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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青春与战争同在-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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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三个房间里，孰料爆炸时何思源女儿房间先炸，何从卧室里跑出来查看情况逃过劫难，巨大的爆炸把位于锡拉胡同的何公馆几乎全部炸毁，大梁倒塌瓦片纷纷坠落，小女儿当场炸死，夫人和其他儿女均被炸伤……从在移动剧团认识何，到与剧团同伴分手效力于何，再到暗杀何，十年间的世事演变和纷争在郭同震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感叹的地方，正如他多少年后对记者所说“这已不是‘对不对’的问题，而是‘做不做’的问题”。
1949年，时光定格在改朝换代的历史关隘，国民党大势已去，不少人弃职逃亡，郭同震头顶北平特工组长、军统稽查处长、情报站副站长等多个头衔大显其特务身手。但一切都无济于事，就在那场爆炸后不久，国民党终于彻底垮台，在一片树倒猢狲散的混乱之中，郭同震却抓住时机带领着手下抢劫银行，把抢来的钱用作逃亡经费，租包机、劫船，携北平军统、中统一百多号人前往台湾，从此与大陆隔海相望。
从海峡那边传来的洪亮嗓音
2006年的最后一个月，在拜访过移动剧团健在的老人们之后，我飞往台北。
赴台的手续是经过两岸多次的来来往往才终于办妥的，直到登上航班，我还在为能否在香港拿到入台证件的正本而心怀忐忑。当我独自站在香港机场明亮的大厅里等候领取证件的时候，不安的心情仍旧有增无减。
我知道，让我真正感到不安的还是此行的主要目的，我要采访的这个人不同于此前采访的任何一个人。他曾经有着几副面孔；他同时拥有七八个名字，一段时间里，到底是“郭同震”、“郭守纪〃、还是〃谷正文〃，都令人坠入五里迷雾中；他还是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活阎王〃，除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还制造过密谋绑架傅作义、筹划刺杀白崇禧、台湾白色恐怖等等许多让现代人感兴趣的大案……那些抹不去的往事说起来让人不禁毛骨悚然。然而，他仍旧是移动剧团的一员，是那段历史的一部分，这是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否认的……
引导我下决心采访郭同震的是一年前的那个电话。2005年初，从台湾访问回来的电影界朋友帮我带回了所需要的材料，还把郭同震的电话号码交到了我的手上，因我的委托，她找到了郭同震，告诉我他身体很好，很健谈。几天后，我拨通了台北的电话，和张瑞芳一样，我听到了从海峡那边传来的洪亮嗓音和中间夹杂的狗叫。
那天，当我在电话里介绍了自己和移动剧团其他人的情况后，他表现的很兴奋。我问他是否还记得移动剧团的同伴们，他立刻清楚地道出一个个名字，并说他们在一起演了两百多场戏呢！
握着话筒，我有种感觉，似乎和我通话的是来自另外一个时空的人，我必须不失时机地提出我想要知道的问题。
我问他究竟是什么时候加入军统和国民党的，他说，在参加移动剧团之前自己并没有参加军统，只是拿了人家的钱，为人家做一点事情，当时也弄不清是军统还是中统。正式参加军统是在移动剧团之后，而参加国民党是到台湾后才加入的，连军统的人都很吃惊，他竟然还不是党员呢，可共产党却总认为他早就是国民党了。
他回答得机敏又不失狡黠；有些地方和他自己在台湾的讲述还有出入，如在他出版的《白色恐怖秘密档案》、《牛鬼蛇人》等书里，明明说是1935或1932年参加军统的。对此，我反复地提出质疑，他说那是他口述别人整理的，意思是整理有误。
对于我所提出的为什么要加入移动剧团，他毫不犹豫的回答：抗战呗，那时候不分彼此！至于为什么没有和荣高棠们一起走，他直截了当地回答说：他们不要我，共产党是不能容纳我这样的人的。他的回答倒是正好应验了张昕老师的分析。他还谈到女朋友吴春莲的死，又说自己是一个敢说话的人，共产党认为这种人不适合他们……
那次通话足有二十分钟，有些问题似乎有了答案，有些问题却依然弄不清楚，而且好像越来越糊涂。还有许多在电话里很难说清的细节和疑点，它们都牵动着我，使我下决心一定要寻找机会把这场对话继续下去。
在台湾与郭同震面对面
在另一间房子里，郭同震或称谷正文已经坐在轮椅上等我了。谷美信在电话里告诉过我，他白天多数时间是睡觉，只有晚上才会醒来一段时间，就那么默默地坐着，注视着眼前的一切。他根本不见客，因为我来自北京，和他在一年前又通过电话，更因为我还是受张瑞芳张昕委托来访的，所以对我完全是一个例外。
当拉住他瘦骨嶙峋的手时，我只能感叹岁月的蹉跎。眼前这个瘦弱的老人，他颧骨高耸两腮塌陷，和书柜里那张威武逼人的军人照片相差甚远；与六十多年前，移动剧团那个高大充满活力又带着一点诡秘神情的郭同震更是判若两人。一年前，当我第一次接通他的电话时，他还是高音亮嗓。后来再通话时就日渐虚弱，而现在，他说话的声音细微颤抖，只有当我弯腰把耳朵凑近他的嘴边时才能听得清楚。一年中连续几次的进进出出医院，使所有的人都意识到，这个经历了台湾风云政治，一生都在危险和倾轧中度过的老人，已经支撑不了多久了。
但是，他坐在那里，这一刻，身体依然挺得很直，他的眼神里有种警觉犀利的东西直刺向你，使你觉出这个九十多岁的老人，或许就是到了生命的最后一秒钟，他的神经也一会儿都不会放松。
然而，当我拿出移动剧团当年的照片时，他却好像融化了似地笑了起来，他用一根长长的手指点着照片说：张瑞芳！小三！他仔细地看着那些照片，并且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它们。那神情好像六十年前的青春岁月就在眼前，好像他们彼此从未分道扬镳似的。
我问他，是否还记得他们在一起的日子？
他回答：“记得。”
“记得你演过的戏吗？”
“《放下你的鞭子》！”他立即回答，声音突然变得很响亮。
接下来，他的精神似乎就不太好了，不知是不是因为有台北的朋友在场，他表现得不愿意多说什么，只是哼哼唧唧。
我只好把照片和移动剧团团体日记中他所记部分（摘抄）送给了他，然后约好再来。
第二天，我一人又去郭宅，他已经等在那里了，看上去精神还不错，而且好像比前一天健谈许多。他谈到自己在山西的家，谈到自己的婚姻，几乎有问必答。
他说：“我知道当时他们谁是共产党！”
“谁？”我追问。
“荣千祥！”他大声说。他恐怕永远都忘不了那个荣千祥（荣高棠原名），在有着很多人的照片里，能轻而易举地就把荣高棠指出来。之后，在我问到杨易辰、程光烈、陈荒煤时，他依次点头表示肯定，在问到张瑞芳、张昕、庄璧华时他立刻坚决地否定：她们不是共产党员！我特别提示张楠，他说不是；我又问一次，他还说不是。奇怪的是，尽管荒煤在移动剧团时没有和组织接上关系，他却肯定地说是。
“你当时是怎么知道的？何思源、钟志青知道吗？”这是我感兴趣的问题。
他抬头望向我，无声地笑了，声音很低但我听的很清楚地说：“这个你不懂。”
虽然说不了多少话他就累了，但我还是没有忘记向他提出我所关心的问题——同时更是张昕老师想要知道的事情：六十多年前的那个早晨，当移动剧团收拾行李装车转移时，他的突然失踪，当时他解释说是去修表了……，在我讲了这一番话后，他又一次露出了无声的笑，接着，他看着我说：
“——那是骗人的！”
这其实是意料中的回答，但我还是为他回答的从容冷静，甚至带有一丝残酷的幽默而感到吃惊。那一刻，我想问他，还有什么是骗人的？在那个充满硝烟和炮火的夏天，他们一方面共着生死，用青春和生命坚守在抗日的战场上，另一方面又各为其主，演绎着一场又一场明里暗里的较量……
我知道，他回答我的可能还是：这个你不懂——
没错，在时过境迁的今天，在人们怀着另外一种心境期盼和平和友好的日子里，谁又能更真实地想象那个血腥年代里的事情呢！
一年前，我曾经在电话里询问过他，当年参加移动剧团的目的，他哈哈地笑着，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是为了抗日！也是为了演戏！喜欢和张瑞芳一起演戏，张瑞芳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这也是骗人的吗？抑或还是真实的？！
我没有问。那天，我只是沉默了一下，说：“你想念他们吗？”
他说：“想，他们是好人！”
“想回去看看吗？”
他断然地摇着头，“不想，没有理由。”说这话时，他的眼睛望着别处，眼神显得有些朦胧。一年前在电话里我也问过这个问题，他当时回答：我不能回去，台北的共产党是我肃清的。接着又为自己辩解，抓间谍是政治问题，好汉做事好汉当！
“有什么要我告诉他们的吗？”
他把一根有些颤抖的手指头向上，对着自己的胸口慢慢地勾着，划着圈，用很细的声音说：“来吧、来吧……”并用手点点美信，“给他们……买机票、买机票……”一年前，在电话里，他大声地笑着说，让他们来吧！我什么都能管……现在，他只能这样用一根手指头慢慢地划着圈，表述着同样的意思。
他望着我，又是一个无声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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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与战争的记录
2004年夏天，我在张昕老师家里第一次看到北平学生移动剧团60年前的团体日记。
那是两个几乎散了架的旧本子，黑色半硬半软的封面上压着仿皮纹路，里面的纸张已经泛黄，但摸上去手感仍然细腻厚实，纸页抬头上的花纹仍然鲜艳醒目，给人一种高质量的感受。在那一页页有着黄色印迹的纸上，是日记主人们六十多年前的笔迹，它们或深或浅，或工整或潦草，或清晰或模糊得几乎难以辨认。那是十几个人用不同的字体写下来的，他们记录了从1938年2月到10月近一年的日子里，北平学生移动剧团的成员在战火纷飞年代的演剧生活，记述了他们所处的国民党第五战区的情况，以及陷于*之中百姓的颠沛流离。解放后，这两本日记一直由张昕保存着，“*”中先是落入造反派手中，后又跟着荒煤进了监狱，直到十年后才重见天日。在经历了战争的岁月，经历了和平年代的被疏远和淡忘，又经历了*的残酷洗劫后，它们最终能完整地保留下来，这几乎是一个奇迹。
翻开第一本日记的封面，“北平学生移动剧团？愿我永恒？*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始？璧华 ”几排竖行字豁然出现在面前。
庄壁华在扉页上写下这些字迹时，是多么渴望“永恒”多么相信“永恒”
1938年初春，年轻的剧团成员庄璧华在这个本子的扉页上用黑色的墨笔写下了这些字体，还在这些字的右下端画了几个发光的小星星。在写下这些字迹的时候她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愿我永恒”无疑是她最想要表达的心声。从1937年8月离开北平，他们已经经历了半年多的战争漂泊。这些家境尚好的北平大学生，离开了书斋、家庭，在日本人飞机大炮的轰炸下奔波，危险、疲惫、不顾一切，连绵的流亡生活并没有熄灭他们心中燃烧着的热情，这位女团员用“永恒”这样的字句表述了自己和同伴们在艰苦生活中韧的精神和对前途满怀着的希望。
庄璧华是剧团女生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大家因此称她庄大姐，她是在济南由平津同学会介绍加入剧团的，她的阅历似乎比其他女孩子们深，一双脚有着缠足又放足的痕迹，但她的热情却一点都不亚于比她小的同伴们。已经弄不清这本日记的最初动议是不是由她个人而起的，但从2月23日直到3月26日连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一直是由她记录着团体的生活。她写得很认真，字体工整，描写生动。团体每天所作的工作、演出，会见的人，参加的活动、会议讲话内容等都基本记录在案，这使得即使是在很多年后，也让读者——当初他们并没有料到以后会有许多人读他们的日记——对当时的情况有了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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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团体日记
可以说，这的确是一部隐藏着很多的秘密的日记，在日记的背后藏匿着不少曲折的故事。日记中代表了国民党力量的三个人物的命运又是这样的充满着戏剧性：何思源后来作为北平市长为北平和平解放立下了功劳，成为**对象，身居高位；郭同震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带领军统组织的人马飞往台湾，成为在肃清台共运动中大显身手的功臣、台湾特务界呼风唤雨的人物，并在以后的日子里制造了一系列震惊政坛的大事件；运气最不济的当属钟志青了，他在解放后不久被共产党所处决，据说死前他说过：我当时就知道他们是共产党！他是怎么知道的呢？既然知道了为什么又在和荣高棠们分手时喝得酩酊大醉难过得嚎啕大哭呢？这也都是故事了。
许多有趣的事情，在今天看来惊天动地的事情和人物，在当时其实都是极其平凡的。但平凡的事情中又总是隐匿着许多的不平凡，这就是历史。这部解放后被人们、甚至当事人淡忘了的日记究竟还藏着多少故事，真是太值得人们去琢磨了。
还值得一说的是这部日记的风格。因是团体日记，每人一周的写作便形成了风格上的浑然不同：庄璧华的日记充满了热情和幻想，用今天的语言形容很“小资”，张楠的文笔就老练和大气的多；荣高棠的日记更有全局性，这和他对全局的掌握有关；程光烈的日记除了较详细还和他本人一样充满个性；张瑞芳的日记较温和，细腻；张昕的日记显示出她的任性，总是毫无顾忌地说出自己的想法，有时还有点尖刻（例如在4月8日日记中，写到行军时有人坐车，有人步行时说：走的直流汗，不走的，汗都由驴来出了）；杨易辰、王拓、方深、姚时晓的日记虽然数量较少，但其写作却显示了三十年代大学生、文人的水准；胡述文的日记认真仔细，小管的日记和年龄一样有些幼稚还像个孩子；郭同震的日记却是简练、极富条理性、绝无废话……可惜的是，日记中没有出现荒煤、还有那个一直作为团长却时刻被大家提防着的钟志青的笔迹。日记中有人（女生）对女性写作较多，男性对这个工作是忽视的作出了批评，当然这或许和男性们承担了更多的工作、而且更多的是和写作有关的工作不无关系。还有爱情，年轻人的爱情就像山野里的花草一样在战争的艰苦环境中恣意地开放出来，开放的如此自然和浪漫，这纯真的感情无疑是他们克服艰难险阻的主要依靠，后来他们中间有四对人结成伴侣（荣高棠、管平；荒煤、张昕；张楠、王拓；方深、胡述文；）并在人生的道路上跨越重重障碍白头偕老。可奇怪的是，团体日记却根本没有涉及到这些。几十年后笔者曾经询问过接受采访的老人们，他们几乎众口一词地回答，你是说爱情吗，那是个人的事情啊，怎么能写进团体日记中！他们白发苍苍的面容和坚定不移的回答，都显示着在这些老革命心中有着一道怎样经纬分明的个人和集体的界线，那界线一直延续到他们生命的永远。但无论如何，今天我们读起日记来，却不能不令人感到十分惋惜。
很多年后，在昔日的年轻人经历了无数艰难和波折进入老年后，他们也有了对那段历史的回忆文字，但在这些文字中很少有人提到这部日记。应当说他们的疏忽是有原因的。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成为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历史将他们塑造得更加成熟和政治化，他们在叙述历史时习惯把个人的成分掩盖的越少越好，突出的是党的领导、集体成绩以及对国民党的谴责。而日记不但没有更多的记录党组织的活动，还很有些个人英雄主义和“小资”味，对何思源、钟志青之流也没有什么批判。可以说，当年日记的叙述主体是一批怀抱理想的小布尔乔亚，他们的叙述中心是“青春与抗敌”，而后，不但叙述的主体变了，叙述的主题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日记并不符合这种政治需要，于是，便这样在政治化的生活中渐渐地被疏远了。
然而，没有人能够真正忘记青春的感受，真正让人们感动的也正是这种个人的充满个性化的真实感受。正如很多年后，九十多岁的老共产党人荣高棠提到那些日子，还会眼里闪动着泪花说“那是我们一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啊！”而那个因策划了震惊世界的周恩来座机“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事件，被人们用惊愕的语气提起的郭同震，也同样远在台湾充满感慨地说：我怀念那些日子！
这部日记便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历史的原点，让我们感受到那个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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