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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遭遇皇帝-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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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廷鑨一案，清廷用来大杀那些敢叫板的汉人知识分子，因为碰到了异族非正朔的敏感问题，也因为碰到了统治二十多年以后，仍被非议为窃主中华的异族政权的危机问题。于是，磨刀霍霍。
修史一事，新政权是很忌讳的，官方早于1645年（顺治二年）就设立《明史》馆，固然是为了总结前朝的成败得失，更主要还是为了新政权御临天下，一统江山的需要。作为外族统治者，如何抹去残酷屠杀的可耻记录，如何修改对于自己以往的不利记载，如何证实其统治中华的合法合理，这一切，绝对要求舆论一律的。因此，私人治史，自说自话，很大程度上具有相当风险。如受庄案牵连的查继佐，他著的《罪惟录》，一直在夹壁墙里藏到辛亥革命后才公诸于世。可见庄廷鑨想在这个危险领域，捞到些什么，明摆着是在讨死了。
问题还在于庄廷鑨很有钱，钱多了，人就会发烧，就得想办法消费，但他不像别的富家翁，或讨几个小老婆，或养几个女戏子，或盖几处大宅院，或买若干假古董；要不，捐个候补道台，弄个不大不小的官来做做，这些，他都不屑于干，而是一心求名。
名，有两种求法，一种是靠自己点滴积累，很慢，也很辛苦，一种说来就是所谓捷径了，莫过于买名，只要舍得扔钞票，多大的名都可以到手。时下一些老板，找作家给他写传记，一些明星，求枪手给她写身世，一些官员，要记者给他写专访，一些健儿，让左右给他写生平，都宁耐不住地走这条捷径，实在是求名之欲火在胸中折腾的结果。不过，庄廷鑨富而求名，只求文名，虽说附庸风雅，但也雅得大气。颇花费了一些银两，成立了以他为首的《明史》编纂委员会，甚至邀请了像查继佐那样的历史学家，帮他主持笔政。
不知是老天成全他呢？还是把他往火坑里推，事情就是这样的凑巧，正好这部从明朝大学士朱国桢子孙手里买来的《明史》手稿，崇祯一朝史实，付之阙如。因为原作者为明人，写此书时，明尚未亡，他无法预知朱由检最后会在景山歪脖树上吊死，故而他子孙拿出来卖的，是一部未完成的《明史》。于是，续作补璧的重任，落在查继佐的头上。根据他著作的《罪惟录》一书，这位有成就的晚明史专家，应该是当仁不让的。现在很难了解富翁庄廷鑨除了求名以外，是否也有与清廷抗礼的叛逆意识？但查继佐确却是反清复明的坚定分子。于是，在他笔下，“补崇祯一朝事，中多指斥昭代语”。
我一直在想，庄廷鑨并非目不识丁，会看不出续稿中的犯禁违碍之处？也许，他早先下定决心编纂《明史》，是有意要与官方的史馆，唱唱反调，回归历史的真貌吧？如果是这样，那他可比当代花钱买名的名流，可敬可佩多了。
接着，他又铸下另一大错，把自己的大名印上去，还嫌不过瘾，买名以后，还要借名，在这部已是他领衔主编的《明史》上，“卷端罗列诸名士，盖欲借以自重。故老相传，二百余人中，多半不与编纂之役。”所以，《郎潜见闻》的作者陈康祺叹曰：“甚矣，盛名之为累也。”
接着，可怕的小人登场了。时有“归安知县吴之荣”，一个坏透了的小人，因为贪污黩职被革“罢官，谋以告讦为功，籍此作起复地，白其事于将军松魁，魁移巡抚朱昌祚，朱牒督学胡尚衡，廷鑨并纳重赂以免，乃稍易指斥语重刊之。之荣计不行，特购得初刻本上之法司，事闻，遣刑部侍郎出谳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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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刻明史案（3）
这位告讦私刻《明史》案的主角，则是属于丧心病狂的败类了。
如果他拿到这部史书，明知不妥，也不想害人，懒得告密，看看，放在书橱里，也就拉倒。我想，皇帝不会跑到琉璃厂书肆去翻找违禁书籍，找不到口实，自然没法掀起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世事之恶，人心之坏，就在他存心挑起事端，好从中大捞一把。吴之荣是知识分子中的最歹毒的一类。不惜以他人的头颅和鲜血，来染红自己顶子，也是古往今来，屡见不鲜的升官发财之道，这个被罢了官的坏蛋，正愁找不到一个立功的机会，如今等于从天上掉下来的馅儿饼，他有什么理由不出卖同类呢？
他第一次跳出来告，被庄廷鑨家摆平了，因为出版家有钱，买通关节，将书中违碍处改了改，也就蒙混过关了。哪知道，他是那种咬住一口，死也不肯撒嘴的毒蛇。第二次又跳出来告，更卑劣无比地将未修改的原版书送上去，这一回，告成了。他之所以一告再告，吃准了皇帝对于文人压根儿的不放心，他抓住这部私刻《明史》中，对满清入关的不敬文字，无限上纲，告一个人还在，心不死，留恋残明，妄想复辟那失去的王朝，这罪名还不够大？
凡是干这种卖人勾当的败类，下手时是一点也不抖的。
老实讲，当时的清政府，君临天下，统治着偌大的还未完全控制的国家，不能不对被统治者中的知识分子，保持着高度警惕；尤其对那些具有反清复明意识的精英人士，正愁找不到机会来个一网打尽呢！好，正中下怀，于是，皇帝拍板，第一，“之荣卒以此起用，并以所籍朱佑明之产给之，后官之右佥都。”这也是所有“作俑者”为之奋斗的原动力。第二，很简单，一个字：“杀！”大批人头落地。
这类小人，因为吃惯了人血馒头的缘故，上头一有动静，他们马上挽胳膊掳袖子，寻找吞噬对象，上头没有动静，他们也会挑事，让上头有动静，然后趁机好咬谁一口，所以，尽量躲得他们远些，也算是一种消极的保全方法。
私刻《明史》一案中，死得最冤最无辜的，莫过于那些列入编纂委员会的一班名流，有的知道自己挂名，有的甚至不知道自己挂名；有的收到信封里装着的审读费，有的光听说有好处费还没拿到，结果，吃了大官司。庄廷鑨，也像现在的书商一样，讲生意经，以为挂上这些大牌，大腕，大老，大人物的名字，一可显出学术品味，二可在图书市场上拥有卖点。谁知道，大清皇帝正想杀鸡给猴看，要汉族知识分子规规矩矩做事，老老实实做人，于是，这些名流，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一个个手镣脚铐，押赴刑场，皆做了刀下之鬼。
清人龚自珍诗云：“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文字狱”一词，典出自何人何书，无从查考。但是，创造这个词汇的古人，大概没想到所谓康雍乾盛世的文人，要为这三个字，付出多少头颅和热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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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一曲《长生殿》（1）
小人，是不坐金銮殿的皇帝，绝对不可得罪。据《颖川语小》这部书考证，“君子小人之目，始于大禹誓师之词，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盖谓废仁哲，任奸佞也。”看来，远古洪荒时代的夏商周，还没有皇帝这一说时，小人就出现了。
如果说，文人遭遇皇帝，幸者少，不幸者多，那么，文人遭遇打着皇帝招牌的小人，那就更为悲惨，不死也得脱层皮的。
康熙二十七年，洪升的《长生殿》问世，这出描写李隆基和杨玉环爱情故事的昆曲，在京城演出以后，文人雅士，褒誉有加，市俗大众，交口称赞。于是，满城倾动，一票难求，丽词艳曲，传唱街坊，成为当时天子脚下的一大盛事。
洪升（1645…1704），清代剧作家。浙江杭州人。少时家道中落，后为国子监生，师从名士王士祯。王士祯，号渔洋山人，是康熙很看重的文人，他为自己弟子的这份才华骄傲，当然，也少不了为之鼓吹推广。现在也难以了解究竟是他向康熙提到了这出戏呢？还是这出久演不衰的《长生殿》，口碑盛传，使得内廷上下人等，亟欲一睹为快。总之，这出戏很幸运地被紫禁城点中，准其进宫，专为帝王陛下搬演，这简直就是天大的殊荣。
于是，洪升声气大震，文名突起。
当然，如果没有什么小人作乱的话，洪升肯定一帆风顺，成为明日之星，像他老师渔洋山人那样领衔文坛，是一定的了。但文人太出风头之际，极有可能也是易遭小人嫉妒之时。小人这种东西，是防不胜防的，他在暗处，你在明处，他看你，一清二楚，你看他，那脑门子又没标明“小人”二字，说不定和颜悦色，向你鞠躬致敬呢！就在次年，也就是康熙二十八年，也许太高兴了，也许觉得我们都给圣上演过的了，也就无所顾忌，在国丧期间，私下搞了一次堂会，被小人揭发，告了上去。被定大不敬罪，褫夺功名，解送回乡，从此，他就倒霉不起了。
于是，京师便有人为之叹息，“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为这位剧作家鸣不平。
这两句诗，写出了一位剧作家的淹蹇一生，写出了小人难防而被陷害的文人悲剧，更写出了大清王朝的文字狱，是怎样地摧残着中国文人和文化。时下甚嚣尘上的“盛世说”，其实也是那些历史学家和小说家闭着眼睛说瞎话，纯系不负责任地误导读者的昧心之论。
小人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至今没有一个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将力气用在这上面。故而中外古今，从未见过任何一部有关著述，探讨小人这个品种，其始起，其形成，其发展，其不可能断种绝代的生命力，及其对于健康的社会，对于正直的人类，所起到的害虫作用。更没有任何一位智者，为我们作出过一个明确的答案，足以发人深省，足以使人惕励，足以对那些作奸犯科，为非作歹，陷害污蔑，里挑外撅的小人，加以防范，加以戒惧，这样一个社会学上的空白，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由于《长生殿》出演以后，戏班收入大增，班里的主要台柱子，也红极一时，不但有了高票房的物质效益，有了高名声的社会效益，更主要的是康熙看了以后，拍了巴掌，圣上都说好，等于捧上金饭碗，从此不愁没饭吃。剧本剧本，一剧之本，这一切都不能不归功于这位剧作家，为了感谢，于是，说好了，洪先生您过生日那天，接受我们戏班的一点心意，Happy Birthday to You，为你专门演一场内部堂会，祝你生日快乐！可是万万没想到，演员尚未净装，生日蛋糕还未点亮蜡烛，消息传来，有人将你们告了，太后国丧期间，你们敢鼓乐喧天地唱戏，该当何罪？
立刻，我们这位兴高采烈的寿星老，一屁股坐在舞台上，像一滩泥。
剧作家洪升的国丧期间违禁演出一案，闹得沸沸扬扬，最终总算幸运，没有掉一颗脑袋，只是将参与者，包括看戏的，祝寿的，吃宴的，捧场的，一律开革功名了事。大家摸摸脖子上的头颅尚在，也就额手称庆了。康熙秉政以后，绝对是要对文人开刀问斩的，也许戴南山的《南明史》案，杀了四五百人，庄廷鑨《明史》案，又杀了四五百人，已经血流成河，陈尸满野，这位皇帝可能觉得，作史与作文比，史比文重，而吹拉弹唱，倡优俳隶之属，上不得台盘，就不那么认真计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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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一曲《长生殿》（2）
陈康祺的《郎潜纪闻》，对此事有较详的记叙：
“钱唐洪太学眆思昇，著《长生殿传奇》初成，授内聚班演之。圣祖览之称善，赐优人白金二十两。于是诸亲王及阁部大臣，凡有宴会，必演此剧，而缠头之赏殆不赀。内聚班优人请开宴为洪君寿，而即演是剧以侑觞，名流之在都下者，悉为罗致，而不给某给谏。给谏奏谓，皇太后忌辰设宴乐，为大不敬，请按律治罪。上览其奏，命下刑部狱，凡士大夫及诸生除名者几五十人。益都赵赞善伸符，海宁查太学夏重，其最著者。后查改名慎行登第，赵竟废置终其身。”
文中称为“某给谏”，而不指名道姓，倘非笔下留情，我想，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小人的厌嫌之心。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对小人好感的，包括小人自己，对于同类，除非利益的苟合，也会对类似“某给谏”，也就是给事中黄六鸿式的人物，敬而远之的。
假如，那位没被邀去参加庆寿聚会，会后观剧的黄六鸿，不是那么小人的话，不被邀请，也就不去应酬，关起门来睡大觉，自然天下太平。洪升继续耍他的笔杆，当他的作家，文坛上风光依旧，诗界领袖王渔洋也会为他的得意门生写了这么一出传奇而欣欣然。然而，坏就坏在他们碰上了黄六鸿，因为小人这东西，是社会的癌肿，人类的瘟神，善良的克星，邪恶的代名词，你不招他，他也会打你的主意，何况你得罪了他？其实，请帖多发出十张八张，招待会就会挤得水泄不通吗？既然那么多头面人物都到了，你不让他来，不是存心激怒他吗？错就错在这份疏漏上了，自助餐摆放在台面上，还怕多他一张嘴吗？
想不开呀，若是把他嘴堵上，不就没有他挑事找碴的余地了吗？
但是，也未必，小人之难缠，就在于他吃了你，喝了你，跟你称兄道弟，亲切拥抱，贴左边的脸后，还要贴右边的脸，即使这样，也断不了要算计你的。即或那天晚上，黄六鸿应邀出席，洪升和他握手，交流创作心得，那时没有洋酒，花雕总是准备着的，难免要碰上几杯，再有两位男旦凑趣，必是喝得昏天黑地。如果他不是小人，带着浓重的醉意回府，肯定一觉睡到天亮。但小人则不然，他想睡也睡不着，躺下来也要披衣坐起，写参奏，告他们一个“国恤张乐大不敬罪”。
有的史家说，洪升的倒霉，是朝廷中南派和北派党争，或满族官僚与汉族官僚一次政治较量的牺牲品，但是，要没有黄六鸿扮演这个始作俑者的角色，官不追，民不究，也就掩旗息鼓了事。别说党争不兴，皇帝老子想找事端，也是挑不起来的。于是，不禁想起“文革”前夕，毛主席关于“裴多菲俱乐部”的两条很严厉的批示，若非有“积极分子”上书在前，我想，以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文艺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不至于在那场浩劫中，无一遗噍。
不过，我总是不把处于朝廷这场###漩涡中的“某给谏”黄六鸿，想象得太卑劣，他一定打小报告把那次饭局的参与者，统统置于死地，似乎也没有多大道理。因为，他既然自认为应该有被邀请出席的资格，那么，显而易见，他和剧作家洪升，和内聚班的班主及演员，和其他到会祝寿的文人雅士，有过从甚密的关系才对。至少，他们同属一个经常在一起活动的文化人圈子，是毫无疑问的。可以想象，他应该是和这些人时不时地在彩排首演的场合，碰头见面，互致问候的。到了幕间休息的那一会儿，说不定在剧场贵宾室里，一块喝喝咖啡，抽抽纸烟，上上洗手间，聊聊对演员，对剧本的初步观感，很融洽的才是。
按理，文人相轻，互相拆台，有可能；当面恭维，背后撇嘴，更可能；打小报告，给他们上一点眼药，也不是不可能。但不至于下毒手，或者，不至于想让他们一个个都完蛋。能够解释的理由，只是面子上下不来，一时之忿，题奏上去，谁知他请得了神，而送不了神，他知道康熙也看过这出戏，评价还不错，估计会给点颜色看看，但不致伤筋动骨，哪晓得后果却是严重得出乎他的想象。这一参，不但许多与会者遭殃，革掉顶子，永不叙用；而处于创作高峰期，正春风得意的洪升，也从此完蛋，被削籍除名，遣返回乡，再也写不出作品了。
可怜一曲《长生殿》（3）
这位才子太可怜了，肯定会求德高望重的王渔洋，在康熙那里为他缓颊，那是他的恩师啊！可皇帝发火，谁有勇气敢碰逆鳞？王渔洋也救不了这位高足，只能眼看他打铺盖卷离开京城，回到杭州老家。心情抑郁，百无聊赖，无法振作，放浪西湖，这位写《长生殿》的才子，成了再也不能歌唱的百灵鸟。
洪昉思这一次生日派对，尽管脑袋未掉，这一辈子也就交待了。其实，功名泡汤，仕途无望，擢升乏路，投靠无门，想开了，那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学而优则仕”，得着了，当然不错，得不着，也不至于要了性命。他倒霉的是，经此一劫，元气大伤，长时间的翻不了身。一个有才华的作家，写不了作品，在那里虚掷时光，忍受社会的歧视和排斥，这就不是一般的痛苦了。
好容易半生潦倒以后，终于在地平线上看到一丝曙光，南京方面发出邀请，让他出席他的五十出《长生殿》的全部公演。我想，这位才子接到这封请柬，准会血压升高。他知道这大红请帖，意味着什么，那时的中国，还没有落实政策这个现代词汇，因而也没有平反甄别，补发工资，重新归队，再操旧业这一说。皇帝是不会错的，金口玉言，错了也是正确的错。够了，洪昉思莞然一笑，圣祖的光芒又投射到他身上，能不雀跃乎，欢呼乎，能不手之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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