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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殇-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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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北京市卫生局去蜀国演义餐厅的厨房直接取样做了检验，检验的结果是这些被蜀国演义餐厅冒充“海螺”提供给广大食客的螺肉其实只是一种肮脏的淡水螺：福寿螺。而且螺肉内含有大量广州管圆线虫！
蜀国演义！？我一下子就跳了起来，这家餐厅就在我们北京住处仅隔一条马路的地方，我们不止一次在那里宴请过自己的朋友。二锅头满一百天的时候，我们还差一点决定在蜀国演义摆“百岁宴”宴请北京的亲朋好友们。
而那所谓的“凉拌螺肉”，我更加记得清清楚楚。因为我非常喜欢吃海螺，当时我们为了宴请来北京参加学术会议的台湾朋友，特地选择了这家离家很近的餐厅，这家餐厅不但装修、菜色都过得去，而且还有杂技和川剧变脸表演。我清楚记得我们在这家餐厅点过“凉拌螺肉”，从事过多年远洋渔业工作的我因觉得口感有些异样，还特意问过服务生，服务生坚持告诉我说那是海螺！宴请朋友时，第一盘螺肉上来很快就被我带头消灭了，于是又立即再点了一份让大家分享。
天哪，原来真是我贪嘴惹的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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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怪病谜底就此揭开！
虽然我们看到确诊的希望，但W医生却断然否定了我们的“非专业判断”，他告诉我，我的确是得了“脱髓鞘性脊髓炎”，而不是什么听都没有听过的寄生虫病！他说哪有看看报纸就知道自己是得什么病的？天下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啊？都这样，还要医生干什么？
但W医生仍然无法解释我为什么会染上“脱髓鞘性脊髓炎”，他说这种病的发病机制非常复杂，很难说得清楚。
接下来的几天，“北京福寿螺事件”大规模见诸媒体，父亲更与我在上海的干爸干妈连手，从专业网站上搜索关键词“广州管圆线虫”等等，并将一篇篇与此有关的文章打印出来带到医院给我看。
即便在我们数次向W医生明确提出我很可能感染“广州管圆线虫病”的怀疑后，W医生依然坚持他自己的观点，而没有让我做更进一步的跨科会诊。
八月下旬在北京，关于福寿螺事件的报导已如潮涌，非法商家提供的生吃、半生吃的螺肉已经被全面叫停。北京卫生局还组织了全市136家二级以上医疗机构的405名临床骨干医生进行培训。
但这些动作距离纪爱萍大夫确诊首例病例的六月二十四日已经近两个月，纪大夫工作的北京友谊医院早在确诊后就随即通过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向北京市卫生局进行了相关疫情的报告工作。在北京，见报的重症患者达到了一百多人，大都有和我大致类似的痛苦求医经历。
而广州，这个“广州管圆线虫”的原发现地则显得相当平静，毕竟广州近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集体感染事件。
8月29日，在《广州日报》工作的记者朋友邱瑞贤得知我的病况后，把我介绍到中山一院消化科王锦辉教授那里。
在倾听完我的自述之后，王教授指出，发热、头痛症状持续多日，并伴有右侧肢体麻木，刺痛不退一个多月，同时在血液检验中发现“嗜酸粒细胞增多”，在核磁共振MRI检查中提示有“颈椎、脑内信号异常”，加上在多家医院都有“脊髓炎”的诊断，基本上这些流行病学特征都是广州管圆线虫病的典型症状！王教授并根据我曾经食用福寿螺的经历，确定我有感染源和临床症状，在诊断书上写下：广州管圆线虫病。
一直以来困扰我的怪病谜底就此揭开！
原来我之前的所有症状都是广州管圆线虫病的典型症状，皮肤触痛和感觉异常源于虫体在皮下的游走。大量肉眼看不到的寄生虫的排泄物，以及人体免疫机能敌我不分的反应，破坏了我的中枢神经系统。
当我拿着王教授的诊断书回到珠江医院后，W医生还是表示了自己的最后坚持，他认为王教授的诊断过于武断，且没有任何化验结果可以支持王的诊断意见。
已经做过无数次各种化验的我质疑珠江医院到底是否具备对“广州管圆线虫”的检测能力，我请W医生马上打电话给检验科询问。等在旁边的我从他尴尬的神情中已经知道珠江医院没有这样的检测能力。
但是检验科的同事告诉W医生，南方医科大学的热带病研究中心有设备可以检测，事情至此，W医生马上帮我联系了南方医科大学热带病研究中心的李教授，并安排我当天下午前往位于广州市郊的南方医科大学热带病研究中心抽取血样做广州管圆线虫抗体检测。
李教授连夜为我赶出了检测结果：我的血样抗体检测为阳性。也就是说，我确实感染了广州管圆线虫病！
放下李教授的电话之后，我冲到了阳台，望着眼前的万家灯火，我呼出了长长的一口气，两个月来的无形压力在这口气中得到了宣泄。
我随即通知了一直关心我的所有亲友，包括等待我抗体检验结果直到深夜的邱瑞贤。
第二天，8月30日，广州日报的要闻特稿版刊出邱瑞贤撰写的头条新闻“广州发现一管圆线虫病例”，小标题是：北京“福寿螺风波”以来广州首个病例，该患者称曾数次在北京“蜀国演义”进食凉拌螺肉。
我收到了W医生给我发来的短信：“别人看来简单的问题，我却把它复杂化了。”
W医生相当自责，而我却丝毫不想怪他，至少他是一个有医德的医生，但是如果他能够早一点为我安排一次跨科的会诊，一切都会不一样了。但在他之前的那些权威医生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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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家人全部中招（1）
2006年9月3日，我们再次找到了之前给我下临床诊断的王锦辉教授，经过王教授的详细问诊，王教授建议我的家人均进行血常规和抗体检测，以排除或者确认感染情况。
家中两位成年女性的血清抗体检测显示：阳性反应！这个结果意味着吃过螺肉的她们也“中招”了！
詹教授表示，这种病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染性，出现阳性反应意味着我的家人确实感染过广州管圆线虫病，只是发病症状不如我的那么明显。
想到詹教授说的“此病对于免疫力尚弱的幼童尤其凶险”，我的心像被绳子捆了十七八个结一样，几乎有一种快要窒息的感觉。
9月6日，在教授们的强烈建议下，我带着父亲和窝窝头一起到中山医接受抽血检测。
窝窝头是一个非常害怕打针的孩子，小家伙对于穿白大褂的人非常警惕，因为每次注射疫苗事先她都被告知只痛一小下，可是到了真注射的时候，估计她感觉到并不是大人们所说的“痛一小下”，几次下来她对于医院早就有了戒备心。刚走进医院看到穿白衣服的医护人员时，小家伙就往我的怀里钻。她从出生以来就被全家人捧在手心里疼着，她一边本能地使劲往我怀里钻，一边用孩子特有的童音凄惶地叫着：“爸爸，我不要打针。”
我的右手稍微一用力就会有很酸麻的感觉，我不得不用左手紧紧抱着窝窝头，两条腿用力夹住她的小身体，看着护士把长长的针头扎进她柔嫩的小手臂，小家伙在我怀里拼命挣扎哭喊着，眼泪忍不住从我的眼里流了出来。窝窝头越是挣扎，我越得用力夹住她。我的眼泪汹涌而出。
给窝窝头抽血的护士笑话我：“没见过你这样的爸爸，不就是抽个血吗，哭得比你女儿还凶！”
她哪里知道这两个月来我们这一家人的经历啊！
心里的自责让我有些无法原谅自己，我怎么能让这么小的孩子不小心染上这样的病呢？
窝窝头的爷爷坐在窝头旁边，爷爷故作轻松地跟孙女开着玩笑：“窝窝头，爷爷比你惨啊，你哭了有爸爸抱你，爷爷哭了没人抱啊。”窝窝头之后，轮到她的爷爷自己坐上高脚凳抽血。
当天詹教授给我打来电话，检验结果是我父亲和窝窝头两个人也都没有逃脱被感染的厄运！詹教授安慰我，他说有些人感染了广州管圆线虫病之后，会有相当一段时间的潜伏期，潜伏期越长，症状也会越轻。所以我的家人应该不会出现我那样的急性反应。
只是，大人们全都可以吃“肠虫清”做驱虫治疗，可是这种药不能够给两岁以下的小孩服用，否则会有潜在的致畸危险。
窝窝头怎么办？她还只有一岁半！她成了福寿螺事件中年龄最小的受害者！
即便因为没长牙而躲过一劫的二锅头，也不得不面临中断母乳喂养的现实。因为太太必须服用肠虫清进行驱虫治疗，担心母乳受药物污染，我们不得不决定给还不到五个月大的二锅头停喂母乳。
詹教授并告诉我们，卫生部已经在福建召开专家会议，紧急制订了广州管圆线虫病的临床诊断标准。《诊断白皮书》向全国卫生系统公布后，这个病的误诊数量有望得到有效的控制。
对于这个消息，我觉得心中无比愤怒！
媒体报导说早在6月24日，北京友谊医院的纪爱萍大夫就已经确诊首例患者并确定蜀国演义餐厅向食客出售的福寿螺肉为致病病源，且随即向北京市卫生局上报疫情，北京卫生局居然过了整整两个月才做出“亡羊补牢”的动作。
19。家人全部中招（2）
9月11日的《三联生活周刊》刊登了题为“北京福寿螺之祸”的文章。
文章中提到： 6月24日上午，北京友谊医院热带病研究所医生纪爱萍与往常一样在专家门诊坐诊，一名34岁的男性病人引起她的注意：他最明显的症状是皮肤疼，不用碰都会很疼，颈部僵硬。和他聊天时发现，其它三个和他同在蜀国演义酒楼吃过饭的人有两人有同样症状。她问是否吃了螺肉，患者说确实吃过福寿螺。根据患者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查，临床诊断为嗜酸细胞增多性脑膜炎。
相比于其它医院迟迟无法确诊，纪爱萍大夫一开始就把在北方罕见的“广州管圆线虫病”列入怀疑对象。这是一种食源性寄生虫病，1999年，她曾经收治过一例此病患者。
为验证自己的判断，6月27日，纪爱萍大夫给蜀国演义酒楼劲松分店打电话定购凉拌螺肉。对方说没有了，纪爱萍只好托朋友买回麻辣福寿螺。第二次，纪爱萍自己以消费者身份去蜀国演义黄寺店，打包了一份凉拌螺肉。
考虑到这是群体发病，虽不是法定传染病，没有要求上报，但纪爱萍认为必须制止螺的出售：“国外的CDC体制很好，所以我学国外的体制，上报给了宣武区的CDC。CDC工作人员从酒店带回了几个生螺，10个里有两个检测出寄生虫，含虫量不算特别多。
北京市西城区卫生监督所8月11日接到群众举报后开始介入此事。调查人员先停止了酒店所有凉拌螺肉的销售，然后去友谊医院，发现得这种寄生虫病的人数日渐增加，而且都吃过这家酒店的凉拌螺肉，两家分店都有问题。
于是北京市卫生监督所对此事立案调查，加工这道菜的厨师长和经理极力否认用了福寿螺，说用的是甲螺。甲螺属海螺，北京市卫生监督所经分析认为，如果真用海螺，其生长环境中不可能有广州管圆线虫。
在和酒店董事长瞿传刚诚恳谈话后，第二天，酒店方承认了5月20日左右开始用福寿螺代替海螺入菜。
《三联生活周刊》的这篇文章中明确提到了几个时间，一个是纪爱萍大夫给首例病人确诊的6月24日，另一个是6月27日纪爱萍大夫打电话给蜀国演义并且以消费者身份去蜀国演义打包螺肉，随后就是上报给CDC（疾病控制中心）。在这篇文章里，北京市西城区卫生监督所直到8月11日才“开始介入此事”。
我们的台湾朋友是6月22日抵达北京，6月23日我们就在蜀国演义宴请她们，那一次连续点了两份“凉拌螺肉”的聚餐刚好发生在在纪爱萍大夫首次确诊首例北京患者的前一天而已！而整整两个多月之后，卫生部才“紧急”制订了广州管圆线虫病的《诊断白皮书》！
如果说“小人之过也必文”， 商家躲避责任是很常见的事情。媒体上所报导的商家种种典型的“文过饰非”，其实的确也是普通人面对巨大责任时都可能会出现的行为。
但不管商家如何逃避责任，毕竟纪大夫早已经在6月24日就已经确诊第一例患者，如果北京卫生局能够重视纪爱萍大夫的报告，并且能够第一时间对此作出迅速的反应，能够马上通知京城所有的医院乃至向全国卫生体系通报北京出现的福寿螺发病病例，我和北京上百号病人和病人的家属都无需平白遭受这么痛苦的煎熬过程！
这种因为食品安全引发的“连锁反应”不亚于任何形式的公共安全危机，可是居然需要两个月之后才“紧急”制订相关措施！
此时的我无暇多考虑“责任归属”问题，当务之急是赶紧给孩子找到合适的治疗方法。
那些天，即便是平常生性乐观的家人都明显地显得沉重了起来。
二锅头对于奶粉非常不习惯，他本该好好地继续享用母亲的乳汁的，我们担心突然中断母乳喂养会使他的发育受到影响，但我们没有其它选择。
而对于窝窝头的身体状况，更是让我们一家人揪心。我们不断向詹教授和王教授询问治疗的可能方式，但是詹教授跟我说了很实在的话，他接手的那些幼小病童都是在发病之后一直找不到发病原因，在病发死亡后尸体才被送到实验室解剖并寻找病因。实际上，三岁以下病童的成功治疗经验可以说是从未有过！
教授们嘱咐我们对窝窝头做严密的观察。
和窝窝头朝夕相处的奶奶一下子就瘦了下去，窝窝头的一声咳嗽都会让她万分紧张，以至于有时候半夜里都会因为不知所措而忍不住痛哭起来。我们全家人都出现了神经质的反应，精神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
我这才明白什么叫“一家人陷入了愁云惨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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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肇 事 商 家 邀 我 北 上 协 商 赔 偿（1）
9月上旬， 按照蜀国演义方面的要求，我们把两个月来的开销单据尽可能地找了出来，因为很多费用不属于医疗保险范围之内，也没有地方报销，我们只是保留了和医疗直接有关的部分单据。宴请台湾友人是私人用餐，和国内大多数餐厅一样，蜀国演义没有主动给我们发票，我们也没有要求拿发票。但我们提供了多张在蜀国演义用餐时的照片以及当时用餐时的情形和大致的菜式供餐厅方面内部核对。
2006年6月23日，我们全家老小六口和台湾的朋友苏爱玲、陈仪蓉一起在蜀国演义就餐后留影纪念。如果不是和远道而来的朋友聚餐，或许我们连这样的照片证据都不会拥有。
幸好当时二锅头还是“无齿之儿”，我们只是做做样子给他“夹菜”。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这张照片左上方有当时蜀国演义餐厅庆祝店庆的海报，海报上“店庆”两字非常清晰。
几天后，太太和蜀国演义的陈幼玲女士再次取得了联系。陈女士表示已经收到了所有的资料，并且已经核对完毕，公司也已经寄出了给我们的道歉函以及赔付答复。
在福寿螺事件中临危受命为蜀国演义处理善后事宜的陈女士让我们觉得蜀国演义有着相当的诚意要解决问题，她没有辜负蜀国演义老板的托付，至少她对病人家属表现出来的态度让我们都觉得非常放心。
陈幼玲女士表示欢迎我们到北京与其磋商赔偿事宜，并表示会到机场接机。陈幼玲并一再在电话里安慰我的太太，并告诉我太太：“你是让我觉得最舒服的家属。”
太太性格温和，即便是我们全家经历了这样的痛苦，她和陈幼玲女士的沟通可以说始终相当融洽。不独如此，我想太太满口柔软的台湾国语也的确让听惯了略显刚烈铿锵北京话的大陆人觉得耳根子发软。我想陈女士要面对一百多个受害者和家属，确实不是容易的事情。
或许是天意使然，北京的一百多例患者中就我一个人回到了不是此次广州管圆线虫病爆发疫区的广州，而以发现地广州命名的广州管圆线虫病，让广州的媒体对于广州“出现”我这个唯一的病例非常关切。
一百多例病人当中，反而是我这个离开了“疫区”的患者最受媒体注意，我是在媒体上因这个病曝光率最高的，广州的每一家报纸和多家电视台电台都大幅连续报导过我这个“广州首例广州管圆线虫病患者”的故事。
在《南方都市报》当记者的好朋友贺信从我回广州入院起，一有空就会到医院看望陪伴我，他几乎目睹了我发病的整个过程，感慨我得病的戏剧性，写了一篇万余字的报导“搜虫记”。这篇文章于9月19日发表在《南方都市报》上。这篇深度报导占用了《南方都市报》三个版面，文章中并刊登了我半身出汗的一张照片，“辗转京穗6家医院，耗费5万余元，神经受损体型变胖”，“广州首例广州管圆线虫病人与虫共存的68天非典型经历”等等显眼的标题以及细腻深刻的笔触把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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