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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与使命: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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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几年以后的今天,回过头来看这场真理标准的讨论,特别是把它和党的历史上发生的多次“理论斗争”联系起来,引发了我的另一种思考。本来是一般的理论宣传文章或理论研究、探讨的文章,为什么在某些政治家眼里,往往视为严重的政治问题,视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晴雨表”呢?这说明在我们国家,哲学和社会科学曾被高度政治化到何等程度。
  在“苏联文化模式”下,不管是苏联还是中国,以及前东欧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哲学和社会科学的高度政治化,几乎成为共同的重要特征。斯大林主张理论上的争论要同党内的###联系起来,他说:“任何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即使在最抽象的理论问题上的背离,在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情况下都具有政治意义”201。并且逐渐形成社会科学领域必须遵循的一些“法规”,如社会科学研究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党的文件出发,遵循“原始文据档案不能做为研究和了解历史真实情况之凭据的原则”;党的领袖是最有权威的理论家,领袖言论是终极真理,任何有违于这些言论的观点,均被视为最大的政治问题;并且实行“以言定罪”;规定学术禁区,禁止学者涉足;哲学、历史必须为现实斗争服务,在这一口号下,某些哲学原理和历史事实可以随意篡改。回顾这段历史,前苏联社会科学家阿法纳西莫夫深有感触地说,当时的许多人“有一种观点不容质疑地断定,我们的社会科学不可能有什么地方落后于非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社会科学”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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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曲折与社会科学的误区(2)
然而,近些年来研究苏联剧变历史的专家们,以大量的史实说明,苏联文化模式下的社会科学不仅落后了,而且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第一,僵化凝固的理论教条,特别是斯大林确定的那种社会主
  义观念,长期束缚,阻碍着苏联的改革。……”;
  “第二,苏联僵化凝固的意识形态使马克思主义变形,失去了认
  识社会、改造社会的强大功能,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人文科学丧失
  了对社会现实的穿透力,造成注释风气盛行,创新思维能力衰遏,变
  成了粉饰现实、歌功颂德的工具。……”;
  “第三,苏联历史上残酷的思想斗争不仅束缚、压制着人们的科
  学创新,而且镇压、消灭了一系列自然科学学派,使科学不仅不能为
  苏联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反而使苏联经济停滞,导致在同西方国
  家竞赛中最终败北”;
  “第四,苏联的思想文化模式铸造了强大的保守主义和极端主
  义,……”203
  在我们国家,几十年来非常注意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唯物论,宣传辩证法,多次大张旗鼓的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批判形而上学,批判教条主义。然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教条主义的“阴魂”却始终不散,甚至几度泛滥成灾,这是为什么呢?如理性上宣传“群众是历史的真正主人”,实际上却大搞“领袖决定一切”的个人崇拜;理论上批判形而上学,而“顶峰论”、“绝对权威”言论却可以在全党风行一时;理性上宣传唯物史观,现实中却大批“唯生产力论”,大肆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思想第一”,“精神原子弹决定一切”;以致在中央委员会上有许多中央委员“受骗上当”,这些难道仅仅归罪于林彪和“四人帮”就行了吗?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不是又立刻抬出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以致有些同志慨叹:“想不到我们党竟沦落到这个地步,连某些迷信团体也做不出来的事情,我们却公开做出来了!”204。在“真理标准”讨论中,胡耀邦也深有感触地说:“一见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就大吃一惊,一听到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又再吃一惊,对这些基本道理,一些老同志淡忘了,一些新同志根本不知道”,他认为在中国,还需要“哲学的启蒙和启蒙的哲学”205。
  我认为,中国的社会科学事业发展步入误区,重要原因之一,是把社会科学严重的政治化了。其表现:
  首先,对社会科学本身的理解就出了问题,“社会科学是研究各种社会现象的科学”206,是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关于“人”的科学。社会科学的作用,在于通过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学与艺术等多方面,启发人的智慧,培养人的能力,陶冶人的品格情操,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从而更好地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然而,一个很长时期内,我们把社会科学完全归于某种阶级的意识形态,视为某个政党的政治思想,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如20世纪50年代翻译并出版的一本在我国有着广泛而深刻影响的《简单哲学词典》(苏联罗森塔尔、尤金编),对社会科学思想体系作了如下解释:“某一阶级或某一政党所持的一定观点、思想、概念、观念的体系。政治观点、哲学、艺术、宗教,——所有这些都是思想体系的形成。……在阶级社会中,思想体系是有阶级性的,它反映并维护某一个斗争着的阶级的利益”。《词典》把社会科学分为两种,工人阶级的思想体系是“社会主义的改造的思想武器”,“现代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是反动的力量”,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只有在无产阶级思想体系和资产阶级阶级思想体系的残酷斗争中它才会消失”207。
  在社会科学领域,只讲“阶级性”,否认“人性”的存在,多次大批“人性论”,时至近日,“人性”、“人道主义”仍然是需要小心翼翼对待的“雷区”。要科学的了解“人性”和“阶级性”的关系,首先要了解“人”是什么。马克思讲,“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08,在阶级社会,人的社会关系,即人与人的关系,主要是阶级关系。然而社会关系中也还有家庭、亲友、恋人、师生、同乡、民族、人种等亲情、乡情、故旧之情、恋人之情、民族认同感等,很难用“阶级关系”含括的东西。恩格斯从另一个角度讲过人性问题,他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与人性的程度的差异”209。这说明,人除去阶级属性,还有自身属性的一方面,如人人都需要吃喝拉撒睡,人人都有性的要求,人人都逃不脱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等等。人的这些自然属性,对人的健康发展、人的素质高低、人的作用的发挥,也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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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曲折与社会科学的误区(3)
社会科学主要是研究“人”的科学,只承认人的“阶级性”,否认人的非阶级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的存在,为社会科学的发展带来极大的损害。如在哲学领域,片面强调“斗争性”,否认“同一性”,结果把辩证唯物主义歪曲为形而上学绝对化的“斗争哲学”;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忽视人的地位,否认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而搞“为生产而生产”;在历史学领域,历史的主体——“人”,一部分被“神化”,一部分被“鬼化”,如此“研究”,往往违背了起码的历史真实性;在文学艺术领域,大批人性论,把本来有血有肉、有丰富情感的人,变成纯理性的“高、大、全”,从而把艺术变成理念的传声筒。此外,还有社会学、心理学等科学,统统被视为资产阶级学说,从社会科学中清除出去。回首这些令人痛心的情况,使我想起马克思引用大诗人海涅的一句话:“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210。这话确实值得我们深思啊。
  其次,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也存在着过于政治化的偏颇。如割裂信仰与科学的关系,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供人顶礼膜拜的宗教教义和必须绝对服从的法律条文;否认科学的交融性,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只能批判别的学说,否认与任何学说存在交融关系的自我封闭式的绝对真理体系;坚持“唯我独优”的思维定式,把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科学的关系,看作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面前,只有俯首听命的义务,而没有独立思考的权利,等等。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扼杀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机,使马克思主义日益变为枯萎僵化的教条,也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之路越走越窄。
  马克思主义既是无产阶级的信仰和指导思想,又是一门科学的理论学说,如何看待阶级的意识形态与科学学说两者之间的关系呢?“文革”以后的“第三次思想解放”高潮中,理论界曾就这个问题进行过讨论。当时有四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纯粹的社会意识形态。阶级性是其根本特征,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根本任务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把马克思主义和现实中的党的方针、政策直接联系起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就体现在党的领导人的具体言行之中。
  第二种看法,把马克思主义视为无懈可击的绝对真理体系,只有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原著,才是真正的地地道道的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原著中去。
  第三种看法,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纯科学的学术流派之一。他们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神化为“无产阶级的圣经”,主张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地位。
  第四种看法,视马克思主义为科学与意识形态的统一,它既是无产阶级的先进的思想理论,又代表了人类先进思想的主流,是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科学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完美无缺、最终完成了的封闭的绝对真理体系,它将在社会实践斗争中不断完善、丰富和发展,不断开辟进一步认识真理的道路211。
  时过境迁,持第一、二种看法的人,至少在学术界不多了,第三种看法也只是少数,多数人似乎趋于第四种认识。然而第四种认识,即“科学与意识形态的统一”之说,并没有真正解决“科学与意识形态”两者的关系问题。我认为,要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既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又是一种科学学说,首先必须把信仰、意识形态建立在科学的理性的基础上。“科学”是什么?科学是老老实实、实事求是。它既不是令人顶礼膜拜的神灵,也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圣物,而是随时随地在接受实践的检验,接受理性的审视;科学不是凝固不变的绝对真理的化身,而是与时俱进、发展变化的。“信仰”必须以理性为基础,而不能凭自发的朴素的感情。列宁说工人阶级自发的只能产生工联主义。而农民自发的信仰只能是空想主义,政治上只能是盲从迷信和个人崇拜,经济上只能是平均主义。其次,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信仰和作为一种科学的学说加以区别。作为信仰,无产阶级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然而作为一种科学的学说,则必须符合科学存在与发展的基本规律。一是多样性,在科学的百花园里,每一种科学的理论,每一个科学流派,都有自己存在的权利。各种学说、各种学术流派,争相斗艳,才能促进科学的发展与繁荣。二是平等性,在科学学术领域,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不具有凌驾于其他科学理论之上的特殊权利,历史证明,任何“册封”、“加冕”都是徒劳的,而且是有害的。汉王朝曾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学说被册封为显学上千年,其作用不仅妨碍了整个学术事业的发展,而且也使儒学自身走进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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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曲折与社会科学的误区(4)
2、“康生现象”解析
  “康生现象”,是我国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至70年代上半期意识形态领域和学术界出现的一种十分奇特的现象。康生本人被称为没有任何著作的理论家,甚至连一个实实在在的理论工作者的经历也不曾有过。然而凭借种种原因而获得意识形态和学术领域的政治领导地位,出任“中央理论小组组长”,于是在这一领域声价百倍,俨然成为理论权威。死后还被戴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桂冠。“康生现象”,是我国在一个较长时期中,存在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科学畸形状态的一个集中反映。
  康生本来是保卫干部出身,在苏联学习期间,学习了苏联肃反运动的错误经验,并把这些经验搬到中国党内来,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他就曾以“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大搞“抢救运动”,通过逼、供、信手段,把一大批革命者打成特务、间谍、托派分子。建国以后的几年中,康生郁郁不得志,默默无闻,没有见过他有什么理论建树,或发表过什么理论文章。1957年3月出任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后又兼任中央理论小组组长。1959年3月,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康生被任命为副主任。下半年,受中央委托兼管党校工作。由于管理论宣传和文化教育工作,自然要时不时的讲些“理论”方面的话,下达些理论工作方面的指示,渐渐竟以“理论权威”自居起来,别人也渐渐把他视为“理论权威”了。
  说康生完全没有“理论”,那也不尽符合事实。他可以称为“不学有术的理论家”,是左倾思潮的产物,又是鼓吹左倾思潮的急先锋。早在30年代,康生就是对领袖搞个人崇拜的鼓吹者,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15周年纪念会上,带头高呼:“祝福王明同志健康”、“王明同志万岁!”。50年代,康生到处鼓吹:“所谓反对个人崇拜的这一口号是不妥当的、不科学的,甚至是错误的”,“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评一些赞同反对个人崇拜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是“没有改造”、“没有改变他的世界观”,是政治上“表现动摇”212。他比林彪还早的鼓吹形而上学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顶峰”论;违反列宁的以经济划分阶级的科学标准,宣传以政治思想划分阶级;抛弃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大批“唯生产力论”,说:“这本身就是修正主义的东西”;“大跃进”时代,康生鼓吹:“现在工人、农民写心得,马雅可夫斯基、普希金那能写出?超过他们千百倍”。他全盘否定哲学和经济研究所专家们的工作,认为他们比工人、农民还不如,要求专家们“跟着工人、农民学习”搞科学研究213。更为离奇的是,居然到自然科学中去找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据,说:“我们要用自然科学来证明马克思列宁的阶级斗争的理论”214。
  康生是意识形态和社会科学领域“不学有术”的政客,甚至动用种种阴谋手段,千方百计的把学术问题引向政治问题,然后置学术工作者于死地而后快。最典型的事例就是由康生直接指挥的对哲学家、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的批判。在毛泽东主席提出“一分为二”的观点以后,哲学家杨献珍从理论角度提出,事物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一分为二”的斗争关系,还有“合二而一”的互相融合的关系。康生看到“捍卫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机会来了,于是一方面连忙向毛主席报告,得到毛主席肯定“‘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论吧”的尚方宝剑以后,一步一步把这场学术观点的争论引向###,最后发展到《红旗》杂志等刊物点名对杨献珍进行政治批判,给杨献珍扣上“反党”、“反毛泽东思想”、“修正主义者”一大堆帽子,杨本人也被撤职查办。1966年11月5日,康生回顾这段历史时,不无得意的说:“1964年‘合二而一’的斗争,这个问题更加公开化了。开始好象是学术斗争,我们有意识地搞一下,是引起大家讲话。以后点了杨献珍的名,提到政治方面了,这个斗争一来,杨献珍就垮了”215。
  

社会主义的曲折与社会科学的误区(5)
康生的“不学有术”,在学术界掀起一股极其恶劣的“学阀作风”,他完全违背了实事求是、依据事实进行分析,以平等态度待人,以理服人,对事不对人等,有关开展学术争论的科学态度和科学作法,而是凭主观意志,强加于人;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望文生义,断章取义;以引用经典个别字句代替事实的分析,甚至采取移花接木,上挂下连,无中生有,上纲上线,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等种种手法,兴起一股历史上少有的“革命大批判”文风。让我们重温一下康生是怎样“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的:
  “批判”之一:“关于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问题首先请同志们打开语录204页,把第24页的标题‘思想意识修养’改为‘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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