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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干脆就在光华大学读书了。1938年到1939年两年，我在光华大学读完了大三大四。当时就住在家里。那时候，光华的校舍都已经被日本人炸毁了，学生们只好走读，每天坐电车到光华在租界租的房子里上课。不过光华当时有几个很好的老师，比方说英国文学方面的大师张歆海、史学大家吕思勉等人。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张芝联：一半是燕京，一半是光（2）
1940年2月，我从光华大学毕业了。当时留在光华附中教书。同时还编了一本杂志，叫《西洋文学》，现在你到北大图书馆去查，输入我的名字，下面第一个显示的就是《西洋文学》。到了1941年8月，这本杂志就停止了。也是在那时，我又重新回到了燕京，在研究院读。
　　再回到燕园，我已经比较成熟了，经历了日本人的轰炸、在战火的后方跑警报的生涯。当时从上海到北京还是有一定危险的，因为当时的北京已经是沦陷区，在日本人的掌控之下。我当时想还是要多读些书，就到燕京来了，但是到燕京不到三个月，就赶上了太平洋战争爆发，我的书又读不成了。12月8号以后，学校就关门了，只好自己在家里看一些书，当时我已经结婚了，住在成阜街那边。
　　上海的租界也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我想回到上海大概也是一样，就开始在北京找工作。当时是没有人愿意和日伪发生联系的，后来我到了一个中国人和法国人合办的中法汉学研究所工作，那个机构在现在的东皇城根儿那块。我找工作那段时间，我的许多老师都被日本人关起来了，其中有张东荪、洪煨莲等人。张东荪的哥哥张尔田先生是我的授业老师，张东荪先生为了让我照顾张尔田先生，就让我搬过去跟张尔田先生一起住。我找到了工作之后，张东荪也放出来了，我就搬出了燕京大学，住在大觉胡同，在西四附近的一个庙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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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芝联的一生，有两所学校被他视之为母校，一个是燕京，一个是光华，自1952年的院系调整开始，这两所学校实存名亡。从光华再次转到燕京，在张芝联的讲述中听起来是个平淡的过程。但是仔细推敲，又似乎不是。
　　1944年底，我的父亲在上海生病，我就回到了上海。1945年抗战胜利，光华大学也复校了。在这之前，上海在日本人的侵占之下，光华大学要想继续办下去，就必须到日伪那里去登记。但是光华大学宁可不办，也不去登记。于是撤销了光华大学的名字，化整为零。1945年到1946年的这一年里，我就在光华大学工作，经历复校的整个经历与艰辛。之后我到英国美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去游学了将近一年半。1947年底，我回到了上海。
　　回来之后，我在光华大学任教授，同时在光华附中担任副校长。那段时期的艰苦是无法想象的，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斗争非常尖锐。1948年3月，有一封南京教育部给朱经农校长的密件，恰好落到我的手中，原文是这样的：“上海光华大学朱经农校长密鉴　　据有关机关报称‘该校秘书张芝联秘密领导左倾学生酝酿成立自治会并借授课时间分析时局攻击本党且煽动学生退出本党’等情希查明具报为要”。我看完后大吃一惊，立即去找朱经农，他看完秘件后，安慰我说：“不要紧，我去南京向部里说明，不必担心。”当时的情况就是这么紧张。当时国民党逮捕了很多学生，我们都去尽力营救。那时的私立学校，真苦，除了政治方面，在经济方面也很拮据，要钱没有钱，物价还天天飞涨。所以在1948年，我开始抽烟了。
　　1949年之后，我作为光华附中的校长，开始被组织去学习新的教育政策。1949年到1951年，各种轰轰烈烈的运动接连不断。组织学生参干、参军、土改等等。这些运动使我心疲力尽。到了1951年，我的身体就不行了，心脏病发作。于是我辞去了校长的职务，那时燕京大学已经改成了公立燕京大学，当时的燕京大学历史系也需要人，我过去的老师齐思和是燕京大学历史系的主任，就把我请了过去。我走了不到半年，上海的光华大学就变成了华东师范大学。当时接到老师的邀请，我想我正好可以到燕京去休养一段时期。同时，解放之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解放之前我在学校当校长就是我说了算，但是解放之后就不同了。我们这些人虽然经过了学习，但是已经有了党的领导，我这样的人，又算得了什么呢？

张芝联：一半是燕京，一半是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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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所学校的核心人物到另一所学校的普通成员，这种身份的转化让张芝联在一个不正常的年代里没有成为种种运动的聚焦点。“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甚极？”老子的这句话如果是张芝联这段时期的命运的注脚，那无疑是时代的悲哀。
　　到了燕京大学，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师。1951年，思想改造还没有正式开始，但是已经露出了苗头。在燕京，首先就是批判作为“美帝国主义文化堡垒”的燕京大学。抗美援朝之后，剔除燕京校园“崇美、亲美、恐美”的活动很多，当时在燕京任教的很多外籍教授就是在那时离开了燕京。以前的老师都被纠上台去，被批判，都是非常有名的人物。接着就是“忠诚老实运动”，所有的老师都要交待自己的经历。我比较幸运，一次就通过了。通过之后说明我就可以被信任了。被信任就可以使用。1952年亚太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我被派去参加，做口译笔译的工作。随后在院校合并中，燕京大学消失了。当时教授们都在政治上排队，分成左中右。燕京历史系的教授们何去何从，大概是翦伯赞和夏自强统筹的。其他院校的情况我就不太清楚了，比较复杂。在那次调整中，我被留在北大，一直担任教授到现在。
　　三进三出燕园，燕京在我的头脑中始终是一个学术自由的学校。
　　侧记
　　采访张芝联最初很不顺利，我打了几次电话，老人都婉言谢绝。我查了一些资料以及之前一些记者对他的采访，大多谈的是专业。看得出，他不太愿意谈过去的事情，在他撰写的回忆文章《我的学术道路》中，提到过去也基本上是一带而过。直到后来我编的《逝去的大学》出版，我跟老人说起那本书，张老觉得，也许我能跟他聊些什么，才有了这篇口述。
　　在张芝联的生命中，燕京大学不是他最重要的一部分，最重的那一部分，应该是他的父亲张寿镛创建的光华大学。从张芝联早年的理想来看，如果让他自由地选择，他也许不是现在学贯中西的世界史学者，而应该是一个教育家。但是1949年之后的种种运动，改变了张芝联的道路，也让他与燕京大学发生了第三次联系，从此，张芝联的后半生就一直生活在这个校园里。当初张芝联选择离开光华重返燕园的真实心情到底是什么样？在我们的谈话中我小心翼翼地去触及了这个问题。张芝联的回答很简单，但是这个简单的回答中，却蕴含了很复杂的感情。我没有探究下去，怕谈到老人的伤心之处。
　　回到燕京之后，张芝联在各次运动中受到的冲击比较小，这恐怕也和他选择离开光华有关。这些问题，我没有在老人那里得到求证，大概问了，他也不会说得很明白。老人更加津津乐道的是关于光华大学，他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复兴中华，复兴光华”，这是张老的父亲张寿镛先生的遗言，他希望在他的有生之年完成父亲的遗愿。从这个愿望中，张芝联对于早年的理想，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支撑他的，还是青年时代的信念。
　　

周汝昌：两进两出，燕园留名（1）
周汝昌，字玉言，1918年4月14日生人，籍贯天津。周汝昌一生坎坷，20多岁时即双耳失聪。曾就学于北京燕京大学西语系本科、中文系研究院，先后任华西大学与四川大学外文系讲师、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编辑，现为中国曹雪芹学会荣誉会长，是考证派红学的集大成者。代表作有《红楼梦新证》、《曹雪芹传》、《书法艺术》、《杨万里选集》等。
　　周汝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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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汝昌的燕京生涯可谓传奇，两进两出：他1939年考入燕大西语系，1940年才得入学，这是周汝昌一进燕园；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人封锁燕园，周汝昌回到老家，这是一出；抗战胜利，在老家的周汝昌听说燕园复校后，致信学校要求重返燕园，但是校方说复学期限已满，于是经历沦陷的周汝昌在1947年秋天经过再一次考试之后又一次回到燕园；直到1951年他离开燕大到华西大学任教，整整是两进两出。周汝昌这样回忆他考入燕园前后的情景：
　　1936年，我考入了天津南开中学高中，那里是闻名遐迩的南开大学的发祥地。我读高二那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了，自那以后，半亡国的生活经历就开始了。那时候，天津所有的教育部门都被伪华北政府控制，我是坚决不入那种学校去读书的，但是我还想考大学，就找了一个法国教会学校，考了那所学校的插班生。1939年秋天，我毕业考入燕京大学。为了什么选择了燕京呢？那年暑假我到北京捡选学校，只有燕京大学不受敌伪政权控制。说起来你们这代人大概不能了解，爱国在我们那一代的青年来说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对于一个爱国的青年来说，是宁死也不进敌伪学校的。
　　燕京当时的费用是比较高的，以我家里的条件，根本就读不起。我从高二开始一直是靠奖学金来生活的，投考燕大之前，我也是在申请到了奖学金才下了决定的。就在我得知自己考上了燕京大学之后，老家那里发生了大水。我的家在天津郊区，是土房，周围的水深到了两尺，水再高三寸，房子就会被泡塌。在那样的情况下，我怎么搬着铺盖卷去读书？要是去了，等我一回头，家已经没有了啊。就这样，等水退了，我才到燕园去读书，那已经是1940年了。
　　进入燕园读了一年半，太平洋战争爆发，燕园被封锁，当时燕京的学生都被驱散，我就只好又回到老家天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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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入燕园，周汝昌获得了与在南开中学不同的体验，“我之前所在的南开中学虽然只是一所中学，但是采用的都是英文的原教材（当时也没有中文教材），课程有平面几何、代数、三角学，英文课程则有语法、翻译和作文，教学水平非常高，有‘小学府’之称。但是南开中学也有个缺憾，那就是让学生读死书，学生也很少接触刊物，对于学生来说，重要的就是拿高分。我当时在学校因为成绩好还得了一个‘铁第一’的外号。”
　　而从南开进入燕京，“条条框框没有了，古今中外的书籍、各式各样的杂志都可以看，学生思想的活跃、学校的教学精神、校外的大书店，都让我感觉好极了。现在让我形容燕园的美好，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形容，我觉得世界上都没有如此美好的校园。当时燕园的图书馆藏书除了北京图书馆（现在是国图）之外，恐怕就要数它了。我在燕园的课余时间，都在那里度过了，所以我说那里是我的第二个宿舍。图书馆有两层，二层是藏书库。借书的程序十分简单，我到了那里，在借书单上填上自己的名字和学号，把借书证交给馆员，馆员把书拿下来，书里也有个借书单，你再把名字填上去，就算完了，无论多么名贵的书，你都能抱回宿舍去看，要什么有什么。图书馆的两层都有座位，可以坐到那里看书。座位的四周，各种工具书（因为使用频率比较高，不便借来借去）齐齐备备地放在那里。你用什么书，可以拿到自己的座位上去。用完之后，你不用管那些书，闭馆之后，馆员会把那些工具书归回原位。哎呀，真好啊！”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周汝昌：两进两出，燕园留名（2）
“燕园的气氛是民主、和睦和自由的，它从来不因为是一所教会大学来影响学生信奉基督教。学校里有个神学院，在一个角落上，神学院的教授和学生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研究他们感兴趣的神学。从来没有人来拉你去信奉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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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的西语系，在燕京大学来说算是人数多的，有三十来人。燕京大学为了保持教学质量，一直保持了这样的传统：那就是师生的比例很高，燕京大学学生人数最多的时候，也不过千数。“那时候，中英文特别好的，可以免读，我因为中文出色，获得了免读的资格。但是英文还要读，当时教英文的老师是在北京办报多年的英文编辑；一条腿有点拐，走路颤巍巍的。我上了两堂课，老师问什么我就答什么。到了第三堂课，老师问问题，我还没有开口，老师就说：‘你不要答，让后面的人答。下课后你跟我来。’下课后，我跟老师到了她的办公室，她给我开了一个条子，然后让我去找系主任谢狄克。我一看怎么回事？老师说我不需要读大一英文了，让我去找系主任安排其他课程。谢狄克看了条子，也给我写了一个条子，让我去找教欧洲十九世纪文学的老师。我又拿着条子找到了那个老师，老师看了以后很高兴，因为之后她又可以多一个学生了。我向老师说了我的疑虑：大一英文虽然免了，但是十九世纪文学对我来说却有点难。老师笑容满面：‘我不那么认为，你的英文水平已经足够了。’”
　　说起燕园见闻，还有一件事让周汝昌念念不忘，“当时我们西语系最有名的老师是教授莎士比亚的英国老师谢狄克，在日本人封锁燕园的那天，他最后的那一课没能讲完，后来他到了美国康奈尔大学做教授。燕大复校之后，他从美国回来，说：‘我还要讲一课莎士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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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园被日本人占领后，燕京大学搬到成都，周汝昌因为家境贫寒，没有条件跟随前往，就回到了老家。“当时天津有个敌伪组织叫新民会，收买了很多汉奸在各地搜罗失学失业的青年给他们尽力，我为了躲避他们的搜罗，躲在家里暗室里，外面都堆上木头板子。但是后来还是让他们知道了我躲在家里。没有办法，我只好到了一个小学去教书，推诿他们说有工作。但是在日本人控制下，哪里能够摆脱他们的魔爪？小学课本上的第一课就写着：‘太阳出来了，快来看太阳！（日本的国旗是太阳旗）’亡国的滋味，屈辱啊！我和父亲，为了抵制日货，宁可麻烦费事，买东西也要在上海唯一的国货公司三友公司邮购。这些心情，现在的年轻人大概不能体会了。”那段时期，“我跟老师顾随把燕园作为祖国的象征（燕京人从来没有把燕京看成美国的学校）诗词唱和，隐讳地表达我们对日本人的愤慨。我们怀念被日本人占领之前在沦陷区作为中国象征的孤岛燕园，这种心情，当时有多少人能够明白啊？”
　　“燕园复校，我在老家并不知道，沦陷中的人耳目闭塞啊。后来我从一个同学那里听说：‘咱们的学校回来了。’我一听，就想：无论想什么办法我也回到学校。那时候我正在天津的一个学校做小职员，因为国民党欠薪，我们跟当局发生冲突，我作为争欠薪的首要人物，第一个被学校开除了。我又是失学又是失业，我跟家长商量：‘我不能再做小职员，这不是我的生活之路。我要回燕园去，完成我的学业。’父亲对我的想法很支持，但是家庭条件困难也是事实，难啊。我说：‘我可以跟我过去的老师联系，我还能争取到奖学金。’1947年秋天，我给过去的老师们写信，说我想回去。他们回信说：你回来我们太欢迎了，但是给你问了注册科，你的学籍过期了，你想来只好再做插班生考试。我一介书生，什么都怕，就是不怕考试。过去我的同学们，有的都已经做了先生，他们看到我的卷子，都笑了。为什么笑？过去我是他们的老大哥啊。我重返燕园之后，之前那一年半的学分还算。看到当时已经做了先生的那些同学，我说：你们都是我的先生了啊。大家不胜唏嘘。那时我年龄也大了，心情也变得凄凉，经历了八年抗战啊。另一方面，我是悲欣交集，学校复校之后，基本跟原貌无异，这是让人感到欣慰的。过去的老师很多人都不在学校了，过去的同学有些成了先生。”

周汝昌：两进两出，燕园留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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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进燕园，物是人非，过去的老师多已不在，昔日的同学今日成了先生，周汝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在采访周汝昌之前，记者曾经和周汝昌的女公子通过几次电话，周先生的女公子告诉记者：“父亲看了你谢司徒雷登的文章，提到包贵思，让他想起了一些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