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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门三代-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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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岁以后我认识到；父亲作为家庭的顶梁柱，在当时他方方面面都是弱者。健康状况像一根枯萎的小草，政治面貌似一张揉皱的白纸，生命之中充满了无奈和孤寂。
但无论如何我都会大声地向人夸耀；夸耀我那羸弱不堪的父亲。不知人们是否认同这样一个观点：弱者才是值得夸耀的，因为他们有着异乎寻常的坚忍和执著。
。。
最后的遗言：关于党旗
久病的人，就像一只熟透了的瓜果，总有一天是要从枝蔓上跌落下来，被摔得七零八落，最后化为一撮净土，回归大地。这是自然规律，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事情。
欢庆九十年代的钟声刚刚敲过，父亲的大限之日就快要到了。
元宵节的那天，也就是五十多年前那位“二大爷”和人打赌险些被元宵撑死的日子，父亲用筷子夹着半个元宵，本想给我们再讲一遍这个让人发笑的故事，以缓和一下家里因为他久病而长年过于压抑的气氛。突然，他沉疴骤犯，大口地吐血不止，他忙用手捂住嘴，血就从他的指缝间淌了出来。他异常镇静地看了我一眼，我就什么都明白了。
在医院的急救室里，父亲一直是昏睡不醒，我片刻不离地守在他的身边。
子夜时分他醒过来了，欠起身子，精神头挺好，血也不吐了，让人看了不禁感到高兴，认为这一关他可能又闯过去了。
父亲饶有兴致地跟大夫搭话，指着我说：“这是我的小儿子，在出版社里当编辑……我还有个大儿子，是党员呢。对，还有女儿，他们都很孝顺。”
那大夫就乐呵呵地说：“老白，您好福气！把病养好喽，回家享清福去吧……”
父亲面色红润，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线，他抱拳给大夫作揖说：“谢谢您啦，让您费心了。”
说完了他就躺下身来，对我说有点冷，于是我就将被子给他往上拉了拉。
父亲抓着我的手说：“这回病好了以后，你到我的单位去报销的时候，我有个信封你替我交给××，是这些年来在家里学习的‘心得体会’，人离休了，思想不能落后。人家顾不上我，还不兴咱们主动点儿？”
“老爷子，快歇着吧您哪，为这点屁事儿您这辈子的苦还少受啦？”我就狠狠地说。
父亲伸出一根手指头杵着我的脑门儿说：“浑小子！现在是打不动你了，净胡说八道。你爸爸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在死的时候能盖上面党旗……”然后他又苦笑着说：“盖上党旗，我就不怕死了。”
我打趣地说：“盖着党旗您可就死不了啦，为什么呀？暖和呗！”
父亲就笑了，在微笑中他又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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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之死
和以往一样，“大难”即将过去的时候，带来是无限的轻松。我常常想：只要爸爸活着，自己便无欲无求。在医院的楼道里，我来回地踱步，使劲伸了个懒腰，算计着哥哥是不是该来换班了。
忽然大夫把我叫过去，轻声地说：“目前不太乐观，你爸爸的情况可不好啊。他现在不吐血了，是因为他已经没有力气吐了，血都憋在胸腔里，看来我们是回天无力了，你得作好思想准备，凌晨可是个鬼门关呀……”
那刚才呢？是回光返照？！
我不禁悲从中来，抱住大夫号啕大哭，记不住说了多少哀求他的话。但我也知道这已经是无济于事了，所以必须冷静，必须临危不乱，这是父亲教给我的。
家人都到齐了，看着昏睡中的父亲，默默流泪，束手无策。那个大夫的话真不是耸人听闻，的确是医学上的经验，凌晨四点左右，父亲的血压和心电图都开始出现异常，大夫们准备做最后的抢救。这时候我成了“一家之主”，便吩咐家人再最后看一眼父亲，就“命令”哥哥、姐姐将母亲搀了出去，余下来的事情我要一个人打点。
不久，父亲的心电图就完全变成了一条直线——他的呼吸停止了。
大夫把一种叫“心率三联”的强心针给他打进去，父亲的心脏在心电图上“抖动”几下，很快就又没有了任何动静。接下来是最后一招，大夫们给他做人工呼吸，我忽然觉得这样做不好，既然父亲的胸腔里都是淤血，这种“程序”还有什么意义？这不是给他平添痛苦吗？如果他还能有知觉的话。
我把大夫手拦住了，深深地向他们鞠了个躬，泪流满面地说：“谢谢诸位了，你们已经尽到了职责。请让我父亲安静地走吧……”
主治医生似乎为这种通情达理而感动，他摘下口罩，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然后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父亲和你都很坚强，节哀顺变吧，伙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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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得闲
按照回族的习俗，父亲是要土葬的。
他被停放在朝阳门外南下坡的“回族殡葬所”里，那入葬前的最后一夜，仍旧是由我来陪伴着他。
说来也奇怪，1990年的初春，有那么几天是大雪纷飞，雪片大得像纸钱似的漫空飞舞，落到地上就迅速化掉了。望着窗外的雪花，我不大相信会有“天人感应”，但确实体验到了“悲天悯人”。
父亲就这么走了？永远地不再搭理我了？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哪怕是骂我一句或者是一声让人揪心的咳嗽。父亲生于腊月而卒于正月，才六十岁出头，刚好走完了一个人生的甲子。
雪白的布单罩住了他的躯体，按照习俗我要一根一根地为父亲点香，望着袅袅上升的烟柱，我不可遏止地产生了一种“宿命”感，爷俩昨天关于“党旗”的谈话，竟然就是父亲留给我的最后遗言，可终究也没能享受到这份他盼望了一生的“殊荣”，想来现实竟是如此的残酷，这大概就是“命”吧。
忽然间，我看见灵房里有一块墨绿色的帏帐，那是用来罩在逝者灵柩上的，上边赫然绣着四个金黄色的大字：“今日得闲！”
这四个字让我惊骇不已，这分明是淳朴而又勇敢的穆斯林民众对死亡的豁达见解，甚至是一种赞美，有点像藏族同胞在###的时候赞美那“应召而来天的神鹰”一样……
我这时乖命蹇的父亲，您的一生不能说是活得没有价值，但实在太累太累了，今日方才真正落得清闲。
我被这四个大字感动了。
父亲“入土为安”的时候，来了不少的亲戚朋友，墓地周围黑压压一片。
我根本数不清到底有多少人头，只是和哥哥、姐姐一起，不停地向前来为父亲“送行”的人们鞠躬，替我们的父亲向人们道谢。
按照习俗，亡者下葬的时候亲人们是不能哭泣的，人们就轮流着，将一锹一锹纯净的黄土撒向深深的墓穴，呼唤着父亲那已经远去了的灵魂。
就在墓穴即将被填平的时候，大家终于忍不住了，像开闸放水，亲朋好友们顿时哭声四起。这哭声告诉我：从此以后，父亲将永远和我们阴阳两界，天人永诀。
这时在我的脑海里，反反复复地浮现出墨绿色灵帏上的四个大字：“今——日——得——闲”！
于是，心情竟异乎寻常地平静了下来。
记忆西山
就在纪元咳着鲜血，拖着病躯，日夜奔波在北京旧宫公社的农村水利改造工程；就在文英腆着大肚子，坐在老式打字机前，为大跃进时代繁忙的机要工作汗流浃背的日子里，我出生了，那是1958年流火的7月。
火热的年代、火热的激情、火热的天气搅和在了一起。我妈说，一生下来我就长了满身的痱子。
有人问：这孩子应该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呢？
我爸妈可就费心思了。
按说应该叫“跃进”或“超英”、“赶美”什么的，偏偏姓白的不好这么起名，陈跃进、张超英、王赶美都好，可“白跃进”、“白……”不成，那不是把大家伙的功劳就全都给抹杀了吗？唉！这小东西刚生下来就跟“第二个五年计划”不合辙。
父亲纪元指着襁褓中的我说：看来这孩子没有在大跃进年代里争先进的福分，生就是块白丁的料儿，既然是天亮时分出生，就叫白明吧，这辈子他能活得明明白白就算不错。
另外，我生下来的时候又瘦又小，说不清像一种什么长着四肢的爬行动物。正好有人送给父亲一个偏方，用蛤蚧泡酒据说专治肺病。于是，我爸又给我起了个“别号”——蛤蚧！说完了，他看都不看“蛤蚧”就甩手走了。
据说这时候我睁开了一只粘满眵目糊的小眼睛，偷着瞥了父亲一眼。
按说名字这玩意儿，不仅仅是个简单的符号，自打被书写进户口本儿里，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这个人具有法律意义的“商标”了。在这“商标”上爹妈要是肯下点子工夫，保不齐日后就能给您家里创造出个品牌儿来呢。
可我爸我妈生活的那个时代，人们不可能有什么“品牌意识”，他们带着某种偏见给我“注册”了这么个平庸的“商标”，于是就注定让我大半辈子，活得是白不呲咧的，还谈得上什么品牌？
每天下午，我母亲这个“超龄团员”都偷着跑回家给我喂奶吃，久而久之就成了不能克服家庭困难的“落后”表现，在入党问题上轻而易举地让别人抢了先。我父亲不干了，两口子心一狠，就把我给扔进了一个街道幼儿园。
那时候的幼儿园可比不了现在，大跃进的年代里，一个阿姨带百十个孩子，跟放羊差不多。那个破幼儿园里有个倒霉阿姨，见天儿的把我给捆在床枨上，吃喝拉撒都在眼巴前屁大点的一块地界儿，俩眼睛哭得跟烂桃似的。幸亏我当时不懂人事儿，要不然，非告她虐待祖国的花骨朵儿不可！
还就仗着姥姥每天接送，看着我那“惨相”，老太太急了，跺着脚说：“没人看我看！”便把我打“虎口”里救了出来。
于是，本人这一生的记忆，就从拽着我姥姥的衣襟儿起，一步步地伸展开来……
我们家就住在长安街的边上，姥姥买菜、串门都要带着我。后来可能是因为不方便，不知道从哪弄来了一架竹编的破童车，把我往竹车里一搁，再把竹车往马路旁的树干上一绑，老人家就该干吗干吗去了。
嘿，我姥姥个纂儿的！她可真放心，就不怕我被“拍花子”的给拍走喽？
其实您不知道，五十年代的北京，那可真称得上是“黄金时代”，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和人的亲和力还特强。我们伟大的党和政府在开国的头十年，用计划经济打造出了一个让所有经历过那段时期的人们“回味无穷”的和谐社会。但也有遗憾，就是家里头的早餐，永远是烤在炉台儿上的那几块红瓤白薯。
姥姥每天带我到长安街的边上玩，哄我看马路上的大汽车，她就一边择菜一边和小脚老太太们聊大天儿。
长安街上的那些刷着红蓝两色油漆，努着大鼻子，“突突”冒着青烟的柴油汽车，老半天才过去一辆，我就没了耐心，倒是趴在破竹车里，每每长街西望，但见蓝天如洗，群山延绵。那山近得，仿佛就在我们家的后院，最多是我住的这条胡同的西口儿。层峦叠嶂，郁郁葱葱，迈腿即往，举手可及。
那雄峰百仞，去天一握的西山，让我的小脑袋里浮想联翩：大汽车开到那儿该怎么走？飞过去？我特别想知道是不是“车到山前必有路”。
于是就闹着要进山，我姥姥自然是不答应，于是祖孙俩面向西山“对”得楹联一副。
上联是：“姥姥带我去。”
下联是：“望山跑死马。”
正赶上父亲下班，又给了个横批：“歇菜！”
晚上，钻进姥姥的被窝里，仍旧对“后院”的西山念念不忘，就没完没了地叨唠：“姥哇，您说那山上都有什么呀？”这个满腹文章的老太太，出口便吟诗一首。
诗曰：“从前有座山，山里有个庙，庙里有个盆儿，盆儿里有个罐儿，罐儿里有个碗儿，碗儿里有个小孩儿讲故事。故事讲的是：从前有座山，山里有个庙，庙里有个盆儿，盆儿里有个罐儿，罐儿里有个碗儿……”于是，我就睡着了。
翘首长街览西山——这是迄今为止能回忆起的，在我的人生中最久远、最深刻的记忆，它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1960年以前。
我的记忆既然是从山开始，也算是有“山缘”了，一位朋友曾掰着手指头“算”，让我在一张白纸上随便画点什么，我就顺手画了座高山，于是他就撇着大嘴说我是“土命”。
我认头了。土能生金，土养万物，咱何乐而不为？
成人后游历了不少名川大山，拜谒了许多古刹禅庙，尤其是在喜欢上了收藏古代陶瓷以后，没事儿就能想起我姥姥说的庙里那些“盆儿了罐儿的”，只是一件也没有“捞着”，却满眼是破塑料袋儿和垃圾，好不令人扫兴。
幼儿园里的“幺蛾子”
1960年以后，我被送进了“国家民委幼儿园”，境况就大大地改观了，那可是一个“五十多个民族五十多枝花”的欢乐大本营。六十年代初，我们国家好像还没有最后确定是五十六个民族。幼儿园是一座灰色的二层小楼，和民族饭店一南一北的隔着长安街，斜么茬儿的打了个“照面儿”。
晚上趴在窗台上，能看见民族宫的霓虹灯，那是西长安街在入夜前唯一的、短暂的缤纷，总是让我产生一种莫名的激动。每当电报大楼的钟声还没敲完，孩子就都进入了各自的梦乡。在这里，我慢慢地就不想家了，甚至不想我姥姥了。
大约在上幼儿园中班的时候，我那爱出幺蛾子的秉性便开始显露出来，成了班里最淘气的“孩子头儿”。
有一天中午下大雨，我光着脚偷跑出去淌水，淌了两脚的稀泥，上床以后觉得这脏脚丫子没地儿放，一抬腿往墙上一踹，“吧唧”白墙上就是一个黑脚印。坏了！这黑脚印怎么擦也擦不掉，只好用手捂着。
午睡的时候管生活的阿姨要来查房，给小朋友盖被子。她看见我有一只胳臂露在外边，手还贴着墙，就命令：“躺好喽！”我佯睡不语。阿姨过来把胳臂拽开，一眼看见墙上的黑脚印，就将我从被窝里提溜出来，这才发现那两脚的黑泥。阿姨的火可就大啦，抡开巴掌就在我的屁股上招呼。
她一边打一边骂：“小白明呀，你可是坏死了！这脚脏了可以洗，墙脏了怎么洗？你还挺聪明，知道用手捂着，捂得了今天捂得了明天吗？”
这会又进来了几位阿姨，一齐查看“现场”，她们惊讶地看着我说：“哎哟喂！你看这孩子坏得嘿，这不是掩耳盗铃吗？”说着话就肆无忌惮地打我的屁股。
“掩——耳——盗——铃”，在一顿结实的巴掌下，牢牢地记住了这四个字。日后，我特爱拿这句成语“批判”别人，把别人给数落急了，人家就问：“你丫干吗跟这四个字儿那么亲呀？”我心里说了：咳，这种事儿干过呗！
更有甚者，我在地上捡了个没头的破铅笔，发觉蘸着煤末子可以在台阶上画画儿，用煤末子当绘画的原料，那可是太便宜啦，锅炉房里有的是。于是就号召小朋友们往裤兜里装煤末子，每人都装得满满当当的，再撅一节树棍儿，蘸着煤末子逮哪画哪。
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大家把这茬儿都忘了，脱了裤子就上床，照例管生活的阿姨要给我们叠衣服，提溜着裤脚一抖搂，“哗——哗——”天女不散花，改撒煤末子了，满屋子黑尘滚滚，掩人耳目。气得阿姨扯着嗓子大叫：“都给我爬起来！这是谁教你们干的？”
小朋友们就异口同声：“白——明——白——明。”
我被“押解”到园长室，这回阿姨没抡巴掌，妈的改用手拧了。敢情这“拧”比“打”还厉害，疼得我吱哇乱叫，赶紧认错坦白。阿姨一边掐一边问：“还出不出幺蛾子了？”
在幼儿园生活的那几年，我没少挨打，五六十年代，当阿姨的急眼了“呱嗒”孩子几下不算什么，没人特别在意。另外，严师出“高徒”，记得在幼儿园里学到的东西，让我的小学一年级上得就特别顺利。
记得刚上小学的头一天，老师在黑板上画了十只小鸟，对下面的学生们说：“树上有十只小鸟，被猎人打下来三只，还剩几只？”说着话就用板擦擦掉三只小鸟。
一个撅着歪辫儿的女孩子举手起立说：“老师，还剩下七只。”
“好，你回答对了，你就做我们班上的学习委员！”老师高兴地说。
我扑哧一下子就乐了，老师问笑什么？我说：“她回答得不对，树上没有小鸟了，都给吓跑啦。”
老师也笑了，用教鞭敲打着我的课桌说：“大家在讲算术，没讲故事。你个小不点儿的，挺会出幺蛾子！”
其实这算什么呀？幼儿园里学的玩意儿多了，随便抖搂抖搂都能混他个“师长”、“旅长”的干干，只是不稀罕表现罢了。
可有一样到今儿个也没整明白，40年前在幼儿园里学到的那段低智商的关于“打鸟”的贫嘴笑话，怎么就成了今天这跨时代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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