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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十年-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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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做衣服是新出现的时尚，天冷了到深圳买条被子则早已成了中下层香港人的习惯，家里换窗帘到深圳买布缝制，价钱只及香港一个零头。近来在罗湖关口又见到不少港人手提着激光唱片机返家，原来内地出产的激光唱片机不仅质量已超过日本、韩国，而且厂商间竞争激烈，价钱越压越低。过去只有香港人买了日本家用电器带去内地，现在开始“风水倒转”，不能不说是邓小平的功劳。
到深圳买菜，是不少香港家庭主妇的乐事。见到她们提着大包小袋，有的还推着小车，一边走向关口一边与熟人交换菜肉鱼禽的行情，可以推测她们又省下上百元的家庭开支。深圳菜肉比香港便宜许多，到饭馆用餐也可比香港节省一半。无论到深圳购物还是游玩，找个中意的地方饱餐一顿，是免不了的。前些日子香港因禽流感一个半月无活鸡吃，到深圳吃鸡更是美事一桩。
像笔者这样以文字为生的，到深圳最紧要的事情是买书。出了罗湖关口，先到街旁书亭、书摊或流动售书车粗略瞄一下，挑几本新出的热门书，然后搭车到深圳书城泡两三个小时。总共花二三百元人民币买上二十来本好书，提在手里虽然沉甸甸的，却有一种特别的满足感。
深圳据说是全中国平均每人每年购书最多的地方，我对这个统计始终有怀疑，其中肯定没有把香港人购买的部分剔除。香港开了多家“二楼书店”，出售的中国图书都是直接从深圳贩运来的，大概也算在深圳人的购书金额中了。
以一般香港人来说，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拿香港的薪水，以深圳的水平消费。目前已有不少香港人在深圳买楼，那里的楼价在中国已算很高，也只有香港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但真正到深圳安家的情况尚不普遍，一个主要原因是过关仍不方便，一到节假日更是人山人海。今后如果可以二十四小时通关，而且利用最新电子科技大幅减少验证时间，深圳一定会出现更多“港人家庭”。
有人担心，香港消费市道本来就不景气，又受金融风暴打击，大批餐馆、商店难以维持下去，香港人却越来越喜欢到深圳消费，叫香港何时才能复苏？更有甚者，香港人今后都到深圳买楼，靠近深圳的那些地方（如离罗湖仅一两站火车车程的上水、粉岭）楼价一定易跌难升。这些都会对香港经济造成新的压力。
金融风暴把香港和深圳拉近（2）
确实，如果香港经济就保持目前的状况，深圳很可能变成它的竞争对手，但如果香港未来要有大的发展，产业要加快升级转型，有深圳为“腹地”正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中央政府已在全国确定了十六个重点建设地区，作为下世纪国民经济新增长的“火车头”，其中珠江三角洲的目标就是加速与香港、澳门经济一体化，实现产业升级。
去年香港回归中国，已刺激深圳加快与香港的经济融合。其中一项重要措施，是建造连接深圳两个地区与香港的“深港西部通道工程”，包括跨海大桥、新口岸区和陆路引桥，预定在公元二○○○年底完工。另一项措施则是利用深圳和香港的特殊优势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而自今年一月五日开始，深圳与香港之间的港币支票联合结算机制正式运行，结算时间由过去的十四天减为三天左右。当局认为，这表明深港两地的金融业合作已进入“实质性阶段”。
这次的亚洲金融风暴，也促使香港各界思考今后经济出路何在，无论是官方人士还是商界、学者，都越来越多地把眼光放在香港与深圳及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优势结合、互补上，放在发展高科技上。半官方机构香港贸易发展局的总裁施祖祥就认为，八十年代香港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形成“前店后厂”式的合作关系，长远来看会束缚两地的产业升级，削弱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今后应发挥各自优势，结成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性伙伴关系”，致力于产业升级，共同拓展国内外市场，特别是开拓新技术产品和高增值产品。
自美国回香港出任科技大学校长的吴家玮更把香港和珠江三角洲视为一体，比作美国加州旧金山市的“湾区”。他说：“香港要有大都会的心态……要成为华南地区三亿人的中心，不能像过往一样，只着眼于六百万人口。”他最近获港府委任为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他认为香港现在已不是英国人的殖民地，整个社会都须考虑未来去向，形成共识。这次金融风暴恰恰暴露出一个只有金融、房地产业的经济体系的弱点；香港经济要进一步发展，高科技是不可缺少的一环。而且这不是香港一地的事情，香港应成为推动整个华南地区工业和技术升级的“龙头”。
香港特区政府成立才半年多，又碰到不少天灾人祸，疲于应付。等到金融风暴趋缓，董建华和他的政府应该尽快把主要精力放到经济发展方面来，把当前的危机变为借势调整的契机。如此发展下去，到下世纪香港与深圳以及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融为一体，并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遥远美景。
去内地，还是不去内地？
2005年10月
香港经济越来越离不开内地的支撑。十月中旬两地签署的《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进入第三阶段协议。内地不仅给予所有香港产品零关税优惠，还将开放咨询、会计等服务行业，并进一步放宽香港投资者开办、经营电影院与旅行社的条件。但所有这些事情都要有人去做，北京给予香港的优惠才可能见效。而CEPA的前两阶段协议，至今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成果，主要原因就在，敢于抓住这个机会北上寻找新发展空间的香港人仍然不多。特别是香港的年轻人，似乎比他们的祖辈、父辈保守许多，缺乏冒险拼搏的勇气，也缺乏足够的想象力。他们宁可在香港等待下去，“混”下去，哪怕前途越来越狭窄，也不愿（或不敢）脱离对家庭和对香港环境的依赖，赤手空拳到内地去打出自己的一片天下。当然不是所有香港人都视北上为畏途；今天长期居住内地的香港人大概有几十万。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最早敢于前去投资的，就以香港人最多。二十多年后的今天，香港企业家的第二代已经接棒，他们的普通话也“溜”得多。北京《三联生活周刊》最近介绍的香港投资者马志刚先生，就是一例。他的投资目标已经从房地产，转向国有企业的收购。香港企业家在内地投资了成千上万个项目，需要从香港派去相当一批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香港一家大型公用事业公司在内地有数十个合资和独资经营的项目，总经理和总工程师都由香港总公司派去，被选中的主管级人员多数慨然北上赴任，但也有宁可被炒鱿鱼也不愿背井离乡的。最近我在山东泰山脚下与他们不期而遇，发现他们在内地呆了一年半载，语言、作风以至饮食习惯都有点本地化了。改变最大的是他们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和看法，已不再把香港和内地看成是两个完全不同、彼此格格不入的社会。
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还可以见到不少北上移民的香港文化人和专业人士（如广告行业的）。创办《号外》杂志的陈冠中，就是其中的“先行者”，他移居北京已经十年。曾经拥有《明报》集团的于品海也已久居北京，现在内地经营电子商务行业和房地产，只有周末才会抽空回一次香港。一次我在北京机场遇见施南生女士，她说现在每个星期一半时间在北京，另外一半在香港，她的先生徐克导演呆在北京的时间更多，所以他们已经在北京租了房子。原《明报》副总大胡子阮纪宏则到北京大学深造，把家也搬了过来，现又成为《明报》驻北京记者。像他们那样把家（包括孩子）都搬到北京的，还有电影导演张坚庭。他们相信，为了孩子未来前途，应该让他们尽早懂得中国并融入其中。但我也发现，在珠江三角洲以外的各地，即使是东部沿海最发达的地方，也很少见到中下阶层的香港人前去创业和发展，特别是香港的年轻人。最近在北京遇到较多的香港人，除了成群结队的旅游者，就数一些专业界的人士了（也许与CEPA允许多种行业到内地开业的新规定有关吧）。这使我联想到香港人的普通话。一般来说，还在大学里面的香港年轻人普通话都很差，以前连听都听不懂，近几年已经好了些，但仍然开不了口。反而大学毕业有了工作，特别是进入了管理层，才知道普通话的重要，不少人又专门花钱去学。所以，在香港的公司里面，老板和经理的普通话说得比员工好，在香港的大学里面，教师的普通话说得比学生好，乃是一种常态。而这恰恰显示了香港年轻一代的危机和困惑： 竞争力越来越弱，冒险精神越来越少，眼界越来越狭窄，前途也必定越来越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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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母语教学”的困惑
1997年10月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署于九月二十五日正式公布“中学教学语言指引”。自明年九月开始，除少数获得批准的学校外，公营中学的中一学生都将以中文为教学语言，并逐年推广至更高的年级。不遵循“指引”的学校将受到惩罚。经过多年的酝酿和争议，香港以中文为本的“母语教学”总算起步了。但极具讽刺意义的是，就在“指引”正式公布后三四天，九龙塘地区的两所英文小学门前出现家长通宵排队领取明年新生入学表格的人龙。其中一所学校只招一百二十名新生，一千三百份申请表派发一空后，仍有一千多名家长因领不到申请表，一度冲到学校大门，最后由警方出面平息风波。这件事情表明香港推行“母语教学”决非易事。英国人管治香港百多年，留下了一个独尊英文的教育体制。目前香港的中学多数以英文为教学语言，坚持中文教学的寥寥无几。但实际上，除了为数不多的英文“名校”外，一大批挂着“英文中学”招牌的学校完全名不符实，不仅学生听不明白英语讲课，教师的英文水准也达不到正常的要求，只得半英半中（广东话）夹杂在一起，有的干脆就用广东话上课。香港学校教育质量逐年下降，已引起社会的普遍担忧；长此以往，香港的国际竞争能力必然受到拖累。原因可能有许多，但目前这种教育体制必须改革，已成为共识。“独尊英文”的结果，是造就了一代“中英俱不佳”的香港青年。几乎所有行业都在抱怨现在许多大学毕业生连稍微像样点的中文信件或英文公函都写不出来。报上每天都可以看到“中学生不识二十六个英文字母”、“大学生差不多每句英语都说错”、“会考以中文作文卷第一行都有错字”之类的事例。一位教师给中二学生上中国历史课，竟然发现全班没有一人知道“次年”就是“第二年”，令他感叹自己对今日学生的水准“估得还不够低”。最大的问题，是“英语教学”使大批学生不能正常地从课堂上学得必需的文理科知识。一位资深新闻工作者痛切地指出，以为“用英语教学英文就会好些”根本是本末倒置。她说：自己曾身受其苦，完全明白假若英语程度不足，数学、地理、历史、物理……揽住一齐死的悲哀。”可举的例子实在太多，但要改变还真不容易。随着九七回归之日的迫近，“母语教学”的问题一再被提出，也一再碰壁。英国人不起劲倒也情有可原，现在特区政府正式宣布了“指引”，实施起来仍然难以乐观。首先是多数家长仍然死守“英文有用”、学好英文就要上英文学校”的观念，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要为子女搭起一座通向英文名校的梯子，于是就会有通宵到英文小学门前排队领表格的事情。由于刚公布的“指示”允许一部分师生都符合条件的中学继续用英语教学（估计有###十所），必然使这些学校今后变得更加热闹，更加“精英化”。家长为了使子女能够挤进这些学校的闸门，也必然更加使劲地逼迫子女从刚开始讲话就学英文。如此推行“母语教学”，结果却使英文学校地位更高。过去一大批学校宁可“挂羊头卖狗肉”，也要充当“英文中学”，主要是担心改用“母语教学”后收不到好的学生，坏了学校的名声。如今家长心态不改，学校压力也难减。按照“指引”，既然符合条件的学校可继续做“英文学校”，许多学校就会竭尽全力提高师生的英文，使自己符合“指引”的要求。由此可见，有关“母语教学”的新规定并不能立即改变香港“独尊英文”的殖民地传统观念。要真正提升中文的地位，主要靠社会变化和市场需求的力量。香港回归祖国，必然会增加社会对中文的需要。基本法》规定中文和英文都是官方语言，而且不分轻重高低，在实际运用上中文的比重会越来越增加。虽然不少华人高官仍然习惯于用英文沟通以至用英语思考，但如今招聘公务员已把中文列为必要的条件，与英文并重。特区首长董建华倡导公务员多讲、多用中文，外籍官员也应懂一些起码的中文才行。今年十月他发表首份施政报告，在香港历史上也是首次用中文（广东话）宣读。市场需求增加，主要因香港同内地及台湾的经贸往来越来越密切，也越来越重要。不少公司招聘新人时，还把会讲会听普通话作为必不可少的技能。但市场需要产生的效果往往是“逆向传递”的；目前最热衷于学习普通话和中文的往往是那些在职人士，各种补习班多如牛毛。相反，在中小学内中文及普通话却仍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中学毕业生多数不会讲普通话，许多人还听不懂，这也是香港年轻一代中文水平低落的重要原因。他们平时看的、听的、讲的一大半是广东话式的中文，有的还夹杂着许多英文单词，根本不知如何用标准的中文来表达。至于英文方面，原来“独尊英文”除了造就少数“英文精英”外，反使学生的英文水平一年不如一年。不少人担心，今后如果大力推行“母语教学”，英文水平会进一步跌落，从小处看会影响子女的就业机会，从大处看则会削弱香港的国际地位。如果盲目地独尊母语、排斥英语，确有可能造成恶果。笔者不久前到巴拿马采访时发现，那里虽然长期受到美国的影响，中青年却已多数不会说英语。据朋友的解释，过去十多年在反美情绪支配下，巴拿马学校普遍停止教英文，现在许多人为了寻找好的职业，不得不加紧补习英文，但跨国公司、银行仍难招到合格的雇员，十分头痛。对中国经济发展来说，香港的英语人才也是一项可贵的资源。中国十二亿人口，中文好的人才比比皆是，中英文俱佳的就少得多。哪怕许多香港人中英文都是“半吊子”，但却可以应付国际经贸、金融业务往来，这也是香港的优势，不应低估他们的价值。因此，推行“母语教学”决非排斥、贬低英文；相反，有过去英语教学失败的前车为鉴，推行“母语教学”反倒有可能使更多学生学好英文。香港就有一所中文中学，会考英文成绩超出英文学校平均水平。今后类似的事例会越来越多，使迷信英文学校的家长发现中文教学令自己的孩子各门课程都学得更好，因而也有可能花更多时间学好英文，如果这样，母语教学”才算确定了地位。香港政府和整个社会都应为此而努力。
香港内地“礼”尚往来
七月一日将至，香港又在预测中央这次会送什么“大礼”。财政部已经宣布，新的一批香港商品下个月就可免关税进入内地市场；估计北京还会扩大香港经营人民币业务的范围，香港法律界则有望获准处理民事商业纠纷案件。这几年北京不断给香港“送礼”，已成惯例，而等待北京送更多的“大礼”，也已成了香港的普遍心态。其实，香港也不断向内地送“礼”，早先主要是送去投资和人才，近两年又增加了一项： 香港的大学到内地招收学生。今年，香港的几家大学在内地的招生人数增加到一千多名，已形成一股不小的报考热潮，实在是很好的事情。招收内地学生，有助于打破香港对使用内地人才的限制，打破香港人的封闭思维，早先已经讲过多次，这里不再重复。有趣的是，香港那些大学前来招生，也给内地带来观念上的冲击。首先是北大、清华等名牌大学感到压力了。本来，全中国最拔尖的学生不是进北大，就是入清华，尽由它们两家挑选。现在半路杀出了“程咬金”，去年就有考生弃北大而转去香港科技大学，还有一位因“移民”身份（从入学分数线高的省份移入分数线较低的省份）无法进入清华的高考“状元”，却获得香港大学录取。这些都引发内地媒体的广泛议论，认为是对中国不合理高考体制的冲击。今年更出现了香港的大学到内地“掐尖”的说法，有人开始担心北大、清华“面临生源流失”，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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