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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历史-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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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 在许多人看来,郁达夫的一些行为惊世骇俗,“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不免封他为“颓废派”。在你看来,真正的郁达夫是什么样的呢?
郁 风 我要说的是,别人给郁达夫带上“颓废派”的帽子,实在是冤枉。不仅是我这么说,刘尊棋写过一篇文章叫《郁达夫应称为颓废派吗?》,替郁达夫打抱不平。如果真是“颓废派”,就不会以身报国,参加抗战,这是很冤枉的。我自己搞了很多年美术、编辑等,根本不是搞文学研究的,但是国内很多读者根本不了解郁达夫,我就为郁达夫打抱不平。因为1958年冯雪峰写到郁达夫,提醒了我。从那时开始,我就搜集了海外出版的有关郁达夫的材料,我利用香港的条件搜集这些材料。因为当时国内的人只知道郁达夫的《沉沦》,根本不了解抗战之后的郁达夫。我针对这些现象,写了一篇很长的编后记,介绍他在海外的情况。刘尊棋、胡愈之对此也比较了解,郁达夫在新加坡,他们当时也在新加坡搞华侨抗战宣传工作。日本侵占新加坡以后,他们后来都去了印尼。他们都了解郁达夫当时是非常悲惨的。
2005年8月15日,作家协会在文学馆召开纪念抗日战争六十周年的会议,很隆重。我受邀请,我最后向会议主席要求用两分钟讲郁达夫的事情,也没有讲很长,就是稍微提一两句。郁达夫就是在日本投降以后两个星期内,被日本宪兵杀害的。这个调查是被日本的作家铃木正夫完成的。胡愈之当时知道,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1945年郁达夫被害,第二年,胡愈之回到国内写了一本小册子《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为了把这个中国的重要作家在海外的遭遇告知国人,向国内文艺界的作家协会汇报,专门用几千字写了这本书。但是没有引起注意,也没有什么转载。所以,一直到了今天大学里讲现代文学史,始终把郁达夫算作“颓废派”。
鲁迅就对郁达夫比较了解,尽管鲁迅对创造社有看法,但是觉得郁达夫真实,有作家的良心。鲁迅欣赏郁达夫,两人也是很好的朋友。所以,郁达夫实在是很冤枉,一是被当作“颓废派”,一是后来风传他跟王映霞的关系,弄成绯闻,台湾对此也出了很多无聊的书。我们算一下,郁达夫在新加坡做过很多工作,两个报纸的副刊主编,每天要到报馆看电稿、上班、写评论,然后要做很多社会活动的事情,比如华侨抗敌协会的很多工作。我说,不是“颓废派”的作家都很难做到郁达夫做的事情,还要把郁达夫归为“颓废派”,实在是太冤枉了。
郁达夫隐姓埋名叫赵廉,办一个酒厂,拿收入养活了好多当时逃亡在外的文化人,像胡愈之他们都在那里逃难,生活没有着落,就靠这个酒厂,大家生活下来,掩护了很多华侨同胞。有一次,他跟一些华侨坐的车被日本人拦住,因为不懂日语,大家以为日本兵要加害他们。其实,日本兵只是问路,但把那些华侨都吓坏了。郁达夫就跟那个日本人说通了,问题也就解决了。这些人就把郁达夫看成是与日本人有什么关系的、了不得的人物,需要的时候,又让郁达夫去做翻译。后来一旦华侨跟宪兵有什么纠纷,都是郁达夫在中间做翻译。当时印尼的一个地下党被日本人抓到,手上有一个他们会员的名单,日本人不识字,就让郁达夫翻译。郁达夫马上机警地说,这个人放高利贷,这个名单是欠他钱的人的名单,这样掩护了很多革命的地下党。就是利用这样的方法,做了很多保护华侨利益、财产、生命安全的事情。这些事情都没有人知道,都是我在海外出版的一些文章中看到的。总而言之,始终都没有一个对郁达夫公正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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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苗子:郁风一流人物一世情(5)
黄苗子在上海时,认识邵洵美。邵是风流绝代的才子,也是当时上海漫画界的重要人物。黄苗子认为:“《时代画报》、《时代漫画》和《万象》对中国漫画的发展起很大的作用,漫画的发展也影响到绘画的发展。如果没有洵美,没有时代图书公司,中国的漫画不会像现在这样发展。”
李怀宇 你认识邵洵美,他是什么样的人?
黄苗子 他是所谓的“新月派”诗人。在英国读书的时候跟徐志摩很好。天分很高,诗写得好,字写得很好。
郁 风 而且是有名的美男子。
黄苗子 邵洵美曾经送给我一把扇子,上面题了几首诗。他女儿让我给她写出来。这首诗是这样的:有了充分的经验,一粒谷里可以看见宇宙。热闹里有人生,静寂里也有人生。石头会说话,草会有感觉,这时候你已是一位完全的艺术家,写下来的便是完全的艺术。
郁 风 很美。现在的艺术派,还没有他“现代”。
黄苗子 这是我给邵洵美画的漫画(取出漫画请大家欣赏)。
郁 风 这个画很潇洒,你当时也受他们的影响。
黄苗子 他是盛宣怀的孙女婿,很有钱。因为对文艺有兴趣,他办了好几个书店。最主要的是,他办了一个时代图书公司,把当时有名的漫画家,张光宇、张正宇、叶浅予、鲁少飞全都收罗进去,张光宇是总编辑,张正宇是总经理,叶浅予编《时代画报》,还从德国运来巨型机器印画报。时代图书公司养活了一批漫画界的人,并且把中国漫画家介绍到国外,把国外好的漫画家介绍给张光宇他们。从这方面,把中国漫画提高了很大的空间。我最早也在上海学漫画。当时,我在上海市政府工作,有空就到时代图书公司,几个刊物都有我的稿子,与邵洵美较熟。尤其是郁达夫每次从杭州来,邵洵美都会打电话约我出来,因为他们是好朋友。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有幸跟他们来往。我曾经说,没有邵洵美办时代图书公司,就没有中国漫画,特别是30年代蓬勃发展的中国漫画。
郁 风 邵洵美把自己家里收藏的田黄图章卖掉,给钱时代图书公司。在30年代,同时出五个刊物,在美国等于一个托拉斯了,很了不起。
黄苗子 当时,两个大的“小托拉斯”,一个邵洵美的时代图书公司,还有一个广东帮,以梁得所为首办的大众出版社。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文化并非一般人所想象的穷途末日,“快完了”,仍然是根深蒂固地继续发展。当时延安鲁艺已经培养出一大批艺术人才。抗日战争时期,没有条件、机器印刷漫画。所以,最早的漫画宣传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现在没有人再提起了。像张乐平、叶浅予、陆志庠、特伟、张仃,这批人全部是漫画宣传队的重要人员。他们的根子都是上海漫画,分散到很多地区用漫画做抗战宣传,张乐平在上饶,黄胄、特伟在重庆。尤其是在农村,漫画宣传队起到了很大作用,一边挂着画,一边讲解。在没有敌人侵略的地方,很多重点城市都有漫画宣传队。比如廖冰兄在广州,后来到他的家乡广西,穷乡僻壤里,漫画起到了作用。但是当时的照片不容易收集,现在也很少人提起。当时,鲁少飞他们在广东,我也去了广东,办了一个《总动员画报》,由部队出钱。《总动员画报》一出就是几十万份,对抗战影响比较大。当时涌现的一些好的作品,艺术性与政治性结合得很好,现在看来仍然是很有力量的。
黄苗子和郁风的朋友中,聂绀弩是特立独行的一代怪才,如今“已经成为一部情感的老书,朋友们聚在一起时一定要翻翻他”(黄永玉语)。黄苗子说,朋友们见面常常以怀念聂绀弩为话题,许多人认为绀弩是“鬼才”,中国之大,传奇性人物甚多,绀翁是尤“奇”者。
李怀宇 在现代文学史上,鲁迅、郁达夫、聂绀弩三人的旧体诗都写得很好。
黄苗子 最近,有一个研究聂绀弩的专家侯井天得到消息说,山西发现一批聂绀弩的作品、手稿和衣物。他们找到一摞诗,其中有十七首是写给我的。侯老就马上跑去山西抄下来。当年,我去看望聂绀弩,他不在家,我就留诗在他的写字台上。他就用“台”、“才”字韵写了十七首给我,觉得很过瘾,后来又写了几首给张友鸾,一共二十几首。很奇怪,我都没有收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被抄家,关在山西,这些当初被当作调查证据,如今都成为研究资料。
黄苗子:郁风一流人物一世情(6)
李怀宇 我觉得聂绀弩跟郁达夫很像:性情中人,都喜欢喝酒,旧体诗都写得好,经历都很坎坷。
郁 风 那个时代才出现这样的知识分子,现在很少有了。
黄苗子 聂绀弩晚于郁达夫,鲁迅先生对他很重视。现在大家一致公认,聂绀弩是把旧体诗变成现代诗的了不起的文人。
李怀宇 “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交心坦白难。”真是好诗!
郁 风 他是开创新一代诗风。旧诗虽然是老套,那种规律、美,如果不了解旧诗,掌握不好,就拿不到旧诗的精髓。但是拿到精髓的人,又不免落入老路。而聂绀弩既精通旧诗的精髓,又能将现代语言融入得很好,兼顾平仄的规律。
黄苗子 鲁迅、周作人、胡适之都有这种开创。但是聂绀弩做得更高一些,新中国之后的很多新词,以前的人不懂,他都能融进来。
郁 风 杨宪益受他的影响,诗写得也很好。
黄苗子 现在我们来往的仍然写诗的就是杨宪益、邵燕祥。宪益最近身体不大好,不能走动,但是脑子清醒,对着电视机,现在一天要抽两包烟,偶尔也写一两首打油诗,一般没有从前那么起劲了。
李怀宇 我在香港罗孚先生家里谈到聂绀弩在北大荒的一些事情,车子撞倒他,大家以为撞伤了他,没想到跑过去,看见他坐起来,拿着一根烟。
黄苗子 他这种事情很多。我们一些劳改的朋友帮助聂绀弩去盖房子,房子刚搭上棚顶,他总是抽烟,就烧掉了。哎呀!要判死刑。夫人周颖马上赶过去,千方百计找人营救,总算免去一死,轻判三个月就放他出来了。
有一天我跟聂绀弩开玩笑,我说他是研究古代小说的,研究《三国》、《红楼梦》、《金瓶梅》、《水浒》,我给他书房起个斋名“三红金水之斋”。他高兴得不得了,我用隶书写好了挂在他书房。后来要命了,红卫兵来了。我都不知道红卫兵的事情,事后他才告诉我。他说,我要赔他一张“三红金水之斋”。红卫兵让聂绀弩说“三红金水”的意思,他急中生智,就说“三红”是“思想红、路线红、生活红”,“金”是小红书毛主席语录,“水”是江青的“江”字偏旁,因为尊敬不敢直接写出来。红卫兵啪就撕掉了,说:“你也配!”(笑)他就让我重新给他写一张。十年之后,我们再见面,我又用草书给他写了一张。但是后来我都把这件事情忘记了,直到最近看他送我的十七首诗,我才记起来。
在现代文化史上,“二流堂”是一个特别的场所。它在重庆和北京,汇聚了文化界一大批响当当的人物,有革命家兼艺术家夏衍、电影界报刊编辑唐瑜、漫画家丁聪、剧作家吴祖光、画家叶浅予、大牌明星金山、翻译家冯亦代、歌唱家盛家伦、黄苗子和郁风夫妇。大家性情相投,自由自在地欢聚一堂。抗战时,在重庆的“碧庐”,这些文化人平时不用严格上班办公,生活自由散漫,便用“二流子”互相调侃。有一次,郭沫若来“碧庐”聊天,兴致勃勃地要题匾“二流堂”,一时找不到宣纸和毛笔,未能题成,但“二流堂”的名号从此就叫开了。“二流堂”在民族水深火热之际安顿了一批文化人,而不同学科的交流,日后更成就了一批文化大家。1949年后北京的“栖凤楼”,被称为北京“二流堂”。齐白石、老舍、梅兰芳、洪深等名士往来不绝,连上海、广州、香港各处来人,潘汉年、黄佐临、柯灵、于伶等到了北京,也都往这儿跑。1967年12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赫然刊登了著名檄文《粉碎中国的裴多菲俱乐部“二流堂”》,字字粗黑。从此,“二流堂”一案株连无数。专案组在查“二流堂”重要人物吴祖光时,对他说:“为了盘查你的这个‘二流堂’,国家派出的外调人员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你看你为国家造成多大的浪费,你惭愧不惭愧?”
李怀宇 从30年代开始,艺术界的朋友圈中就少不了你们两位,1949年之后又有启功、王世襄等文化大家,你们朋友之间在生活中的交往是怎样的?
黄苗子:郁风一流人物一世情(7)
黄苗子 启功比我大八个月,跟我比较熟,他去世时九十三岁,我九十二岁。去世以前,就算我们身体不灵便,也总是通电话。启功进了医院以后就不能说话了。启功、王世襄对我的帮助都是很大的,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写了一本三联书店出版的《艺林一枝》,研究古代艺术。启功的打油诗非常有意思,滑稽得很。我跟启功相识大概是从50年代开始,已经有半个世纪了。我当时住在王世襄的芳嘉园,启功从黑芝麻胡同迁居小乘巷,因为佩服他的学问,我们经常来往。“反右”以后,都被划成了“右派”,大家都很紧张,都不敢来往。但是我们彼此平时来往还比较多一点,大家都互相理解,启功、王世襄有时候来看我。
“反右”以后,大家没有什么事情好做,就都写一点东西。王世襄的《明式家具研究》就是在那个时期写的,研究清朝人的建筑法则《营造法式》等好几本书,还有对于鸽子、葫芦的研究,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当时研究唐代画圣吴道子,写了大概十几万字。我们有一个朋友以前给启功的老师陈援庵老先生抄东西,当了“右派”以后没有事情可做,他就替我们三人抄东西。抄完之后大家交流互看、提意见,当时来往比较密切。启功最有名的一本书《诗文声律论稿》,给诗律平平仄仄的发音总结了很好的表格和规律,从平平仄仄中拉开五言、七言,这就让人们能抓住旧体诗平仄的规律,让它变得简单。启功改稿子的每一页都是手写楷书,《诗文声律论稿》最后大概改到第九次才满意。我十分钦佩,至今还保留着他的第七次改稿。差不多是几年以后“右派”平反,我的《吴道子事辑》才在中华书局出版,启功也替我纠正了不少错误,他都用纸条夹在稿件里,很细心。
我觉得启功很可惜,这么大的一个天才,什么都懂。有人喜欢或者不喜欢他的书法,但是提到书法,不能不说他是头一把交椅。他对书法理论太熟悉,把书法研究透了。提到书法,他能讲几天几夜。他现在的桂冠就是书法大师,这实在还是他小而又小的一方面,反而使他其他的才华没有很好发挥。
李怀宇 1949年后,“二流堂”那些朋友之间如何交流?
黄苗子 阿英同志50年代初担任天津市文化局局长、华北文联主席。他每次来北京都住在我们这个“栖凤楼”,所谓“二流堂”。后来,吴祖光也住在我这里。阿英同志鼓励我搞美术史,解剖几个“麻雀”。大家都知道吴道子是“画圣”,可是“圣”在何处,有哪些作品,历代有什么评论,到底有多少作品,都需要系统地说明。在他的启发下,我、徐邦达、张仃、叶浅予常常为吴道子的研究互相交流。
李怀宇 “二流堂”的案子到底怎么回事?
黄苗子 北京“二流堂”在东单一个破破烂烂的大房子里,浩子(戴浩)花了几个金条买下了这栋楼。起初是盛家伦、浩子两对夫妇住在里边,后来,我从香港来,没有地方住,也住在里边。再后来,《新民报》公私合营,也搬到里边,我也去参加管理。最后是吴祖光也搬进来。吴祖光很可惜,多少年的朋友,他的才华也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当时大家聚到一起,各自有各自的朋友。我跟郁风是美术界的朋友多,盛家伦是音乐界的朋友多,吴祖光是戏剧界的朋友多。有一句话说,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危险,我们就不知道危险。“反右”的时候,有人提出来我们是在北京恢复重庆的“二流堂”,还上告了中央。其实周总理是很清楚的。在重庆,郭沫若、夏衍都和我们在一起,到了北京又聚集到一起。“四人帮”把我们揭露出来,目的也就是为了针对周总理。
其实,“二流堂”除了朋友的感情沟通,更多是推动大家专业之间的交流。比如吴祖光搞梅兰芳的戏剧,就把我、张光宇、张正宇请进去做艺术顾问,对布景等提出意见。这一类的事情很多,我们没有想法、意识去振兴中华文化,但是实际上也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
黄苗子:郁风一流人物一世情(8)
郁 风 其实,因为文化圈里的人兴趣相投,大家也是以兴趣结合,不是从一开始就严肃考虑任务,要完成什么任务的。
黄苗子 好像现在的分行比较明显。以前我们跟电影界经常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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