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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遭遇皇帝-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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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了也是正确的错。够了,洪昉思莞然一笑,圣祖的光芒又投射到他身上,能不雀跃乎,欢呼乎,能不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乎?
洪升虽然沉寂多年,但他在清初文坛,也是一位重量级的人物,曾先后受业于词曲家毛先舒,诗人王渔洋、施闰章等人,这些前辈,都是很赏识他才华的。二十岁已作有许多诗文词曲,二十二岁《啸月楼集》出版,受到李天馥、冯溥、王渔洋等名流赞誉,这班大老自然也会在可能的情况下,向处于困境中的他伸出援手。于是,政府方面的一位很重要背景的文化人出面了,也就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江宁织造曹寅,重排《长生殿》,举行一次盛大的演出活动。
按现代话语,洪升是康熙二十九年受的开除公职,遣返原籍的处分。康熙四十三年,与康熙有密切关系的曹寅,在南京,而不是在北京,为这位失落到极点的剧作家,某种程度上的恢复名誉。因为曹寅实际是康熙派驻南京,监察江浙一带知识分子动静的。因此,他的一举一动,无不以康熙的意旨行事。显然,这也是统治者对付知识分子的两手,打,是一个方面,拉,也是一个方面。于是,剧作家作为上宾,邀请出席,从杭州到了南京。但是,文字狱对于文人的伤害,是从身体到心灵,无所不及的摧残,洪升看完戏后,不知是太高兴了,还是更忧郁了,在归途中于乌镇酒醉,登舟坠水,不幸身亡。
一个社会里,利益愈少,则竞争愈剧;途径愈难,则争夺愈甚;而明里暗里的冲突愈激烈,小人则愈加繁殖。于是,想通过非正常的手段,获得正常途径得不到的一切的小人,为达到更丰厚的回报率,手段的使用上,随着恶的程度增高,无所不用其极的可能性,就更加大,受害者的痛苦,也就更加深了。
《长生殿》剧作家的一生,告诉我们一条真理,小人虽然难防,但却是绝对不能不防的。我想起捷克作家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的书里,那最后一句话:“人们,你要警惕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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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菜市口(1)
北京在大变化,菜市口也在大变化,完全不是旧日模样。曾是大清王朝斩首示众的这处刑场遗址,已经了无踪迹可寻。
想到那三百年间抛洒在菜市口的血,对于甚嚣尘上的,几成定论的,所谓康雍乾三代,为中国历史上最兴旺繁荣的盛世说法,很不以为然,相当不以为然。窃以为这是一些急功近利者,故作惊人语,为了讨好邀宠,未免说得太过头了的屁话而已。
那是一个冬日的小阳春,我从报上得知,琉璃厂海王村的中国书店在出售一批旧书,遂去到那里。翻了半日,凡想买的书,定价都偏高;便宜的书,又不值得买,这样,乘兴而去,兴尽而返,因为空着手,而且时间富裕,便信步往虎坊桥走去。
自打两广路修成以后,一年有余,尽管有时坐车路过,匆匆一瞥,未暇细品,常以为憾。趁着雪后新霁,空气清新,便迈开老腿,打算一步步地体味一番。俗话说“走路”,“走路”,大概只有走,安步以当车,用自己的脚问候大地,才能找到这条路的具体感觉。
真是变化万千啊!
说老实话,走在这条极其敞亮,极其光鲜的展得特宽的新马路上,恍若来到陌生地界。如果不是一些老字号的牌匾,一些公交车路的站名,提醒我这是原来的骡马市大街,原来的果子巷,原来的米市胡同等等,几乎不敢认了。尤其,沿途不少旧房子拆掉,新房子未盖,已经面貌全非的工地,站在那里,难辨东西,焉知南北,举步迟疑,不觉踟踌。
由此可见,北京市在旧城改造方面,决心之大,魄力之大,动作之大,因而,城市面貌变化也着实是非常之大。不知不觉间,明代权奸严嵩题写牌匾的中药店“西鹤年堂”四个大字,映在眼前,金碧辉煌,阳光灿烂,自然,这就是菜市口了。
菜市口,可是一个拥有特殊历史的地段。
这可是古都一绝,京城一景,曾经是近代史上,拥有很大知名度的秋决场所。明、清两朝都在秋季处决犯人,而且都在菜市口。清·和邦额《夜谭随录》:“适过菜市口,值秋决,刑人于市,阻不得进“,因而出名。但眼前焕然一新的菜市口,已是繁华喧闹的商业区,不但没有当日刑场肃杀的气氛,连前些年南城的萧条痕迹,也看不出来了。
然而,谈大清朝,不能不谈杀人;谈杀人,不能不谈菜市口。这些年来,电影,电视剧中的清宫戏,长篇小说中的清代帝王题材,用得上“泛滥成灾”这句成语来形容,这也给菜市口做足了广告。于是,这个原来矮趴趴,拥挤狭窄的丁字街,借着秋决的血腥镜头,遐迩闻名,世人皆知。与英国伦敦泰晤士河口的塔桥旁的那座16世纪的监狱,成为东西方世界两处酷刑文化的重要遗址。
我记得1949年秋天来到北京,住在国会街老北大的工字楼。有人告诉我,出宣武门,一路往南,就是当年戊戌维新六君子殉难的刑场。到达菜市口,竟无人指点得出杀场何在?而且颇讶异我的好奇。也许那时革命成功,建国在即,对于改良主义的失败者,懒得提它,不屑提它,大家竟十分生疏起来。颇费几分周折,才打听到“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掉脑袋的地点,已无任何标志,更甭说纪念物了。
那时,四十年代末,这座城市还叫北平,南城一带,平民稀疏,街市冷清,破房旧院,路窄巷挤,很难想象清末百姓的民谚,“到菜市口看杀人去”,万人空巷,堵塞在这样仄隘湫陋的地段,看杀革命党。不免为烈士临终场面之局促,之龌龊,感到窝囊。
对好看热闹的中国人来说,戏文是主要的,角儿更为主要,至于戏园子的好赖,是无所谓的;京剧翻译成英文,叫做“Beijing Opera(北京歌剧)”,尽管北京歌剧出现过梅兰芳等许多名演员,而大清朝历经三百多年,民国又历经三、四十年,这座城市从来没有一间像点样子的戏院。这就是北京人既能穷讲究,又能穷凑活的习性了。
几百年来,他们很满足这份厂甸庙会式的看杀头的娱乐,这份不花钱,不打票的血淋淋的真实场面,这份可供好些日子里,饭后茶余,对被杀头者或褒或贬的说话由头。挤就挤吧,挤着热闹,杀就杀吧,杀头好看。至于杀谁?谁杀?为什么杀?为谁而被杀?这些看戏的老百姓们,是不去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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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菜市口(2)
我在想,当谭嗣同戴着枷锁,在槛车里,向围观者大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这班一脸亢奋的观众,会有什么呼应吗?他们只对马上就要砍掉的头颅感兴趣,而对这位革命先驱的豪言壮语,绝对是无动于衷的。
“圣旨下,将六人从狱中提出,上堂点名,并不讯供。饬令登车,刘光第曾任刑部司官,知事不妙。亟询承审官为谁,我至今未曾认得康有为,尚可容我伸辨否?众曰不必言矣。乃径解赴菜市口。由提督衙门派来哨弁兵役二百人护之行,抵法场三下半钟。先杀康广仁,次谭嗣同,次林旭,次杨深秀,次杨锐,次刘光第。事毕已薄暮矣。……菜市口距广东会馆最近,康广仁死后,粤人竟莫敢过问。谭嗣同、林旭殓俱迟。……谭嗣同死不瞑目,李铁船京卿慰之曰:‘复生头上有天罢了。’”(民国· 姜泣群《朝野新谭》)
谭嗣同,字壮飞,又号复生。这最后一句令其闭眼的抚慰,告诉冤魂“头上有天”,又如何呢?不过由此倒也证明,作为先知先觉者,与那些后知后觉的民众之间,确是存在着不被理解的鸿沟,这才是他九泉下无法排遣的寂寞和苦恼呢!甚至,一个世纪过去,又有多少人在菜市口时,会想起封建社会中,中国知识分子的这场百日维新,士子们的最后的孤注一掷呢?
然而,1898年,六君子之死,清廷的丧钟随之敲响,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从此,菜市口作为行刑开杀的法场历史,也就结束。但是,回顾三百多年的大清王朝,那刽子手的大刀片儿,到底在这里砍下了多少人头,恐怕是永远也统计不出的数字了。
“康广仁便衣无服,被杀后刽子手将其首抛之极远,林旭穿补服未挂珠,余均便衣。杨锐血最多,刘光第至死呼冤,杀后点血俱无,但觉有白气一道冲出。刽子手曰:‘是实大冤枉者,方如此白气上冲,其神上升于天也。’”(同上)
想到那些抛洒在菜市口的血,对于甚嚣尘上的,几成定论的,康雍乾三朝,为中国历史上最兴旺繁荣的盛世说法,很不以为然,相当不以为然的。窃以为这是一些急功近利者,故作惊人语,说得太过头的大话。
事实并非如此,这三位皇帝,在奠定中国的一统局面,划定国土的疆域版图上,是作出巨大贡献的。然而,盛世二字,是加冕不到他们头上的。
第一,在经济上,并未达到汉代孝文,孝景年间,“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的丰足;
第二,在政治上,也不曾达到唐代贞观年间,“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齑粮,取给于道路焉”,“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使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仍赦天下死囚,皆纵归,使至期来诣京师。……(次年)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的清明。(以上均见《资治通鉴》)
第三,公元1662年至1796年,闭关自守的康雍乾三朝,故步自封,自以为是万邦来仪的中央之国,老大自居,维护传统的农本主义,不求进取,拒绝整个世界的变革潮流,这才是他们最大的甚至是不可饶恕的失误。16世纪起,资本主义发展较早的西欧国家,采取重商主义,已经积极向外拓展,而且人文精神的张扬,自由思想的提倡,促进科学技术的发达,处于方兴未艾之势。而康雍乾三朝,一以贯之的是一种异族统治者的防范心理,偏窄心态,对民众实施严密的极权统治,对士子进行严酷的文化箝制,对海外保持严锁的封闭格局,对汉族精英分子加以极其严厉的,无所不用其极的镇压,尤其可怕的,是最广泛,最深入,最彻底,最持久的 “奴才”教育,使得中国人(除极少数例外者),都成了失去思想,失去活力,失去神气,失去自我,永远匍匐在地,永远罪该万死,永远不敢抬起头来的磕头虫。
走过菜市口(3)
试想一下,一个三亿磕头虫趴在那儿,一口一声“奴才该死”的中国,怎么能称得上盛世。
甚至,到了18世纪中叶,近邻日本开始明治维新,而康雍乾三朝的继承人,仍以祖宗规矩不可改变的死硬,顽固抵制以大机器生产和广泛采用蒸气动力为标志的工业革命。贻误良机,磨耗时光。直到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国门以后,才明白所谓的“盛世”光景,所起到的历史作用,只是使中国落后于欧洲一个半世纪。
人们不禁要问,何盛之有?
时下一些作家,一些编导,伪造历史,鼓吹圣明,掩盖真象,胡编乱演,热衷于推销清代帝王题材,这种见钱眼开的商业行为,倒也不值得当回事。最令人匪夷所思的,莫过于一些清史专家,应该是有学问,有识见的人,也跟着枉顾史实,颠倒是非,大弹康雍乾“盛世”高调,颇令人质疑其实用主义的治史学风。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这些文天祥《正气歌》中耳熟能详的诗句,秉笔直书,据实求真,不附不阿,严谨审慎,至少是为史者最起码的操守呀!尽管冷板凳成为热板凳,也不能为了吃满汉全席,便歪嘴净捡好听顺耳的话说,这不正应了胡适所言,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女孩吗?
这也是北京人,或者中国人,只注意台上的戏子,而不注意破烂戏园子的整体环境,以偏盖全的毛病。这些清史专家就是闭眼不看,也不承认这三朝,其实很不怎么样的,无论如何够不上盛世的败象。尤其康熙和乾隆,都是御临天下长达六十年的高龄帝王,在中国,老人统治的最大弊端,就是其晚年,几乎无一例外地要倒行逆施,走向自己的反面。正如这一时期最伟大的作家曹雪芹在《红楼梦》一书,描写的贾府一样,外面看起来轰轰轰烈烈,其实,内囊早尽上来了。
但16世纪前后,在最初的起跑线上,中国那时的国力,差不多相当后来成为殖民国家的英、法、德、葡、意的总和。因此,彼时的西方世界,还是很在意东方的中国,不敢怠慢的。对这个庞然大物,认为是举足轻重的存在。因此,雍正登极,教廷连忙派人,不远万里,前来北京,祝贺这位皇帝登基。大典过后的1725年,雍正三年的冬十月,罗马教皇的特使,要归国覆命了。这位新皇帝,刚刚铲除掉他认为尾大不掉的年羹尧将军,心情相当不错,特地接见来自罗马的使节,并颁布了一纸敕书,交其带回。
中国人就是这样,你越说他胖,他越喘,你越巴结他,他也越自觉了不起。文书中那盛气凌人的大皇帝口吻,很难用最起码的外交礼貌来衡量。雍正以为是唐太宗李世民,是那个真正盛世的天可汗呢!
“西洋寓居中国之人,朕以万物一体为怀,教以谨饬安静。伊等果能慎守法度,行止无愆,朕自推爱抚恤。兹赠妆缎、锦缎、大缎六十匹,次缎四十匹。”(《清通鉴》)
那时的中国,真强,可开始由强而弱;那时的西方,真弱,但开始由弱而强,这就是16世纪的唯物史观。套用文革间一句口头禅,他们一天天好起来,我们一天天烂下去。
就在雍正登极这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资本主义理论的奠基者,亚当·斯密出生在英国。16世纪的伦敦天气,应该和今天没有什么不同,那类似北京南城古刑场菜市口的伦敦塔,院子中间的断头台,院子外塔山上的绞刑架,尽管继续处决人犯。但莎士比亚时期那种在伦敦桥上用长长的铁矛,插着被枭首的头颅,以警吓市民的做法,已不再执行。
他们开始把人当成人,然而,在东方,仍旧不把人当成人待。雍正三年十二月辛巳(十八日),一位名叫汪景祺的文人被“弃市”。
那时在北京,只要“弃市”,就是押往菜市口杀头。雍正嗜杀,当然,康熙和乾隆也并不少杀,不过,雍正更残忍更可怕些,手段和花样,也更促狭更阴损些。这次杀汪景祺,大家原以为看一场热闹,随后作鸟兽散,回家喝二两,庆幸自己脑袋还在脖子上,也就罢了。谁知到得菜市口,才晓得花头精多的雍正,又出了新点子。朱批上还有“立斩枭示”字样,这个“示”字,什么意思呢?臣僚们琢磨了半天,才明白,不光要砍下脑袋,还要把这颗脑袋悬挂在菜市口示众,也就是公开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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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菜市口(4)
枭首砍头,戮尸燔骨,这是康雍乾三朝时不乏见的场面,然而像雍正如此忮刻酷暴,将汪的头颅一直挂到他驾崩,也没说一句免了,去掉,拿下的话,在中国文人受迫害的全部历史上,还真是少见的暴虐。对知识分子恨到如此咬牙切齿,除了变态心理,哪里还有一点点盛世帝王的胸怀?,
汪景祺在年羹尧的西宁大营中,当过两年的幕僚,他的灾难,即由此而来。
一个文学家,最好不要跳上政治家的船,哪怕是最高级的游艇,也要敬而远之才是。唐朝的李白,一开始是绝对明白这个道理的。杜甫《饮中八仙歌》就写过他:“天子呼来不上船”。可后来,估计酒喝高了,下了庐山,竟登上永王李璘的旗舰,检阅起水师,“为君谈笑静胡沙”,结果好,永王失败以后,他也就充军流放到夜郎了。
这位汪景祺,号星堂,浙江钱塘人氏。康熙举人,小有文声,但仕途蹭蹬,一直不那么发达,萍踪浪迹,落魄秦晋,并无定处。清代的武官,粗鄙少文,地位较高的方面统帅,通常要礼聘一些文人为幕客。名气大的,为客为宾,起参谋僚属的作用,名气小的,为职为员,司管文书笔墨等事。年羹尧,康熙进士,内阁学士,也非等闲之辈,他西征噶尔丹,郭罗克,罗卜藏丹津诸役的赫赫战功,总不能自己动手撰文吹嘘。恰好,这位汪师爷,一心想上他这艘艨艟巨舰,于是,给年大将军写了一封信,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
“盖自有天地以来,制敌之奇,奏功之速,宁有盛于今日之大将军者哉?仆向之所向慕,归往于阁下者,台阁之文章,斗山之品望而已。……朝廷深赖贤佐,天下共仰纯臣。朗若青天,皎如白日。夫是以宸翰宠贲,天子倚阁下等山岳之重也。今阁下英名如此其大,功业如此其隆,振旅将旋,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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