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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十年-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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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则是被迫降级三年,重读小学。“好的学校不肯收我,只好被派往一所乡村小学。天啊!我在内地就读的可是省级重点中学,而如今却被贬到了仅有五六十个学生的乡村小学……我做的第一份习作,是小学二年级的!当时的心情确难形容,这简直是种耻辱!”到香港的第一年,她几乎每晚以泪洗面。同学们都看不起我,爱以‘内地妹’称呼我;他们知道我不懂粤语,就常以此来捉弄我;后来他们知道我的年龄比同级的学生稍长,又以此为话柄,取笑我‘老’……同学的白眼、冷嘲热讽,就像一把把锋利的刺刀,戳向我的心窝。”“我很费解,我到底做错了些什么?难道‘我来自内地’就是我的罪过吗?这些外来的压力、心灵上的创伤,我都不曾告诉过父母,因为他们的担子已经够沉重的了……”文章最后,她说到在父母和内地好友激励之下,在老师辅导和自己努力之下,学习成绩迅速提升,居住条件也有所改善。一九九六年夏天她考进了一所好的中学,望见父母的笑脸,我的心里甜丝丝的,庆幸自己所付出的,得到了回报”。但是,在不久前的另一篇获奖文章中,她又抱怨说:可惜,如今填满我们校园生活的,却是读不完的书、做不完的作业、考不完的试……”林婕的中文写作水平,比许多香港的大学生都要高出一截;她的思想也相当成熟,如果再坚强一些,能够撑过眼下最艰苦的日子,将来很可能成为香港所需的人才。可惜,她选择以死来控诉香港社会对“新移民”的排斥,留下“我太累”三个字,真不知道包含了多少辛酸。与她相同境遇的“新移民”孩子,不知又有多少,好在还有别的路可走。就在教育署署长发出电邮的同一天,一位十一岁的“新移民”男孩拿了“回乡证”(香港的中国人回内地的证件)离家出走,留言说回内地老家去了。他去年九月才来香港,一直埋怨香港压力太大,难以适应,不如在内地无拘无束……家长报警求助,但也应该庆幸自己的孩子毕竟没有像林婕那样走上绝路。通过林婕的文章,我们知道“新移民”孩子对香港社会的看法。他们如果都在林婕所处的那种环境下成长,今天“心灵的创伤”难免变成明天社会的创伤,这才更加令人心寒。
香港孩子眼中的“新移民”(1)
2000年1月
上星期的《香港观察》谈到,特区政府教育署署长罗范椒芬有感于来自内地的“新移民”学生林婕自杀,向全香港的教师发出一封电子邮件,据说引起某些教育界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她的信会使公众认为香港的教师“有歧视新移民之嫌”。她则解释说,自己完全没有这样的意思。
教育署署长是老实人,她可能真的没有那种意思,但这并不能够改变香港学校中“新移民”学生受歧视的现实。也许不是多数教师都这样,更不是所有教师都这样,不少教师还特别关心和帮助他们,付出许多心血;但如果说香港的中小学教师都不歧视来自内地的学生,那也有违事实。不仅有教师歧视,更有许多学校公开歧视他们,尤其是那些贵族化的英文“名校”。举一个例子:我认识的一位女孩子,原先是上海某重点中学的高材生,前数年随父母移居香港。她先到一所“名校”申请入读,校方听到她是内地来的,连成绩单都不看一眼就回绝:“你先到别的学校读两年再说。”经朋友介绍,她又到另一所中文“名校”提出申请,校方同意她参加入学考试,但也强调内地来的学生可能要降一级。好在学校发现她的考试成绩优于一般的香港学生,不仅同意她入学,而且不必降级。只过了半年,她就克服了英语、广东话、电脑等方面的困难,成为全年级“尖子”。现在,她已到美国某“常春藤”大学读企业管理硕士课程。近两年,由于“新移民”学生人数增多,学校对他们的歧视更加普遍,特别是降级入读的幅度越来越大,只降一级已算幸运。如果课室里有些学生比别人高出一大截,多半是“新移民”。他们有些来自比较落后的农村,到香港后读书确有困难。但他们被校方硬插在小好多岁的同学中,往往更加觉得抬不起头来,更缺乏学习的动力。另外一些本来成绩较好的学生,像林婕在内地读的是省重点中学,来香港被迫降掉几级,难免感到是对他们的羞辱。林婕的遗书,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新移民”学生对香港社会的看法。那么,香港本
地学生又是如何看待这些新同学的呢?香港一本名叫《黄巴士》的儿童刊物,设有专门刊登读者来信的“麦唛信箱”(“麦唛”是香港一只“土产”卡通小猪的名字)。去年二月,一位署名的读者来信谈了对“新移民”的看法,立即引来小读者“豆腐和苹果”的回应。接着,《黄巴士》的编辑每天都收到一沓沓的来信,“麦唛信箱”也变成“新移民问题时事论坛”。不久前,《黄巴士》把这些读者来信汇集成书,题为《我的新移民同学》。书中刊出的是来信原件,读起来虽然吃力一点,但透过他们的一笔一画,应该更加能够把握背后的心态。“立志投身教育工作”的在信中说:“近日,中国内地涌来了一大群孩子。他们放弃了安定的生活,离开了相识多年的朋友同学,千里迢迢跟着父母到这里来,又偷渡又静坐又上法庭地弄了一大堆……这些孩子被迫偷渡来港,其中一个目的是接受良好的教育。可是,据我所知,他们的校园生活并不愉快啊!校园是陌生的,课程和制度是陌生的。他们在学业上追不上姑且不谈,最惨的是得不到同学们的接纳!“真的,虽然新移民学生在学校里越来越多,但排斥现象却仍然是存在的,土生土长的香港孩子嘲笑新移民的孩子,不肯接近他们,甚至不肯帮助他们……多番生活的折磨使可怜的新移民孩子变得自卑、嫉妒,不再活泼且沉默。但我更心痛的是:物质的充裕、家长的骄纵使可怜的香港孩子变得骄傲,没有爱心和同情。”信的末尾还附有一首送给“天下孩子”的小诗。“豆腐和苹果”的来信对表示“十分愤怒”。他们认为香港同学帮助“新移民”同学,他们连一声“多谢”也没有;课程给他们拖慢了;他们又不守秩序,上课时交谈,说香港同学坏话;“新移民”来香港之后不做工作,向政府拿“公援”(救济金)……“真是不公平啊!”(信中夹了太多广东话口语,无法原文照录。这个是香港学生中文水平日益低落的一个主要原因,但这几年推行的“母语教学”只不过是广东话教学,而且连所谓的“优质报纸”都夹带很多广东话口语,能够责怪学生吗?)接着的来信壁垒分明。读者“小希子”指责“新移民”同学上完厕所不冲水,回家一个人过马路,顽皮。他(她?)最不满的是“新移民”使得香港人找不到工作,许多人失业,只好都去拿“公援”,弄得政府也穷下来了。政府穷了,他的在政府房屋署工作的爸爸也会穷,他的零用钱就会减少。总之一句话,最好不要让那些新移民再进来!!!”(原文为广东话)一位中一学生来信支持“豆腐和苹果”。他抱怨有个“新移民”同学对自己如何不礼貌,性格如何“差”,并表示“我班同学百分之一百都不欢迎新移民来港,希望新移民不再会etoHongKong吧!”署名“士多啤梨”Strawberry)的读者说,大部分内地人来到香港都只是想拿“公援”,根本不是来做工,无论如何,我也是绝对反对新移民居住在香港!”一位小学六年级学生则认为:“细心想来,其实新移民好与坏根本与他是新移民无关……有些新移民比香港小朋友更勤奋,更有上进心,虽然他们的英文不是太好,但经过一段适应的时期,他们的英文甚至比我们更好!”另一位中一学生虽然认为香港无法容纳太多“新移民”,但也批评那些支持“豆腐和苹果”的读者:“你们说新移民是没礼貌,惹人讨厌的。但请仔细想想,你们有没有做错呢?我觉得你们做错了一样东西,就是……歧视。”《黄巴士》顾问、香港中文大学马杰伟博士写的“后记”同样值得一读。他想听听读小学六年级的女儿怎么看“新移民”问题的,没想到一打开话题,女儿就一肚子的气,很激动地用“超高音量”表示,她支持“豆腐”,“新移民”都不好,不应该来香港。马博士被女儿的反应吓了一跳。我追问她,她认识过多少新移民,她说不多。我问,那你怎可以一概而论呢?她却理直气壮地说,我看新闻呀!新闻里那些新移民很麻烦呀!”他只能请求女儿试试和“新移民”交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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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孩子眼中的“新移民”(2)
无论如何,应该谢谢《黄巴士》促成了这场争论,惊醒了不少成年人。因为,孩子对
“新移民”的不同看法,实际上是成人社会不同看法的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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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原来是戒烟好地方
2000年3月
北京大学一位著名教授,八十岁时仍然身板硬朗,别人问他有甚么养生之道,回答是“抽烟、喝酒、不锻炼身体”,加上连串笑声。不过,两年之后他就去世了,不算特别长寿。我的长辈中多位老太太活过九十,有的也是“抽烟、喝酒、不锻炼”,有的则是“不抽烟、不喝酒也不锻炼”。所以,世事无常,没有甚么特别可以作准的东西。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我从来不会劝他们戒酒、戒烟或者节制饮食。人老了,生活中的乐趣本来就不多,还要他们放弃那些嗜好,为的只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无趣无味半死不活多拖上几年,弄不好还会催命,又何苦呢。有办法让他们吃得好,喝得好,能抽上最好的烟,才真正是为他们着想。不过,我自己还是把烟戒掉了,而且已经整整七年。在我认识的人当中,能够成功戒烟的几乎没有,有的人说是戒了,但看到别人在抽烟,仍然会忍不住讨一支点上,可见他心里还是很想抽,平时只是强忍着。我却没有这种痛苦。我停止抽烟之后,闻到别人抽烟就会不舒服,甚至反感。据说,戒烟的人到了此“境界”,才算彻底戒了。但我也没见过别的甚么人像我那样戒烟的。实际上,我不是“戒”烟,就只是不抽了。一九九三年,我还在一家美资媒体集团里打工,有一天,公司管理层要全体员工投票表决办公室应不应该禁烟。为了照顾吸烟者的感受,规定须四分之三以上赞成,禁烟令”才算通过。这反倒使我们这些吸烟的人有点不好意思,结果全都投了赞成票。从那一天开始,进了公司,不管在会议室、资料室以及通道等公共空间,还是自己的办公室里,都不可以再吸烟。开头几天,谁烟瘾上来了,就会到门外电梯前那一小块地方,站着抽上一支。不多久,那里的空气就变得特别污浊,垃圾筒顶上堆满烟头,不少还染上口红,由此可以估算出女性烟民的比例并不低。有一天,某位同事在电梯门口的墙上贴出一幅漫画,讽刺我们“物以类聚”的狼狈状况。此后,到那里吸烟的人也少了许多。有几次,我会到办公楼附近的维多利亚公园里,找一张椅子坐下,抽支烟,看份报
纸,倒也不错,如果风和日丽,还有点忙里偷闲的味道。但碰到刮风下雨或者烈日当头,就变成受罪,只好匆匆忙忙抽上几口就回去,一点享受都得不到。对我来说,最大的问题还不在于此,而是工作实在太紧张,一篇稿子刚改完,本来想下楼吸烟,另一篇等着发排或制版的稿子又送到桌上,这样一拖再拖,常常半天下来没有空隙时间可以吸烟。我的戒烟,就这样开始了。本来,一面动脑筋写稿、改稿,一面抽烟,大概是所有“文化烟民”的习惯。公司的“禁烟令”,等于强制性地把你的习惯分拆为二,写稿时不能抽烟,抽烟时无法写稿。但我打工就是写稿、改稿,而抽烟则已经变成偷闲,相比之下,打工当然更加重要。事情一多,抽烟时间就不得不推到后面,次数越来越少。渐渐的,大概两三个月之后,我发现自己的“烟瘾”小了许多,半天不抽也没有甚么了,再下去,有时从早到晚没抽一支烟也就过去了。就那样,也弄不清楚从哪一天开始,我就不抽烟了。我一直不认为自己是“戒”了香烟,因为我从来就没有下过甚么决心,或者对自己采取甚么强制性措施。香烟、打火机、烟灰缸始终放在桌子上面,抬头就看见,只要自己想抽烟,随时可以拿了就走。之所以不抽了,无非是工作压力太大,远远超过了“烟瘾”上来的痛苦。我有二十年以上的抽烟历史,别人问我戒烟的经验,我就先问他愿不愿意找一份从早干到晚,上班的地方又不可以抽烟,而且时时刻刻都忙得喘不过气来的工作。也许只有在香港才会有这样的“非人”环境,我若不从内地移居此地,今天可能还在抽烟,甚至更加厉害。另外还有一点,香港住的地方一般都比较狭小,对我这种抽烟的“一家之主”相当不利。回想起来,我的戒烟,还是从家里开始的。一家三口,就我一人抽烟,另外两位就算不公开反对,看到你抽烟时皱起眉头,或者打开几扇窗子,你也会感受到心理的压力。平日上班,几乎每天都要半夜回家,不会再抽烟,大家相安无事。到了周末在家时,不能不顾及她们的态度,只能少抽烟以至不抽烟。一个周末才两天,“熬”过去还不算太难,碰到过年或者圣诞节放大假,那就要整整一个星期“节烟”。能够做到这一点,进一步戒烟就有了初步的基础。说到底,成功戒烟的最大动力一是怕老婆翻脸离婚,二是怕女儿离家出走,三是怕被老板炒鱿鱼。其他甚么为了自己健康啊,甚么奖励活动啊,甚么保护环境啊,甚么节省金钱啊,烟瘾上来时统统不会有用。我有个上海的朋友抽了几十年的香烟,老婆为他算了笔账,说是他这辈子花在烟上面的钱如果买手表(那时买只手表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可以把两只手臂都戴满。他回答说:别人不抽烟,我也没有见到谁有那么多的手表。”老婆语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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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捷运”比香港“地铁”多点文化
2001年7月
这次暂不写上海,不写内地的事情,原因是最近去了几次台北,回来又看到香港几个蛋头学者搞的一份狗屁“研究报告”,很想讲一讲台北地下火车“捷运”。那项“研究”的结论居然认为香港人特别喜欢排队,而且在“文化上和心理上”热爱排队的程度超过美国人一倍,十足的胡说八道!任何人只要在香港住得久一点,根本不需要甚么研究,都会发现香港人可能是世界上最不乐意排队的人群之一;除非在强制排队而且有人管着的地方,像是银行、邮局或者办入出境手续等等,香港人绝不会心甘情愿守秩序等候。最好的例子是香港的地铁站台上面,都画上了一道道排队等候上车的黄线,当中还特别留下让人出来的空档,可是你每次搭乘地铁到站时,哪一次不是被挤着要进车厢抢座位的人堵在车门口?而最近在台北坐了几次地铁,却发现那儿的乘客才是老老实实排队上车的。不仅如此,在所有地铁站的自动扶梯上面,几乎所有的人,不管老少,都很自觉地靠右边扶手站着,留出旁边的空间让赶时间的乘客走动。香港地铁站里本来也应该如此,但就是有那一对对的恋人、一伙伙的学生、一窝窝的“全家福”,还有那些三五成群的菲佣,总是理所当然地把全部空间都挤满。看来台北的普通老百姓要比香港人文明一点,香港人则比台北人自私又自大。在台北,地铁车厢里面听不到“港式”的大声喧哗,也见不到年轻的父母只顾自己说话或看报,听任孩子一旁胡闹,肆意骚扰其他乘客。香港人本来就喜欢在地铁里面高声讲电话,旁若无人;近几个月,我发现他们在搭地铁时又有了新的娱乐方法,即一首接一首播放手机里面的“来电乐曲”,真不知道是因为实在好听还是无聊至极。香港地铁车厢里面能够打手机,算是领导世界潮流;台北的“捷运”系统正朝这个方向努力,预计年底就可以全线接通无线电话。为了预防车厢里打手机妨碍他人,破坏“搭车环境”,台北“捷运”公司已专门制订了《车厢内行动礼仪》,要求乘客打手机时一要“轻”,轻轻细语,降低音量,二要“短”,长话短说,三要“简”,车厢内尽量使用简讯传送。另外,在四个“捷运”车站里面试行电话禁音区,在三列火车上面把第一节和最后一节车厢定为禁音车厢。香港的地铁公司可曾想到过?台北的地铁叫做“捷运”,可能是当今世界上建造时间最长、耗费最巨、黑幕最多的地铁工程。由于许多地方采用“开膛剖肚”的方法,又是几条线路同时动工,台北市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大部分年份都处在所谓的“交通黑暗期”,老百姓苦不堪言。但建成之后,捷运”不仅已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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