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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记事·忆人-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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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早就收藏到了多本老舍先生的盖章书。《老舍文萃》、《老舍散文》、《老舍散文精编》等，都盖有老舍先生的印章，其中有的还同时盖了舒乙先生的印章。但在1999年春节期间，老舍百年诞辰的纪念活动正处于高潮之际，由于我的同事曹彭龄帮忙，我得到了一本最为珍贵的《骆驼祥子》。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骆驼祥子》单行本，1955年1月在北京印了第一版，到我购买的1995年12月第9次印刷版本，印数已超过50万册。这是最普通的版本，也是最经典、最普及的版本，著名版面家和插图画家高荣生绘制了封面和插图。我们常常讲“文如其人”，其实，这本书的装帧也“书如其文”，像老舍笔下的老北京和老北京人一样，平凡普通中透出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
翻开这本书的封面，环衬的空白页面上，分别盖着老舍、老舍夫人胡青女士、老舍之子舒乙先生的印章。再翻开这页环衬，扉页上又盖着一枚大大的印章。舒乙在印章旁写下注解：
于非厂先生拟瓦当文
“和平万岁”刻赠老舍先生
特赠盖赏藏
舒乙
于非厂是近代著名的工笔花鸟画家，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北京画院副院长。这枚大大的印章，外方内圆，圆形处刻着“和平万岁”四个篆字，四角空白处则刻了展翅飞翔的和平鸽。
舒乙先生解释说，人们常说秦砖汉瓦，有瓦就有瓦当，瓦当是最靠近屋檐的那一片瓦边沿垂下来的部分，最初的功能是对建筑物进行防护，后来就发展成一种装饰品和艺术品。汉代的瓦当艺术，对今天的雕刻、金石、书法、美术等都有重要影响。这枚“和平万岁”的印章刻于20世纪50年代，就是模拟瓦当艺术。但由于印石打磨成圆形工序较复杂，所以仍然保留方形，而在空白处刻上了和平鸽。老舍先生生前很喜爱这枚“和平万岁”图章。
书写笑中有泪的人生（2）
我想，老舍先生终其一生，对新中国的衷心赞美，也许就可以归纳为“和平万岁”这四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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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写成了，太阳却没有露出”
曾经在海湾战争期间担任我国驻伊使馆武官助理的李天天是革命烈士李耘生的孙子。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纪念碑上排在第一位的烈士就是李耘生。当李耘生被捕入狱后，他对狱友们说：“为人民，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屈。”1932年6月8日，在雨花台的刑场上，一位执法官问李耘生“有什么遗嘱”，李耘生说：“遗嘱就是盼亲人继续与你们作斗争到底！”李耘生英勇就义时年仅27岁。
李耘生的妻子章蕴也是著名的革命老人，她是我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重要领导人，全国妇联第二、三届副主席。1995年5月21日，李天天去北京医院探望正在住院的奶奶章蕴，恰好曹禺也在住院。他们原本就熟悉，于是李天天就顺便探望了曹禺，同时请曹禺在一本《日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9月版）上签了名。随后，李天天将这本珍贵的《日出》赠送给我。一年半之后，1996年12月13日，86岁的曹禺辞世。
谈到现代文学史，就不能不提“鲁郭茅、巴老曹”。这六位文学巨匠中，郭沫若、老舍和曹禺都曾经写出过经典的戏剧作品，如郭沫若的《屈原》、《蔡文姬》等，老舍的《茶馆》、《龙须沟》等，但只有曹禺主要以戏剧作品闻名于世。
翻开《日出》的剧本，写在最前面的，是老子《道德经》里的一句话，“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曹禺引用这句话表明，他要通过《日出》，揭露“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不公平的社会。
《日出》最早发表于《文学季刊》1936年第1－4期。《日出》发表后，立即引起文学界的关注。《大公报》邀请了茅盾、巴金、叶圣陶、沈从文等文坛代表性人物进行了两次集体讨论，并辟出专栏，对《日出》进行评论，以至于这部戏剧还没有上演就已经广为人知。
1936年11月，《日出》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发行。曹禺写了一篇很长的跋，详细讲述了他创作《日出》的过程。曹禺写道，与《雷雨》相比，“我是喜欢《日出》的，因为它最令我痛苦”。曹禺引用了《商书·汤誓》里的一句话“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来形容他心中的“暴风雨来临之感”。他热切地盼望着日出，可是，“《日出》写成了，然而太阳并没有能够露出”。
的确，虽然《日出》结尾处方达生大声呼喊“外面是太阳，是春天”，但陈白露已经吞服了安眠药。陈白露说：“太阳升起来，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
遗憾的是，虽然北京人艺多次上演《日出》，但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我一直没有机会到剧场里感受这出经典名剧的魅力。不过，收藏了曹禺亲自签名的《日出》剧本，足以弥补我的遗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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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隽淡雅，明朗善良
我最早收藏的冰心签名书，也得益于李天天的帮助。李天天和冰心的家人熟识，常有来往。有一次，李天天去冰心家串门时，请她为我签了名。
“冰心的话不多。我记得签名时，他们家的猫还在。”李天天说。
冰心爱猫，这几乎是众所周知的，在《冰心文集》中，可以找到许多关于冰心和猫的故事。例如，在《漫谈赏花和玩猫》中，冰心写道：
我小女儿的这只小白猫，叫“咪咪”，雪白的长毛，眼睛却不是蓝的，大概是个“混血儿”吧。它是全家的宠儿。它却很居傲，懒洋洋地不爱理人。我当然不管给它煮鱼，也不给它洗澡，只在上下午的一定时间内给它一点鱼干吃。到时候它就记得跑来，跳到我的书桌上，用毛茸茸的头来顶我，我给它吃完了，指着一张小沙发，说“睡觉去！”它就乖乖地跳上去，闻闻沙发上的垫子，蜷卧了下去，一睡就是半天。
猫的情态，人与猫共处的乐趣，呼之欲出。
这只“咪咪”是冰心的小女儿吴青养的。据说，“咪咪”是人来疯。只要家里来客，它就会忙不迭地出来见客，还常常出镜，于是就有了许多冰心与猫合影的照片。
“咪咪”并非全白，它的尾巴是黑的，身上还有三个黑点，因此冰心就称它“鞭打绣球”。同样爱猫的夏衍还从猫书里给它取了个更加堂皇的绰号“挂印拖枪”。根据冰心的描述，后来，吴青的孩子陈钢也抱回一只猫，因为有个“奔儿头”，所以被称为“奔儿”。这是一只纯白的波斯猫。
不知道李天天碰到的是“咪咪”还是“奔儿”。
后来，我又得到了几本冰心的签名书。
在北京地安门西大街什刹海旁边，有一座不太起眼的小楼，名叫“文采阁”，这里属于全国作协，中华文学基金会就在这里办公，同时这里又可以就餐。我就是在这里就餐的时候，认识了在这里办公的李小慧。得知我的爱好后，“也许我可以帮助你，”李小慧说，“文采阁常常会有作协的活动，作家们也常常在这里聚餐。有时，我们就请作家们签一些书。我记得其中包括一些著名的老作家。”
李小慧是个有心人。后来她果真地替我找了几本，其中就包括冰心签名的《冰心著译选集》（上、中、下册）（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11月第一版）。
这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版本，上册、中册分别是散文、诗歌和小说，下册是译文。在序言中，冰心也认为，这个集子的特殊之处是收集了冰心的代表性译文。实际上，著名印度作家泰戈尔的作品在中国之所以流传那么广，与冰心传神到位的译笔有着密切关系。
冰心的签名也很别致。“冰心”两个字连成一体，而“冰”字的第一个点却在最后才点上，颇有点画龙点睛的味道，也很像玉壶里的一点冰心。
何止于米？相期以茶
我是在印度大使馆参加活动时认识的季羡林。当时，仙风道骨的季羡林老先生和我比邻而坐。
季羡林先生是那种一见之下就能让人心生钦敬的长者。他相貌清癯，举止从容，态度亲和，双目传神。他之所以受到印度大使馆的邀请，是因为他的学术研究与印度有很深关系。他精通梵语、吠陀语、吐火罗语等，在语言学、文化学、佛教学、印度学等方面深有造诣，这些都使他能够深入印度文明的内核，起到沟通中国与印度的桥梁作用。
但我对季羡林先生的学术研究了解不多。我读过季羡林先生的一些散文，对他在散文里流露出的豁达乐观、从容不迫的生活态度非常欣赏。而且，季羡林先生曾经留学德国，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滞留于德国小城哥廷根，这也使我这个有着德国情结的人心生亲近。
我和季羡林先生很自然地谈起了德国。季羡林先生在德国的时间是1935年到1945年，正是德国命运最乖舛多变的年代。我在德国的时间主要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德国一分两半，被夹在东西两大阵营中间，也是痛苦不堪。因此谈起了德国，我和季羡林先生都忍不住叹了口气。
面对这位硕硕勋儒，我突然想起自己藏书的爱好。如果请他为我关于藏书的书题词，岂不妙哉！
于是我对季羡林说：“季老，我一直收藏签名书，等着将来退休后好好写写这些书，写写我得到这些书的经历，写写帮助我得到这些书的朋友。我已经想好了书名，请你为我题个词。”
“书名是什么？”
“藏书，记事，忆人。”
季羡林的字如其人，也是清瘦见骨，是那种典型的文人书法。这不同于一般书法家的作品，这种书法风格的养成，靠的不是临池挥毫，力透纸背，而是靠长年累月地埋首文案，辛辛苦苦爬格子。这种书法带有浓厚的书卷气，能够给人以轻松自然的视觉享受。
其实，早在1997年，我就得到了季羡林的签名书。那是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7月出版的《季羡林自传》。这本书虽然名为“自传”，却并非专门写成的传记作品，而是季羡林一些回忆文章的集纳。由于季羡林几十年来一直勤于笔耕，所以这虽然不是专门的传记，但从这些集纳的文章中，我们还是能够比较完整地看到季羡林的人生轨迹。
2007年初，季羡林出版了《病榻杂记》。他在书中著文，谦虚地辞去人们封给他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和“国宝”的称号。他写道：“三项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季羡林求真务实的谦虚态度的确令人钦佩。《病榻杂记》出版后不久，我通过301医院的朋友得到了季老的签名本。
我仔细读过一些季羡林的散文。他对生命的豁达态度对我很有启发。在《老年谈老》中，季羡林写道：
我已年届耄耋，但是，专就北京大学而论，倚老卖老，我还没有资格。在教授中，按年龄排队，我恐怕还要排到20多位以后。我幻想眼前有一个按年龄顺序排列的向八宝山进军的北大教授队伍。我后面的人当然很多。但是向前看，我还算不上排头，心里颇得安慰，并不着急。
80岁和90岁的时候，季老分别写了《八十述怀》和《九十述怀》。在《八十述怀》中，季羡林引用冯友兰的一句话：“何止于米？相期以茶。”“米”是88岁，“茶”是108岁。季羡林说，他是没有什么大志的人，但他“相期以米”，他知道，未来的路不会比过去更笔直、更平坦，但他并不恐惧，因为在他眼里，既看到了坟，也看到了野百合和野蔷薇，在未来的路上，他眼前会“闪动着野百合和野蔷薇的影子”。在《九十述怀》中，季羡林又说，在他眼里，坟墓多了，野百合少了，但不管是坟墓，还是野百合花，都不能阻挡他的步伐。
这样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真诚地希望，以这样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去生活，季羡林“相期以茶”的那一天，真的会到来……
金庸赠我一箱书
我很少读武侠小说，但对金庸却是闻名已久了。在中国，又有谁不知道金庸呢？在宋代，柳永的词传播很广，于是有了“凡有井水处，皆歌柳词”的说法。这个说法现在常常被改成“凡有华人处，就有金庸小说”了。
我不但知道金庸的大名，而且还想得到他的签名书。于是，我找到了刘延东同志。刘延东与港澳各界人士有着广泛联系。我请刘延东在金庸访问北京的时候，安排我请他吃一次饭。不久，宴请的事就定了下来。
金庸气质雍容大方，始终面带微笑，给我一种非常友好而善解人意的印象。作为小说家，他非常有名；作为报人，他也以查良镛的本名闻名香港报界。1985年他出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86年被任命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治体制”小组港方负责人，所以他对香港回归有着许多独到的见解和看法。而我恰好对香港问题也有所研究，所以我们在谈到香港问题时，找到了共同话题。金庸带着明显的江浙口音。他不说话则已，一说起话来语速很快，密不透风，显然思维敏捷活跃。
为显示索取签名书的诚意，我专门请来了空军政治部歌舞团的著名歌唱家佟铁鑫。没想到，佟铁鑫是个金庸迷。他说，他最喜欢的书籍，就是金庸的小说了。席间，他用雄浑的男中音演唱了一首根据金庸小说改编的电影的插曲。
这次聚餐，使我的索书要求得到了超额的满足。我原来只想收藏一本金庸的签名书，没想到，我却收到了满满一箱书——总共36本的金庸作品集，从《书剑恩仇录》到《鹿鼎记》，囊括了金庸的主要武侠小说。
金庸的签名留在了《书剑恩仇录》上册扉页上。他不是直接签在书页上的，而是先签在一张烫金镶边的签名纸上，再贴到扉页上的。在金庸的签名边上，加盖了一枚小小的印章。
这套金庸作品集由香港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初版于1976年12月，我收到的是1997年5月的第18版。与内地的版本相比，香港的版本在最前面几页增添了多幅与书中内容有关的绘画作品。以《书剑恩仇录》上册为例，封面选用的是金庸收藏的黄胄绘制的“维吾尔族少女”，扉页上盖有西泠八大家之一黄易的印章“登山观海”，插页中还有乾隆采芝图、乾隆游江南图、乾隆阅射图、乾隆南巡阅兵图等。喜欢考据的读者看完小说后如果再对照着看看这些绘画作品，一定别有一番滋味。
至于我，直到今天还没有抽出时间好好阅读那一箱子金庸的武侠小说。也许有一天，当我再老一些，我也会打开书箱，看看这些成年人的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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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兼作家与学者
2006年5月，花城出版社出版了《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书中，王蒙写道：
“我在1956年4月，在我21岁半的时候，写下了改变了我的一生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实际上，《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不但改变了王蒙的一生，还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这篇小说最初发表于1956年9月的《人民文学》。小说刚发表，就引起了广泛争议，肯定赞成者有之，否定或基本否定的也有。肯定者认为，小说的主人翁是“我们的榜样”，否定者甚至有人提出这是“香花还是毒草”的问题。这种情况下，王蒙受到了很大压力。但恰在此时，毛泽东主席对这篇小说进行了肯定，并且赞扬王蒙有文才，激烈的争议才暂告停息。
正是由于毛泽东主席对《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关注，使这篇小说以及王蒙举国皆知。我也是在那个时候第一次知道王蒙的名字的。
王蒙是个高产作家。有材料说，他发表的作品已经超过1000万字。这些作品包括众多小说、散文、评论，也包括一些古典文学研究著作，因此，王蒙还不仅仅是一名作家，他还是一名学者。
在学术研究活动中，王蒙着力较多的是对《红楼梦》的研究。三联书店和作家出版社分别出版过王蒙的《红楼启示录》和《王蒙活说红楼梦》。在国家图书馆举办的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上，我还听过王蒙从政治角度对《红楼梦》的讲解。
王蒙认为，贾家是一个恶性消耗原有资源的家族，其灭亡不可避免。例如，贾家原是名门之后，但“君子之德，三世而斩”，而作为贵妃的元春又去世很早，使贾家没有什么政治资源可资倚恃。贾府道德败坏，政治形象差；没有新的功劳，也没有什么能人，不具备政治实力；财产入不敷出，不具备从政必需的物质基础。“这些都是恶性的消耗，这给我们一个教训，任何一个个人、集团、家族，如果对所有的资源不是积极积累，而是恶性消耗，那么就逃脱不了衰微、灭亡、颠覆的命运。”
有意思的是，王蒙还发现《红楼梦》中关于奴隶的一个奇特现象：《红楼梦》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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