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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述：谢道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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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在1946年考入的燕京大学新闻系。一进学校的时候，我的梦想是当一个新闻记者，在考入燕京之前，我是对文学有兴趣，我的想法是先当一个跟实际接触比较紧密的新闻记者，先积累资料，然后进行文学创作。但是后来我却一天新闻记者也没有当过。进入到学校之后，当学生的主要任务当然是念书，同时也参加了一些活动，逐渐地接触到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是属于北方系统的。后来就入了党，最后我又参加了学校里的学生自治会。
　　1948年，东北学联为了争取一些基本的权利进行了请愿，当时傅作义的军队枪杀了请愿的一个学生，这件事情当时被称为“七五血案”。华北学联组织了互援会支持东北学联，华北学联由四个人来负责，清华一个，北大一个，师范大学一个，还有燕京的，就是我。当时我被组织上命名为互援会宣传部的负责人。当时华北学联和东北学联联合起来组成了请愿团，到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我们先是到了上海，住在徐家汇的交大校园里面。另外还有一些同学先到南京去联系，后来知道他们当时住在中央大学。我记得当时先是让东北的学生讲，控诉国民党如何屠杀学生。我们还和当时的一些民主人士保持了联系，以便能够获得一些物质上的帮助。后来在南京的同学在那里联系好了，我们这些在上海的同学也一起到了南京，也住在中央大学。在南京，我们向国民党的行政院进行了请愿。当时接待我们的是国民党政府的秘书长，姓张。那个人劝我们：“你们不要受共产党的利用，要安心读书。”我们则对着他控诉了一番国民党的罪行。
　　很快，我们又撤回了上海。到了上海之后正好赶上国民党的“八·一九”大逮捕。当时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就把我们转移到了比较安全的地方。在后来我就跟着燕京的入学新生一起回到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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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一九”大逮捕之后，国民党的特务想把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争夺过去，地下党就组织学生搞竞选。当时还组织了不少辩论会，当时我已经是参加组织的人了，所以被推选为学生主席团的成员，专门负责学生自治会的工作。当时党内的联系都是单线进行的，联系我的人告诉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到了1948年年底，眼看就要解放了，当时共产党的部队还没有来到北京，国民党已经撤走了。经常有些守旧势力冲到学校里来，学生自治会就组织了保卫校园的活动，这个活动就是我和其他的几个同学一起组织的。后来就迎接解放，我在学校里组织了同学们迎接解放军进城。
　　1948年冬，北平解放前夕，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指示前线指导员关于保护清华、燕京等学校和市郊名胜古迹的电文
　　
　　解放前夕，解放区的学联在石家庄开会。当时石家庄已经解放了，我和清华的王火作为北京学联的代表到石家庄参加会议。沿途走到良乡的时候，彭真同志正好在那里，还接见了我们俩，当时说了些什么现在都忘记了，只记得曾经有这么件事情。之后我和王火坐着那种驴子拉的车，一路到了石家庄。那时候，在我们的眼里，石家庄就是比较大的城市了。当时石家庄的市长柯庆施接见了我们，之后我们就开始参加会议，会议的内容是准备全国的解放，但是具体的内容我都不记得了。然后我和王火就从石家庄返回北京。回来的时候，我们是跟着薄一波同志一起回来的。薄一波同志当时任华北局的书记，当时他要到北京来，带了一个排的警卫保护他的安全。我和王火跟保卫薄一波的战士一块儿坐着大卡车回到了北京。　txt小说上传分享

谢道渊：院系调整的见证人（2）
大概是回来之后的第一天或者第二天，正好赶上迎接解放，解放军进城。然后就是北京地下党开会，在老师大的门里面，在那的会议里，北京的地下党员第一次公开了身份。当时好多领导都出席了那次会议，有林彪、聂荣臻等人。以前我和很多人虽然认识，但是并不知道彼此是地下党员，这时候见了就都明白了，“噢，原来你也是共产党员。”
　　参加完了会议，我回到了学校。一边念书，一边继续作学生自治会的工作。因为燕京这个学校并不是很大，所以没有团委，只是叫团总支。到了1949年的年底，学校里原来的团总支书记调到团市委去了，组织上就让我担任团总支书记，担任了团总支书记之后，我就脱产了，当时我还差一个学期就要毕业了。不过最后学校还是给了我文凭。从那之后，我开始负责青年团的工作。主要主持一些会议，有时候还给《中国青年》写一些东西。当时张定在团中央，有时候也找我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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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是1950年了。在那一年，燕京原来的党总支书记林舒晋想去搞学问，好像为此还受到了领导的批评。之后林就脱离了组织，党总支书记也就换成了庞文第。庞文第做党总支书记也没有多长时间，组织上就安排我做党总支书记。该开始做的时候，市委指示我，有什么事情可以去找张东昌商量，张那时担任清华的党委书记，住在工字厅。那时候，思想改造运动已经快要开始了。
　　没有多久，市委派了一个工作组来到了燕京。组织上要求我也参加，我被分去进行宗教学院的思想改造工作。当时正是抗美援朝，学校里要肃清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影响。在我负责的宗教学院，组织上要求我要向人们讲清楚，可以允许有宗教信仰并且保护信仰自由，但是要割断和帝国主义的联系。我当时就按照这个思路在宗教学院展开了工作。当时主要是批评了赵紫宸，不过相对于之后的运动，当时的批评是比较温和的。对于其他的人只是动员他们进行了自我批评。至于具体的过程，跟全校其它院系大同小异，基本上开会听报告。运动开始的时候，有些过激的人找到我谈话，说从此之后不再信教了。我就跟那些人讲道理，说明并不是不让他们信教，只要割断和帝国主义的联系就行了。之后不久北京就成立了一个神学院，宗教学院整个就搬到了那里。赵紫宸也到了那里，不过一直到院系调整，出于统战关系，组织上每隔一段时间都让我去看望赵，问问他是否有什么要求。大中同志讲到的展览会的情形，我基本上没有参与，因为那时院系调整马上就要开始了，我开始转入到了院系调整的工作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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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级关于院系调整的文件是什么时候下达到燕京的？我还真不记得了。当时很单纯，领导让做什么就做什么，也没有什么想法，总觉得领导的决定是正确的。院系调整开始的时候也有一个工作组，当时是由市委学校工作部派来的，在学校里面成立了大学工作委员会，主要负责人是宋硕和彭佩云，具体的事务好像彭佩云负责的比较多一些。我主要是负责和北大方面进行交涉。当时北大的负责人是张群玉，是北大的书记。其他的人还有王学珍、王孝亭、谢青等人，都是北大党委的。当时我们几个人终日在一起商量，院系调整应该怎么进行。当时开会都是在沙滩进行的，张群玉给我打个电话，我就过去了，记得当时还有市委大学部的一些人。当时讨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从党委来讲，三校（北大、清华、燕京）如何很好地团结，大家怎么很好地相处，从我们干部来讲就是不要有门户之见。其他的内容实在是记不得了，但是我记得当时开会的频率还挺高，差不多几天就开一次。在燕京那时候，组织上已经对陆志韦作了安排，不再担任燕京大学的校长，而是被调到中科院的语言研究所去当研究员，后来他就一直呆在语言研究所。调走陆志韦，是上面有关的部门安排的，应该是比较高的部门，但是至于高到哪个级别我就不知道了。陆志韦被调走之后，学校的工作暂时由翁独健同志代理。翦伯赞就是在那段时期被中央安排到燕京做统战工作，担任燕京大学的历史系主任，但是当时还有的燕京的学者看不上他。在没有公开身份之前，因为都是单线联系，所以跟我们也没有什么来往，我当时跟他的接触并不是很多。经过商量，北大保留文理，工学院分到清华，医学院农学院都独立出去成立北京医科大学和北京农业大学。当时清华没有派干部参与院系调整，但是还是派了一个人来。至于燕京，当时好像还保留着社会学，取消社会学好像还是后来的事情。家政学当时就取消了，宗教学院转到了北京刚成立的那个神学院那里。这些调整当然都是教育部定的。当时还有一个情况，那就是燕京和北大的教授们怎么调整。北大是有些人离开，有些人留下。燕京则是有些人被调到北大，其实就是留在了他们生活的燕园，有些人则被分到别的地方去。当时好像还从别的学校调了一些哲学教授来到北大。对于院系调整，由于刚刚经历了思想改造运动，燕京人倒是没有表现出多少不同意见。。　最好的txt下载网

谢道渊：院系调整的见证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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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系调整之后，北大就从沙滩搬到了燕园，让人值得欣慰的是，北大对于燕京原来的面貌保护得算是比较好的，像就在燕园附近的民族大学，梁思成原来设计的校园就完全被破坏了。北大的校长是马寅初马老，不久之后江隆基同志就被调来了做学校的行政工作，实际上是负责校长的工作，马老并不管实际上的事情。为了加强党委的管理，当时还从部队调来一个叫李胡的同志，级别相当高，他跟我们接触很少，好像性格上比较孤僻。李胡做了没有多久，觉得自己不太适应学校的环境，就走了，后来就调来了别的同志，是个非常好的人。当时的党委还不是管理一切的，是起监督保证工作的。所以江校长并没有兼任党委书记。江校长是个大好人，没想到后来……真是呀！现在好多事情都记不清楚了，但是想到过去的老同志就伤心，很多人都不得善终。
　　院系调整之后，学校就开始学习苏联了，什么都学习苏联，搞什么六节一贯制（大笑），现在看起来当然是很不合理了，你想想，六节课一口气上下来，人能不饿吗？当时还请了很多苏联专家，学校里还有苏联顾问。政治课也由苏联专家来讲，我因为是党委的成员，还要去听，其实他们讲得很一般化，没有什么意思。燕京大学原来的那套教学方式，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人提及了。
　　侧记
　　有一次和朋友们吃饭，他们知道我在做燕京人物口述的事情，就问我：“有个谢道渊，你知道吧？”正巧那段时间我在看有关谢道渊的资料，正在准备关于他的采访，知道谢道渊在院系调整之前在燕京担任过党总支书记，之后又在北京大学担任党委副书记，从这个经历判断，谢道渊应该是院系调整过程中燕京大学消失的核心人物。我就说我正准备去他那里。那个朋友就笑：“他有点怪。”关于谢道渊的怪，我多多少少也听说过一些，他不喜欢谈及自己的过去，也不喜欢接受媒体的采访。
　　我开始给谢道渊打电话的时候，说明了自己的想法，他跟我说：“好像没有什么可谈的。”我连忙说出了介绍人的名字，也是一位燕京的老人，算是谢道渊原来的上级，他才同意我去。到了他的家里，谢道渊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怪，很慈祥的一个老人。但是我们的谈话却不怎么顺利，他好像完全忘记了过去，回不到原来的场景，这让我有点气馁，几乎以为这个采访就要失败了。我做了最后的尝试，从谢道渊接触到地下党组织开始谈起，这时候，谢道渊的话才慢慢多起来。
　　一点一点地，我们谈到院系调整中的燕京，谢道渊的叙述简洁，较少涉及到自己，平淡得几乎是在讲别人经历的事情，仿佛他并不是这一事件的核心人物。这让我想起了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的一段话：“共产党员能够说出一切在青年时代所发生的事情，但只要他和红军一接触之后，他就把自己丢开了。如果你不重复地问他，你不会听到任何关于他自己的事情的……”谢道渊的情形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可以触类旁通。
　　在访问的最后，我向谢道渊问及北大社教的有关情况，那是另外一场谢道渊深深卷入其中并受到冲击的运动，他显得很激动：“我不过是个驯服工具。驯服工具嘛，自然是领导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但是到头来我却做错了。”看着老人有些伤心，我没有问下去，不过，当我整理完这篇口述，却理解了这其中许多“组织安排”“让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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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芝联：一半是燕京，一半是光（1）
张芝联，1918年生于湖北汉口。1935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西语系，两年后转入光华大学，授业于英国文学教授张歆海和中国史学大师吕思勉、童书业。1941年重入燕京大学研究院攻读历史，在名师张尔田和聂崇歧先生的指导下研究中国史学，发表了《〈资治通鉴〉纂修始末》等论文，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1946年，张芝联赴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攻读历史，1947年又横渡大西洋到英国牛津大学进修，到法国参加国际讨论会其间广泛涉猎中外文学、历史和学术思想。回国后，先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1951年北上到燕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教授世界史；1952年转入北京大学任教，一直到1988年退休。
　　张芝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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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知道张芝联，是因为他的父亲张寿镛——光华大学的创办者——一个在中国教育史上熠熠生光的名字。出身于浙江宁波书香门第的张芝联似乎和私立大学存在某种隐秘的关联：他曾经就读于三所私立大学：沪江大学、燕京大学以及他父亲创办的光华大学。后面的两所学校在他的一生占了很大的比重。
　　1934年，我在光华中学毕业，那一年我考入沪江大学医预系，读了一年，但是因为生病，实际上并没有读书。所以到了1935年，我放弃了沪江大学，考入了燕京大学，从头开始。我在燕京读了两年，两年的燕京生活，是我一生中的一次大转机。在燕京，我亲身经历了很多学生运动，也参加了一些读书会。在当时的学生运动中，我并没有做什么具体的事情，开始的时候只是被人拉去，大家去游行我也去游行，大家喊口号我也喊口号，大家绝食我也绝食。
　　当时班上大概有三四十个人。我当时读的是西语系，同时学英语和法语。因为我的英语入学成绩比较好，第一年的英语就免读了。第二年开始读世界文学，教材是老师编的，四卷本，从古希腊文学一直讲到当代。那时候跟老师的接触还不是很多，到了后来做论文的时候，跟老师的交往才逐渐多了起来。上二年级的时候，教我们英国诗歌的老师包贵思跟学生很接近，她也喜欢学生到她的家里去。每隔一个月，她就会请大家到她家里去喝茶聊聊天，在这种聊天中，也提高了大家的口语能力。她就住在南门外，现在是勺园那里，原来叫做冰窖。
　　当时班上跟我比较要好的同学是宋淇，他是民主先锋队的队员。他也是从上海来到燕京的。我们读到二年级的时候，“七·七事变”爆发，从南方到北方的铁路都中断了。我们没有办法回到燕京，就结伴一起到了武汉，在武汉大学借读。后来又一起回到上海的光华大学借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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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的“七·七事变”截断了张芝联“象牙之塔”的学习生活，几经辗转，他回到了上海，回到了父亲张寿镛创办的光华大学。在张芝联的自述文章《我的学术道路》中记载了这样一件逸事：张芝联在光华大学毕业前夕，父亲要他谈谈将来的志向。“我很想当一个中学校长、大学教授。”张芝联这样对父亲说。张寿镛提醒儿子：“那你的月薪恐怕只有二百元。”“没关系，这是我的心愿。”张芝联这样回答父亲。以张芝联的身世，似乎可以做出许多在世俗看来更好的选择，但是为了自己的心愿，张芝联的一生都和教书育人联系在了一起。
　　后来，我干脆就在光华大学读书了。1938年到1939年两年，我在光华大学读完了大三大四。当时就住在家里。那时候，光华的校舍都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