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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商演义-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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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分布在西辽河（辽宁西部，内蒙古东南部，河北北部），因赤峰红山后遗址得名。红山文化的祭坛发现于辽宁喀左县东山嘴村旁一座山梁正中的台地上。祭坛有长方形，圆形二种，都是石砌，南北对应，基本上在一个轴线上。长方形祭坛有三组，东西长12米，南北宽10米，目前，最高的地方保留有四层石块，高约米。坛内，竖立若干长石条。顶端呈锥状。高米。祭坛的外侧，用石头砌出整齐的边梗。梗外又用石头砌成护坡。圆祭坛有二组，北侧的一组只有一个直径米的圆台。距离长方形祭坛15米。周边砌石块。外缘很整齐。圈内铺一层河卵石由此往南4米的一组可以看出，先后有过三个祭坛。其中二个的轮廓尚清楚。平面呈椭圆形。最大直径4米。在圆坛的周围出土了二十多块泥塑人象的残块。多为人体的肢体部分。其中有大型人物坐象，和小型孕妇塑像。
在东山嘴，除了石砌的祭坛而外，没有居住遗迹。东山嘴是专门的祭祀的地方。
在辽宁的凌源县与建平县交界处，一个叫牛河梁的山丘上，发现了一座神庙遗址。经发掘清理，从废墟中出土了若干泥塑女神残块。泥塑的外表光滑，涂成淡红色或红色。泥塑的人像最小的与真人相仿，最大的有真人的三倍。同时出土的有泥塑大鸟的翅膀，猪龙的鼻子，鹰的爪子。一个基本完好的泥塑女神的头像和真人大小相同，面部涂红色。眼球为淡兰色玉片。牛河梁神庙的主体部分在山顶的中央部位。这里有个南北长175米，东西宽159米的平台。台上有红陶片，红烧土块和墙皮，可能有过宗教建筑物。上述的神庙位于平台南面18米的一个缓坡上，位置不居中央。在平台的北侧，有一片长13米，宽5米的红烧土块堆积。从堆积中发现一只大型泥塑人耳。
在神庙南900米还有一座祭坛，平面呈圆形。散布筒形红陶残片。
积石冢，多在一个个山丘的顶部。其中一座平面近正方形。边18米，冢内是一座大型石墓，东，北，西各有一道石墙。墙厚3米。
人工建造的小土山，现存高度20米，基础直径100多米，顶部是圆形平台，散布有1500多件融炼红铜的坩锅片。
红山文化的庙，坛，冢在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宗教圣地。这绝不是一个小的群体所能建造的。
红山文化的重大考古发现还有雕琢的玉器和卜骨。
1975年，翁牛特旗出土一件形状特大的玉龙，这件玉龙高26公分，呈勾形卷曲状。用绿玉雕成。玉龙头上无角，鼻端前突，嘴紧闭，双目长眦，凛然有生气。颈上长鬣刚立，造型古朴，世所罕见。这是一个猪首蛇身的玉雕。猪首与蛇身浑然一体，表达了动物崇拜的意识。这猪与蛇的结合表明有过一个猪崇拜的时期。从工艺讲，直径26公分，足有一个颈饰大。这么大的一块玉石，雕成一个环状。一种祭祀的仪式，将玉埋在地下。将这样的一块神象（赤峰人是当做神象来雕琢的）赠送给神，那一定是极大规模的仪式，一次重大的祭祀活动。
卜骨用于占卜。骨卜的方法只是出现于红山文化和商文化。
祭坛，神庙，积石冢，玉龙，卜骨都不是始族，村落能力能够达到的活动。这一类的活动不但是专业的水平，而且需要积累的支持。氏族人用生产来支撑“社会的运动”。赤峰人显示出来自己的，独特的特征。总之，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原始的人工生产普遍地出现，采集时代结束。
将仰韶文化，太行文化和红山文化放到一起比较，可以发现红山文化表现了高度的巫文化的特点。而仰韶文化直到晚期还停滞在始族崇拜的阶段。可以想像，这三种文化中，赤峰人最先走出了自然食物枯竭的困谷。大约是开始了家畜的饲养。
因为语言的原因，我们听不到赤峰人的声音，不知道赤峰人传唱怎样的神话史诗。我们就像看了一场无声电影一样。看到了赤峰人举行盛大的庙祭和庆典。从上窑遗址到兴隆洼遗址到红山文化。随着海水的后退，赤峰人的范围向南扩大，高度巫文化的赤峰氏族在西辽河地区形成。本文是将赤峰人当做太行文化的一部分探索的。太行人创造了“一”崇拜，这个时期，正是太行人的史诗时代，巫文化进入鼎盛高度。
渤海南部分
渤海南的部分是从桑干河“向南水行”汇合进了山东丘陵的土著人口中。山东丘陵的土著人口，渤海南有大汶口文化，读者可能知道：在今天的山西南部出土了距今2百万年的芮城遗址。芮城人后代沿着黄河海沟的北岸向东扩散。这就是山东丘陵土著的远祖。芮城人的重要分支还有伏羲人。伏羲人是芮城人后代南渡黄河的部分。
芮城人后代
说罢山顶洞人再说芮城人后代：大商的祖先并不是单一的北京人后代一个起源，而是北京人后代和芮城人后代两个起源，在百万年里两个起源相汇合。
芮城人后代祖居山西南部。古老的黄河海沟至少存在到万年前。在黄河海沟的北岸，今天的山西南部，沁水水域生存着古老的人口，这就是芮城人的后代。北京人是阳原人的后代。阳原人与芮城人同样古老。阳原人生存在太行山的北部，芮城人生存在太行山的南部。这两支古老的人口受到大山的阻隔各自独立的延续后代。阳原人的后代因为北京人的考古发现而著名。北京人延续百万年：从北京人到山顶洞人。山顶洞人后代因为起源古汉语而辉煌，因为辉煌的大商而骄傲。但是，芮城人的后代却是默默无闻的生存了百万年。因为黄河海沟的阻隔，因为太行山（和中条山）的阻隔，芮城人后代生存的空间十分有限。他们只能沿着海沟（今天的黄河和渭河）向东和向西迁徙，扩大生存的空间。芮城人后代向西到达了渭河源头。渭河源头的后代因为渭河大湖淤塞而进入渭河平原。
芮城人后代向东（在冰期）到达过辽东半岛。芮城人后代从沁水水域出发，进入了卫河和安阳地区。从卫河再向东就出了河南。出了河南的人口沿着山东丘陵的北坡，再向东就进入了辽东半岛。这一路上，不断的有分支氏族停留下来。这停留下来的芮城人后代与南下的山顶洞人后代相汇合。在山东丘陵停留下来的人口就是山东土著。在辽东半岛，芮城人后代留下了古龙山洞遗址。古龙人的时间与山顶洞人的时间相当。芮城人后代直到距今万年以后方才越过黄河进入今天的河南。进入河南的芮城人后代有著名的伏羲人，有夏人。伏羲人的分支后代昊人构成了大商的人口成分，这是后话。
北京人后代和芮城人后代起源不同，语言不同，习俗不同，社会的进程也不同。北京人后代叫作“古汉语氏族”，芮城人后代有山东丘陵土著，叫作大汶口人。这两支人口在汇合的过程曾发生过“巫祠斗争”，流传下来巫祠斗争的故事。到了公元前2600年，大汶口人的遗址消失。大商祖先的时期也在这个时间结束，大商从这个时间开始。
大洪水过后，太行山和山东丘陵之间淤积出来一片陆地。这一片陆地叫作古河道。在古河道地区，4方人口先后汇合。这4方人口有：太行人的后代叫作炎人，娀狄人。昭明人的后代叫作相土。山东丘陵有蚩尤人。汇合进古河道的人口还有河南伏羲人的后代昊人，黄淮平原的土著禹氏族。四方人口汇合起来形成起来统一的语言。这统一的语言叫作古汉语。
大商的起源轮廓大致这样。
起源诸说
起源诸说
本书演义大商是说演义以古河道地区为中心，以古汉语为统一语言的一支古氏族，这支古氏族叫作大商氏族。说到这里，读者应当清楚：传统的“商”与本演义的“大商”有区别，商与大商不是一个概念。说商，通常指商朝，商代（史记称作殷）。大商是说从公元前4千年以后，在古河道就开始有古人口汇合，古人口汇合的过程也是古汉语成长的过程。这个古人口汇合和古汉语成长的过程叫作大商，也可以叫作商的起源。
从古汉语到古汉语氏族，这就是本书演义的大商。在今天，至少已经清楚大商的轮廓，这是因为考古学的依据。在考古学以前，对于商的起源不能清楚，产生了种种猜测，出现了起源诸说。
伊洛中心说
关于商的历史在周时代制作出来。周时代认为历史从夏开始。夏起源于尧，舜，禹。在周时代，伊洛是古中华的中心。伊洛在哪里？伊洛指今天的洛阳平原，广义的讲包括今天的洛河水域和豫西山地东坡，黄河三峡以东的一片土地。西汉时史记将中华起源提前到神农黄帝，仍然延续说伊洛是古中华中心。历史的顺序是夏，商，周。夏在伊洛，周在伊洛，自然的，商也在伊洛。前面已经说到，商的起源和中心在从卫河向南包括黄河水域的叫作古河道的一片土地，但是，在周时代还没有这样的认识。古中华其实起源于两个中心：仰韶中心和太行中心。周时代人还不曾这样想，自然的制作出来以依洛为中心的古中华历史。
史记以后，伊洛中心说延续了2千多年。
氏族林立说
对伊洛中心说的突破开始于五四以后。一批五四学者提出了三个集团说。这个说并不准确，但是，对于突破传统认识意义重大。这个说的核心是说中华社会起源于氏族，而不是起源于帝王，在氏族时代，成千上万个氏族林立。在帝王时代以前，氏族联合，结成了三个氏族集团。这三个集团是炎黄集团，东夷集团和南方集团。炎黄集团从渭河东进来到伊洛，炎是炎帝，黄是黄帝。东夷集团在山东，曲阜，少昊，有蚩尤和九黎。南方集团主要是三苗，还有祝融。三个集团说最盛时期在抗日战争的年代，一批学者认真的思索着中华人的起源。读者可能感觉到，三个集团说将黄帝时代（炎黄）当做中华社会的起源，表现了“氏族林立说”的早期性。
三个集团说依据于古书的记载，是对古书的综合整理，代表了考古认识以前的认识。
仰韶起源说
仰韶文化发现于1921年，龙山文化发现于1931年，对这两个文化成熟的认识还是新中国以后的事情。因为考古发现，关于中华起源引起了学者极大的关注。学者的关注从周起源转向商起源。学者以考古遗址为依据，以商起源为突破口展开热烈的讨论。
仰韶文化如果以半坡遗址为代表（公元前四千年）表明了仰韶文化已经十分成熟。以陶器为标志的中华社会，因为考古的证实，可知不晚于公元前八千年出现，那就是说，中华社会开始于公元前八千年，至少到了公元前四千年已经是遗址群的规模。就是说，半坡时期已经是早期中华社会的晚期，可知，在半坡以前还有一个不短的发育过程。有人认为这个还不知道的过程应该是仰韶文化的源头，也就是古中华的源头。这个时期，流行的认识认为龙山文化是仰韶文化以后的文化。
黑陶起源说
从考古文化的角度看，古中华大致上走过了：仰韶前时期，仰韶时期，龙山时期，古政权（商）时期，这几个不同的时期以陶器的制作为分期的依据。
对于陶器的分期分作：
灰陶时期：这是陶器制作的初始阶段，火候低，胎厚，型简单，多是直罐状。灰陶的最早发现是距今万年前的河北南庄头。灰陶与磨制石器相伴出现，标志了新石器时代的开始，（因此，说新石器时代不如说陶器时代更准确）。到了公元前六千年，已经是陶器遍地了。
彩陶时期：公元前五千年进入彩陶时期，早期的彩陶在渭河下游出现。这个时候的陶器制作得到了很大的改进。在灰陶的基础上，出现了少量的彩陶。彩陶是，不但在灰陶上面画上红的，白的，黑的花纹，甚至形象的描绘，而且，陶器的制作十分的精美，光滑。陶坯半干的时候，用光滑的石子将陶坯的内外表面磨平，磨光。陶器制作技术提高的同时，原始技术得到了发展。彩陶出土于仰韶文化遗址，一千多处的遗址展示了以彩陶为特征的仰韶社会的面貌。彩陶时期开始了，仰韶文化也开始了，彩陶时期结束了，仰韶文化也结束了，氏族崇拜，动物崇拜也进入了晚期。（这里需要说明）彩陶时期指以彩陶的制作为主要特征的考古文化时期，作为陶器的制作方法在彩陶时期结束以后仍继续使用。
黑陶时期：黑陶的制作方法和技术水平都比彩陶进步得多。火候提高了，原料的选配更加精致，制作的方法改进了。陶器又黑又亮，又轻又薄，达到了陶器的高峰。黑陶的制作技术立刻被广泛传播。黑陶的制作起源于环渤海岸，一经出现便很快的向西传播，中经卫河安阳，山东龙山，要不了几百年的时间传播到了渭河。大约公元前三千年，黑陶传播到了河南的西一半，因地区不同，时间有早有晚。黑陶时期结束的时间与商政权的建立有关，结束于商政权出现。政权以后，黑陶的制作依然存在，但是从考古特征上，又出现了新的特征。社会生产的分期不像政治的分期那样界限清楚。
彩陶的遗址出土了一千多个，黑陶的遗址出土了几百个。资料已经很充分了。将这两种生产的地区比较一下，能够看到哪些地区采用了黑陶生产，哪些地区没有采用。没有采用黑陶的仰韶地区有渭河上游，内蒙古南部。黑陶也没有进入西汉水，而是从黄淮进入湖北的北部。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上述地区没有黑陶生产，说明与黑陶生产地区没有生产上的联系，说明了仰韶文化的晚期仰韶人开始走上各自独立发展的道路。氏族的分布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形成了各自独立的氏族。这些独立的氏族不在大商的范围。采用黑陶生产的地区与大商的范围相当，黑陶的起源就是商起源，这样的认识给了学术界极大的热情。
铜器时期：既然黑陶生产以政权的出现为结束的时间，那么在政权时期，一定有自己的文化特征。这个文化特征就是铜器的生产。政权时期的殷墟，二里头遗址出土了铜器的遗址，遗迹。红山文化有冶炼红铜的坩锅出土，被认为具备了国家的雏形，在河南淮阳出土了冶铜的遗迹，那里是殷的地区。在仰韶文化特征的地区没有铜器的遗址。
陶器与语言分布：陶器的生产与大商的氏族分布吻合，从语言的角度，陶器的生产也与氏族语言的分布吻合。在山西和河北的交界处是太行山，彩陶的生产没有到达河北（和山东），说明没有越过太行山。反过来，黑陶的生产只传播到山西的南部，黄河边，同样没有越过太行山。从语言的角度考察，太行山的以东地区和以西地区使用着不同的语言。两个地区的氏族人各自独立，不相联系。氏族语言大约从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开始成熟，逐渐的形成了几个不同的语言地区。太行山的东坡，向南到河南，山东的交界处是古汉语的发源地区，今天的古记载（古书）由古汉语记录，开始于这个地区。以黄河为界，以东是山西，山西（南部）是古周人的发源地区之一，以西是古匈奴地区。以黄河和渭河为界，以南，河南部分在公元前2500年以后与古汉语融合。陕西的部分是古秦人与华夏语氏族的杂居区。以秦岭为界，秦岭南坡（西汉水，丹江）有荆和巴，荆和巴后来融合为楚人。
上述勾勒了龙山时的语言分布的轮廓。古汉语的起源地区还是很小的一块地方。大范围的地区不使用古汉语，因此，也就没有汉语的记载。只是到了公元前2500年以后，古汉语逐渐扩大到一个大的范围。
龙山文化说
龙山文化的时代晚了仰韶文化大约一千年。时间是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到公元前二千五百年。龙山文化（的生产）要比仰韶文化进步得多，发展得多。照理讲，对龙山的认识要清楚一些，实际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对龙山文化的认识还是很模糊。一个方面是误认了龙山文化起源于山东，忽略了古河道包括安阳地区的举足轻重的位置。差不多从20世纪的后一半，人们的潮流认识就是这样。由于对考古报道的误解，产生了商起源是从从山东到河南的误判。
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学家忽略了在远古时山东（以及整个的华北平原）的水泽地貌。因此也就忽略了山东的地理缺少发育龙山文化的条件。社会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这个属于常识性的问题也被忽略了。
第三个方面的原因，忽略了大商的文献。其实，关于大商的文献丰富，准确，舍此不能实现对大商的认识。
关于大商（政权）的来源，总结起来有四说。唐，宋时有西来说。近代的学者则分别地提出了南来说（河淮，湖北），东来说（山东，河北），北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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