能也在明帝的“研究”之列。当时支撑黄老祭祀的，是一群专业或半专业的“方士”们，支撑“浮屠”祭祀的，就是那些沙门（桑门）、居士（伊蒲塞）。所以，在当时人们的眼中，佛教徒与方士也就没什么两样。在此我们来关注一下前面那道诏书中提到的居士（伊蒲塞）与沙门（桑门）。在当时，所谓沙门，都是来自西域的胡人①，或移民汉地的西域侨民和他们的后代。当时中国没有出家人，汉地的信徒只有一种身份，那就是居士。当时汉帝国宫廷乃至各封国，对于“方术异技”都十分热衷，几乎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巫师们的咒语（3）
然而，这种“方术异技”玩得过了火，也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甚至招致杀身之祸。据《后汉书·楚王英传》记载，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的某一天，有一位叫做燕广的人，向明帝举报了一桩谋反事件，这一事件的中心人物，就是那位被皇帝表彰过的楚王刘英。他因为迷恋方术，广交“方士”，结果越玩越大，竟然制作出“金龟玉鹤”，并在上面刻有所谓“受命符瑞”。楚王借方士之手，以符图谶言昭示自己的野心，这一下惹祸上身，被人告发谋反，并查有实据！刘英一下子由皇帝的好兄弟，变成了谋权篡位的乱臣贼子。也许是明帝感念这位与他从小玩大的兄弟，从而网开一面赦免了他的死罪，刘英被流放丹阳。第二年，刘英在丹阳自杀。明帝对其他涉案人员，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心软，受株连者千余人全部被杀。
其实在汉代，由于方术的横行而罹受杀身之祸的，岂止一个楚王刘英！就在刘英案发的164年前，西汉征和三年（公元前93年）汉武帝的太子刘据，也曾因“巫蛊”之祸而成为牺牲品。
“巫蛊”是一种民间流行的加害他人的方术，施术者用桐木刻制仇人的形体，用象征刀剑的铁针，扎进它的全身，并把它埋入地下，时常用恶语加以诅咒。据说，这样可以使对方招致灾祸。这种没有丝毫技术含量的方术，竟然在宫廷妇女及权贵妇人间大行其道，成为她们相互嫉妒、仇视的发泄方式。大概是这种事情频繁发生，搞得人心惶惶，后来因为相互嫉恨，他们都纷纷向汉武帝告发，污蔑对方以“巫蛊”诅咒皇上。据《资治通鉴》卷二十二记载，汉武帝曾下令严办，对那些被告发对他施巫蛊的人大开杀戒！后宫的嫔妃、宫女和受到牵连的大臣数百人被杀。然而，越是被禁止的东西，越容易招致人们的好奇心，这套害人方法一直在秘密地发挥着它的功用。
一次，汉武帝午睡时，做了一个白日梦，梦见数千“木人”手持棍棒前来袭击他，惊醒后身体感到不舒服，精神恍惚，由此患上了健忘症。一位叫江充的人，信誓旦旦地宣称武帝之病是因“巫蛊”引起，也就是说，有人在使用这种给桐人扎铁针的恶毒咒术诅咒皇帝。一向迷信的汉武帝闻听此言大怒，立即命他全权查办此事。
江充这个人，之所以如此受到汉武帝的信任，是因为他既善于顺着武帝的心思行事，又是一位推动力极强的阴谋家。他原是赵敬肃王的门客，后来因得罪了赵王太子刘丹而逃出赵国。如同丧家之犬的江充，将他的前主子赵太子刘丹告上朝廷，刘丹的隐秘私事被他一股脑抖搂出来，因此而失去赵国太子身份。汉武帝召见了这位敢于扳倒自家主子的勇士，见面后，竟然被这位身材魁梧、英俊潇洒、衣着华丽的“帅哥”镇住了，心中感到惊奇。与他谈论了一些政事后，陛下竟然龙颜大悦，被授予他直指绣衣使者的要职，这个职位相当于现在的廉政公署署长，有点像朝廷内部的监察部门，皇亲、近臣们违制奢华等不法行为都在他的监控范围内。此后，他的检举、弹劾工作异常繁忙，并大见成效。武帝觉得他忠诚而耿直，因此愈加信任，渐渐授予了他过大的权限。
领到圣旨，江充立即率领一批胡人巫师，掘地三尺，竟然真寻找到了桐木人偶。于是他将自认为可疑的人抓捕问罪，并对被捕者滥施重刑，逼迫他们认罪。官吏们也瞅准时机争相参劾他人大逆不道，以达到排除异己泄私愤的目的，民间百姓们更是相互指责他人“巫蛊”害人，以报私怨，一时间搞得人心惶惶。从京师长安、三辅地区，直到各郡国，先后因此而被捕杀的人达到数万之多。
江充与同伙，曾多次在皇上面前陷害过太子母子，他深知皇帝年老体衰，一旦驾崩，自己的脑袋随时都可能搬家。于是，先下手为强，企图借皇帝手中的刀置太子于死地。他指使胡巫向皇帝进言道：“宫中有蛊气，如不除去，皇上的病就不会好！”武帝信以为真，令江充进宫彻底清查。这样一来，后宫禁地到处都被江充等人随意挖掘，他们甚至将皇帝的宝座毁坏以挖地找“蛊”。紧跟着，后宫、太子宫的地面都被翻起，以至于皇后、太子都找不到放床的地方。
巫师们的咒语（4）
江充声称在太子宫中找到的“桐人”最多，还发现了写在丝帛上的文字，内容大逆不道，并奏请皇上。太子刘据非常紧张，向他的老师少傅石德请教对策，石德自知太子出事自己也将不保，于是设计假传圣旨将江充等人抓捕并处死。刘据也不得已因此起兵。武帝闻讯大怒，立即调动国防军，并亲自指挥，对刘据进行了残酷地镇压。刘据很快兵败，走投无路只得自杀。虽然事后武帝有所醒悟，但此事却已不可收拾。
汉帝国开国之初，就有非常重视“方术”的传统，汉高祖刘邦，刚一登基就在长安设置了专门负责祭祀各类神灵的官员。这些官员与一般官员不同，有男性也有女性。男性官员叫做祝官，他们的功能是以各种美好的言词取悦鬼神；女性官员叫做女巫，其功能是用妖媚的舞姿和甜美的歌喉，请神降临。其中包括梁巫、晋巫、秦巫、荆巫、九天巫等，这些很可能是掌管帝国不同辖区的祭祀官员。此外，还有专门祭祀河神的河巫，祭祀南山的南山巫等。
汉武帝时还大肆吸收被征服地区及少数民族的各种“方术”，以丰富和完善汉帝国的方术祭祀形式与手段。武帝征服越族后，将越族传统的“越祠鸡卜”之类的巫术方技引进，并大力推广。此外，武帝还重用匈奴巫师，前面提到的那位江充就是被称作“胡巫”的匈奴人。这种大量吸取各地各民族乃至外国“方技异术”的做法，在政府的推动下全面而广泛地进行着。此时“方术”作为国家政治的附属品，呈现出“百花齐放”、异常繁荣的景象。
悠远的传承（1）
其实，中国人在“方术”方面的兴趣，并不是秦、汉时期才开始的。考古发现，旧石器时代的山顶洞人，就曾经使用一些红色粉末（赤铁矿粉），用于死者入葬前的某种“安魂”仪式。据专家解释，这种将红色粉末涂抹在死者身上的做法，很可能是为了补充死者的“血液”，使其在另一世界有机会“复活”。这种类似的仪式，在世界很多民族的古代葬礼中都曾出现过。这很可能是中国人相信和盛行“朱色辟邪”相关方术的渊源。此外，考古学家在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中，发现古人还会采用与众不同的俯卧方式，埋葬那些非正常死亡的人，以镇压这些凶死者的灵魂，使之不能作祟于人间。可见人死变“鬼”，并会对活人具有某种福、祸影响的观念，当时已经非常流行。
到了商代，用于预测未来的“卜筮”方术已经开始左右部落首领们的决策。商王们在进行重大决策前，必定“谋及卜筮”，一切相关的政宫与行为都视“卜筮”结果而定。如果“卜筮”结果预示某事可行，即使受到王卿、庶民的强烈反对，也仍然可以实施。这样一来，主持这些“巫术”的巫师们，不仅有崇高的威望，还会直接参与国家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决策。巫师直接参政的现象，一直延续到西周时期。
据《礼记·曲礼》记载，西周时围绕天子设立的“六大天官”，都与宗庙祭祀、祷告诅咒、预卜吉凶等方术有关。春秋时期，天子、国君出门，都有巫师跟随左右保护。他们不仅参与国家重大决策，还成为国君、贵族们的私人“保镖”。当然，这种“保镖”绝不是因为他们武艺高强或力量出众，而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某种役使鬼神的特殊“技术”。因此，他们所能抵御的，不是来自人间的有形危险，而是来自某种“形而上”的“袭击”。有了他们的保护，那种神秘而不可测的凶险，就会及时化解，使帝王、贵族们的身心得到安全的保障。这些巫师也被称为筮祝，前面曾谈到“巫”能以歌舞的方式降神，因此，他们的各种舞蹈动作，就成为一种鬼神们可以领受的“肢体语言”。人们坚信，“鬼神”必然会随着这些“女巫”们魔鬼般的舞蹈应召而来。当然请求“鬼神”们降临光跳舞是不够的，还要用一些善美之词取悦它们，使它们在心花怒放之余，乘兴施展“鬼神之力”，以达到福佑自身及他人的目的，可见“祝师”们的作用多么重要。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远古时代，这些筮祝师的地位，与现代从太空飞回来的宇航员非常类似，被人们像众星捧月一样地簇拥、爱护以至于崇拜着。当然，这些役使鬼神的特殊技能，不是人人都能掌握的，因此，这个“行业”被一些人长期垄断着，并按着他们特有的规则，传授给他们的继承者，以至于在古代社会结构中，这些掌握了筮祝“技术”的人们逐渐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
这一情况到了战国时期，发生了一些变化。随着“鬼神”信仰的降温，思想界开始出现了更多理智的成分，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这些远古流传下来的“技术”，并对它的有效性提出种种质疑。更重要的是，那些充满野心的乱世英雄们，不再屈服于这些天命、“鬼神”为他们“建功立业”所制造的各种障碍。“倒行逆施”的结果，并没有使他们受到任何可怕的惩罚，所以，他们的胆子越发大起来，开始随心所欲地自行其是，筮祝们的信誓旦旦，令他们感到反感。此后，筮祝师们的地位一落千丈，他们逐渐被排除在国家决策机构之外，职位也由原来的“天官”，降格成为非常低级的官员，变成国君意志的低级附庸。巫师们地位的降低，使得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不得不转向民间，他们的“技术”，成为低级百姓们聊以自慰的奢侈品。同时民间的很多人，见到这一行业有利可图，也混迹其中，使得本有的一点点“专业含量”大打折扣。
秦、汉之际，这些已经衰落的“巫术”，却引起了一些思想家们的注意。它被用来与阴阳五行等学说进行了理论上的结合，成为诠释神秘思想的一种“技术”性的方法。这种比虚玄的理论更能说明问题的“技术”性表演，给这些思想家想要推论的内容，提供了一些表象的佐证。于是，他们顺藤摸瓜，将这些深藏于民间的“巫术”重新发掘出来。
悠远的传承（2）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早些时候，“阴阳五行”的古老学说已经与春秋时期发展起来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观念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理论。到了汉代，这一理论成为对万事万物，包括宇宙、人生、社会、政治等一切现象进行解释的唯一权威理论。这种学说最初的出现，的确是一大创举：它巧妙利用抽象归纳的方法论，对世间繁复的事物进行归纳总结，得出规律性的结论，其特点是具有很强的逻辑性。但不幸的是，这种学说后来也被发展成一套死板、僵硬的套路，甚至沦为一套一成不变的公式，使得后来的许多思想家在得益于这种学说的同时也被禁锢其中。比如，汉代大儒董仲舒就是依靠这套思想体系建立起自己独特的儒学系统，同时也是这套方法论，使他的学说最终走向了一个难以突破的“死循环”。
此时的“巫术方技”，由于得益于这套系统的理论支持，很快得到诸家学者们的共同创新。之后，这些远古流传下来的“方术”，又被恭恭敬敬地请回国家政治中心的“大舞台”，再次成为政治运作必不可少的附属品。不仅如此，改造与创新这些“方术”，自然也成为这个时期建立政治新秩序的一项重要工作。
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新派儒家们，开始创新宗庙祭祀系统，并希求通过对以往宗庙祭祀的种种改造，促使国家风调雨顺、政治昌明、国祚长久。其实，这些方术的实施“技术”，与从前传统的方式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不同的是，创新后的整个祭祀仪式，完全按照“阴阳五行”的原则进行了严格地秩序性规范。其实这种“秩序性”，不仅在“方术”方面，在董老夫子的所有学说中，也都曾被毫不含糊地被加以强调。
当然，我们还是把考察的重点，放在与“方术”相关的问题上。我们来看一看董氏创造的“求雨仪式”。这位董老爷子坚信，想让“老天爷”下雨，必须通过一系列针对“天地鬼神”的祭祀仪式才能达到目的。其实，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方术”，但此时经过董氏等人按照“阴阳五行”观念进行改造后，面目焕然一新。据董仲舒所撰《春秋繁露》卷十六《求雨》一章记载，这套仪式因时令的不同，按照阴阳五行的“公式”选择不同日期、使用不同的祭器、借用不同的牺牲、采取不同的方法来进行。比如：春旱求雨，家人要祀户，而夏季求雨，家人则要祀灶；春旱求雨，在城东门外设坛，而夏季设坛则在南门以外；春旱求雨，以生鱼8条作为祭品，夏季则以7只红颜色的公鸡做祭品；此外，前者选择儿童8人作为侍者，后者则选择壮者7人，等等。这些，都是根据“阴阳五行”的配物原理进行设计的。
这套被严格规范出来的“方术”，到了汉末以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却受到了挑战，思想界的微妙变化，使得“方术”开始逐渐走向自由化。在这段时间里，中国人土产的“方术”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五花八门，种类之多、功能之全均令人瞠目，如若当时有类似《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之类的书，这一纪录肯定会被大书一笔。出乎我们意料的是，随后来自西域和印度的“方术”，也被中国人快速地吸收、融化，更丰富了这个如同“万花筒”一般的行业。同时，这口色彩浓重的“方术”大染缸，也使之后来自西域、印度的佛教，不得不受到一定程度的浸泡，而部分丧失了其本来的色彩。
现在就让我们大概盘点一下这一时期流行于宫廷与民间的各类方术吧。
“星占”，是一种古老的方术，施术者首先应该是一位星象学家，他必须不停地对天空进行观察，随时监视着那些可疑星宿的运动状态，因为那些异常的运动很可能会预示着人间的吉凶祸福。通过观察星象的变化以对应或附会人事，虽然是附会之举，但却有一定的“专业技术含量”。据说，史前时代的巫师们就已经掌握了这种“技术”，并通过观察天象来预测世事。据《晋书·天文志》记载，这种“观象察法”的方术源于庖牺（伏羲）。这位被神化了的古代智者，被世代中国人认定为很多古老“技术”的发明者，他还被认为是中国最古老的上古“天书”《易经》中“八卦”思想的启蒙者。由此，我们会习惯而自然地相信，这种“仰观天文”以察人事的方术在远古就已经存在。然而，这种“占星术”，在古代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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