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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明行动-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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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被摒弃的童年（8）
1991年12月的一个夜晚，王治郅背着一个粗呢制的大包，登上了八一队来接他的汽车，向父母说了再见。道别就像一个古老的成人仪式，这个孩子努力想表现得像一个长大的男人。几秒钟后，汽车消失在了茫茫的夜幕里。
第三章 机器上的齿轮（1）
上海的一个冬夜里，孩子们奔跑的身影差不多都隐没在黑暗中了。沥青铺成的篮球场在夜色里已经显得很模糊，气温也降到了接近零度。不过对正在边线外大声喊着口令的李章明来说，2003年12月的这个晚上，热身才刚刚开始。这位四十四岁的严厉的教练，长着浓而弯曲的眉毛，他已经在上海徐汇区少体校给小运动员们当了二十年的教练，其中有五年时间，他的学生里有一个叫姚明的孩子。李章明的日常训练——总共将近三小时的训练课，还沿袭着很久以前来自前苏联的训练模式——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训练会一直持续到晚上，李章明并不会理会小球员们对寒冷和黑暗的抱怨，还有送他们回家时孩子们疲劳的话语。
小球员们的年纪都在十一岁到十三岁之间，正在做三打二的快攻练习，还有一系列不断重复的、篮球运动最基本的训练。在世界上其他地方，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基本都是在大声叫喊着争球，为精彩的动作叫好，或者嘲笑别人投歪的球。可这些年轻的中国球员，在逐渐来临的夜幕中，随着枯燥的叫喊进行训练。在冬日寒冷的空气里，仅有的声音是篮球弹到地面上的砰砰声和球鞋与冰冷的沥青地面摩擦的声响——偶尔还有从边线传来的口令。
李教练竖起自己海军蓝夹克的领子，好裹住自己的脖子，这时什么东西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一个高个男孩在四米半的地方把球投到了篮圈上，而没有按照要求把球传给插到篮下的队友。李章明吹响了哨子，大步走向那个进攻队员，这个孩子低着头等着接受预料中的惩罚。对着这个十一岁的孩子，李教练生气地骂出了一连串的上海方言。
“你不能糊弄这块球场上的人！”李章明喊道，“如果你总是投出这样愚蠢的投篮而拒绝传球，你能有什么好处？”
孩子紧张地沉默着。
“用用你的脑子！”李教练靠近孩子的脸喊道。
接下来，李教练向孩子们发出了下一个指令。几秒钟里，球员们下蹲做出防守动作，朝着球场另一边的底线做“Z”字形的前后移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孩子们必须一直做跑和跳的训练——全速跑，蛙跳，折返跑。这本身并没有惩罚性质，只是他们每天正常的训练项目，尤其是在冬天，逐渐变浓的夜色让李教练没有其他的选择。训练快结束的时候，孩子们都疲倦地叉着腰。没有人抱怨。甚至没有人说话。
在今天充满各种文化象征的中国，儒家文化在传统的体育范围里依然非常盛行。从金字塔的顶端（国家队）到庞大的底部（在三千五百多所业余体校接受训练的几十万年轻运动员），这个体系里所有的年轻运动员的表现，很好地定义了什么叫谦恭。徐汇区体校在这个体系里可能只属于比较低的一个层面，但即使在那里，年轻的体操选手、游泳选手和篮球选手，都把他们的教练看成是师长、监护人。和其他几十万被选进体校的小运动员们一样，这些孩子很清楚他们不是到这里来体验比赛的乐趣和运动的激情的。他们的任务很简单：那就是为国争光。姚明的父亲年轻时来徐汇区体校训练时就学过这一课；姚明1989年来到这里，在李章明机警的目光下开始艰苦训练的时候，也将学到这一课。
因为是在中国经济刚开始复苏的时候出生的，姚明可以说是过去四十年里，中国第一代能够体验到实现个人抱负后的快乐的一部分人。小时候，他梦想能够成为开拓新世界的探索者，而不是回到父母那一辈人的旧世界里。“我总是想成为一个考古学家，可以到处去探险，”姚明带着点壮志未酬的表情说，“当然，在那些很小的洞里爬进爬出对我来说太难了。”不过，更难的是他无法回避从出生开始就被预定好的命运。在中国社会，个人的理想逐渐变得重要起来——姚明有很多本来应该是接受国家分配的同学，都自己选择了事业——但是像姚明这样，有着上天给予的身高的运动员，却享受不到这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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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机器上的齿轮（2）
当父母告诉姚明他要被送去接受篮球训练时——他那时还不到九岁——他没有说什么，既没有反对，也没有说愿意。他一直是个乖孩子，于是就按照吩咐站在小学门口等那个在今后五年里将会主导他的生活的人：李章明。头发蓬乱的李教练那时三十岁，骑着自行车带着姚明穿行在上海迷宫一般的小巷子里，到徐汇区少体校训练，时间是每周五个下午，加上周六。“一开始，感觉就像是被迫的。”姚明后来回忆说，他把自己接受训练的缘由归结为，“纯粹是为了我的父母，因为我很尊敬他们。”他不想让他们感到失望。
训练的第一天，李教练让孩子们排好队练蛙跳。在其他孩子跳着穿过球场的时候，姚明姿势难看地弯着腰，把双手背到身后，还要互相钩住。李教练说，他跳不起来，因为他粗壮的长腿没有什么爆发力。那天，其他男孩子绕着场地全速地跑了四圈。姚明停下来的时候几乎要倒在场地上了，大口地喘着粗气。“他缺乏速度和耐力，”李章明说，“他的骨头还没有发育好，心脏功能也很弱。”
姚明的身高和笨拙，让他从一开始就成了别人嘲笑的对象。体校足球队的一些人，在一个绰号叫“黄毛”的好斗的家伙带领下，总是不客气地捉弄姚明。他们跳到他的背上，模仿他笨拙的步伐，还用手指关节敲他的脑袋。这些调皮鬼还拿姚明的体格开玩笑。因为身体还没有发育好，他的腿很粗，臀部看上去是凸起的，于是他们说姚明看上去像个“胖企鹅”。
这样的嘲笑让姚明很窘迫，不过和艰苦的训练比起来，这可算不了什么。每天，李教练都会让孩子们跑到近乎虚脱，跳到两腿发软，投篮投到胳膊都抬不起来。瘦长的身材和比较差的协调性，让姚明很难完成哪怕一半的训练量，即使他能，也要远远地落在比他敏捷得多的队友后面。
姚明和队友们很快学会了什么叫“吃苦”，尤其是在进行纯粹的、枯燥到让人麻木的基础训练时。身体的拉伸运动，跑步，投篮，运球，快攻，跳投，然后再是跑步，日复一日。而且这时候的基础训练，不管运动员身材大小，打球的位置和技术，人人都要进行。一遍又一遍地做同样的练习，不仅仅会让人感觉厌倦，有时候还起着事倍功半的效果（可毕竟像篮球这样的团队项目，这种大量、简单的重复训练是需要的），还会消磨掉年轻人的活力。姚明在离开体校后曾这样说，“和美国的教练不一样，因为你想去做一件事，他们就会鼓励你去做”，而中国的教练更多是让你重复，“于是你就体验不到做这件事的乐趣了。”
十年，姚明对篮球真正产生兴趣大概花了十年的时间，变化的产生并不是因为他的教练，而是其他的人。
1990年亚运会上占压倒性优势的金牌数，大大地增强了民族自豪感，也在国际上建立起中国的形象。姚明和他的小队友们每周都会上几堂爱国主义课，包括其他运动员——从身处金字塔顶的国家队到构成基石的体校。
然而，每个人都会有生活的压力。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对篮球运动员来说，获得一份不错的收入看起来还只是一个比较遥远的梦想。“金牌战略”的提出，使体育系统开始实行奖金制度。但奖励的对象基本是获得奥运金牌的运动员，比如跳水、体操、射击甚至皮划艇选手。篮球队由于很难有机会在奥运会上赢得奖牌，就得不到足够的重视。许多省队解散了，剩下的专业队队员，一年只有一千多元的收入。
姚明的父母并没有指望儿子能够靠打篮球过上优裕的生活，但是从他们决定把儿子送到体校的那一天起，他们就鼓励他尽其所能。当姚明训练后筋疲力尽地回到家，想退出球队的时候，父亲会把他带到自家那栋楼后面，对着钉在自行车棚上的铁篮圈练投篮。和美国家庭玩的游戏不同，他们之间的游戏很简单。每次姚明投中一个球，姚志源就答应给他买一个小礼物——算得上是一个简单版的“金牌战略”吧。“我父亲在比赛时向我行贿！”姚明用一种嘲弄的语气回忆道。
第三章 机器上的齿轮（3）
他的母亲则尝试着另一种策略。姚明九岁时，有一次，大方搞到了两张从美国来访问的哈林篮球队的球票。以前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篮球能打得这样富有趣味。球场还是正规比赛同样的球场，可这些来访的球员——几乎全是非洲裔美国人——使这项运动看上去是那么有趣、生动。一个球员先是用手指顶着转动的球，然后把球传给切入的队友，完成了一个华丽的扣篮，这在只有三步上篮的中国是非常少见的。观众们发出了欣喜的惊叹。“我想那次看球的经历对姚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方说，“他们把篮球变成了一场表演秀，一种娱乐形式。”
哈林篮球队的表演提升了姚明的热情，可他还是躲不掉严酷的现实，那就是他必须回体校接受新手们的基础训练。“姚明不想来这里，”李教练这样回忆，“但他脾气太好了，总是按照别人教他的去做。”
然而即使是最乖的孩子，偶尔也会有反抗的想法。一次，姚明还在徐汇区体校接受半天制的训练时，他所在的小学在一个下午组织了一次到上海市少年宫的活动。姚明所有的同学都去了，他的老师也邀请他一起去玩。少年宫并不是很远，于是姚明决定在训练前先溜到少年宫玩上一两个小时。可那天他的母亲正好去了体校。到那里的时候，大方找遍了球场也没看见儿子，却遇上了徐为丽。
“姚明呢？”她问。
“我不知道，我也没有看见他。”徐为丽回答。
“嗯，那你知道哪里能找到他吗？”大方有点急了。
最后姚明终于赶来了，大方发怒了。当然她明白儿子并不怎么喜欢训练，可他竟然违犯了校规和她做母亲的权威。大方在教练和小球员们面前狠狠责骂了儿子一顿。当球场陷入一种尴尬的沉寂中时，她忍不住打了儿子一个耳光。那是让人吃惊的一幕，却让姚明在今后的人生里牢牢记住了纪律的严格。
当训练重新开始后，徐为丽把老朋友拉到了一边。
“你不应该在那么多人面前打你儿子，”徐为丽说，“在那么多队友面前得给他留点面子。”大方没有说话。
“姚明还只是个孩子，孩子总是喜欢玩的，”徐为丽继续道，“就这么一次，他跑出去和同学玩了，这不是什么大事，很正常。你不能总是对他那么严格。”
大方没有被劝服。“上课有上课的时间，练习有练习的时间，玩有玩的时间，”她这样说，“姚明要重视这件事。他不能想玩就去玩。再说，我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带他去公园的。”
“是的，我知道，”徐为丽回答道，“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偶尔他也想和他自己的朋友在一起？”这件事后，徐为丽给大方的心思做了一个总结：“她在儿子身上寄托了太多的希望。”但是大方绝不是唯一的一个。徐为丽也把她的希望寄托在了姚明的身上。不久以后，还有整个国家的希望。
竞技体育是残酷的，尤其体现在成千上万没能取得成功的年轻运动员身上。“十亿人里面才出一个姚明，”徐汇区少体校的资深篮球教练王齐敏（音译）说，“其他绝大多数人就这样被遗忘了。”
姚明在徐汇区少体校训练的时候，他们班里打得最好的小球员叫李军（音译）。和姚明不一样，他是真的喜欢打篮球。“我总是想把事情做到最好。”李军说。他的父亲身高1米88，是个送货员，“文革”无情地打破了他的篮球梦想。李军的母亲是纺织厂工人，想让儿子通过体育运动消耗掉那些过剩的精力——并且，如果教练的评价是正确的，她也希望儿子能成为一个体育英雄。
当姚明在喘着粗气绕着球场跑圈，以锻炼自己的耐力的时候，速度飞快的李军已经掌握了这项运动的基础。作为李教练的爱将，他是徐汇区少体校里少数几个似乎有机会成为中国最好的篮球选手的球员之一。那时姚明仅有的天分，就是他的身高。相反，李军能带球从一群防守者中冲出，穿过整个球场，然后急停来一个轻松的中距离跳投——而且他似乎可以打上一整天而不觉得累。
第三章 机器上的齿轮（4）
在和姚明一起训练了四年后，李军被选进了上海市体校，然后在十七岁时进入了上海青年队。有几年他打得非常好，最后还得到了首发的位置。但是他的身高在长到1米9时停住了（没有长到预计的1米98），他瘦弱的身材也开始难以支撑高强度的训练比赛。胫骨骨折，脚踝扭伤，长期的背疼——现在回想起来，李军觉得都是过度训练的后遗症。李军和几乎所有的中国运动员一样，经常忍着伤痛进行训练和比赛。但2001年，致命的一击降临了：一次严重的背伤让他永远地离开了篮球。
现在留给他的选择面非常狭窄，李军说，因为他错过了接受正常教育的机会。从开始进行体育训练起，他就没有受过很好的文化教育。体校两年的课程进度，只相当于普通学校一年的课程，而且体校的标准要低得多。进入上海青年队后，在上海体育运动技术学院里，他应该每周要上三次文化课。但是在每天八小时的训练后，他——和姚明一样——总是累得不想再去上课了，而且即使他逃课也很少有人会注意到。“没有人提醒运动员接受良好的教育有多重要，”他说，“只要你能比赛，那其他一切都不重要。”
李军最近回到徐汇区少体校看望自己以前的教练。他站在边线上，静静地看着李教练带着新弟子进行自己在十年前曾接受过的训练。但是李军没有去回忆自己童年时的往事，他想和老师谈一下怎么找一份工作。在把青春奉献给篮球后，现在他既没有知识也没有在中国新的市场经济体制里竞争的能力。他唯一学过的技能，只能让他得到一份工作：在学校这个较低的层次当篮球教练。然而教练这个职位，也是很少的——徐汇区体校的教练大多已经在那里待了超过十五年——应征者们能找到的职位往往是在中国偏远的乡村地区。即使那样，这份工作也只有很少的工资和几乎没有发展的职业前景。就像一个教练说的：“即使活上一百年，除了教练我也不会做其他任何事。”
在李军和姚明一起训练的时候，他从来不会想到自己的命运会是这样的。但在自己的篮球生涯结束的时候，他现在最好的希望就是像年纪渐长的李教练那样，带着新一代的孩子日复一日地训练。
对姚明来说，失败并不是不可能的。除了他让人叹为观止的身体上的增长——十一岁时，他已经和母亲一样高了（1米88）——姚明在球场上没有显示出成功的征兆。即使已经接受了三年的训练，姚明还是接不住很简单的传球，在场上跑一两个来回就会感到疲劳，投篮的感觉就像是一个泥水匠在扔砖头。李教练最后帮他练成了一手精准的原地投篮——跳投是不可能了，而以他的身高，也是不必要的——但是他的移动还是太迟缓了，以至于教练们担心他患上了巨人症，这种病症在二十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时，曾经让中国最高的几个运动员饱受痛苦的折磨。
大方非常担心儿子的将来。即使姚明突然成了最天才的运动员——如果他的思维和肌肉的发育奇迹般地与身高的增长保持一致——以篮球为职业似乎也不会有很好的回报。如果中国真的要向世界开放，姚明就要为抓住前所未有的机遇做好准备。大方开始想让儿子能接受教育，并有机会过上那种她渴望的“普通孩子的生活”。
为了这种“普通孩子的生活”，大方做了一些出人意料的事。姚明快十岁的时候，她曾考虑过送儿子到北京加入八一队，在那里，战士们——即使没有成为真正的篮球运动员——能确保一份不错的工作和丰厚的养老金。八一队的教练们对姚明很有兴趣，就像他们对王治郅一样。但是上海体育局的领导并不赞成，因为姚明已经被列入了上海体育界的“重点培养对象名单”。
1992年，姚明读完了小学六年级，徐为丽想说服大方把儿子送到全日制的体校接受正规训练。但是大方并不想让儿子去把文化教育放在次要位置的体校，也不怎么舍得让姚明投身到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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