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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着的火和飘着的灰-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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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谁都不承认自己是多余的。但是，硬拿中国的人口基数和美国相比较，我们伟大的祖国确实多余了十多亿的人口啊！
那到底谁多余了？估计只有那些高高在上的人口政策的制定者说中国人多余了！不过，很多现象也表明，我们中国人貌似多余了。试看春运，到各个城市的火车站去乍一看，黑压压的一片到处都是人，于是感慨中国人太多了。这种现象的出现，难道仅仅是人多造成的吗？好好反思一下吧，我们的人均铁路长度多少，不足6厘米，连一根香烟的长度未及，在世界上排在接近200名的范围里。我们舍得公路和航空建设的投入，却忽略了承担着广大平民百姓出行的铁路的建设。实质上而言，春运的症结并不是在于人多，而在于铁路建设的严重滞后！
所以，将中国的问题归结为人口多是一种扭曲的心理在作怪，是推诿责任！
再说，只单纯地将人口基数与美国作比较，而看不到美国之外的国家，明显犯了“一叶障目”式错误。人口基数拿中国跟美国比，然后得出中国致贫的原因，那么美国为什么不可以与加拿大来比较？加拿大的国土面积比中国和美国都要大，加拿大的人口三千多万，也就是美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左右，可是人家加拿大并没有比美国富啊！看来，我们这种的比较太简单了，根本是站不住脚跟，自欺欺人罢了。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密度又不是世界排名第一，而人口偏偏成为了我们国家的负担？像新加坡，人口密度是世界上最高的，可是新加坡的人均收入很高，国家总理可是世界上收入最高的国家元首啊！还有，同样是东亚国家的日本、韩国人口密度也远远高于中国，他们的收入也比中国高了不知多少去了！再说了，十三亿人口，论勤劳、论智慧都不比哪个国家差？为什么偏偏认为自己做的蛋糕就比其它国家小呢？完全可以凭自己的能力做得更大么！像日本这样资源少人口多的国家，靠高、精、尖的技术做大了蛋糕，为什么中国就不行？所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人口多，而且“人多力量大”也不是一句混帐话。
所以啊，将中国的贫穷归到人口基数大是不负责的，甚至是用心险恶。我们长时间地进行人口计划生育，为这个“人口基数”进行瘦身。实行到现在，这种政策渐渐地看上去像饮鸩止渴的行为了。比如说，现在结婚的80后，如果双方是独生子女，每一方有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生活条件改善，人的寿命自然延长了，健在的应该不在少数），那么这对新婚夫妇将负担起八个老人的养老生活。当然，如果是城镇居民，这个养老将由社会保障体系来实现，但是无论是新婚夫妇自身还社会保障体系来实现养老，对国家来说无疑都是巨大的负担。再说，我们这个国家农民不在少数啊，那些靠家庭养老的广大农村，这个问题不是更为严峻？
更令人担忧的是，计划生育推行到现在，问题更多地暴露了出来，因为它不符合人性，更直接地说不符合自然规律。独生子女自然是没有兄弟姐妹的，那么他们的子女也就没有了叔叔婶婶、姑姑姑父、阿姨姨夫这些长辈，也谈不上有什么表兄弟、表姐妹了，人伦关系单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面临巨大的挑战。有人曾指出：“目前全国独生子女累计超过8000万人，很多独生子女家庭过于溺爱，造成独生子女在性格养成、人格培养方面出现偏差，在这种情况下，不利于高素质人才的形成。”
其实，从2007年的世界人口密度排行来说，5000万以上的国家，中国的人口密度排名在第十一位，在日本、英国、德国、意大利这些经济发达国家之后，也算不上什么人口高密度国家了。如果算上那些人口在5000万以下的国家和地区，那中国的人口密度排行榜处于中等水平。再看看日本，人口密度比中国高出将近三倍，不但不把人口当作发展的负担，反而当作一种不够用的资源，鼓励生育，这是值得我们中国深思。所以，中国人并不多余，而且保持这样的人口基数，对于国家来说是安全的，所以计划生育势必要进行改革，不妨慢慢放开，制定这样规定：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杜绝生三个。更重要的，没有必要奖励不生。
最后我还是一句话：相信群众，相信人是社会中最积极的、最有意义的力量。
大明悲歌：功到雄奇即罪名袁崇焕
中国人是最容不得女人被*男人做汉奸的，这样一来，“奸人”袁崇焕便成为汹汹朝野士人乃至百姓唾液中的舆论热点，一个油尽灯枯的王朝竟然在临终之前，还有本事制造出这么个旷世冤案，令人扼腕。
明朝朱家皇帝的血脉多少有病态的偏执性格，无不多疑刻薄，刚愎自用，凡事以自我为中心：有喜欢比他大17岁的万贵妃的成化皇帝；有好声色犬马却无生育能力的“蟋蟀皇帝”明武宗；有迷溺于丹药以至中毒身亡的嘉靖皇帝；有即位当天就病倒的药罐子皇帝明穆宗；有创造25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有只喜欢做木工并且围着乳母转的“无厘头先锋”天启皇帝。因此，有明一朝，少有良政：叔侄争位、兄弟相残、宦官专权……
到崇祯皇帝时，大明江山摇摇欲坠、油尽灯枯。然而，皇族血统变态的成分进一步暴露，可以说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
一般而言，一个生命体的死亡总有一个回光返照的现象，崇祯的出现正是这种表征。他面对着危机四伏的政治局面，勤于政务，事必躬亲，殷切的寻求治国良方，史志称“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劳成疾，宫中从无宴乐之事”，与前两朝相比较，朝政有了明显改观。天启七年（1628年）十一月，刚刚成年的崇祯皇帝在铲除魏忠贤的羽翼之后，再将其贬至凤阳。途至直隶阜城，魏忠贤得知崇祯要逮捕他，遂与一个关系密切的太监自缢而亡。此后崇桢将阉党260余人或处死、或发配、或终身禁锢。与此同时，他*冤狱，重新起用天启年间被罢黜的官员。“国难思良将，板荡识忠臣”，面对满清崛起后侵扰边关的时局，他起用了袁崇焕为兵部尚书，赐予尚方宝剑，委以收复全辽的重任。应该说，崇祯皇帝具备了一个有为之君的一切表征，但是骨子眼里充满了朱家皇族血统里的暮气。大明王朝已是病入膏肓、无可救药。
就中华历史而言，英雄豪杰固然可以在历史的舞台上大展鸿图，留得千秋万代名，但也要忍受百年的孤独。中华历史上，做利国利民的大英雄的代价是血淋淋的，大多没有善终，或冤死或错杀，衔恨而死，含冤百年。岳飞、于谦之流，便足以说明问题。崇祯皇帝手中的袁崇焕同样也逃不了这样的宿命。
袁崇焕的死是千古奇冤：岳飞遇害风波亭，时人就痛惜喊冤；于谦处斩弃尸街头，明英宗后成化帝就给他*。袁崇焕蒙冤下狱，上纲上线定性为“汉奸”，身受凌迟，皇帝解气、百官消恨、天下欢呼，极有可能永久的钉在耻辱柱上。如果油尽灯枯的明朝死灰复燃，那么明史中的袁崇焕炮制出来的形象就是“汉奸”。为帝王将相修史的明史也不难炮制出这样一个史实：袁崇焕的通敌卖国，阻挠抗清，从而进入秦桧、贾似道之类的“谬丑”行列，落得千古骂名。
那么，袁崇焕是怎么赚得个“汉奸”的骂名的？这得从他拱卫京师谈起：
一、千里驰援保北京
袁崇焕镇守宁远后，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都啃不下这性格刚烈的 “袁蛮子”，努尔哈赤甚至抱憾而死。清军入关，首要任务就得啃掉这蛮子。
崇祯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皇太极采取迂回手段入侵大明江山，率领满兵10余万，以蒙古兵为前导，绕开袁崇焕，从喜峰口窜入长城，攻陷遵化。
这些地方本属蓟辽总督刘策管辖，本与袁崇焕无关，但是由于“抱心太热”，一心想“精忠报国”，于二十八日闻警，即与祖大寿、何可纲率兵入援，沿路经过抚宁、永平（都在河北东北）等地，逐路置防，逐城设守，计划截断满军的归路。袁崇焕率部到达蓟州，与满军交锋，满军没有料到会在这里遭遇，大惊，于半夜越过蓟州向通州退兵，渡北运河，直逼北京城。
因为是袁崇焕逐路置防、逐城设守，逼得满军直接进攻北京城。身家性命都在北京的帝王将相、寻常百姓都一致认为：战祸是由袁崇焕“堵截”引来的。正是如此，当崇祯皇帝要杀袁崇焕时，京城的老百姓积极响应，恨不得千刀万剐“食其肉寝其皮”，方解心头之恨。
袁军和满军对垒北京城下，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中国的历史往往由于出现戏剧性的一幕，带来民族悲剧。按袁崇焕的意思，全部兵力撤进北京城，依靠大炮的优势等待宁远的步兵主力回师，来个里外夹击，与皇太极决战。但是，此时崇祯已对袁崇焕疑忌太深，拒绝袁崇焕带兵进入北京城。同时，北京的老百姓也称袁崇焕的部队是汉奸军。站在北京城头上的民众戴着“爱国主义”的眼镜，一下子就看到了“汉奸”，而不是千里驰援、威震边关的袁督师。
北京保卫战开始了，战斗场面极其悲壮。大明与大清第一次近距离对决竟成了袁崇焕以九千士兵与皇太极十多万大军在广渠门外的对阵。袁崇焕身先士卒，亲披甲胄，临阵督战，受到感奋的战士们无不以一当十，奋力杀敌。这场血战，最终袁军侥幸获胜，清军劲旅阿巴泰、阿济格、思格尔三部都被击溃。
皇太极深知虽然袁崇焕兵少，明军又不善野战，但是各地勤王的军队将陆续赶来，此次征战倾全国之力，后防空虚，如果冒昧行事，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引来灭顶之灾而永劫不复。熟读《三国演义》的一代雄主皇太极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不敢枉战，采取避其锋芒，退后十余里。
于是，北京保卫战陷入了胶着状态。满军退后这该是件好事，可以为大明与清军的对决争取更多时间，通过精心布局，最后倾兵对决，大明胜算将更多。
持久对抗，势必对明朝有利。果不出皇太极所料，袁崇焕开始发挥他独有的帅才能力，调兵遣将，进行战略战术布置，让各处奔赴京城勤王的部队到京城各处待命，以发挥统一布署、联合作战的优势。明军战斗力不强，但是有像袁崇焕这样的统帅指挥布局，扬长避短，完全可以对满军实现有效的包围，最后集而歼之，让皇太极陷入灭顶之灾。
战争进入胶着状态后，考验往往不是兵力而是心力。但正是这“退”造成崇祯皇帝和京城军民的错觉，认为清军足以对付，甚至认为是袁崇焕引来“胁和”的。崇祯皇帝血液里的劣根性开始暴露，他狂躁不安，甚至声嘶力竭。如果这位年轻的皇帝知道这场战争的意义，那么大明的历史就会改写，他也不至于沦落到自缢于煤山，成为亡国之君。
崇祯皇帝的心已被猜忌所充塞，根本没有想到袁崇焕在这场战斗中的意义。如果没有他千里驰援来尽大忠，拱卫京师，单凭那些精于为官、疏于打仗的将军和皇太极对阵作战，那么他就该早早自决于煤山——这些他根本没有想到。在他想来，千里勤王的部队不来保护一国之君的“万岁爷”，而分散布置，避而不战，不乘势痛歼满军，不是“胁和”，还有什么企图？再者，当年你夸下海口说“五年平辽”，眼看五年就要到了，结果战火燃烧到京城之下，你到底会不会打仗？他老祖宗朱元璋遗传下来的猜忌之心一下子冲到喉舌之间。
而恰恰这个时候，整个北京城军民也都纷纷猜测。特别是满军和袁军对峙后，因为损兵折将，以掠杀泄愤，迁怒于百姓。京城百姓自然泄愤于袁崇焕，他们愈加认为千里驰援的军队分明是“汉奸兵”，每个人的额头上都分明写着“汉奸”两个字。于是“都人骤遭兵，怨谤纷起，谓崇焕纵敌拥兵”，怨声载道，皆指袁崇焕的不是。何况袁崇焕确有与敌和议的事实，使得“朝士因前通和议，诬其引敌胁和，将为城下之盟。”
风雨飘摇的大明举国上下在猜忌袁军，袁崇焕成为“君民共愤”的“替罪羊”，一下子陷于“人人喊打”的孤立无援之境。而此时满人新鲜出炉了一个离间计，那位颇有政治手腕的满清皇帝想到了《三国演义》中周瑜的“群英会蒋干之计”，可四两拨千斤借刀杀人，趁机除掉心头大患袁崇焕。他抓住崇桢的两个太监，叫几个将军随便放出风声说，袁崇焕和皇太极有“胁和”的密约。一般人见皇帝比登天难，太监不比别人，是皇帝身边的人，最容易在耳边吹风。
崇祯皇帝年少不更事但自负有余，一听到太监的耳边风，“胁和”的证据确凿，当场把袁崇焕打入牢狱。
二、身陷囹圄犹未悔
兵临城下，遭遇强敌，坚守一方由于丧失自信，出现互残现象，本身是一种生物界的现象，就像老鼠在紧急情况下会互噬，是可以解释得通，毕竟人也是动物的一种高级形式。但是，如果一旦某人能顶住压力，力挽狂澜，扶大厦之将倾，抵挡住强敌，结果也就完全不一样。这些场面并非没有在袁崇焕手中出现过：
第一次宁远大战，清兵猛攻，眼见城破在即，百姓就大骂袁崇焕害人；清兵退后，便即大哭拜谢。
然而这一次的京师保卫战由不得袁崇焕去孤注一掷。他被定性为“汉奸”后，不可能再带兵作战，以一战取胜来澄清事实。以汉族为主的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恨男的当汉奸、怨女的被*，做了汉奸，不论以前立过多大功劳，杀一万次也不为枉杀。
对于命运，几经沉浮的袁崇焕也算豁达，一生坎坷，就像绑在井绳上的水桶，忽儿上忽儿下，上上下下何其多也，他自嘲为大明的“亡命之徒”。但这次变故实在唐突，让他纳闷百思不得其解。他想到先师熊廷弼“冤杀于西市，传首于九边”的命运。当时，熊廷弼的下狱蒙难后，袁崇焕就兔死狐悲、触景生情、有感而发，作了一首悲哀的悼词：
记得相逢一笑迎，亲承指教夜谈兵。
才兼文武无余子，功到雄奇即罪名。
慷慨裂眦须欲动，模糊热血面如生。
背人痛极为私祭，洒泪深宵哭失声。
太息弓藏狗又烹，狐悲兔死最关情。
家贫资罄身难赎，贿赂公行杀有名。
脱帻愤深檀道济，爰书冤及魏元成。
备遭惨毒缘何事，想为登场善用兵。
明朝历来不是一个善待忠臣的朝代，从朱元璋大杀有功臣始，中间有杀“保社稷以无虞”的于谦，眼前又有“功到雄奇即罪名”的先师熊廷弼的前例……一切历历在目，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想到这些，他不由地有些后怕。“难道我要步熊老经略的后尘，最终被朝廷以‘莫须有’的罪名冤杀？难道我的命运竟然同岳飞和于谦相仿不成？”袁崇焕不禁扪心自问。可是，当今的圣上并非是南宋的懦弱昏君啊！他自觉督师蓟辽以来上对皇上、下对朝廷都是赤胆忠心，问心无愧，但为何还要遭遇如此变故呢？他变得有些迷茫和彷徨……一向重视名节的他甚至希望能有一位精通五行八卦的算命先生出现在眼前为自己占卜一卦，预测一下自己屈死之后冤情能否被后世人*昭雪、恢复名誉，否则，总感到心有不甘、死而有憾……百年之冤，会不会有昭雪的一天？
当崇祯皇帝将袁崇焕打入死牢，偌大的一个朝廷能够站出来为他说话的人，寥寥无几。这个自称是大明朝的“亡命之徒”终于要亡命于他效忠的主子。当然他再也没有机会去兑现 “五年平辽”的方略。千里驰援北京，变成千里奔丧——奔的却是自己的丧。
一悲，壮志未酬身先死；二悲，功到奇雄即罪名！
三、自断脊梁罪难咎
时势造英雄：晚明这段非常的时势，不仅造就了李自成式的乱世英雄，也造就了袁崇焕难得的将帅之才。在我看来，袁崇焕是英雄，人格中充满着令人敬仰的元素。
他颇具胆识，审时度势，深知大明国势，虽提出“五年平辽”的方略以安求成心切的崇祯皇帝。但是作为补充，他还提出了“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辽事应对方略。观当时之势，见识卓越，大明自万历十年起，国势渐颓，加上天启年间魏阉乱纲祸国，民生凋敝，农民军到处起事，大明这座帝国大厦摇摇欲坠。若能实施“攘外必先安内”之策，又得边境之安，“以辽治辽”，振势安内，发展生产，稳定人心，那时农民军再没有觉悟，也深知民族大义，只要剿抚相济，化破坏力量为建设力量，完全可以一致对外。那么，经过崇祯皇帝多年苦心经营，中兴大明、保江山社稷，并不是一纸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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