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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己所不欲，强施于人（1人），奴性（1人），阿谀（1人），官僚特权（1人），阴谋诡计，政治骗子（1人）；“最怕的”是：不被理解，脱离群众（4人），无所作为（3人），自己动摇，成为胆小鬼（2人），国家乱，环境污染（2人），活着没有说话的权利（1人）；“最喜欢的”是：读书（4人），思索（3人），认识世界，认识自己（1人），研究理论和实际问题（1人），广泛接触各种人（2人），站在推动历史前进的浪头上（1人）；他们自认的“弱点”是：天真，轻信，坦率，不善于察言观色，见风转舵（6人），过于自信，固执，刚愎自用（6人），片面（2人），缺少实际经验（1人）；他们自认为“研究得较为深入的问题”有：“马克思主义是否会成为过时的东西？”“中国社会的整体现代化”，“官僚主义和‘文化大革命’”，“言论出版自由”，“民主和法制”，“体制改革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城市民用住宅问题”，“城市待业青年就业问题”，“世界经济问题，尤其是一些典型国家的发展道路和经验”，“国际经济关系问题”，“国际法理学”，“人应该怎样生活”，“认识论问题”，等等。在他们身上，有三个显著特点。其一是他们大都下过乡，当过工人，有的还当过兵，有着深切的底层生活经验和体验，比较了解中国的国情：这是他们的前代和后代所不及的。其二，他们又是知青、青工中喜欢读书、思考的一群人，可以说都是自学成才的。他们在同代人中，或者较早地接受了西方思想的影响，或者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独立阅读中，有着自己的独立思考。因此，他们不仅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炼了自己的信念、理想与意志，而且有较为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心态。其三，他们中有些人曾是“文革”后期的“民间思想村落”里的骨干。
　　他们因此具有一些独特的精神气质。这是他们自我描述中的“自己”：“他们学会了思索，他们扫除了脑子里一切神圣的东西，用批判的眼光去重新看待世界。过去有人说：‘青年最大的弱点就是轻信’，可是这一代青年是不会再轻信了。”“我们不仅有怀疑、批判旧世界的勇气和水平，我们同样有建设、创造新世界的决心和能力！”这是具有使命感的一代，他们有一种“强烈的意识”，要“及时地、有力地抓住事变中最关键的一环”，“用自己的力量推动历史前进”。但同时又表现出清醒、冷静的理性精神。他们如是说：“发表政纲，并不是尽情抒发自己心中‘理想国’的美景；陈述政见，也不是宣称向一切不合理的事物全面挑战。”他们强调的是“培养自己脚踏实地的素质”，要“冷却我们身上不切合实际的一时狂热，从而使我们具备持久的积极性”。底层的生活经验使这一代民间改革者从一开始就学会一切从中国的现实出发，立足于中国这块土地，“我们只做大地上的安泰”。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不能遗忘的思想遗产（4）
当然，他们之间的差异也是明显的——这一代人自身就有一个从“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平均化”、“单一化”的社会、时代解脱出来的任务，张扬个性，表现思想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就成为八十年代青年的自觉追求。人们很快就从竞选人中区分出了所谓“激进派”与“稳健，温和派”，“务虚派”与“务实派”。尽管这样的区分有些简单化，但差别与分歧的存在，却是事实：不仅改革纲领不同，而且在精神气质上也有明显的差异。有的喜欢谈“我们这一代”的历史使命，对改革的推动作用；有的一开始就申明自己参加竞选，只是为了“表明我对改革的拥护”，因而强调知识分子“只有将自己的远见卓识和工农的浅近的目标结合起来，才能共同组成改革社会的巨大力量”，并特意重申“青年知识分子如不和工农结合，必将一事无成”，并号召要“放下架子去寻找这种结合点并实行结合”。
　　这些差异和分歧，并不妨碍他们共同面对时代提出的，也是他们自身的问题。
　　（二）　这一代人所背负的历史
　　这一代人出现在中国历史的转折时期，就必然是既背负历史的遗产，又面对未来的变革。而他们自身就是那段历史所培育的，要从中走出，就必须有一个历史的清理，也是自身的清理，这是一个充满了痛苦、疑惑、反复、犹豫的过程。这都在他们的竞选宣言，公布的政见、改革观中表现出来。
　　这一代人所背负的历史主要有三：“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和社会主义。这在1980年的竞选运动中，既是历史话题，也是一个现实话题，因而成为大字报和答辩会上的一个争论的焦点。
　　“文化大革命”：是“封建大反动”，还是“失败的革命”？
　　我们说过，“文化大革命”是这一代成长的背景，因此，在走向新的变革时代时，他们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从总体上看，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校园和中国，人们主要的是以批判的眼光去看待刚刚宣布结束的“文化大革命”的，当时流行的说法，叫“噩梦醒来是早晨”，有一种摆脱梦魇的解放感。但细加考察，就可以发现两种不同的批判立场。这在我们在前文中提到的“竞选人调查”中就表现得很明显。在回答“文化大革命的性质”问题时，16人中有9人认为是一场“大反动”，应予根本否定，有6人认为是“失败的革命”，“不能全部否定”，有1人认为“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历史事件”。
　　其中一位在竞选中发表了一篇专题论文：《是“文化大革命”还是封建大反动》，指出，“文化大革命”所要建立的“五七社会”（按：指1966年发布的《五七指示》所提出的“学生以学为主，还要兼学工、农、军，批判资产阶级；工人以工为主，兼搞农副业；农民以农为主，兼搞工业”等社会理想），和1958年的人民公社一样，都是“农业共产主义”，“根本不符合现代化生产力要求的专业化分工和科学组织，根本不符合知识分子必然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的发挥”；而“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的是‘利益挂帅’、‘经济主义’、‘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等等，代替这些的是‘政治挂帅’，为‘革命’生产，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等”，这绝不是“反官僚主义”。他的结论是：“从十年###的实际进程中各种封建因素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的大复活、大猖獗、大发展和它的目标‘农业共产主义’看，显然，所谓‘文化大革命’，并非是什么‘未完成的革命’，实际上它是一场封建大反动！”
　　另一位在他的文章中也认为“文革”是一个“大反动”，这是“一场被错误路线引入歧途的群众运动”。他也把批判锋芒指向“封建专制主义”，正是“‘文革’使中国社会的封建印记暴露无遗”。
　　他的批判的独到之处，也是最有价值之处，在于他的三个提醒。他首先提醒人们注意：“‘文革’是整个十年党内左倾路线发展的顶峰。”因此，他的批判是从反右运动开始的。他指出：“反右后一切党外监督的不复存在，只是加速了党内腐败势力的滋生蔓延，最后导致林彪、江青反党集团的形成”；而“大跃进”则是“反右运动中，错误地批判‘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后，推行‘书记挂帅’的恶果”。在一位竞选者看来，根本的问题在于，在反右以后逐渐发展、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到“文革”更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整套理论，是一条“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当调查者问到“现在教育制度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时，一位竞选者断然回答说：“一切照十七年办”，这当然不仅是指教育制度而言，这实际上是构成了中国改革最大危机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不能遗忘的思想遗产（5）
文章还指出：“现在有人把‘文革’的祸害算在民主的账上，这些人不是出于无知，就是蓄意歪曲事实。‘文革’与‘民主’风马牛不相及……在‘公安六条’的阴影下，公民被剥夺了最起码的民主权利。红卫兵冲垮各级党政机关，这绝不是什么‘大民主’的产物，而是红卫兵的狂热表现。”——这里提出的“文化大革命”与“民主”的关系问题，显然有现实的针对性：1980年代初确实有人为维护其既得利益，借否定“文革”来否定民主；但它的意义也许是更长远的，因为在另一种社会背景下（例如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又有人会将“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民主”理想化，从而有意无意地遮蔽了这里所说的“文革”的本质。
　　作者还提醒我们注意一个“常常被忽视”的事实：“‘文革’是一场被错误路线引入歧途的群众运动，但是，其中不乏闪光的思想火花。无论在‘文革’初期、中期和末期，都曾涌现出一批主张在真正的马克思学说指引下，进行社会体制改革的战士，他们是今天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早已惨遭杀害，许多人至今下落不明，但公正的历史将不会把他们遗忘。”——这一代人是不会遗忘的：一位竞选人就明确地将“遇罗克”视为自己“最敬佩的”人。但无论在当时，以及以后，总有一种力量试图借对“文化大革命”的全盘否定，来掩盖、抹杀这些先驱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1980年的竞选者在竞选运动中发出的声音，看作是“拒绝遗忘”的最初呼声，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另一位竞选人则提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另一种同样带有批判性的分析，认为这是一场“失败了的革命”。他的这一观点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而在以后也不断有人对“文革”作出类似的分析和评价：这本身就是一很有意思的思想文化现象。
　　他的观点有几个要点。首先他认定，中国需要一场“社会主义民主革命”。他指出，“四九年革命解决了所有制的改革任务，建立了公有制的形式（仅仅是形式），这是一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革命。但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完，为了保证公有制形式实质的统一，就必须建立一套使实际掌握生产资料的国家或当权者真正代表人民的制度，这就是民主制”，因此，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还应该有“社会主义民主革命”。在作者看来，“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应该是社会主义民主革命”，“革命的动力无疑是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革命的对象是官僚主义者阶级（层）”。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和期待，在被问及“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是什么”时，他作了这样的回答：“毛主席确实在想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我们考察历史人物只能通过他的言行。1965年毛主席就提出‘官僚主义者阶层’的概念。他从苏联的镜子中也看到了官僚主义的危险”，“当然我们不能排除毛主席有个人动机的可能，但不认为这是主要的”。
　　但论者所想要强调的是，由于毛泽东“用一种落后的思想去指导革命，所以革命失败了”。在所写的《怎样评价毛泽东》一文中又进一步指出，毛泽东看到正在形成官僚阶级，“但是他仅仅是说出了一个表面现象，并没有看到导致这个阶级产生的是中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而只是把它解释成为一伙变了质的坏人，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四清’、‘文化大革命’成了整人运动”。这样的“不触及社会结构、经济基础”的“整人运动”，大概就是论者所说的“落后思想指导”下的“革命”。论者也这样指出，毛泽东企图“用清洗基层干部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四清’运动自上而下地清洗干部，‘文化大革命’自下而上地清洗干部，结果这两种办法都失败了”。
　　如前所说，在竞选人和他的支持者看来，中国必须有一场以“官僚主义者阶级”为对象的“社会主义民主革命”；而“文化大革命”本应该成为这样的革命，却因为毛泽东不肯触动官僚体制，变成了一个整人运动而失败；这就意味着“官僚主义者阶级”和“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之间的矛盾不但依然存在，而且有变本加厉的危险。由此得出的逻辑结论是：“如果官僚体制不彻底改革的话，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许还会重新举起‘文化大革命’的旗帜。当他们受官僚主义气时，就会想起‘文化大革命’中当权派在群众面前俯首帖耳的情景，那时他们就会忘记‘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一切恶果。”

不能遗忘的思想遗产（6）
这表明，那一代人对“文化大革命”的“恶果”是看得很清楚，而且是心怀警戒的。而且他们在“革命”与“改革”（改良）问题上也有清醒的认识。在回答“我国应该进行改革还是革命？我们现在进行的是改革还是革命？”的提问时，回答是明确的：“我们不但要考虑‘应不应该’，而且要考虑‘可不可能’。我国目前没有可能革命，只能进行改革，它目前进行的也是改革，我正在做的也是改革。”而他们所着重的，正是官僚体制的改革。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用“改革”（改良）的方式来逐步解决官僚体制的问题，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从根本上解决产生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问题，才有可能避免因矛盾的激化而爆发革命，避免“文化大革命”的“恶果”再度发生。否则听任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发展，那么，对历史上的“文化大革命”的理想化，是不可避免的。
　　毛泽东：“革命家”，还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
　　这一代人是在毛泽东时代长大的，如前文所引，对竞选人的调查表明，他们中许多人从小就崇拜毛泽东，并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因此，如何评价毛泽东，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1980年的竞选者和他们的同代人对毛泽东的评价，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其一，在对16位竞选者的调查中，谈到对毛泽东的评价，除一人表示“待研究”外，其余15人都认为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即使“犯有严重错误”也不失其“伟大”。另一方面，在被问及“你最敬佩谁”时，只有一人回答：“还是毛泽东”，其余都另有选择，其中有5人选择了周恩来，还有一人选彭德怀，一人选陈云。
　　在竞选人看来，“对于毛泽东主席的评价的变化，是中华民族思想和政治改革与进步的重要标志”。这是因为，正是长期以来，将毛泽东视为“党的绝对权威和‘神圣的神’”，由此形成的“跟着毛主席就是胜利”的观念，使得无论是老一辈的革命者，还是年轻的一代，都在“文化大革命”中盲从于毛泽东，“从而几乎摧毁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我国人民几十年积累的人力、物力，我国人民几千年创造的文化财富。这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沉重的教训之一”。他们又指出，“在我国五六十年代形成的传统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中，对曾被誉为我党、我军和我国的唯一缔造者的毛泽东主席的评价是较核心的问题之一。对这个问题的重新考察，势必引起一系列与之密切相关的理论问题”的重新思考，以及对传统理论进行“彻底的批判和审视”，这都将带来思想、理论的新的解放。
　　在破除了神话、迷信以后，如何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竞选人中就产生了不同的意见。在前引调查中，16名竞选人中有10人认为毛泽东尽管有严重错误，仍不失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有5人认为毛泽东仅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1人表示“待研究”而没有正面发表意见。有论者认为，毛泽东“对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起到了某种意义上看来是决定性的贡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不愧为伟大的中国革命家”。他强调，毛泽东紧紧抓住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和革命性”，认为马克思创造的庞大的理论体系，“其目的只是一个，就是要证明无产阶级造反不是胡闹，而是有道理的是必然的”，因此，他的着力点在革命实践，是一个革命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的认识不充分。
　　如竞选人所意识到的那样，对毛泽东的评价不仅是一个尖锐的现实政治问题，而且涉及其实践中的错误背后的思想文化根源，以及许多更深层次的理论问题。由于竞选运动本身的限制，自然不能充分展开。而对毛泽东的评价及相关的理论问题，都是后来者所不断遇到和不能回避的：在这个意义上，1980年的思考和辩论，只是一个开始，但又是一个重要的开始。
　　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及社会主义实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