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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浮生-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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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宋美龄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校友，且为当时文坛著名的女作家，冰心自然会引起第一夫人的注意和青睐。任职于妇女指导委员会时，冰心经常会接到宋美龄的邀宴，表结纳之意。但冰心对她的这个校友、当时的第一夫人却并不怎么亲近，态度始终不卑不亢，与之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曾有一次宋美龄与冰心一起参加妇女指导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会后，宋美龄对冰心的才华大加赞赏，并含蓄表达了希望冰心加入国民党之意，冰心机智地予以拒绝，她们之间的对话成为当时文坛的一段佳话。郭沫若后来曾经在自己的文章中追述过这件事：“记得在重庆时蒋宋美龄曾与谢冰心作过一番谈话。蒋宋美龄问：‘中国国民党为什么没有一位女作家？’谢冰心回问：‘中国国民党又有哪一位男作家？’这是在文艺圈子里面传播得很广的一段插话。”尽管参加了实际的抗战工作，冰心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冰心毕竟是冰心，她仍旧保持着自己行为处事的方法和原则，不攀附权贵，不阿谀奉承，这些骨子里的东西是永远都无法改变的。还有一次，为结交冰心夫妇，宋美龄想单独约请冰心夫妇共同野餐。得知宋美龄没有邀请其他人，冰心婉言谢绝了宋美龄的邀请。冰心后来说：“我喜欢爽快、坦白、自然的交往。我很难勉强我自己做些不愿意做的事，见些不愿意见的人，吃些不愿意吃的饭。”
“我们从淡雾里携带了心上的阳光”（2）
1941年，冰心以“社会贤达”的身份，进入国民参政会女参政员的行列。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原定于1941年3月1日召开，可是会前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自此，中国的抗日局势开始变得异常复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各委员会内的关系也变得非常微妙。初始，冰心对于国共两党之间的各种微妙之处并不知情。不久，七君子之一的史良，以及邓颖超的朋友刘清扬专程拜访冰心，于有意无意之间道出了国民党妇女指导委员会内种种复杂的背景与内幕。得此消息，满心真诚投身抗日的冰心，心生疑惑，继之不快、忧郁。一向与政治绝缘的冰心，不愿意把自己夹在复杂的政治纠葛之中，更不愿意卷入###的旋涡。为保全自己的人格与尊严，冰心遂萌生退意，决定退出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工作。得知冰心想要辞职，宋美龄极力挽留，但冰心去意已决，宋美龄自也无法强留。万般无奈，宋美龄只得提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你要辞职，首先你得找个合适的人来接替你的工作”。后来，冰心在老师吴贻芳的帮助下，请到美国密西根大学的毕业生，也是自己的燕京校友李满桂接替自己的工作，这才退掉了妇女指导委员会的聘书。
在重庆，冰心一家的生活依旧十分艰难。有朋友曾回忆说：“合起潜庐男女主人的参事和参政的薪俸来，已经超过一千元了——可是实际上还不够山上一处开支的，每月都得亏空。”退还了妇女指导委员会薪金和聘书后，冰心顿时感到生活更加拮据。尽管吴文藻此时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任职，也算是进入了最高权力机关，但吴文藻却绝非那种长袖善舞之徒，仍一如既往从事着单纯的学术研究工作，并无任何的外快收入。在歌乐山的冰心，除了节俭，自己还在门口种上了南瓜，每至秋天，南瓜丰收，日日以南瓜做饭菜，吃得孩子们连连抗议。挚友罗常培在《蜀道难》中回忆他们当年的生活说：“他们所过的完全不是当年的‘高等华人的布尔乔亚生活’了，虽然还不至于‘日中一食’，可是晚上往往吃稀饭，孩子们每顿饭都抱怨没有肉吃，但是他们从丰招待朋友的老毛病却始终没改。残馀的半罐咖啡，总等着朋友来的时候搬出那具特制的咖啡壶来，像作物理实验似的煮给你吃；快要生锈的烤箱，遇到客人来，也可借机闻一闻鸡和猪肉的香味儿。冰心常嘲文藻是‘朋友第一，书第二，女儿第三，儿子第四，太太第五’，其实她自己又何尝把朋友放在第二位呢？”
晚年冰心夫妇
由于经济的拮据，冰心甚至不得不以卖稿应急。1940年年关将近，可冰心一家年夜饭的钱还没有着落。此时吴文藻有位老同学，恰好正在重庆主编一个名叫《星期评论》的刊物，他上门约请冰心为刊物写稿。为解生活燃眉之急，冰心便答应了下来，用后来她自己的话说：“我那时——1940—1943年——经济上的确有些困难，有卖稿的必要（我们就是拿《关于女人》的第一篇稿酬，在重庆市上‘三六九’点心店吃的1940年的午夜饭的）。”这样就催生了冰心当时在重庆产生很大影响的一组系列文章：《关于女人》。我们注意到，《关于女人》系列文章在刊物上发表时，冰心并没有署上“冰心”这个已经很有名的笔名，而是改用了“男士”这个有趣的名字。至于其中的原因，冰心后来说：“这几篇东西不是用‘冰心’的笔名来写，就可以‘不负责任’，开点玩笑时也可以自由一些。这就好像一个孩子，背着大人做了一件利己而不损人的淘气事儿，自己虽然很高兴，很痛快，但也只能对最知心的好朋友，悄悄地说说。”由文章的署名，我们可以看到冰心本意是想写一系列轻松的文章，或许她是想在抗战沉重的气氛中给自己和读者带来一些快乐。但战争的阴云却无时无刻不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当然也包括冰心。在《关于女人》系列文章的写作中，冰心想要轻松游戏的愿望并没有实现。冰心后来也说：“我本想写一系列的游戏文章，但心情抑郁的我，还是‘游戏’不起来，好歹凑成了一本书，就再也写不下去了。”仔细阅读《关于女人》，我们会发现，尽管在文章中冰心的笔法幽默风趣，但她所描绘的人物和在这些人物身边演绎出来的故事，却又是严肃、深沉的。《关于女人》中所描写的女人，并没有骑马荷枪走上民族解放战争前线的女战士，她们大都在抗战的后方，含辛茹苦，任劳任怨地担负生活的重担。她们都在默默无言地忍受着战争带给她们的苦难，并在当时艰难的境遇中，尽可能地维持着较为正常的生活秩序。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在这些女性的身上都有冰心的自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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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淡雾里携带了心上的阳光”（3）
由于连年的颠沛流离，繁重的工作负担，曾被冰心评价为“身体还好，……很稳，很乐观，好像一条牛，低首苦干”的吴文藻终于病倒了。1942年春，吴文藻患了严重的肺炎，住进了歌乐山下的“中央医院”。医院医生告诉冰心说，肺炎一般在一星期左右才会有转折期，才知道凶吉。但吴文藻的高烧一直延长到第十三天，这让冰心很是担心。有一天，护士试了吴文藻的脉搏，然后惊惶地告诉冰心：“他的脉博只有三十六下了。”冰心急得赶快去找熟悉的大夫。此时她两腿发软，连一个小小的山坡都走不上去了。待冰心和大夫回到病房时，冰心看到吴文藻身上的被子已被掀过来了，床边站满了大夫和护士。冰心心想，吴文藻一定“完了”。她回头看见窗前的桌上放着两碗刚送到的早餐热粥，走过去端起来就喝。当时冰心只在想，后面要办的事还多得很，没有人可依靠了，都得自己来操办，没有力气是不行的。谁知再一回头，却看见吴文藻翻了一个身，她这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迸出了一身冷汗。医生高兴地又把被子给他盖上，对冰心说：“这转折点终于来了，没什么危险了。”冰心这时擦着满脸的汗，心里的大石头才落了地。一个多月后，吴文藻的病略有好转，夫妻俩就决定出院回家养病。为什么病没有完全好就出院了呢？冰心后来道出其中原因：“那时没有公费医疗，多住一天，就得多付一天的住院费。”回到家里，冰心的大女儿前来向她诉苦，“说是在她过生日的那一天，富奶奶只给她吃一个上面插着一支小蜡烛的馒头”。由于经济拮据，冰心并不能给吴文藻更多的营养品养病，“回家后还是亏了一位文藻的做买卖的亲戚，送来一只鸡和两只广柑，作为病后的补品”。围绕这个所谓的“补品”，在冰心身上还发生过一个让人心酸的往事。吴文藻养病期间，冰心为吴准备广柑汁加强营养，但她却一不小心将白盐误认为是白糖加了进去，浪费了这仅有的“补品”。冰心很是心痛，但她又舍不得倒掉，便自己仰脖喝了下去。对于这段生活，冰心回忆说：“那几年我们真是贫病交加，文藻的病好了，我又三天两头地吐血。虽然大夫说这不是致命的病，却每次吐血，必须躺下休息。”
1945年8月，终于传来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整个山城沸腾了！听到盼望了八年的抗战胜利的消息，冰心没有大哭，没有大笑，也没有举杯庆祝，她只是静静地站在歌乐山头，默默望着满天的繁星，默默的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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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小传
冰心（1900—1999），现、当代女作家，儿童文学作家。原名谢婉莹，原籍福建长乐。
1900年10月，冰心生于福州一个海军军官家庭，４岁时迁往山东烟台，此后很长时间便生活在烟台的大海边。1911年入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学习。1913年父亲谢葆璋出任北京国民政府海军部军学司长，冰心随父迁居北京，次年入贝满女中。1918年入协和女子大学预科，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1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此后，相继发表了《斯人独憔悴》、《去国》等探索人生问题的“问题小说”。同时，由于受到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开始写作无标题的自由体小诗。这些晶莹清丽、轻柔隽逸的小诗，后结集为《繁星》和《春水》出版，被人称为“春水体”。1921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2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并获得金钥匙奖，同年赴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学习英国文学。在旅途和留美期间，曾把旅途和异邦的见闻写成散文寄回国内发表，结集为《寄小读者》，显示出婉约典雅、轻灵隽丽、凝炼流畅的特点，这种独特的风格曾被时人称为“冰心体”，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26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后回国，执教于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校。1938年与丈夫吴文藻携子女于抗战烽火中离开北平，经上海、香港辗转至大后方云南昆明。曾到呈贡简易师范学校义务授课，与全民族共同经历了战争带来的困苦和艰难。1940年移居重庆，出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不久参加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热心从事文化救亡活动，还写了《关于女人》、《再寄小读者》等有影响的散文篇章。1946年11月随丈夫吴文藻赴日本，曾被东京大学聘为新中国文学系教授。1951年回国，除继续致力于创作外，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曾先后任《人民文学》编委，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名誉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顾问，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名誉理事等职。主要作品有小说集《超人》、《去国》、《冬儿姑娘》；小说散文集《往事》、《南归》；散文集《关于女人》以及《冰心全集》、《冰心文集》、《冰心著译选集》等。
争论和恩怨
提起梁实秋的名字，很多人都会条件反射般的想到“资本家的乏走狗”、“与抗战无关论”之类的名称，想到他与鲁迅，与左翼文人之间的争论和恩怨。如果我们抛开这些争论的是是非非，而以一个客观的立场来衡量他，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与我们的成见不一样的梁实秋。其实鲁迅、梁实秋都是现代中国有数的大家，他们一个深刻，一个通达；一个锐敏，一个温煦；一个忧郁沉痛，一个旷达潇洒；一个终生与现实苦斗而身心疲惫，一个与现实保持距离而洁身自爱。两人区别甚大，然又各具风采。梁实秋晚年曾自云：“曳杖街头人不识，绿窗前营自家生计，富与贵，浮云耳。”诚如此言，梁实秋一生淡漠名利，胸襟洒脱，对人生，他总是保持着一种充满智慧的微笑，而且，一直笑到最后。梁锡华在《一叶知秋》中评论梁实秋说：“他有胡适先生的温厚亲切，闻一多先生的严肃认真，徐志摩先生的随和风趣。”而余光中对梁实秋的印象是：“他的谈吐，风趣中不失仁蔼，谐谑中自有分寸，十足中国文人的儒雅加上西方作家的机智，近于他散文的风格。他的前额显得十分宽坦，整个面相不愧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加以长面隆准，看来很是雍容。这一切，加上他白皙无瑕的肤色，给我的印象颇为特殊。后来我在反省之馀，才断定那是祥瑞之相，令人想起一头白象。”
梁实秋是他那一代作家中最具有“中国性”的作家之一，他的生活习惯、他的审美趣味、他的处世态度等都具有传统中国的影子。梁实秋出生、成长于具有浓厚传统文化氛围的北京，受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熏染较深，对老中国在情感上具有一种亲切感。因而尽管梁实秋在清华学校受的是美国式的教育，后又赴美国留学，但是在他的骨子里却还是中国化的。余光中曾评价梁实秋说：“我总觉得，梁先生虽然出身外文，气质却在儒道之间，进可为儒，退可为道。”此论甚为恰当。然而，命运弄人，恰是这个最具“中国性”的作家在他的后半生却是飘零孤岛，远离故土，饱受相思之苦，恰似一片飘落的孤叶。如果说梁实秋一生有遗憾的话，那么在有生之年始终没有能够回到故乡，该是他最大的也是唯一的憾恨了。1987年11月，梁实秋病逝于台北中心医院。遵照他的遗嘱：“觅地埋葬，选台北近郊坟山高地为宜，地势要高。”梁实秋被安葬在台湾淡水北新庄北海公园墓地。墓地很高旷，举目四顾，莽野苍苍。在解释梁实秋之所以愿意在高处筑墓的原因时，梁夫人韩菁清曾透露说：“为的是让他能够隔海遥望魂牵梦绕的故乡。”于此时，我们不禁想起了那一千古名句：“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既惜且悲，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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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明天你吃的烧饼就是亡国奴的烧饼了”（1）
1937年7月28日，北京城陷入日军的铁蹄之下。面对江山易帜，作为一个最具中国性的文人，梁实秋的内心无疑非常沉痛，亡国之恨如刀刻般留在他心头。“国破山河在”，北京的土地依旧那般炽热，故宫还是那样辉煌，天空还是那样湛蓝，但这所有的一切都不再属于中国。于是时，梁实秋内心的情绪又岂是屈辱或悲愤等词语所能表达的，在强烈的情感面前，语言是贫乏的，更是无力的。北京沦陷之日，梁实秋涕泣着对大女儿梁文茜说：“孩子，明天你吃的烧饼就是亡国奴的烧饼了。”
北京沦陷之后，梁实秋首先面临着的一个难题就是走或留的两难选择，走亦难，留亦难。走，意味着要抛妻别子，远离年迈的父母，任由他们在日军的铁蹄下浮沉；留，则又意味着要忍受亡国奴的耻辱，甘当日军铁蹄下的顺民。考虑再三，梁实秋最终还是决定只身逃离北京，为抗战效力。梁实秋后来百感交集地回忆说：“烽火连天，割离父母妻子远走高飞，前途渺渺，后顾茫茫。这时候我联想到‘出家真非易事，确是将相所不能为’。然而我毕竟这样做了。”离家前夕，梁实秋匆忙告别父母，简单交代了一下家事，念及前途渺茫，梁实秋还立下了一份遗嘱。对于为什么要离开北京以及此后自己的打算，后来梁实秋回忆说：“我们（梁实秋、罗隆基等人）愿意共赴国难。离开北平的时候我是写下遗嘱才走的，因为我不知道我此后的命运如何。我将尽我一份力量为国家做一点事。”
平津火车开通后，梁实秋和叶公超等友人乘第一班火车逃离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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