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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君能有几多愁-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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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甄氏不明不白地被赐死了。第二年，也就是黄初三年，曹丕毅然决定要立郭氏为皇后，这自然马上就引起了大臣们的反对，因为当时是很注重一个人的出身和门第的。可是曹丕执意要立郭氏，谁说破了大天也没用，看来郭氏在她心目中的地位果真是不一般。郭氏还曾上表推辞，不晓得这是否只是一种政治状态。
不过郭氏的为人还是可圈可点的，“后自在东宫，及即尊位，虽有异宠，心愈恭肃”，虽然当了皇后，可是却愈发恭谨肃敬了；而且对待婆婆，也以孝闻名，只是卞氏好象有些不太买她的帐，在设法搭救曹洪时，卞氏就曾威胁她道：“（如果你不能让我的儿子宽恕曹洪）我就让我的儿子把你废掉！”郭氏心机太深，可能不如甄氏那样让婆婆塌实、放心。郭氏也表现出了自己的大度，当时柴贵人也很受宠幸，郭氏“教训奖导之”； 后宫诸贵人时有过失，郭氏便常常帮助她们掩盖过去，又有要休谁的时候，郭氏都会为曹丕解释前因后果，虽然他还会时有大怒，可是仍然架不住郭氏的“顿首请罪”，所以六宫对她毫无怨言。
郭氏生性俭约，不好音乐，常常追慕东汉明帝马皇后的为人；这马皇后是名将马援的女儿，以善于约束外戚闻名。郭氏的用意不言自明，她的亲兄弟早死，以从兄郭表“继（郭）永后，拜奉车都尉”，后来郭氏的一户亲戚就借着她的权势与他国（可能指吴、蜀等国）结亲，而郭氏却敕文道：“诸亲戚嫁娶，自然应该择取乡里间那些门当户对的人家，怎么能因势强而与他方人婚配呢！”她的外甥孟武想纳妾，郭皇后坚决制止，并因此敕谕诸家道：“如今适龄的女子少而男人多，应该让她们嫁给为国征战的将士。你们本已有妻，就应该与妻子和睦，不可以倚仗权势假借因由将她们娶来作妾。如果族人中有谁违反这规矩，我一定要给予重罚。”同时她还经常敕戒郭表、孟武等人道：“汉室那些外戚，极少有能保全自己的，都是由于骄奢糜费，对此不能不谨慎啊！”也由此可见，能够以史为鉴的郭氏的识见、觉悟也很不一般。
黄初五年（224年）的时候，曹丕亲征东吴，郭氏作为皇后留守在许昌的永始台。当时大雨接连百余日，楼台城墙等多数被洪水淹没冲坏冲垮，所以有关官员就奏请郭皇后离开行宫，换个地方居住。可是没想到郭氏却说：“从前楚昭王出游，他的妃子贞姜留住渐台，当时也是江水暴涨，昭王就派人去接她，可匆忙之中却忘了带令符，贞姜便坚决不肯离开，直到被大水淹没。如今，皇帝身在远方行军打仗，我很庆幸自己没有那样的危险，而遇上这么一点困难大家就要说换地方，这样说得过去吗？”大臣们听后，于是谁也不敢再劝了。
黄初六年，曹丕再次东征孙吴，到达了广陵一带，郭氏则被留在了曹氏故里谯县的行宫。当时，郭表留在行宫当警卫，他便想动用公家的建材筑坝拦水捉鱼。郭氏知道后，便劝阻他说：“河流首要的应当保证运输军粮的船只畅通，况且现下又缺少木料，家中负责经办这些事的奴客都不在，而你却又要私取官府的竹木建造拦水的堤坝。如此说来，你这个奉车校尉不就是‘捕鱼校尉’了吗？”
甄氏死后，曹睿就成了郭氏的养子，所以曹睿做了皇帝以后，郭氏又被尊为了皇太后。郭氏一家也跟着加官进爵，所以当郭氏的姐姐、孟武的母亲死的时候，曹睿“欲厚葬，起祠堂”，这时候郭氏便出来制止道：“自从天下大乱以来，坟墓无不被发掘，这都是因为人们重视厚葬而引起的。关于葬礼，先帝（指曹丕）的首阳陵就可以效法。”青龙三年（235）春天，郭氏“崩于许昌，以终制营陵，三月庚寅，葬首阳陵西。”这也算是寿终正寝了。
不过《魏略》中却说，曹睿自从当了皇帝以后，常常追痛母亲的惨死，而郭氏因为心虚，所以才导致忧郁而亡。就在甄氏弥留之际，她就把儿子嘱托给了一位姓李的夫人（爵位），所以当郭氏死后，那李夫人“乃说甄后见谮之祸，不获大敛，被发覆面”，把甄氏的死因和死后殓葬的情形都告诉了皇帝，曹睿“哀恨流涕”之余，于是“命殡葬（郭）太后，皆如甄后故事”，一报还一报。
以上的说法还有点靠谱，但是到了《汉晋春秋》中居然说郭氏是被曹睿逼死的，这就更加让人不敢轻信了。尤其在郭氏死后，她的家族更受到了曹睿的善待，从这一点上而言，被逼死的说法也似乎是站不住脚的。
但是，在甄氏之死的问题上，郭氏的嫌疑无意是最大的，从犯罪学的角度讲也是这样，谁从被谋杀者那里受益最大谁的嫌疑也就最大；如果她有意庇护甄氏，那肯定又会是另一番结局。她也似曹丕一样，让人一眼很难看得透。
4、《洛神赋》的遗案
4、《洛神赋》的遗案
黄初三年（222）的时候，曹植从自己的封地去往京城洛阳朝见自己的皇帝老兄，当他回来渡过洛水川的时候，他从前就听传闻说伏羲的小女儿玩耍时淹死在洛水，死后就被封为洛水之神，名叫“宓妃”。于是他就模仿宋玉（将楚王遇见神女的故事写成《神女赋》），写作了一篇《洛神赋》。
这篇哀婉动人、凄绝悲艳的《洛神赋》可谓是千古绝唱，同时它也是曹植的代表作。赋中描写洛水女神，极尽各种女性之美态，“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秾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瑰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奇服旷世，骨象应图。披罗衣之璀粲兮，珥瑶碧之华琚。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践远游之文履，曳雾绡之轻裾，微幽兰之芳蔼兮，步踟蹰于山隅。于是忽焉纵体，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荫桂旗。攘皓腕于神浒兮，采湍濑之玄芝……”其与“予”相诉相约，彼此吐露爱慕和衷肠，但终于人神永隔，难以相通，表达了一种爱而不得其爱的绝望。至真至慕之情，千载之下犹令人感怀不已；尤其历代文章中，描摹女性之美者，似乎无过于此文矣。
大约就在这之后三百年，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编《文选》时，把此作归入“情类”。唐代的李善为《文选》做注，他更是提到曹植的赋原本是为纪念他的嫂嫂——也就是甄氏而做的。赋原名《感甄赋》，后来明帝曹睿见了，觉得名字不雅，才改为了《洛神赋》。就这样，围绕着这篇赋中的“洛神”，由此展开了后世千年绵延不绝的争论。
看起来，曹植爱上了自己的嫂子，既不合兄弟之伦，也不符君臣之义，不义不忠，大逆不道，成何封建体统？于是从古至今，这就成为了文人们议论纷纭的一个焦点话题。对于李善的说法，南宋著名诗人刘克庄首先说，这乃是好事者“造甄后之事以实之”。到了清代，更有何焯、朱乾、潘德舆、丁晏、张云墩等一堆人，群起而论之。他们的议论也是倾向否定的，理由大略如下：第一，李善的注本并没有注曹植写赋的缘由，应该是后人刊刻《文选》的时候误引了他人之说。第二，曹植爱上他的嫂嫂极不可能，就是爱上，他也没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写《感甄赋》；因为曹丕对曹植本来就素有猜忌，既有了这种紧张的关系，曹植再写《感甄赋》岂非火上浇油？第三，图谋兄妻，这是“禽兽之恶行”，曹植贵为帝子，当然不会置舆论身份于不顾。第四，李善注中还提到，文帝曹丕曾把甄后之枕给曹植看，并把此枕赐给曹植，这种行为“里老所不为”，何况帝王乎？是不合情理的行为。第五，《感甄赋》确有其文，但“甄”并不是甄后之“甄”，而是鄄城之“鄄”：“鄄”与“甄”通，遂为“感甄”。因为曹植在写此赋前一年，曾拜过鄄城王。第六，《洛神赋》一文，是“托辞宓妃以寄心文帝”，对洛神的仰慕其实“纯是爱君恋阙之词”，是想表达自己愿意为朝廷所用、建立功业的心愿。第七，就是考虑到甄妃比曹植要年长十岁，两人之间应该很难发生爱恋。
而针对以上质疑，基于对曹植和甄氏二人的同情，便有的人回答说是曹植的时代并不是一个礼法严谨的时代，社会浮荡、人心不古，况且曹植也并非一个循规蹈矩的人，甄氏又是新死，真情之所至，他应该不会有什么过多的禁忌；再说此文是文学手法，已属婉转之列。再说，曹丕由于常年随曹操在外征战，家中可能就只留下曹植和自己的嫂子拥有那么一段独处的时光，诗人的天性总是早熟的，难免他与美貌贤淑且有文才的嫂子就会日久生情。而且据说也就是在甄氏死的那年，曹植到洛阳朝见天子哥哥，太子曹睿陪皇叔吃饭，曹植看着侄子，想起甄氏之死，心中酸楚无比；饭后，曹丕遂将甄氏的遗物玉镂金带枕送给了曹植。
当然以上只是一些推断，所以关于这段恋情后人多指出其妄，为小说家言，近人也多不信，只有浪漫情结未泯的郭沫若认为：“子建要思慕甄后，以甄后为他《洛神赋》的模特儿，我看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其实，这样的事大家拿来当作八卦来说也未尝不可，总是一种生活情趣嘛；再说，感情的事恐怕连当事人也难说清，何况是局外人。只是需要注意的是，曹植本人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怀报建功立业之心的热血青年，他的死也与此有关。因为曹睿也跟他老爹一样，对宗室防范有加，这样也就把曹植建功立业的希望给彻底夺了去，太和六年（232）时，年已不惑、被降为郡王的曹植终于郁闷而死。
曹植的作品数量之多也堪称建安作家之最，而且他也是咏（游）侠诗风的开创人，直到晚年他仍然热衷此道，这还是他积极进取精神的一种表现。
1、从太子到皇帝的过渡
五、一个差强人意的皇帝
1、从太子到皇帝的过渡
就在曹丕做了太子之后，面对老爹最后的猜防和强势，为免前功尽弃，他更甚知韬光养晦之要，少问政事，精力主要放在了两个方面：一是勤于著述，并为友人编选文集；一是加强同重要臣僚的联系，以期得到他们的支持。
《三国志&；#8226；文帝纪》中注引《魏书》说：“帝初在东宫，疫疠大起，时人凋伤，帝深感叹，与素所敬者大理王朗书曰：‘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传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集诸儒于肃城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面对着疫疠肆虐的恐怖气氛，曹丕首先想到的却不是如何保命，而是更加用功于著述，因为他认为这样才更能体现出自己的人生价值。
他也拼命地讨好像钟繇、华歆、王朗这样的老臣重臣，为钟繇在生前建祠、树立颂德碑，极力笼络住了人心。对于曹丕而言，建安二十五年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年。正月，曹操去世，曹丕嗣魏王位，为丞相，领冀州牧。丧事毕，曹丕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他立即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理政事。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想办法把自己的亲兄弟们狠狠地整整，并使他们尽快离开政治中心地，明令曹彰、曹植等与诸侯都马上回到自己的封国去。
几件稳定内外的事情做过以后，接着就是赶紧逼禅代汉。可是就在曹丕成功地做了皇帝之后，他立即接纳了汉献帝的两个女儿为妃，按照辈份而言这两个女子自然是他的外甥辈，而且曹操这才刚刚死去不久。为此，《资治通鉴》引著名历史家孙盛的批评道：魏王曹丕既然遵循汉家制度，接替汉家的礼仪，又处于最沉重的悲哀之时，却设宴欢乐，身为继业的第一代子孙，却破坏王道的基础，等到接受汉献帝的禅让时，公然收纳汉献帝的两个女儿为嫔，由此可知王朝的年限不久，可料政权的日子短暂（大意）。
不得不说，一时感到天地无限宽阔、人生无限美好的曹丕有些得意忘形了，这自然也源自于他的自负。
2、做了皇帝之后的政治作为
2、做了皇帝之后的政治作为
尽管曹丕自己很是自负，但他却实在算不上什么军事家，更难说是一位军事思想家。他也犯文人的通病，那就是眼高手低，而且决策上也是屡屡失误。
首先，曹丕对于三国鼎立的形势一直缺乏清醒的认识，因而在军事和处理同吴、蜀的关系上都出现了错误。该出兵时不出兵，以至错过战机；不该出兵时又乱出兵，以至构恶关系。而起初向魏称臣的孙权则恰恰利用了曹丕的错误和弱点，对魏外卑而内亢，从来不抱幻想；用得着时，便借魏胁蜀，用不着时，考虑到自身的长远利益，则联蜀抗魏，纵横捭阖倒是颇为自如。
曹丕到底是依仗着身居中原的雄厚实力，为了完成老爹统一天下的遗愿，在做皇帝的六年之中，他曾不辞辛苦，三次亲征孙权。延康元年（黄初元年，220）六月，他治兵东郊，随即发动第一次南征，直到他的家乡谯县。这一次虽然没有战事，但在振奋人心，提高自己的威望上却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也说明他并不完全、也不甘愿只做一个守成之君，在事业上还有进一步开拓的愿望。
黄初三年（222）十月，他第二次南征。这一次魏军兵分三路，各有所获，但也有限。至第二年三月回师洛阳，曹丕又随即诏令开江陵之围，且休力役，罢省徭戍，畜养士民，以使天下安息，体现了他思想气度宽仁弘厚、躬修玄默的一面。黄初六年（225）八月，他以舟师自谯县沿涡水进入淮河，至八月抵广陵（扬州）故城，临江观兵。当时兵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阵容显得非常强盛。只是因出奇的天寒以至水道结冰，战船不能进入长江，才不得不引军退还。这就是在这之后，曹丕一病不起。
由于当时三国鼎立的局面已经形成，吴、蜀两国内部政治稳定，军事上也有足够的力量与之抗衡，加以山川险阻形成的天然屏障，终使曹丕的努力徒劳糜费，功亏一篑。但他进取向上、居安思危的精神还是应该肯定的，也正是在他在位期间，魏国继续在北方开拓疆域，相继征服鲜卑、高句丽等部落，使得魏朝的疆域远达蒙古高原，这算是曹丕军事上的重要建树吧。
在政治上，曹丕也有一些大的作为。一方面他坚持大权独揽，设立了中书省，其官员也改由士人充任，而原由尚书郎担任的诏令文书起草之责转由中书省官员担任，如此机要之权也渐移于中书省。这样也就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另一方面，他也严格限制宦官、外戚、宗室的政治权力，定令妇人不得预政，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尤其，从他开始，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九品中正制”得以推行，用*从地方收归了中央，这是满足了当时的政治需要，但也导致魏国（及至以后数个世纪）的统治实权逐步被士族所垄断。
不过实在地说，政治上的很多问题都是很难两全的，往往都是以偏补弊、矫枉过正之举。尤其体现在他大力消弱宗室实力的措施上，而他的这种政策，后来又为明帝曹睿所继承——这也是导致曹魏速亡的主因之一。以后晋朝的开国皇帝司马炎吸取了这一教训，他大封宗室诸侯王（又有点过头了），虽然很快导致了“八王之王”，但晋祚却也得以延续了一个多世纪之久。 。。
3、对他身后的一些评价
3、对他身后的一些评价
曹丕在个人的生活上也颇值得称道，他严于自律。就在他即位后即诏令群臣尽规劝之责，将帅陈军法，朝士明制度，牧守申政事，缙绅考六艺，他则广而询之，以使政治开明。黄初二年（221）六月，日食出现，有关方面认为是太尉失职而迁怒于天，奏免太尉。而曹丕却认为天灾的出现，是在谴责元首，不能把过失归咎于官员，所以主动承担了责任。而且他保持了曹操尚俭的作风，在《终制》中明确表示衣衾足以朽肉，棺椁足以朽骨，死后不用金银珠宝玉器陪葬，只用泥瓦陶器。这就一扫由来已久的厚葬习俗，是很不简单的一大创举。
而且，曹丕还规定：墓地应选在不占农田之处，使改朝换代之后不为人所知（曹操就经常盗掘人家的墓，很是带了一个不好的头）。且寿陵以山为体，不封树，不立寝庙，不造园邑神道。并下令说，若有人违反，变改造施，他将之戮尸地下。还将诏令秘藏宗庙，以为永鉴。因此，在他死后，“自殡及葬，皆以《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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