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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1980年的思考和辩论，只是一个开始，但又是一个重要的开始。
　　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及社会主义实践的反思
　　在对竞选人的调查中，还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我国目前社会性质”。说不能回避，是因为“目前社会性质”既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未来发展的基础与前提；因此，无论反思历史，还是设计改革，都先要弄清“我国目前社会性质”。而且这个问题还要不断地提到每一个观察、思考中国历史与现实问题的人们的面前。在这个意义上，看看1980年人们的思考与论争，是很有意思的。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不能遗忘的思想遗产（7）
依然是16位竞选人，回答却有三种：一是“社会主义”（或“基本上是社会主义”），有7人；二是“不成熟的社会主义”（或“准社会主义”，“不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第一阶段”，“初级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广义的社会主义”），有7人；三是“国家垄断社会”，有2人。除一人回避了“社会主义”的提法，其余的人都是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分析目前中国社会性质的。值得注意的是一位竞选者提出的看法：中国的现实社会，是“实践中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前人理论中的社会主义”。1980年竞选运动中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其实是包含两个层面的：一是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与理想，一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认识与反思。而这些竞选人的大多数当时都仍然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因此，这样的对社会主义的反思，既是时代提出的问题，也是他们自身思想发展的需要。
　　一篇文章里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什么是社会主义？”作者对目前公认的一个公式“大工业生产力＋公有制=社会主义”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在所有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里（南斯拉夫除外），国家所有制被认为是公有制的一种普遍形式”，“生产资料是少数人以国家代表的身份集中支配管理的”。但问题也正在这里：“这些权威的化身是否能真正体现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它必须有确实的措施来保证，这就是民主制。民主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可是它唯一的宗旨就是：当权者必须代表大多数人的意志。只有在这种民主制的保证下，公有制才是货真价实的，否则它就有被架空的危险，表面上只剩下一个漂亮的外壳。一句话，公有制取决于民主制，一个有民主制度的国家，才是真正的人民的国家。”论者还同时谈到了在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私有制的存在，民主被限制在“有钱人的范围之内，而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实际享受不到”，因此，“民主制也要公有制来保证”。他的结论是：“公有制＋民主制=社会主义”，“取东方公有制形式的优点，取西方民主制的精华，结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将两者结合，这就是我们当前改革的任务”。这大概也是论者的“社会主义观”。他理解的“科学社会主义”有四大要素：“高度发展的生产力”，“社会化生产”，“成熟的政治民主制度”和“精神文明”。
　　1980年北大竞选人的社会主义观，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1957年的燕园思想者，他们所理想、追求的“社会主义”其基本内涵也是“公有制”和“社会主义民主”。当年的北大哲学系学生龙英华就提出了“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工业化，还要有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化”的理想和要求，认为这将关系着“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龙英华：《世界往何处去，中国往何处去，北大往何处去》，收入《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页132。但他们却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现在，后来者在经过血的教训以后，于八十年代初，再次提出这一耽误了23年的历史任务，自不难感受其内在的沉重。
　　《社会主义民主论纲》与《官僚主义批判大纲》二文，从另一角度提出了作者的社会主义观：社会主义的本质，“不仅在具有更高的福利制度，而更在于每一个人真正的自由程度”。而“这种自由程度，首先是劳动的自由，即劳动者可以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可以直接地支配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他认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本质特征是实现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在社会化生产基础上的直接结合”。他因此而特别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自由生产者联合体”的设想。另一位竞选人也对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思想特别有兴趣；正是依据马克思所强调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1，人民出版社，1972年，页273。马、恩的这一思想在1980年的北大竞选中很有影响。，他如此提出问题：我们自称“社会主义国家”，“作为集体，我们被称为主人，作为个人，我们是否受到了应有的重视；作为主人，我们被称为有权管理国家的人民，作为个人，我们是否具有不受威胁的真正监督、批评‘公仆’的起码权利；作为阶级社会的成员，我们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阶级的烙印，作为个人，我们是否就不应有自己的个性；作为人，我们组成了社会，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我们是否只应该是个被拧在哪里就在哪里发光的螺丝钉？”显然，在一些竞选人和他们的支持者看来，离开了每一个个人的自由、权利，是谈不上社会主义的；不管打着怎样的神圣的旗号，也包括社会主义的旗号，只要是抹杀个人自由，剥夺个人权利，就只能是“假社会主义”。

不能遗忘的思想遗产（8）
这样，1980年的北大校园里的这一代人在回顾、反思历史，面对未来时，几乎只有一个选择：中国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中国必须改革，必须进行体制的根本改革。如一位竞选者所说：“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文艺体制，今天已经成为我们社会最强有力的呼声，任何新老‘凡是派’都无法阻挡。”
　　问题也就在这里，当“改革”成为一种潮流，甚至成为时尚、时髦，人人都“咸与维新”时，就孕育着危机：有可能掩盖同在“改革”大旗下，不同利益群体的不同要求和必然产生的分歧。因此，“改革”的呼声越高，越是要明确地提出：是什么“改革”？“改革”的目标、方向、路线——是什么？应该说，1980年的北大竞选人在这一方面，是有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自觉的：他们正是要在中国改革成为潮流的时刻，发出自己这一代人的不同于其他利益群体的声音；而如前所说，他们这一代是接近中国社会底层的，并且有代表“公众利益”，着眼于国家、民族长远健全发展，而非某个既得利益集团的眼前利益的高度自觉，而且他们也正是中国改革的生力军，因此，他们的声音，对中国的改革，无论当时，还是以后的发展，都是特别重要的。
　　那么，他们对方兴未艾的中国改革，提出了什么诉求呢？
　　（三）　“创造一个上下结合的改革范例”
　　乞求“为民作主”，还是人民自己作主
　　后来当选者的《竞选宣言》里的一个观点，大概是能够代表竞选人的共同立场的：“公民权利构成了实现民主的基础。世界上没有什么能比牢牢地抓住自己的权利更重要的了”，“民主，不是为了选几个好人来照管我们的生活，而是为了让每一个人都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不是说：给我权力，我将帮助你们做你们希望的事；我只是说：投我一票，我将力争更可靠的权力回到你们自己手中”。
　　这是一个真正的现代民主观念，它明确地和中国传统的“为民作主”的观念划清了界限。中国一个世纪的民主运动的道路如此曲折，应该说是和这样的“误解”不无关系的。论者在一篇长文里，对这样的历史教训有深刻的总结。他指出，这是两个历史过程：首先是人民反抗专制统治而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代表”身上，“代表”在人民的支持下获得了权力。然后，“代表”掌握了权力，也确实“为民作主”，做了有利于人民的事情，于是就得到了人民更进一步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很容易把这个政权应有的权力视为无限。他们既把这个政权看作是自己利益的代表，于是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反对这个政权就是反对人民，巩固这个政权就是巩固人民的权利”，“这样他们就赋予了这个政权以神或半神的性质”，“政权成了人民意志和人格承担者，而真正组成人民的那无数个个人却一个个都成了无足轻重的东西”，“政权成了人民，人民倒变得不一定是人民”，“究竟谁是‘人民’，谁不算‘人民’，必须由这个政权自己来划定，而它还是以别人是否拥护自己为标准。”
　　同时应该吸取的历史教训是，如果争取民主，不以争取“人民主权”即人民自己主导自己命运的权利为目标，而以夺取与维护权力为全部追求，那就必然走向反面，无法避免自身的异化。
　　在中国改革关键时刻的1980年，总结这样的历史教训，以防止历史的重演，其重要性与迫切性，是不言而喻的。竞选人及其支持者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向中国的“立志改革者”发出了这样的呼吁——
　　一场深刻的改革要得以进行，必须据有权力；但如果它要获得真正可靠的成功，却又必须获得独立的活动，使其在失去权力的时候仍旧能发展，至少也能保得住自己，以便重新积累力量再行创造权力。特别是在一个旧传统过分悠长、保守力量过分顽固的地方，改革力量倘不具有无须权力庇护而仍然能生存发展的独立自主力量，几乎注定要失败的。因此，立志改革者当然要尽力维护那个将大规模改革付诸现实的权力，同时也一定要注意为自己建立起一个可靠的根据地。应该在加强权力的有效职能的同时，为防止权力的滥用而设以必要的限制。从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必须说：改革的成功的标志就在于，改革派能够不托庇权力而存在和发展。

不能遗忘的思想遗产（9）
人民权利
　　因此，这样的自下而上的改革，必然是以“人民权利”为目标与旗帜的。
　　这当然是一个全面的权利：人权，思想言论自由权，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一切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这些我们在下文会有更详尽的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北大校园的竞选人，由于他们都来自中国社会底层，因此，从一开始就十分注意维护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工人、农民的利益和权利：这自然也和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有关。一位竞选者就提醒北京大学的学子，在思考中国改革时，首先要问：“工人、农民现在想得更多的是什么？”“他们要求快一些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并要求有多一些自己能行使的政治权力，他们正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行使扩大了的企业自主权，对能独立行使生产队（或生产作业组）的耕作、经营权而感到浓厚的兴趣，他们希望这种现状能得到稳定的发展。他们的目标看来是十分浅近的，但与改革的大方向是完全一致的。遗憾的是居然有人看不到这些或者看到了而瞧不起这些。”这显然是一个警示：知识分子只有“将自己的远见卓识和工农的浅近的目标结合起来，才能共同组成改革社会的巨大力量”；如果改革不能满足工人、农民的要求，给他们以权利，甚至损害他们的利益，剥夺他们的权利，那改革就会变质。
　　另一位竞选人也发出了这样的警告：“很多人忘记了还有工人，农民，部队。”他指出：“竞选者呼吁‘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毫无疑义，这抓住了人的民主权利的最重要的两个方面，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不是每个人都看到了，这就是人身自由！”他提醒人们注意：“二十多年的高度集中、统制（计划）的经济结构，造成劳动者的人身半依半附状态。领导者对被领导者，在能否就业、经济收入、工作性质、人事调动，甚至婚丧嫁娶方面都握有极大的权力。农村的宗法经济和‘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口号更加剧了这一状况。”因此，他认为，通过经济改革，发展“统一市场”、“社会主义商品化”，从根本上改变“劳动者的依附状态”，民主才有根基：这是中国改革的关键。
　　还有一位竞选人，在他所提出的“改革的主要措施”里，首先提出的就是维护工人的权利：“企业的自主权应该由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掌握。职工代表大会有包括决定任免工厂主要负责人及主要技术人员在内的职权”；“制定合理的工会法，工会应是与工厂党和行政部门相独立的工人组织，其职责是维护工人的各项基本权利，并促使工人的利益的实现”；“制定合理的劳动保护法，以保障工人的工作环境和劳动条件的不断好转”；“制定合理的失业保险和救济制度，国家有责任为失业者提供失业保险和救济，并积极创造条件帮助失业人员找到职业”。应该说，这四大权利，也是抓住了根本的。
　　另一位竞选人则进一步提出：“改革的方向和原则是劳动群众的自下而上的民主自治联合。”他认为，“整个社会的民主改革，必然是以直接生产者的民主自治为主体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产生社会团体的民主自治与地区的民主自治，这些又通过逐步的自治联合，达到对整个社会的民主管理”。
　　这正显示了“自下而上的改革”的意义：它所要促进的，是基层的民主。也就是说，我们要推动的改革，不仅要有自下而上的广泛参与，而且其核心是实现自下而上的民主权利：这就能够为改革奠定坚实的民众基础。
　　1980年北大竞选人关注的另一个重心，是知识分子的地位和权利诉求。一位竞选人在被问及“你怎么看待知识分子的作用”时，明确提出：“知识分子是一个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它今天已经独立登上历史舞台。”他的这一论断是能够代表竞选人的共识的。这自然是有针对性的：因为长期以来是不承认知识分子的独立存在的；对此，有人作了这样的分析：过去“之所以没有把知识分子看作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力量，是由于历史条件所限。十九世纪工人在生产中显示出巨大的威力，知识分子的‘建设’劳动刚开始发展”，理论家们“把未来的社会设想得简单了，他们认为国家和经济由武装的工人群众和仅仅识字的人管理就可以了，没有看到现代社会政治和经济都是科学，没有高度的科学文化知识是不能管理国家的”。这正是论者所要强调的：“工业从农业中独立出来，产生了工人阶级；今天，当科技从工农业中独立出来之后，知识分子也独立出来了。过去科研成果总是在工农业中经多年积累而抽象出来，而现在可以在实验室里直接出成果，反过来推动工农业的发展，科技成了主导工农业发展方向的部门。随着它的独立，经济管理、文化部门也相应独立，最终是知识分子再生产部门教育界的独立”，结果是“工程师、技术员、医生、教师、学者、记者、经济管理人员和其他受过专门教育的社会成分，在整个人类的人口比例中急剧增长”，“知识分子作为一支强大的社会力量异军突起”，而“知识分子所要求的社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人性的解放，它不仅要使工人摆脱资本的压迫，而且要解放一切人，使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从而解放全人类。知识分子自己也要在社会变革中得到改造”。
　　以权利制约权力
　　一篇文章特意提到，“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任何国家政权都有摆脱人民的监督控制，由人民公仆变为人民主人的趋势”。由这样的“规律”，应该引出的结论只能是一个：必须用广泛而有效的人民民主权利来制约国家、政权的权力。也就是说，要在人民“自治”与政府“权威”之间形成一种张力：“凡是需要权威的地方，必然需要一种对这种权威的制约；凡是需要权力集中与强制的地方，必然需要一种相应的牵制与平衡。”
　　但在中国政治中所缺少的，正是这样的“牵制”、“制约”、“平衡”的观念，以及民间公共力量对政府的“压力”作用；我们所追求的，始终是无限的、绝对的权力。如论者所说，“一直有人公开和暗地里认为专制比民主更为可取，尤其是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迅速的起飞的过程中，一小批坚强有力、富有远见、紧握大权的领导者，通过‘强迫把羊群赶进牧场’的专制手段，较之于听任那些不懂得自己真实利益所在的芸芸众生漫无节制的要求，变化无常的意见，更能取得成功。这种见解曾经是很流行的。我国长期以来对民主建设的轻视无疑和这种见解大有关系。研究近代史的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