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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兴起史-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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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四十六年（1618），以原官起用。刘铤一向依靠川贵土司士卒和川兵，累立军功，因而一再申请，征调四川、云南、贵州“各土司马步兵”两万余，“皆本官统驭旧人，矫捷善战”，但兵部复议，只准调“汉土官兵”九千余人，而且战前并来全到。刘铤颇有将才，又久经战阵，熟谙兵法，老成持重，行军之时，规定人人皆持鹿角枝，遇敌则置鹿角于地，“绕营如城”，“转瞬成营”，“虏骑不能冲突”，己兵“得暇列置火具，虏前队毙于火攻，则不能进”，己军乘间出劲骑格斗，疲则还营少休，不怕遭遇敌人埋伏，不怕敌军突袭。这样一员智勇双全之将，却因与杨镐有隙，“自前不相好”，受杨排挤，“必要致死”，指定他带东路军，仅一万余人，从宽奠出，道路遥远险恶，“重岗叠岭，马不能列”，粮饷不继，朝鲜从征兵一万三千，亦疲弱怯战。三月初四日，军至阿布达里岗，距赫图阿拉约五十里。这时，努尔哈赤早已遣派大贝勒代善，率诸贝勒大臣和八旗官兵，前来迎战，“设伏于山谷”。初五日晨，后金遣明降官，持所得杜松的“号矢”（号矢即令箭，经略授总戎，“以驱策偏裨者”），驰至刘营告急说： 杜松已抵“酋城”，“深入敌疆，虞攻之不继，敬遣材官某，请将军会师夹攻”。刘初犹豫，继而“心动”，恐杜“独有其功”，令诸将拔营前进，行二十里，耳听炮声隆隆，以杜将先入城，则己“宿名顿坠”，令士卒尽弃鹿角，急速前往，队不成列，进入伏中，代善挥令八旗劲旅突起冲刺，斩杀刘铤，明军措手不及，全军覆灭，朝鲜元帅姜弘立率众降金。南路军李如柏，因杨镐知悉杜、马二军惨败，檄令回师，仓皇撤退。明兵四路出击，三路败没，四总兵战死，阵亡道员、副总兵、参将、游击、都司、通判、守备、中军、千总、把总等官三百一十余员，兵丁死亡四万五千八百余名，丢失马、骡、驼两万八千余匹、头，遗弃火器大小枪炮两万件。闻名于世的萨尔浒之战，以明军彻底失败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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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萨尔浒之战（5）
萨尔浒之战，是明满关系发生根本变化的转折点，从此，后金获得了主动权，军心振奋，器械充足，战马成群，俘获众多，军威远扬，为取开原，灭叶赫，下辽沈，奠定了基础，而明国则君惊臣恐，官兵畏战，人畜火器损失巨大，兵无守志，陷入了被动困窘的逆境。
努尔哈赤所使用的甲胄
天命四年（1619）六月十六日，努尔哈赤率军进攻开原。开原东邻建州，西接蒙古，北与叶赫相连，是辽阳所恃“以断夷虏之路”，联络北关的军事重镇。开原是“古之黄龙府而元之所谓上都”，城大且坚，军民十余万，“物力颇饶”，金银财帛数百万。总兵官马林镇守，火器众多，照说是可以抵挡后金军进攻的。但是，萨尔浒惨败，严重影响了士气，“人心不固，兵气不扬”。加上，此时摄开原道事的推官郑之范，一贯贪婪横暴，盘剥军民，“赃私巨万，天日为昏”，以致“素失民心”。此人既贪财，又怕死，四路出征时，郑是南路李如柏部的“赞理”，见事不妙，随李狼狈逃回，眼看开原危急，却置敌不顾，继续克扣军饷，勒索士民。备御罗万言以高价买到军马，到郑处支领草豆饲料，“并无升束”，一日饿死战马二百四十九匹。把总朱梦祥到开原领钱粮，“一月不给，各军衣物尽变，马倒人逃”。上万马匹，缺少饲料，散放牧于百余里外，“贼至猝不及收”。因此，八旗军轻取开原，“易如拉朽”，斩杀马林等官将。紧接着，七月二十五日，后金军攻克了铁岭，生擒蒙古喀尔喀部名酋斋赛。努尔哈赤班师回京，略事休整，八月二十一日，又领军灭了叶赫，杀其城主金台石与布扬古贝勒，编户万余，大胜而归，后金军威，声震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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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辽沈之战（1）
一、 坐失良机
后金天命四年（1619，明万历四十七年），努尔哈赤于三月在萨尔浒大败明兵，六月取开原，七月下铁岭，八月灭叶赫，所向无敌，进展神速。可是，从此就按兵不动，直到天命六年（1621）三月才进攻沈阳、辽阳，足足有二十个月之久，没有发动大的进攻。出现这样的情况，并非由于汗、贝勒看到明经略熊廷弼调度有方，不易攻取，因此明智地暂时克制，集军待变。而是号称“英明汗”的努尔哈赤，在此时刻，不够英明，不太聪睿，决策上出了差错，贻误了战机，延缓了君临全辽的时间，给以后攻取辽阳、沈阳带来了不少困难。
天命四年八月灭掉叶赫以后的几个月里，是努尔哈赤挥师西征，攻取沈阳、辽阳的最佳时间，这时明朝的窘困局面，为他成为辽东王提供了最好的机会，无需动用巨大的兵力，不必花费多少代价，不会遇到强有力的抵抗，就能轻取沈阳、辽阳，可以说是乘胜前进，势如破竹，易如反掌。这主要是由于以下三个因素。
其一，明廷惊慌失措，调度无力。萨尔浒之战明兵的惨败，开、铁的失守，使得“朝野震动”。身肩军政要务的庸相方从哲，拿不出什么有力的对策，只是再三呈述“东事危极，京师万分可虑”，“京师之危，真在旦夕”，恳请神宗视朝，集臣会议军务，发给内帑，委任新人。昏君朱翊钧，听凭百官跪奏，藉口“头目眩痛，心腹烦懑”，不上殿理政，不召见群臣，还指责户部拖欠金花银两，又诡称“内库空虚，搜括无遗”，拒绝发放内帑。这样一个醉生梦死腐朽荒淫的老皇帝，配上一个顺从帝旨的庸相，怎能制定出拯救辽东危局的大政方针，怎能应付瞬息万变的军机要务！
其二，残兵败将，畏敌如虎。万历四十六年（1618）三月萨尔浒之战，四路出兵，三路覆灭，虽然官府多方招聚，到六月，勉强凑有“败残新集士卒四五万人，皆有名无实”，开原之陷，损失又逾万数。七月铁岭失陷，八月叶赫被灭，明兵更加怯战思逃。八月底，辽东经略熊廷弼题报辽阳、沈阳情形说：
虽有总兵李如桢等专守沈阳，帮以河西冉光荣之兵，共有万计，而堪战者不过一、二千人。总兵贺世贤专守虎皮驿，应援辽沈，兵虽数千，而堪战者不过二千四、五百人。总兵柴国柱专守辽阳，虽有川兵及残兵零杂之众二、三万人，然皆无甲无马无器械，既不能战，而守城又无火器将领，中军千把总等官，俱贼杀尽，各兵无人统领，辽至今日，可谓无兵。《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八十五。
熊廷弼后又补充说，大败之后，无车无牛无脚夫，没法运送粮草，致使全军严重缺粮，兵仗器械亦荡然无存，“军无片甲，手无寸铁”。沈阳重镇，能战之兵只有一两千。辽阳要城，残兵两三万，且无甲无马，无将无粮，“可谓无兵”。一向被誉为兵强马壮的辽东军事重镇，竟落得如此地步，真是可悲。兵少将缺，粮饷不继，守具缺乏，自然更加剧了将官的怯战情绪。他们逗留不前，战守不力，畏敌如虎，一战即溃。就连熊廷弼推崇为大将的甘肃总兵官李怀信，虽然久经沙场，屡立军功，史称“勇敢有谋”，“威名著河西”，然当其被委任为援剿总兵官，率师赴辽时，尽管经略连上奏疏，特地奏请皇上命李急行出关，帝令立即赴援，“兵部马上差人守催”，限于九月初八日出关，十二日抵辽阳，可是，限期已过，李怀信却仍然安坐甘肃，且投文兵科，要钱要马要兵，寸步未行，究其内心，“不过惮于援辽，另寻枝节”而已。号称勇将、大将之人，尚且如此，其他将官之贪生怕死临阵溃逃，更是不言而喻了。
其三，士气不振，人心惶惶，军民思逃。萨尔浒之战，十万大军数日尽没，开原坚城，顷刻覆灭，在心理上给予辽东军民沉重打击，兼之旧经略杨镐昏庸笨拙，束手无策，领兵将官畏敌如虎，使得辽民心惊胆战，昼夜不安，一有风声鹤唳，便仓皇逃散。早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六月末，开原刚一失陷，中固、铁岭、懿路、汛河数城，“妇女老幼，空国而逃”，永奠、新奠、大奠、阳、孤山、抚安、柴河等数十堡，不战自弃，“沈阳之民又逃，军亦逃矣”。七月初一，大学士方从哲根据辽东经略、监军的题本，上奏说：“铁岭、沈阳人民，逃窜几空，辽阳之危，只在旦夕。”《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八十四。赞画刘国缙费了很多心血，好不容易招募了新兵一万七千四百余名，分发镇江、宽奠、阳、清河等处防守，十二月，清河之兵，“陆续尽逃”，镇江、宽奠、阳，“亦有尽队而逃者”，总共只剩下三千余名老弱残兵。
由于以上原因，六月开原失守，七月铁岭被占，八月二十二日叶赫灭亡，辽阳、沈阳真是危如累卵，朝不保夕，这一点，在辽东经略熊廷弼和大学士方从哲等人的奏疏中，讲得非常清楚。九月初，熊廷弼特上长疏，极言“辽左大势久去，战守已无可支，备陈兵马军民器械将领不堪战守之状，以祈省览”。吏部等衙门尚书赵焕等，以“奴酋攻陷北关，经臣极言辽沈危急之形，无将无兵无马无器械，军民离心，不能战守，倘奴乘胜长驱，必薄都城之下”，“无限忧惶”，因而会合“大小衙门官员”，诣文华门，“直陈辽左垂亡，京师立蹙”，恳乞神宗临朝。
第一节 辽沈之战（2）
大学士方从哲，虽然平时一向庸碌因循，顺从帝意，也因形势险恶，特上《辽左溃散人心离散疏》，奏称：
昨晚接经略熊廷弼揭，极言辽左溃散之形，人心离散之状。……夫国家所恃以捍御寇贼保守边疆者，全在人心，人心不固，即金城汤池，甲士如林，刍粟如山，亦不能守。况该镇丧败之后，盔甲器械马匹，件件不备，火器全无，虽有几万伤残之卒续到赴援之兵，然皆露顶赤身，空拳徒步，以此当大敌御强虏，岂有幸乎。以是，上自将领，下及军民，无一人不为逃走计，无一念无一刻不为逃走计，目前若此，猝遇贼兵临近仓皇急迫之秋，岂经略一人所能整齐而约束者哉。今日辽阳之势，真累卵不足喻其危，山海蓟门之患，真剥肤不足喻其急。……廷弼自以势不可为，力不能支，请皇上早作区处，其情亦甚迫矣。……《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八十六。
正因为辽沈危在旦夕，难御后金，熊廷弼苦心思索，找不到救急良策，无可奈何，于九月初提出了放弃沈阳，专守辽阳的建议，上奏朝廷说：“自奴陷北关以来，人心逾溃，沈阳空垒，独力难支。据道臣韩原善、阎鸣泰及该城官生人等，咸欲归并辽阳，还兵自保，揆之人情事势，实不得不然。退缩自固，羞愤何言，倘邀皇上之灵，守得辽阳，俟明春二三月间，大兵厚集，再图恢复。”《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八十六。
这个方案，并不可取，辽阳离沈阳只有一百二十里，后金军进入空城沈阳之后，一天即可包围辽阳，几万残兵败将，怎能抵御八旗劲旅，这一计策，实属下策，可谓无策，但既然缺兵少将，就只有走这条绝路了。
综上所述，可以绝对肯定地说，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六月取开原、八月灭叶赫以后的几个月，是后金军夺取沈阳、辽阳进驻辽东的最好时间，不需要花费多大力气，就可达到这一目的。但是，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努尔哈赤并未挥师西征，而是安坐建州，按兵不动，错过了轻取辽东的良机，一年半以后，只是在率军猛攻、伤亡累累的情况下，才将沈阳、辽阳打下，付出了本来可以避免的重大代价。
二、 挥军猛攻
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军机兵情瞬息万变，努尔哈赤本来可以乘胜进军，轻取辽沈，但他没有率师继续前进，停了一段时间，这样一来，战守形势又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是明朝辽东新经略熊廷弼整饬兵备加强边防，阻碍了后金的进兵。
熊廷弼，字飞百，湖广江夏（今武昌）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授保定推官，擢御史。廷弼身长七尺，有胆有识，才华横溢，秉性刚直，不畏权贵。他虽然身列文班，却因边患孔亟，积极钻研兵法，苦练骑射，连清修的《明史·熊廷弼传》，也赞其有“盖世之材”、“善左右射”，实为文武双全之能臣。万历三十六年（1608），熊廷弼巡按辽东，覆勘原任辽东总兵官宁远伯李成梁与巡抚赵楫丢弃宽奠等六堡新疆八百里之事，查明二人弃地驱民之过，疏劾其罪。熊廷弼早就看到建州发展迅速，必为大患，连上章疏，大声疾呼，奏请核边地，兴屯田，饬营伍，增士卒，联络南关北关，所言皆中时弊。后因事与某官相讦，听勘归田。万历四十七年（1619）三月初萨尔浒惨败以后，因其熟悉边事，吏部等衙门连疏奏荐，于三月末特予起用，升任大理寺左寺丞兼河南道监察御史，宣慰辽东，六月又擢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佥都御史，代杨镐任辽东经略。
熊廷弼面对敌强我弱、危在旦夕的险恶形势，毫不畏惧，在大学士、兵部尚书等达官大僚畏敌成疾纷纷引病告退的浪潮冲击下，他毅然挺立，逆流而进，力挽狂澜，担起了拯救危辽的艰难重任，在短短的一年里，彻底扭转了危局，稳定了辽东，巩固了边防，增强了军力。这个奇迹之所以能够出现，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熊廷弼不畏艰险，亲自巡视边境城堡，收拾残局。熊廷弼尚未出京，开原失陷，刚出关，铁岭又失，沈阳及诸城堡“军民一时尽窜，辽阳汹汹”，他虽然仅仅带了几百名疲弱士卒，却并不畏难而退，反而兼程前进。八月刚到辽阳，即令佥事韩原善往抚辽阳，但韩“惮不敢行”。继命佥事阎鸣泰往，阎至虎皮驿（今沈阳城南），不敢前行，“恸哭而返”。熊廷弼乃躬自巡历，自虎皮驿，抵沈阳，复乘雪夜赴抚顺，总兵贺世贤以抚顺离建州太近，恐有危害，力行谏阻，熊廷弼泰然自若地说：“冰雪满地，敌不料我来”，遂鼓吹而入。时兵燹之后，数百里无人迹，熊廷弼祭悼死难兵将士民，招流移，缮守具，分置士马，耀兵奉集，相度形势而还，这对稳定民心，振作士气，起了很大作用。因而“人心复固”。《明史》卷二百五十九，《熊廷弼传》；《熊襄愍公集》卷八。几个月以后，为了巩固东南防务，熊廷弼又从奉集至威宁，历阳、宽奠，缘鸭绿江岸抵镇江城，复迂道看险山旧边，转渡夹河，登凤凰山寻莫利支屯兵处，再从镇夷、镇东、甜水站而归，往返十三日，行走千余里。
其次，确定了正确的抗敌方针。万历四十七年（1619）十一月，熊廷弼在巡视边城观察形势以后，上呈《敬陈战守大略疏》，提出“以守为稳着”，“守正所以为战”的根本战略方针，奏请集兵十八万，马九万匹，分驻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儿及镇江六处险要地方，每路设兵三万，置裨将十五六员、主帅一人，画地而守，无警就地操练，小警自为堵御，大敌互相应援，辽阳设兵二万，策应四方。这套战略布置，是十分正确的，发挥其长，克服其短。当时，后金军善骑射，士气高，惯于猛冲猛打，交战之时，万马飞驰，“铁骑冲突，如风如火”，瞬息而至，箭射刀劈，敌不及防，片刻即亡，萨尔浒之胜，即系一例。但他们缺乏火器，长于野战，短于攻坚，遇逢深堑宽濠高墙坚城，骑兵难以施展，只有使用计策，诱敌出战乘机歼灭，或纵间入城，从中破坏，开门内应，趁乱而入。开原之失，就是智取的成功。明军大败之后，斗志不旺，弓箭不佳，但火器众多，凭借坚固城池，据险扼守，以逸待劳，便可克服不善野战的短处，发挥枪炮的威力，依靠人多地广财源丰富的优越条件，打一场比资源，拼物力、人力，以守为主，由守而战的持久战，就能抵消敌之长处，暴露对方弱点，发挥自己优势，挡住后金军进攻，守住城池，稳定战局，再伺机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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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辽沈之战（3）
其三，征兵调将，赶制器械，修建城池。熊廷弼屡上奏疏，多方催督。征调川浙土兵，招募各方勇士，很快就改变了兵少又弱的状况，从区区两三万败残之卒，演变为拥兵近二十万的庞大军队。原来粮草奇缺，士卒饥疲，他督促部属，征集牛车三万余辆，“昼夜赶运”，“军中始有粮草”。萨尔浒惨败之后，“军无片甲，手无寸铁”，熊廷弼奏发京城大炮数千位，又增造大炮数千，枪炮数万，并打造弓箭，赶制双轮战车五千辆，每辆安灭虏炮两三位，以及“火箭火轮之类，无所不备”，自此军中“始有弓矢”，“军士始有攻守具”。同时，大修城池，辽阳墙垣，“城高厚壮，屹然雄峙”，城外挑濠三道，每道宽三丈，深两丈，濠外复筑大堤潴水。沈阳亦修缮加固，“城颇坚，城外浚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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