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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隐私，让你看个够……至于买东西贪便宜，那更是人之本性，当初《苹果日报》就是靠减价战打开局面，现在搞“苹果速销”当然要以价格取胜。但这次黎老板却应了香港人的一句俗话，叫做“老猫烧须”。卖可口可乐毕竟不像办报纸，不同的报纸有不同的内容和风格，“苹果速销”卖出的可乐味道却同其他商店一模一样，不同的只是价格高低。然而，你会压低价钱，别人也会降价，而且可以比你卖得更便宜；你送货上门，别人也会那么做，而且商品种类比你多得多。最要命的是，占有香港一大半市场的两大超级市场集团根本不等“苹果速销”有站住脚的机会，就展开全面夹击。八月上旬，李嘉诚的“百佳”超市集团率先发难，宣布把一千种货品大减价，凡是“苹果速销”有的，它一定卖得更加便宜，同样免费送货上门，而且只要下午二时前订货当天就送到贵宅；二十四罐一箱的可口可乐只卖三十五元，差不多回到了十年前的价格水平。它还同《苹果》的对手《东方日报》联手，发动大规模的广告战和网上推销战。紧接着，另一个超市集团“惠康”也加入减价战局，货品价格紧盯对手，你的西瓜每磅卖一元，我的西瓜也只卖一元；对方再减到每磅八角，我立即跟上。顿时，苹果速销”的生意大受影响，“百佳”和“惠康”的店铺则挤满顾客，甚至还发生减价货品堆放过高砸伤顾客的意外事故。减价战一打响，苹果速销”才发觉自己的最大弱点在于货源没有保障。香港几个大超市集团经营这么多年，不仅建立起渗入每个角落的经销网，而且对主要货品代理商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可以用最低价进货，可以赊账一个多月，甚至可以垄断货源。“苹果速销”无法同它们正面对阵，许多货品只好绕过代理商从香港以外进口“水货”。“水货”价钱可能便宜，但风险也大得多，如“水货”食品标签可能不符合香港政府的规定和要求，贩售“水货”可能冒犯同一牌子的本地代理商，都会带来麻烦，甚至惹上官司。“苹果速销”出师不利，目前每天收到的订单只有原定目标的十分之一，估计一个月要亏掉港币一千万元。黎智英究竟会壮士断臂，还是会另出奇谋、反败为胜，外人殊难预料。不过，不管“苹果速销”今后是存是亡，老百姓都应该感谢黎老板搅乱了香港零售超市行业。为了防止再出现新对手的挑战，今后大型超市集团不得不压低利润率，像可口可乐这样的货品相当长时间内恐怕回不到原来价格，送货上门和网上订货业务不可能再取消，利用最新科技加强全面管理也是势在必行。有人断言，香港零售业的革命已经到来。早先香港人日子好过，物价和工资、租金节节攀升，许多东西的价钱都比邻近地方要贵。但只要收入增加得快，老百姓对东西贵一点也就不那么在乎，一罐可乐四元钱照样喝。现在情况不同了，两年的金融风暴叫香港人财产缩水，也尝到了“过紧日子”的味道，花钱时不得不精打细算。正因为如此，超级市场的减价战才会引起那么强烈的效果。但这又带出一个新问题：超级市场持续大减价会不会加剧香港目前的通货紧缩？今年以来香港的通货紧缩越来越明显，各行各业都以削价竞争维持生存，来自中国内地的东西价钱也越来越便宜。今天报上一篇专栏文章中就讲到“十八元一只烤鸭，外加连声道谢”，乃香港多年未见之现象。但物价下跌的另一面却反映人穷物贱，老百姓不愿多花钱、不敢多花钱，以至消费市场萎缩，经济复苏乏力。尤其是当前港元利率仍然居高不下，通货紧缩之下实际利率更高，对经济发展甚为不利。就此而言，近日的超市减价战应非好兆头。
　　

开赌场比搞环保更重要？（1）
1999年9月
　　香港人好赌，赌马，赌“六合彩”，赌“波”球赛），赌“麻雀”（打麻将）……就连炒股票、炒“期指”、炒外汇等等，也都带有浓厚的“赌味”。如果某一天原定的赛马突然因故取消或者改期，很可能会使百万香港男女神情惶惑起来，不知干什么才好。当然，最过瘾的还是进赌场赌钱，真金白银扔下去，输赢立见分晓，人人以为运气在自己这边。可惜的是，香港一直不准开设赌场，想过赌瘾的就要搭乘飞翔船去澳门，澳门赌业恐怕一半是靠香港人支撑门面。外出旅游时，许多香港客每到一地，先打听的不是有哪些美景、古迹、文化艺术，而是有没有赌场，开在什么地方，怎么去，其次则是购物。旅行团的导游也充分掌握香港人的特点，一定会关照他们赌钱要有节制，不要输个精光，连回旅馆的计程车钱都没有。据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提起香港要不要开赌场的事情，会有这许多人亢奋起来。事缘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曾荫权月底要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参加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联合年会，随后会顺道去“赌城”拉斯维加斯等地考察。于是，就有媒体报道说港府正研究在大屿山开设赌场的可能性。对此，曾荫权回答，香港开赌场是“十划未有半捺”的事。但“十划未有半捺”的说法，并没有完全排除开赌的可能，最后还是由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出面澄清：“我们没有这样的计划。”其实，香港工商界中不少人对开设赌场兴趣甚浓，他们主张在新机场所在的大屿山岛北部兴建一个世界级的娱乐中心，像美国的拉斯维加斯那样，包括度假、会议、游乐、赌场、表演，等等。香港政府对此似乎也有点动心，这次曾荫权去美国“赌城”考察，不会没有原因。但港府对开赌却有很大的顾虑，主要是担心一旦开赌，黑社会、色情业、高利贷、毒品、贪污等一同滋生起来，利少弊多，弄不好会失控。另外，香港如果开赌，势必抢走澳门一半生意，令刚刚回归中国的澳门陷入经济困境，对香港未必有利，也一定是北京不愿见到的。所以，董建华下个月发表他的第三份施政报告时，应该不会把开赌当作振兴香港经济的一服灵丹妙药。
　　在香港开设赌场，绝无道德方面的禁忌。拥有七成报纸市场的两大媒体集团都支持开赌。《苹果日报》社论认为“赌场不是甚么洪水猛兽”，“只要规划、管理得宜，赌场大可以作为香港多元化生活的一个点缀，也可以让游客、市民有多一个选择”。《东方日报》的社论更认为“香港经济衰退，唯有开赌禁才足以救一命”，“建赌城，促税收，几年就可以立竿见影，比建立什么‘高科技港’或‘中药港’的海市蜃楼实际得多”。这两家报纸平日斗得你死我活，对香港开赌的看法却相当接近，可能因为它们的读者对赌钱也特别感兴趣。问题是，世界上开设赌场的地方不知有多少，但像拉斯维加斯那样成功的又有几个？如果开赌真有起死回生的神效，澳门经济为什么会半死不活？拉斯维加斯早先以赌为主业，现在为什么要多元化发展，力求变得老少咸宜呢？还有一个问题会叫人脸红：香港人如果除了开赌就想不出其他办法来“救命”，是不是太没有出息，自认低能呢？董建华没有受到上述那种舆论左右，也算照顾到香港人的脸面。但香港究竟如何才能重振经济，不开赌场又可以开设别的什么，特区政府似乎至今仍然没有拿定主意。除了搞“数码港”、“中药港”，港府当前最热衷的是要在大屿山北部建立迪斯尼乐园及其他旅游娱乐设施，在九龙的尖沙咀建立“星光大道”、“中华厨艺示范中心”等等，重振香港的旅游业。不过，可能因为香港“追求”米老鼠过于热情，迪斯尼方面开价不低，谈判看来并不轻松。有人警告港府“如果求成心切，即正中迪斯尼下怀，到时随时会变成割地（拨地）赔款（注资）收场”。好在上海不再高调争建迪斯尼，香港同迪斯尼谈判时少了后顾之忧，应不必作出过分的让步。说到底，就算米老鼠身价太高请不动，香港也不会天塌陆沉，还可以建别的什么乐园。其实，更加应该担心的，是香港的环境正一天天恶化，尤其是空气污染令人越来越难以容忍。最近一段时间，接连好几天早上的空气能见度就很差，新机场那里也只有三千米，市区更加糟糕，从山顶望下去一片白茫茫。如此，今后即使建起迪斯尼或者旅游中心，也未必会使香港更具吸引力。据悉，董建华在新的施政报告中会把加强环保作为重点，强调环保和发展并重，方向对头。但香港还需要一套完整的环保政策，需要认真去执行，需要改变传统观念，懂得清新空气至少与米老鼠同样可爱，搞好环保比开赌场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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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赌场比搞环保更重要？（2）
香港人环保意识之差，在世界上可算少见，官商民都是如此。举个例子，近年来政府鼓励公共交通行业竞争，三家巴士公司都增派车辆行走热门路线，致使一些闹市区的交通更加拥挤，一辆辆双层巴士排成长串缓缓爬行，制造大量废气。香港市区道路不宽畅，两旁高楼林立，废气难以散去，现在车辆增多，许多还是烧柴油的，空气污染常常达到危害健康的水平。与此同时，污染少得多的地铁系统则因巴士竞争乘客人数减少，可见政策之不周全。多数香港人只要自己方便，才不管环保不环保。早些时候港府曾建议，为了减少废气排放，所有汽车在市区的街道旁停留等候时必须熄火，结果却引来一片反对声，只好不了了之。世界上其他一些城市可以办到的事情，在香港就是不行。到超级市场或菜场买东西出来，人人都提着好几个塑胶袋，决不考虑对环境可能产生的破坏。又如，在金融风暴打击下，香港唯一的一家废纸再造企业倒闭了，废纸回收数量大减，政府无能为力。有的报社每天都有数以吨计的剩余报纸，过去卖给回收商，现在只好泼上红漆运去填海。本来，香港的制造业差不多全都北移，工业污染应该相应减少，但实际上环境问题却越来越严重，主要就是种种短视行为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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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香港传媒界的众生相
1999年12月
　　张文中所著《传媒风云》是一本体裁很特别的书，说它是小说，不如把它看作是关于香港新闻媒体行业如何患上绝症的纪实文学，它刻画出了当今香港传媒界中的众生相，其中第二部《虚构的笔记》又夹插着数章对“狗仔队”和香港新闻自由的论述。借用本书封底介绍文字的说法：如果你对香港八卦新闻特别有兴趣，可以从中知道报老板和“狗仔队”怎样挖空心思填饱你们的胃口，又如何靠你们永无休止的“窥私欲”来发财的。如果你是一位有意加入香港传媒业的“新丁”，很可以把本书当作自己的入门指南和教科书，完全不必费钱费时到大学听“蛋头学者”的废话；也可以当作过来人的劝诫，想想清楚再决定是否真的打算吃这行饭，以免日后萌生悔意。至于资历同作者差不多或者在这一行混得更久的同行，可能会觉得本书没有多少价值，因为自己多年的所见所闻要比其中的故事更具戏剧性，也更加鲜血淋淋，还是少去回想为好。但如果你已经对这一行的前途感到绝望，掩卷之际可能会更加坚定自己的去意。近年来香港最多新闻的地方，除了娱乐界，恐怕就数新闻界了。本书出版后没有几天，又有记者深圳嫖妓枉送性命和记者涉嫌行贿警员收买新闻等事件发生，比书中讲到的“陈健康事件”、“议员北上寻欢”等例子更加精彩，建议作者再版时加入进去。而关于成立“报业评议会”的争论，则越来越变得像是“如何劝老虎不要吃肉”的学术讨论，实在不必当回事。其中的原因并不复杂，本书已经讲得相当清楚了。极度的市场化和商品化，把世界各地的大众媒体都带进了难以自拔的陷阱，但像香港某些媒体那样不加掩饰的腐败，还是比较少见的例子。特别有趣的是，这正好发生在香港内外许多人对香港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最最关切的那几年中，也发生在那些最最喜欢高喊这类口号的媒体中，如果不只是巧合，那完全可以再写一本书来探讨其中的关联。香港一些研究新闻的学者似乎不屑去分析当地媒体中实实在在发生的事例，本书正可以补足他们无暇顾及的部分。不过，作者编造小说情节的技巧还不太纯熟，容易令业内人士“对号入座”，受褒者或喜，被贬者或怒。好在传媒界有身份的人物都是见惯大场面的，应该不会过于计较。而且作者的褒贬基于自己的是非标准，别人未必都会赞同，书中的英雄美人或许正是现实生活中的恶棍泼妇，大家都一笑置之为好。另外，作者虽然在书中批评香港媒体喜欢用港式的广东话来写作，他自己的一些文字也只有香港人才能懂。作者的“母语”不是广东话，能用广东话写出许多对话殊不简单，但如果外地读者因此而看不下去，那就有些可惜了。
　　

女孩之死
2000年1月
　　“千禧年”到来的前半个月，十四岁的中学四年级女生林婕跳楼死了。早就想为这起悲剧写点什么，但与此相关的所谓“新移民”问题不是简单几句话讲得清楚的，恐怕要分两三次来写。香港真是个畸形的地方，一面普遍歧视来自内地的“新移民”，一面又有人要推翻香港人在内地所生子女移居香港的现行申请审核程序，支持他们由非法途径大量涌来香港争取居留权。照此下去，一定还会有更多像林婕这样的孩子，被残酷的社会现实吞噬。不过，林婕的死还是震撼了许多香港人。刚过元旦，特区政府教育署署长罗范椒芬就向香港全体校长和教师发去一封“电邮”。她说：“我反复阅读了林婕的两篇文章——《我在香港的日子》和《二十一世纪的我》——心情久久不能平服。香港是不少内地同胞‘梦寐以求的地方’，但林婕笔下的香港却是冷漠得令人心寒……作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感到十分羞愧。对林婕和她的母亲，我有无限歉意；作为教育署署长，我难以想象林婕所遭受的歧视，竟然会发生在教育界、在学校里，这真是莫大的讽刺。”我十分相信罗范椒芬女士的真心，所以对她的“难以想象”更感到难以想象；“作为教育署署长”，直到今天才知道“新移民”遭受歧视，才知道香港社会对新移民的冷漠，“这真是莫大的讽刺”。“新移民”一词本身就带有歧义，特指新近自中国内地来香港定居的人士，从其他地方移居香港的一般都不会被称作“新移民”。最近几年，为了加快解决香港人在内地的数十万配偶和子女来香港家庭团聚的问题，获准移居香港的“新移民”人数成倍增加，每年已超过五万，其中孩子的比例也越来越高，他们都是香港居民在内地所生子女。“新移民”家庭一般景况都比较差，已经构成香港社会中最贫困的新阶层。五年前林婕从内地来香港同父母团聚，一家三口挤在狭窄的“临时房屋”里。她又因为英文差，不得不“自愿”降三级到一所乡村小学重读。后来他们搬入“公屋”，居住环境有所改善，她也考入中学，父亲却患了癌症，不久即去世。由于生活艰苦，母亲现在白天去报摊工作，晚上还要到烧腊店兼职。林婕学习努力，不仅成绩名列前茅（全班第五名），去年还在一次公开征文比赛中获奖，三个月前又获得另一次征文比赛的冠军，可谓品学兼优。然而她还是自杀了，遗书中表示“我很累，这五年来我憎恨香港，讨厌香港这个地方，我还是缅怀过去十三年在乡间的岁月，那乡土的日子……”为什么？看了她的那两篇获奖文章（也就是教育署署长电邮中提到的），答案就很清楚了。特别是写于去年的《我在香港的日子》，表达了她和相当一部分“新移民”学生的心声，反映了他们的现实处境。下面作些摘录。林婕说：“初到香港，我们住进了破损不堪的临屋区……我还以为香港这一繁荣的城市，应该是处处高楼屹立，可没想到，天堂一角，也有如此地方。狭窄的铁皮屋子，站两个人已嫌挤迫；流浪猫狗随处可见，又脏又臭，令人恶心；还有体大如猫的老鼠……这是人住的地方吗？想想我的老家，宽敞舒适的房屋，整齐洁净的家具……真是天差地别啊！陌生的语言，陌生的面孔，陌生的街头——一切要从零开始……爸爸妈妈四处奔波，一面忙着找工作，一面为我找学校。他们真辛苦啊！”她写到父母所受的委屈：新移民难找工作、语言的障碍、种种的歧视。他们工作很累，又都有病，“可是为了我，为了这个家，他们别无选择的，只能咬紧牙关撑下去。爸爸妈妈每天起早摸黑，而所赚来的钱，只能勉强应付日常生活上的开支。”家里的桌椅、床柜和电器，都是拣别人丢弃的破烂。她自己最大的委屈，则是被迫降级三年，重读小学。“好的学校不肯收我，只好被派往一所乡村小学。天啊！我在内地就读的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