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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十年-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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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万五“成为香港经济风向标
居香港十年,最怕听到的事情是火灾。早几年住美孚新村,那是香港七十年代建起的第一个大型屋村,无论设计还是内部设施都已老化,易起火灾。几年中笔者就有两次逃火警的经历,也看到对面大楼起火烧死人的惨景。搬离美孚两年后,那里又发生七死三十八伤的大火灾,影视界名人黄之母也不幸罹难火场。前年夏天,女儿到一家杂志社打暑期工,上班地方在九龙闹市弥敦道的一座旧式商业大楼内。她结束打工返校读书没多久,那座名叫嘉利大厦的大楼就发生冲天大火,四十死三十九伤。看到电视中那一个个极为悲惨的镜头,叫人怎能不心惊?好在女儿的杂志社同事逃上天台,被直升机救走。这个冬天火神爷更是频频降临香港。前些日子因家中有事,笔者借住港岛铜锣湾一处朋友的房子,一月六日下午写稿时听见外面救火车警号大作。原来旁边的一幢名叫金殿大厦的旧楼起火,造成二死五十伤。不到一个月九龙观塘地区半夜又起火警,也是一座旧式住宅大厦,四死九伤。这些起火的旧楼本来就存在许多潜在的危险,消防设备不是年久失修,就是付诸阙如。像金殿大厦除了几个根本不能用的灭火筒,没有任何其他救火装置。至于楼内的走火通道,不是给锁上,就是被居民堆满杂物,有的出口处还开了店铺,堵塞大半。如此这般的旧楼全香港数以千计,每幢都可能发生类似的惨剧,为什么还有上百万人住在里面,为什么仍有成千上万个小公司设在里面,为什么他们要拿自己和家人、雇员的性命开玩笑?一言以蔽之,香港楼价太高。以目前香港老百姓的一般收入,一个月全家不吃不喝也只能买三四平方英尺(注:1平方英尺约等于1/10平方米。)的住宅面积。低收入者可住政府建造的廉租公屋,中产阶级若不愿背上二十年的债买新楼,就只能住旧式楼宇。还有数十万近几年刚从内地移入的低收入“新移民”,因为未够资格成为香港永久居民(要居住七年才行),再穷也住不到公屋,大多挤在那些最破最烂的旧楼里,居住条件极差,如何再有心思考虑安全不安全。这次在观塘火灾中丧身的一名青年女子,数日前刚获准从内地移居香港与父母团聚。同样道理,中环、金钟一带办公大楼每平方英尺的月租低的五六十港元,高的过百,岂是小本经营的公司租得起?旧式商厦即使便宜许多,每月租金仍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且逐年攀升。要那些小老板花钱改善安全设施,他们宁可搬到别的大楼里去。不能过于责怪香港人缺乏安全意识,也不能过于责怪他们只顾自己不管公共利益。真正失职的还是港英政府。那些旧楼内的危险情况,政府有关部门完全了解,但一直未采取有效措施去改进,去解决,对许多违法的行为也睁一眼、闭一眼,得过且过,只求不出事。政府可能也有难处,若要认真检查,严格依法行事,不仅人手不够,还可能推动旧楼租金大幅上升,使居住者负担更重,境况更差。本月初的观塘大火后,特区首长董建华立即召开特别会议,商订如何消除住宅火警的长短期措施,打算要求每幢私人住宅楼宇都成立管理组织加强防火。香港舆论对此普遍赞同,并指特区政府已吸取处理禽流感进退失据的教训,变得果断而有效起来。但这也只是治标而不能治本,如果香港楼价仍然高不可攀,下层民众的居住条件也就永远无望改善。而且,高楼价已使香港的商业经营环境变得越来越不利,再加租不如关门结业”,成为许多中小业者的普遍心态。董建华年前当选特区首长时,就强调要把香港的楼价降下来;去年秋天他发表第一份施政报告时,正式提出今后数年每年要提供八万五千个住宅单位,以实现供求平衡。“八万五”的数字一提出,香港住宅市场立即就感受到压力。恰好那时亚洲金融风暴袭来,香港利率大幅跳升,股市暴跌,房地产市场一片凄风惨雨,楼价下挫二至三成,大有“硬着陆”的可能。于是,要求董建华取消“八万五”建房目标的呼声趁势而起。随着特区政府提交首份预算报告的日子临近,围绕“八万五”的争论反趋激烈。支持者认为多少年来高楼价已把香港老百姓害苦了,也日益损害香港的国际竞争力,非从根本上加以改变不可。反对者则指责董建华提出“八万五”是破坏市场经济的自由运作,如果香港的房地产业崩溃了,整个经济也将被拖垮,百业萧条,“济贫”变成“齐贫”。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有实际利益的考虑,想买楼而买不起的民众以及每月每年都要“捱贵租”的租客(包括本地商户和外国公司),当然希望楼价掉下来,至少不要再涨上去。反过来,地产商、房地产买卖的中介商、银行以及所有已买了楼的人,都希望楼价不断上涨,至少不要下跌。特别是已经靠银行抵押贷款买了住宅的中产阶级,看着楼价一天天跌下去,心中最不是味道。笔者到香港十年,楼价差不多升了十倍,许多人买楼不只是居住,更是一种投资。现在楼市气候大变,投资变成蚀本,每月偿还银行的本息还因利率上升而相应增加,他们岂能不生怨言?但实际上,香港楼市这几个月虽然跌得四脚朝天,但平均楼价也只跌到一年多前的水平,也就是董建华誓言要压抑楼价时的状况。因此,特区政府目前可能做的至少是设法恢复楼市平稳,设法减轻中产阶级买楼还款的压力,而不可能取消“八万五”的目标,更不可能重新支持楼价上升。香港《信报》上署名任慧文的文章引起香港各方的关注。文章说香港五十年不变不等于什么都不能变。不利香港繁荣稳定的东西,如高地价、高楼价政策就应改变,不能让港英时期形成的两个垄断(港府对批地的垄断以及大地产商对地产开价与定价的垄断)长期存在,“政府只为地产商和银行服务的现状要改变”,“在共渡难关中,香港垄断楼价的大地产商应有更大的承担”。房地产业本来是香港经济一大支柱,如果只知道压低楼价,不扶持其他新兴产业来支撑未来经济的发展,事情会更大,更难做。九八年是关键之年,很可能将决定香港未来的兴衰。
  

香港能成为中国的教育中心?
不久前香港大学在内地招收了二百五十名考生,但引来南北媒体高度关注的,却是它同时把十一名面试表现不佳的“高考状元”拒之门外。校方的理由是港大对申请人的成绩与面试表现同等重视,以免出现“高分低能”学生。一时间,内地的众多评论人士对香港大学的做法大加赞扬,更以此来反衬内地饱受诟病的“应试教育”。广州的《南方都市报》就说: “它让我们看到,应试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佼佼者,在素质教育体制下可能门都进不了。”香港大学是不是所谓“素质教育”的典范,可以另当别论,但这件事情表明香港大学在内地许多人心目中的地位,至少不低于清华和北大。香港有八所大学,由于本地人才资源有限,十多年前就开始招收来自中国内地的硕士生和博士生,而且逐年增加,尤其是读理工科的。招收本科生则是最近五六年的事情,最初由香港马会每年提供数十个奖学金名额,吸引了一批中国名牌大学的顶尖学生。我曾不止一次劝说内地朋友的子女放弃已被本地名校录取的机会,转来香港就读。他们也很争气,不用一个学期就叫香港同学刮目相看。这两年香港的大学又开始招收来自内地的自费本科生,人数由几十增加到今年的几百上千,每年学费加上生活费要十万港币左右,报名者仍然众多。不久前我到山东省会济南市,就在所住的酒店中遇上香港科技大学举办招生介绍活动。如此发展下去,香港有没有可能如理工大学陈文鸿博士所建议的那样,变成中国的教育中心呢?恐怕不行。最直接的原因是香港高等教育总体规模太小,根本不能同北京、西安或者上海等地相比,甚至比广州也差许多。但另一方面,香港的大学确实可以而且应该招收更多来自内地的学生。因为内地有强烈的需求,而香港则有此能力和吸引力,更可由此而缓解香港持续已久的“人才荒”。外出留学在中国内地早就成为风气,香港的大学只是碍于两大障碍,一直无法向内地学生敞开大门。首先因为香港的大学得到政府大量资助,如果到香港以外招收学生,就会被指责为用香港纳税人的钱补贴“外人”。几年前香港一位大学校长就告诉我,全香港的大学共有三千名具有博士学位的教授、讲师,实力雄厚,却只能够在这么个小地方招生,把自己困死,教育品质也越来越差,连许多香港的优秀学生都纷纷外出求学,而不愿进本地的大学。
  解决办法实际很简单,向境外学生(包括内地学生)按照实际成本多收学费就是了,这样不仅可以不补贴,还能够增加大学收入;香港今天终于这么做了,只是晚了很多年。再就是香港在英国人管治时期后期,严格限制内地人士移入;今天特区仍然沿袭这样的政策,来自内地的学生毕业后一般不能留在香港直接就业。近年来情况有所改变,那些享受马会奖学金的内地学生,毕业后只要得到香港公司聘用,都可以获准居留,而且工资不低。但自费来香港读书的内地学生,今后能不能得到同样待遇,特区政府还没有给个明确的“说法”。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了,香港的大学对内地学生的吸引力就会更大。从香港的长远利益来看,当然应该鼓励他们留下来。问题是一旦这样的人数多了,或者香港本地学生找工作越来越难了,一定会冒出“内地人抢走香港人饭碗”的说法,更可能被某些政客用来大做文章。实际上,香港新一代的年轻人越是“困守孤岛”,就越没有竞争力;只有到了香港的大学生不怕内地学生来抢饭碗,更有勇气和能力到内地去抢饭碗,香港的大学体系才有可能突破当前的困境。在此之前,香港要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只是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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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母语教学”的困惑
1997年10月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署于九月二十五日正式公布“中学教学语言指引”。自明年九月开始,除少数获得批准的学校外,公营中学的中一学生都将以中文为教学语言,并逐年推广至更高的年级。不遵循“指引”的学校将受到惩罚。经过多年的酝酿和争议,香港以中文为本的“母语教学”总算起步了。但极具讽刺意义的是,就在“指引”正式公布后三四天,九龙塘地区的两所英文小学门前出现家长通宵排队领取明年新生入学表格的人龙。其中一所学校只招一百二十名新生,一千三百份申请表派发一空后,仍有一千多名家长因领不到申请表,一度冲到学校大门,最后由警方出面平息风波。这件事情表明香港推行“母语教学”决非易事。英国人管治香港百多年,留下了一个独尊英文的教育体制。目前香港的中学多数以英文为教学语言,坚持中文教学的寥寥无几。但实际上,除了为数不多的英文“名校”外,一大批挂着“英文中学”招牌的学校完全名不符实,不仅学生听不明白英语讲课,教师的英文水准也达不到正常的要求,只得半英半中(广东话)夹杂在一起,有的干脆就用广东话上课。香港学校教育质量逐年下降,已引起社会的普遍担忧;长此以往,香港的国际竞争能力必然受到拖累。原因可能有许多,但目前这种教育体制必须改革,已成为共识。“独尊英文”的结果,是造就了一代“中英俱不佳”的香港青年。几乎所有行业都在抱怨现在许多大学毕业生连稍微像样点的中文信件或英文公函都写不出来。报上每天都可以看到“中学生不识二十六个英文字母”、“大学生差不多每句英语都说错”、“会考以中文作文卷第一行都有错字”之类的事例。一位教师给中二学生上中国历史课,竟然发现全班没有一人知道“次年”就是“第二年”,令他感叹自己对今日学生的水准“估得还不够低”。最大的问题,是“英语教学”使大批学生不能正常地从课堂上学得必需的文理科知识。一位资深新闻工作者痛切地指出,以为“用英语教学英文就会好些”根本是本末倒置。她说:自己曾身受其苦,完全明白假若英语程度不足,数学、地理、历史、物理……揽住一齐死的悲哀。”可举的例子实在太多,但要改变还真不容易。随着九七回归之日的迫近,“母语教学”的问题一再被提出,也一再碰壁。英国人不起劲倒也情有可原,现在特区政府正式宣布了“指引”,实施起来仍然难以乐观。首先是多数家长仍然死守“英文有用”、学好英文就要上英文学校”的观念,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要为子女搭起一座通向英文名校的梯子,于是就会有通宵到英文小学门前排队领表格的事情。由于刚公布的“指示”允许一部分师生都符合条件的中学继续用英语教学(估计有###十所),必然使这些学校今后变得更加热闹,更加“精英化”。家长为了使子女能够挤进这些学校的闸门,也必然更加使劲地逼迫子女从刚开始讲话就学英文。如此推行“母语教学”,结果却使英文学校地位更高。过去一大批学校宁可“挂羊头卖狗肉”,也要充当“英文中学”,主要是担心改用“母语教学”后收不到好的学生,坏了学校的名声。如今家长心态不改,学校压力也难减。按照“指引”,既然符合条件的学校可继续做“英文学校”,许多学校就会竭尽全力提高师生的英文,使自己符合“指引”的要求。由此可见,有关“母语教学”的新规定并不能立即改变香港“独尊英文”的殖民地传统观念。要真正提升中文的地位,主要靠社会变化和市场需求的力量。香港回归祖国,必然会增加社会对中文的需要。基本法》规定中文和英文都是官方语言,而且不分轻重高低,在实际运用上中文的比重会越来越增加。虽然不少华人高官仍然习惯于用英文沟通以至用英语思考,但如今招聘公务员已把中文列为必要的条件,与英文并重。特区首长董建华倡导公务员多讲、多用中文,外籍官员也应懂一些起码的中文才行。今年十月他发表首份施政报告,在香港历史上也是首次用中文(广东话)宣读。市场需求增加,主要因香港同内地及台湾的经贸往来越来越密切,也越来越重要。不少公司招聘新人时,还把会讲会听普通话作为必不可少的技能。但市场需要产生的效果往往是“逆向传递”的;目前最热衷于学习普通话和中文的往往是那些在职人士,各种补习班多如牛毛。相反,在中小学内中文及普通话却仍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中学毕业生多数不会讲普通话,许多人还听不懂,这也是香港年轻一代中文水平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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