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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与使命: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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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之一：“关于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问题首先请同志们打开语录204页，把第24页的标题‘思想意识修养’改为‘纠正错误思想’。……为什么把标题改了？这是刘少奇的语言，是不通的，不科学的，在毛主席著作中，从来不用思想意识这个词。……看来，刘少奇这个‘马克思主义’是不通的”。——这种以语录的简单对比代替具体分析，从个别字和词的不同上纲到反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批判方法，在“文革”中乃至“文革”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影响颇大。
“批判”之二：刘少奇“他在讲到忠诚坦白时，要能‘无事不可对人言’，照他这样说，党的机密也可以告诉蒋介石的。刘少奇还说：要‘有最高尚的自尊心、自爱心’。请同志们注意，他的所谓自爱心是‘保护自己的生命和健康’，这是赫鲁晓夫的活命哲学。这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叫安子文、薄一波去自首，这是他的所谓‘修养’”。——康生一伙正是靠着这种颠倒黑白、移花接木、无限上纲等手法，把对书的批判转向对人的攻击和人身陷害，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批判”之三：“《修养》的许多地方含沙射影地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比如他谈到学习马克思、列宁的时候，说什么没有偶像崇拜，实际上是影射毛主席的，应当说，这个黑《修养》，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这种说张三好就是贬低和反对李四，不仅违背了起码的形式逻辑常识，更为重要的是，从中可以看出康生维护个人崇拜，千方百计献媚取宠的丑恶灵魂。
“批判”之四：“黑《修养》最大的问题是不敢接触政权问题，因为革命的最根本的问题是政权问题”，“《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正是这种攻其一点不计其余的形而上学猖獗，使得全党全国在一个很长时期形成一股八股风，不管讲什么具体问题，口头一定要讲一大堆“高
举”、“突出”、“坚持”之类的大话、空话、套话，惟恐被上级怪罪216。
“康生现象”的形成与猖獗，不是偶然的。在中###的发展史上，有一种不好的倾向，谁有权就自以为有真理。陈独秀如此。他身居党的总书记，就自以为有绝对真理权。大革命时期，共青团中央郑重其事的向他提出书面意见。陈独秀连看也不看当众撕碎扔到脚下。李立三如此。他身为党中央实际负责人，常常标榜自己的意见“是绝对正确”的，借口“军事时期”，禁止党内的任何批评与建议，更不允许有反对意见。王明更是如此。他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居，只要是和他不同的意见，一律宣布为“右倾机会主义”。即使同一句话，如“争取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李立三说出来就是“极端机会主义的”，由王明的嘴说出来就是“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种“谁有权，谁就自以为有真理”的错误倾向下，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长期受到压制，并被扣上“狭隘经验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等帽子，遭到不公正的批判。遵义会议以后，这一错误倾向得到纠正。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党内逐渐形成有利于理论健康发展的良好风气，使得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出现理论蓬勃发展的局面。1957年以后，由于我们党已经是执掌全国政权的党，再加上革命事业的巨大胜利与顺利发展，党内产生了骄傲情绪。“谁有权就自以为有真理”的错误倾向，在一部分干部中再度出现。领导干部的话不仅是真理，而且是法律，甚至大于法律。康生成为“理论权威”，正是这种不好风气的典型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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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曲折与社会科学的误区（6）
康生成为“理论权威”的另一个原因，是和我们党的理论工作过分依赖于现实的政治活动有关。长期以来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说法：理论要服从现实的政治，理论工作要为现实斗争服务。这一说法对党的理论工作，乃至理论本身的发展，影响甚大。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是科学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当然是要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这种服务主要表现为对无产阶级实践活动，提供正确的指导。马克思主义理论也需要在革命实践活动中不断受到检验，不断修正，不断丰富，不断发展，但绝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理论与政治的关系是“服从”。正确阐述和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理论工作的重要任务。然而理论工作还肩负着另一更为重要的任务，这就是，理论工作要以革命实践为中心，为宏观战略和具体方针政策的制定进行理论论证，以对现实的系统调查研究和科学分析，为战略、策略、方针、政策的形成提供正确的依据，并在其执行过程中及时提供修正性意见。
一个时期内，由于我们对理论与政治的关系做了片面的解释，以致形成理论始终围绕现实活动转，理论工作成为现行政策的合理性解释者，发展了实用主义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了解上头精神”，成为进行理论工作的关键问题。谁能及时了解“上头精神”，谁就在理论上最有发言权，谁就可以成为“理论权威”。长期走红的理论家陈伯达就是这样做的。陈伯达的秘书说，陈“最关心的，是摸主席的动态。毛主席的一句话，一个主意，一个动作，他都很注意。他总是在揣摩毛泽东的心思，千方百计迎合毛泽东。看风向，摸气候，是他的本领”。康生更是如此。他身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有着其他理论工作者所没有的特殊条件，能够及时了解党中央和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动向。因此，他常常抓住毛泽东思维过程中的某些想法，大做文章，提出一些带有“方向性”的说法。如五十年代后半期，毛泽东在“反对个人迷信”问题上与苏共有不同看法，担心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事会在中国重演。康生则及时的在1958年夏给北京市政治教师做报告中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最高顶峰，世界上没有谁能超过他的水平”。使他成为早于林彪提出“顶峰论”的风光人物。反右派、反右倾以后，党中央对知识分子一度产生了错误的估计。康生则到处鼓吹在所有制问题解决以后，要以政治思想标准划分阶级，及时为党中央这一“左”的估计披上理论外衣。
康生成为“理论权威”还有一个重要历史条件，那就是六十年代以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左”的错误政治倾向的不断发展。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解决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问题。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从阶级斗争“扩大化”，直到发动“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康生由于长期搞情报工作，又有在苏联学习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经验，使得他对“阶级斗争新动向”有着特殊的敏感，并且非常会搞这种错误的“阶级斗争”。康生的这些本事，在我党的左倾错误发展中得到充分施展的机会。他的罪恶行径又对党的左倾错误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3、“百家争鸣”与“保持一致”
有些人总是借口“与中央保持一致”而不赞成“百家争鸣”，一提起“百家争鸣”就惶惶然，担心“自由化泛滥”、天下大乱，进而亡党亡国。“百家争鸣”是否会造成如此局面，如此可怕呢？从这个视角重温一下1957年“大鸣大放”中有关社会科学方面的历史情况，对我们会有所启示。社会科学界是“右派言论”的“重灾区”，也是批判的重点。近些年，我由于研究工作的需要，重新翻阅这方面的“右派言论”，心里总在想一个问题：如果这些“右派言论”，当年不因触犯“政治禁区”而遭批判和封杀，我们的社会科学会是什么样子呢？
社会主义的曲折与社会科学的误区（7）
事例之一：《钱伟长等五人联名提出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对于有关
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217中。“关于社会科学的问题”摘录：
“要发展社会科学。首先要改变对待旧社会科学的态度。有人认
为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社会科学可言，因为那些过去被称为‘社会科
学’的东西都是不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社会科学要从头创造，
没有可继承的。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只有批判，谈不到接受。对旧
社会科学不是改造，而是取消。因此，解放以来，过去研究资本主义
国家社会科学的人，在情绪上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某些学科解放后竟
遭废除，或不成为独立学科，过去研究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律学的人
很多转业了。”
“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另一偏向是往往把政策措施或政府法令当成
客观规律，例如，有些财经上重要政策问题，如果政府部门的负责人
作过报告，学者们也就只能作些宣传解释工作，这样是不妥当的。
……我们认为应该鼓励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根据
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政府的政策法令提供意见。政府部门应主动地将
有关资料尽（应为提）供给有关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并帮助他们
创造研究工作的条件。只有这样，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才能与实际相联
系，才能克服目前理论落后于实际需要的状态”。
这些意见确实是涉及对待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态度、方针、政策的“政治问题”，涉及对党和政府的法令、政策态度的“政治问题”。如果这些意见在当年不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如果能为领导者接受和采纳，或者部分的接受和采纳，后来我们的社会科学发展又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
事例之二：吴景超：《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218摘录：
“我认为在我国的哲学系中，还有设立社会学一门的必要”，“社
会学中还有其他一些部分，如人口理论及统计，社会调查（……），
婚姻，家庭，妇女，儿童等问题，社会病态学中犯罪学部分，……研
究这些问题，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也还是有用的”。
这一看法，当时遭到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的批驳，认为是：“企图打倒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面战斗旗帜，以便为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复辟，为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复辟，铺平道路”。这一公案直到28年以后才得以平反。1979年3月，有60余专家、学者和领导干部参加的座谈会，就社会主义社会需要不需要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的关系，以及研究社会问题是否就会给社会主义抹黑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大会一致认为，“否认社会学是一门科学，并且用一种非常粗暴的方法来禁止这门科学在中国发展、存在、传授，这是完全错误的”。“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并没有，也不企图代替关于社会的各方面现象的具体研究”，“社会生活里的问题并不因为由资本主义发展到了社会主义，生活就变成了由有问题的社会到了一个无问题的社会。……照样有它的问题，还有劳动问题、人口、文化、道德、民俗、民族、妇女、青年、儿童、老年、城市、农村、职业分工等等问题”219。如果当年不把这种看法当成“资产阶级复辟”的政治问题一棍子打死，我们对社会学的正确认识和态度会迟到28年吗？
事例之三：陈振汉、巫宝三等6位经济学家发表的《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220，更是直接触犯某些“禁区”。他们说：
“我们的财经政策和设施，不少是盲目地搬用苏联成例，……并
未遵循什么客观经济规律，也不知道有什么规律可资遵循”。
“我们目前的经济科学还是停滞在相当幼稚的阶段，除了教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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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曲折与社会科学的误区（8）
搬运苏联的教科书的一些东西以外，就是一些现行制度的描述，因而
也还不能起指导实践的作用”。
“如何对待经典著作问题：现在的风气是经典著作上的一字一句
都是金科玉律，只能引证训诂，逐字逐句转述背诵，甚至连手民排校
的错误或翻译上的错误、诘屈聱牙的译文也神而敬之的在那里体会
‘精神实质’”。
“许多经典著作写作于百年以前，对于百年来的事物只能预见
其大，不能洞烛几微，只能预见趋势，不能卜年月时地，十月革命爆
发于工业落后的俄罗斯不就是显例吗？而且马克思的许多著作都是出
版于身后，又怎能保其每字每句都是珠玉呢？然而在我们这里多少年
来又有谁敢公开提出关于‘绝对贫困论’的怀疑？”
“资产阶级经济学所用的一些方法，是否也可以用来替社会主义
经济学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呢？”
陈振汉等人的意见，涉及到“指导思想”和“学习苏联”的基本政策，也涉及现行的经济制度，自然遭到一片反击声。如说他们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工作大肆攻击”，他们的话“毫无事实根据”，“只是一种无耻的污蔑”，是“主张‘竞争平衡论’来宣扬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是“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对照前些年“实践标准”的讨论和“姓资姓社”的争论，陈振汉等人的意见，不是整整朝前了几十年吗。社会科学存在的价值之一就在于它的朝前性，因为“朝前”，才对人们的社会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然而，也正因为“朝前”，往往触犯某些现行的神圣的“禁区”，容易遭遇孤立，容易受到指正非难和打击。这一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确实值得引起人们的深思。
百家争鸣中还有些意见，更是直接涉及“政治禁区”，如我看过一本《右派论点选辑》，其中就有“高度集权是危险的”，我们存在着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现象，“共产党不是依据经济规律领导国家建设”，“党员的特权思想颇为严重”，“民主是目的，不是手段，或不仅是手段”，“我国目前选举方式不民主”，“全民的财产虽然也有我一份，但却是被冻结了的财产，没有充分的民主制度使我失去支配它的主权”，“已经发表的材料得不出胡风是反革命分子的结论”，“领导者的话被奉为‘经典’……万一领导者错了，群众也只能把经典教条式的歌颂，并贯彻到行动中去。如斯大林的一个公式，随着阶级的消灭，阶级斗争愈尖锐，即其例也”221。这些言论究竟是“右派言论”还是正确言论，今天已不说自明。问题是它们在当时确是闯入了非常敏感的“政治禁区”，是否因此就可以说它们当时仍是错误的、反动的呢。
我举出上述事例，并不是想鼓吹社会科学非要“闯禁区”，和“政治”对着干，更不是反对“与中央保持政治上、思想上的一致”，而是让人们通过这些现象，思考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百家争鸣”与“保持一致”的关系问题，仅仅说要把学术与政治区分开来，是不够的，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多少年不是一直这样说吗？）。不少情况下，学术和政治的界限很难划清，因为学术总是多多少少会关联政治，甚至有的就直接涉及政治。
解决问题的关键有两个。一是怎样看待政治？政治问题是否一律不许讨论，不许争鸣，对于学术研究，它是不许涉足的禁区？1986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过一篇评论员的文章：《政治问题可以讨论》这篇文章从我国政治生活的本质和历史发展状况角度，讲了很好的见解，今天仍不失其针对性，本书愿把这篇文章摘录于此，与读者共飨。
政治问题可以讨论
人民日报评论员
“划清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的界限”——这是很长时期相当流行
的一种说法。在政治问题的大门口，似乎赫然张贴着一道告示：“请
。。
社会主义的曲折与社会科学的误区（9）
君闭口”。
在旧社会，人民处于无权的地位，“莫谈国事”并不奇怪。在社
会主义的新中国，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有什么理由禁止他们对那些
与自身利益攸关的政治问题进行研究、讨论、争鸣呢？一切权力属于
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物；公民
有言论、出版的自由等，这些在宪法中都有庄严的规定。对政治问题
各抒己见，讨论、争鸣，正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神圣不可剥夺的权
利。当然，政治问题的范围很广，其中有关政策方面的问题是需要作
出决断的。在决断以前可以讨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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