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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演艺生涯-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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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真的亮了，观众该行军了。还有时演着演着，“嘭！嘭！”敌人打炮，赶快演完，演完收拾起来，我们也跑了，那时候搞工作很有意思。
我是1941年回“西战团”的。“西战团”的政委去找我。他化了装，扮成老百姓，跑到我们住的村子里，也不去找领导，就住在村子里。
我一出来看见他说：“嘿，你怎么来了？”
“你别吵，跟我来。”他说，“你赶快跟我回去，咱们逃回去。”
我也正想回去。我说：“走。”我跟“西战团”有感情了。他带来一大堆信，每封信都是骂我的，什么都有，有的甚至骂得很难听：“凌子风，你做官，当了社长就不回来了。”
我说：“我要回去。”回去找剧社领导谈判，结果领导说：“听凌子风的意见，他要走就走，要留就留。”这边说：“你要跟我走。”那边说：“你不要走。听我一句话。”
回去以后，在“西战团”我们又搞武工队，演了好多戏，还办了好多期农村艺术训练班。我们办了晋察冀乡村艺术干部学校，我当校长，培养农村剧团的导演、演员、剧团干部，办得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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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岁月，雕刻中国第一枚毛主席像章（1）
在敌后活动到1944年我们又回到延安。
我们沿途行军，一边行军一边演出，走到哪儿演到哪儿。每天要走六十里，从河北走到延安要一个多月。
有一件事情可以谈谈。王昆生孩子，夜里头走到一个高山顶上，肚子痛，要生了，这可怎么办？在高山顶上，又刮着风。我们就把皮大衣全都脱下来。大家拿着皮大衣，六个人围一个圈就是一个帐篷，顶上边再盖一个大衣。我们有一个男卫生员，平时给上点二百二，吃点奎宁。他给接生，就在草地上。夜里，而且是在敌战区，不能点灯怕被敌人发现了。当我们听到孩子哭了，哎呀，这个心情啊，高兴极了。完了以后，一个人拿着大衣把孩子一裹，王昆往背上一背，下山了。下山以后，我们还要行军，王昆不能带着孩子走，坚壁在老乡家里。
我们到延安以后，差不多两个月，她一个人才回来。听说我们把她留在老乡家了以后，她得了产后热病，村子里的支书到敌占区的县城里给她请中医，看病、吃药把她救活了，但是孩子死了。等到回来的时候，她是一个人回来的，那种生活是很苦的。
郎宗敏也有个孩子，回延安时要我们轮流给她背。有一次我背着她的孩子过山西。山西有个高山叫骆驼岭，像驼峰一样高。我背他的时候是春天，拿我的被子包着。那天夜里，下小雨，棉被越来越湿，也越来越沉，我手扒着山上的草，脚底下站不稳，就这样你背一段，我背一段，现在这个孩子已经上大学了。后来我就得了一个病，一直到现在都没法治。背着他走路，衣领都翘起来了，雨水落在脖子里，回延安以后没多久我就发现我这儿痒，一抓没有激灵，到医院用针刺也没有激灵，那地方的神经坏死了。左手后来也有点酸麻，直到现在没法弄，落了这么一个病。
我们这些老战友，确实是同生死共患难，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一起创作，合作得很愉快、和谐。非常想念这些老同志，有时真的感到比亲人还要亲。
凡是在北京有什么会议，他们总要到家里来。有一次来了好多人，吃点，喝点，玩玩，吹吹牛皮，都在我这儿不走了，就睡在地板上。晚上洗脚，拿了一个大澡盆，围了一个圈，五六个人都脱了鞋洗脚，你搓搓我的脚，我搓搓你的脚。我的女儿在门那儿扒着门看，看爸爸和叔叔、伯伯们洗脚，挺好玩。
等他们走了，第二天，我女儿跟我说了一句话，说：“我这才知道什么叫老战友。”很有感触。
1944年，我们西北战地服务团回到延安，做了一些演出。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农村生活了六年回到延安，带回很多前线的戏剧，在延安普遍演出，影响很好。特别轰动的有一个戏叫《把眼光放远一点》，作者是胡丹佛，我演老大，陈强演老二，李百万演儿子。还演了《粮食》、《纺棉花》等很多戏，带来了新的气象。
后来西北战地服务团解散合并到“鲁艺”了。我在“鲁艺”戏剧系教书，同时也演戏。演了一个戏叫《前线》。《前线》是苏联考涅楚克写的。我演柯尔罗夫，王大化演奥格涅夫，导演是舒强（据查是王滨、沙蒙，舒强是演员，可能记忆有误——整理者）。
我记得在“鲁艺”演了几个戏，《前线》是一个，还有《把眼光放远一点》、《前方在演戏》。《把眼光放远一点》，萧三还给我写了一篇文章。在延安这个时期，我除了教书以外，演了几个戏，还排了几个戏，有一个剧本叫《粮食》，陈荒煤编剧，我导演，演员是田方。
有一天我正坐在小板凳上排戏，排着排着有人说话，哎，哎，这个样子，怎么怎么。一看是总理，坐在我旁边，导演开了。我很激动，站起来。他说：“还是坐着好。”坐在那儿聊天，他说，他演过戏，在南开的时候，男扮女装。我不是雕毛主席像章吗？原底让总理拿去了。
总理说，你这个像雕得很好，把主席的气质雕出来了。你能不能给我看看原底？我说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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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岁月，雕刻中国第一枚毛主席像章（2）
我那是在一块碎砚台上雕的，然后翻砂。总理看了说，很好，你能不能送我？我说可以。他说，你给我刻几个字吧。我说算了，不用刻，你知道我雕的就行了，不要留名。
这个原底在哪儿现在没找到。总理经常跑“鲁艺”，看看，聊聊，谈谈，他有这个传统。进城以后，他也跟艺术界来来往往比较亲近，有时到“人艺”、“青艺”去。
在延安的时候，我还参加了秧歌运动，记得跟李波演过《打花鼓》，跟王大化演过《兄妹开荒》，跟于蓝演过《夫妻识字》。
1945年日本投降。有一天，我正在房子里，听见外面在喊：“噢——”我就往外跑，有一种恐惧感，因为窑洞有时塌方，很可怕。金紫光的夫人就是在窑洞里砸死的。两人晚上睡觉，听见外面土方在掉，就跑出来，刚跑出来，他夫人觉得不对：“我得回去拿衣服。”女同志穿短裤不行，刚进去拿衣服，坏了，塌了，山也塌了，砸死了。第二天把大山刨开，才找到人。
所以我一听见外面喊叫以为是塌方，正在这时王大化跑进来，抓住我就打，我也不知怎么回事。
我说干什么？干什么？他也不说，疯了，最后说：“日本投降了。”
我们马上跑出去。哎呀，“鲁艺”那个院子里，四个人一排四个人一排在一起跳，拿着火把围着场子转，游行，很多人。有的人正游行着就倒了，嘴里吐白沫，激动的。
游行完了我们马上出去宣传抗战胜利。“鲁艺”在桥儿沟，旁边有一个小饭铺，这个卖面的喊：“吃面！吃面！吃面不要钱！”他也很高兴。
我们到新市场扭秧歌。新市场卖果子。卖果子的把一筐果子倒在地下，满地都是果子，“随便吃，随便吃，不要钱。”
通宿，山上都是歌声，都是火把，大伙兴奋极了。“鲁艺”的人把周扬找来，大家托着他，举得很高，他也没办法，举着他游行。
接着“鲁艺”组织了两个工作队，一个工作队到华北，一个工作队到东北。我是华北队的，有艾青、周巍峙、舒强、沙可夫等，我们出发到华北。另一队有张水华、舒群、王大化等，他们到东北。
到张家口时，我们进了华北联大。成仿吾是华北联大的校长，沙可夫是华北联大艺术学院的院长，我跟舒强在戏剧系，又教起书来。我记得第一期学员有前民，他演杨白劳，就是我演的那个角色。
我们一到张家口就排了《白毛女》。我演杨白劳，王昆演喜儿，陈强还演黄世仁，舒强导演。那会儿平津的人到解放区去就是看《白毛女》。那次的相片现在还有，在解放军画报社，石少华拍了很多剧照。
我除了教书、演戏，也做戏改工作。当时在张家口最有名的演员是唱山西梆子的郭兰英，她在张家口红得很，挂头牌，很了不得。我看了她的戏，山西梆子演得好极了。后来我做她的工作，动员她参加的革命，她什么都不要就参加了革命。
枪林弹雨中的“流动摄影队”（1）
我在华北联大教书，工作了没有多久，也就半年多。工作刚刚走向正轨，突然接到一个电报，调我回延安，延安成立了延安电影制片厂。参加革命工作以后，我从事电影创作是在延安电影制片厂开始的。
1943年我们从晋察冀边区回到延安。我们从前方带回好多戏汇报演出，有几个戏是我演的，胡丹佛的《把眼光放远一点》，还有歌剧《纺棉花》、《半夜里来的人》等。我在戏里演农民，给人印象很深。其实我是城市出身的人，抗日战争中在农村生活了六七年，对农民还是比较熟悉。我记得当时萧三在《解放日报》写了一篇文章，赞扬我的演技，给人造成了一种印象。
那时延安电影制片厂要拍故事片《劳动英雄吴满有》，调我回来是让我演吴满有。吴满有是边区的劳动英雄，延安政府委员。他搞生产开荒很突出，当初陕甘宁边区流行一个歌子，唱吴满有的。这个角色商量来商量去，非要调我来演。
虽然我熟悉农民，但是我熟悉河北的农民，还不熟悉陕北的农民。为了演吴满有，我就到他家住，和他一起生活。两个人睡在一个炕上，一块儿聊天，一块儿下地，一块儿割荞麦。
吴满有后来在延安保卫战中被俘，国民党把他给弄到南京去了，他在国民党的电台上骂过我们，拟好稿子，叫他照着念。国民党垮台以后，他又回到延安。后来我回延安去还见着他，他把脸挡住不敢见我了。
《吴满有》开拍了三分之一不到，延安打仗了。胡宗南进攻延安，二十万大军压境，延安疏散，保卫延安战争开始。各个机关、学校，所有的单位都疏散，电影厂停办，最后只剩下党中央在延安。毛主席没走，直到敌人离着只有几里地的时候才走。
电影停拍，还有电影机和很多胶片怎么办？我就组织了一个战地摄影队。我做队长，有两个摄影师，拿着拍《吴满有》剩下的胶片，搞战地摄影，记录了延安保卫战的史实。
我们整天在炮火中跟着彭德怀的部队行军、打仗、冲锋，出生入死，拍了很多镜头。全国解放以后，新闻电影制片厂拍的第一个大型纪录片叫《红旗漫卷西风》，把我们拍的好多东西都编在里头。而且把我在延安拍的故事片中的吴满有当成农民啦，也编在里头，他们不了解。我一看，这不是我吗？赶着大车，拿着鞭子。
战地摄影队一直在前方活动。活动当中我有一段时间一直跟着中央。中央的同志每天上班都是夜里，指挥全国战争，看电报，发稿子，看新闻。电报特别多，发报，收报，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早上9点钟，才出来散步、睡觉；到天黑了，吃过晚饭，又开始工作。
这个时期我拍了不少毛主席的相片。现在有一套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挂像，里头有一张是我拍的。头一张是斯诺拍的，毛主席戴着八角帽。有一张毛主席坐在窑洞前的椅子上，穿个破棉袄，看地图，背后有一个大水缸的，那是我拍的。
我有一个很破很破的莱斯卡机器，还有一个做了放大机。
我就住在主席隔壁的小屋。我正常工作。半夜我正在睡觉，警卫员来了，敲门叫我赶快起来，到主席那儿去。
主席了解情况。
说着说着吃饭了，主席说“吃饭，吃饭”。用一个小茶缸子，盛半缸子酒，主席说喝点酒吧。我说我不喝酒。
天亮的时候主席到山上散步。这个时候，我照相的机会就多了，“噼里啪啦”照个不停。我照相今天全是近景，明天全是中景，后天照全景。今天这一卷全是米的，明天退两步又照一卷，主席说照那么多干吗？我说我技术不好。
我在前方也拍了不少照片。打仗的时候，我跟着战斗。仗打完以后，打扫战场要开庆功会了，我就开照相展览会，照片都是放大的，标好标题，“劳动英雄？菖？菖？菖”，“战斗英雄？菖？菖？菖”。哪儿开大会，我就在哪儿展览。弄块大蓝布，把放大的八寸照片都粘上，写上标题，画两张画，写两个美术字。
枪林弹雨中的“流动摄影队”（2）
我那会儿冲相很简单。自己带着药，自己冲。白天照完了，晚上冲。用井里的水或者河里的水，舀点水一漂，药方子我也没有，全凭经验用手抓，医务室有酒精，用酒精搽，干得非常快。
我有一个暗房。暗房是一个小帐子，有我这个桌子这么大，黑布、红布两层布做的，上面有几个小棍子，戳着四个角，用绳子一拉，有四个钎子。帐篷上有三个带松紧带的窟窿，一个窟窿是伸头的，两个窟窿是伸手的。自己在外面弄个小板凳一坐，就在院子里，或者路上、街口，钉上小帐篷，屁股一坐，头伸进去，手在里面放大。
放大机是用一架破照相机改装的，那种敞开口拉皮口袋的照相机，一根竹竿埋在地下，当放大机的支柱，上面的皮口袋有一块透明的玻璃，正好在帐篷窟窿眼儿这儿，利用阳光的照射放大。阳光不足的时候，用一块小镜子挂在树干上反射到玻璃上。马上拍，马上冲，马上就放，放完之后就编。打起来就一个小包，背起来就走。
我经常这么活动，一个流动的摄影队，当时很起作用。只有我这么搞，没有第二个人。现在我的底片还很多，文化大革命毁坏了很多。我的底片太多了，一箱子一箱子的，朝鲜战场我也很多。在朝鲜战场我是战地记者。
在保卫延安当中，我参加了好多战役。我拿着摄影机、照相机，跟着战士们一块冲锋。
打榆林时包围敌人据点，我就在第一线。我要是抬起头来，就能看见对面士兵的钮扣。一不留神，你刚一抬脑袋，敌人机枪“得、得、得”就响了。当时在我身边有一个机枪手，因为他非常有战斗经验，我跟他一块儿。他说“照”。我就站起来照，他说“趴下”。我就趴下。他非常有经验，可是一个子弹打在他脑袋上，血流得满脸都红了，可我拍照就听他指挥。
有一次我跟着打榆林城墙，我们准备把榆林城墙打一个洞。爆破手把炸药放在一个棺材里面，运到城下，城墙一爆破就冲锋。我拿着机器跟着爆破组，在城墙底下。
那次我们围城围了几天。我们榆林战役没打好，两次打榆林都没打好。
爆破点的壕沟就等于后方，做饭都在壕沟里，我的机器、胶片也都在壕沟里。我得回去取，正往回走着就听见“嗵！”声音不对了，赶快趴下，一个炮弹落在离我一米远的地方。要是这个炮弹落在我身上，或是它爆炸，我都得死。可它没炸，我等了半天，它还不响，我就走了。
一个文艺工作者要在前方打仗，在农村干真不容易。
战地摄影队拍了很多东西，直到沙家店战斗以后。###陆定一找我，他让我在延安召集一些人，成立电影工学队，到东北去学习电影，而且跟东北电影制片厂要一批物资，如摄影机、照明灯光设备、录音设备等等，带回延安，为恢复延安电影制片厂做准备。
我就开始招兵买马，调了二十几个人，包括从晋绥调来的十几个文艺工作者。现在这些人都是很了不起的人了，如成荫、孙谦、刘西林、苏素云……有搞编剧的、摄影的、美工的、录音的，后来这批人都是人才。
这个任务我只完成了一半。我们到了石家庄以后，我夫人要生孩子，不能过封锁线。到东北要过几道封锁线，因此我留在了石家庄，电影工学队继续走了。延安电影制片厂后来也没办成，这些人都留在了东北。
我在市委宣传部下属的石家庄电影戏剧音乐工作委员会工作，我做主任，实际上在三个接受过来的电影院里当总经理。
石家庄是我们解放的第一个大城市，当时中央很多重要会议都是在我那个电影院里开的。毛主席、朱总司令、总理都到我那个电影院来开过会，全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就是在我那个电影院开的。
我的电影院既演电影又是中央大礼堂。所有的剧团每天早上都要到我的电影院集合，听我讲课。马戏团的、唱京戏的、唱山西梆子的、唱野梆子戏的都得来，我讲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什么都干。要解放平津了，给我一个任务：总结电影院的管理工作，准备接受全国的电影院。我写了一篇文章《要把劳动场所变成宣传党的政策的基地，展开正当的人民文化生活》奉命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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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擦汗，边硬拍下来的《中华女儿》（1）
到1949年我不安心了。
我看了东北电影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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