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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方记-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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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Ω貌荒选�60年过去了，还不能作一权威的结论，可能就不单纯是军事上的问题了。 有关孟良崮战役，还有一个一直为人们所关注的细节：张灵甫到底是被击毙还是自杀？ 在靠近山顶的一处石壁上，赫然刻有一行大字“击毙张灵甫之地”，下面一行小字为“张灵甫系国民党整编第七十四师中将师长，于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六日在孟良崮战役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击毙”。所谓“击毙”，当然就排除了自杀的可能。我问当地宣传部的人，这处刻字是何时所为，答“上世纪80年代”。这大约代表当时的看法。 可是，在战役刚刚结束不久，蒋介石、白崇禧在追悼仪式上都称张灵甫是“自杀成仁”；而根据华东野战军政治部编印、1947年8月1日发行的《蒋军七十四师的调查研究》一书（黄埔研究专家单补生收藏），其中提到：26 “……我野战大军加以重重包围，于5月16日，全歼该顽敌于孟良崮。除张灵甫、蔡仁杰、卢醒等自杀及战斗中击毙7000余名外，其余官兵万五千人悉数被俘。”此书是战后华野专门作出的研究报告，目的是总结战役得失，汲取经验教训，同时也是孟良崮战役的战后总结，此时离孟良崮战役结束仅有两个半月。 后来，就有了击毙之说。据说《红日》的编剧采访粟裕时，粟裕说是被“击毙”。有关数据显示，具体是怎样击毙、谁击毙的，也有好几个版本，譬如具体开枪的就有说是解放军特务团副团长、特务连连长，更有说是一排长击毙的，细节说得惟妙惟肖。当然，假如张灵甫是被击毙的，这对打红了眼的一方，当然更解气，也更能体现出英勇和神勇。 而不同意击毙之说的一方则认为，张灵甫“自杀成仁”，除了有整编七十四师几位军官的证词外，稍作分析也有不少合乎情理的成分。譬如国民党军队一向提倡“不成功便成仁”，以张如此刚烈之性情，并不意外；而张灵甫在最后关头写给妻子的绝命书，又是一个很好的旁证： “十余万之匪向我猛扑，今日战况更恶化，弹尽援绝，水粮俱无。我与仁杰决战至最后，以一弹饮决成仁，上报国家与领袖，下答人民与部属。老父来京，未见，痛极，望善待之。切！子望养育之。玉玲吾妻，今永诀矣。灵甫绝笔五月十六日孟良崮。”据说，该绝命书由其参谋杨占春化妆成解放军带回，现存台湾“国史馆”。 孟良崮战役纪念馆的解说词则说得很巧妙：“当战士们冲进山洞，准备活捉张灵甫时，发现张灵甫已被击毙。”含糊而含蓄。 在六○○高地纪念碑山上的入口，有一照相摊点，摆放的相框中，有张灵甫的妻子王玉玲2007年来孟良崮祭拜的几张照片。据说，王玉玲看到“击毙张灵甫之地”的石刻，就不满意。她今年年初在上海接受采访时曾严肃地表示：“昔日传言张灵甫拒不投降，被一位解放军战士击毙，这是误传。他是个27张灵甫绝命书石刻；个别字句解读不一；鄙人请教了美术专家；审读结果见文中 图片由郇恒赛提供愚忠式人物，性情刚烈，为了效忠蒋介石、效忠*，他在弹尽粮绝、被四面包围之时，完全绝望了，就义无反顾地举枪自杀！”她还说：“张灵甫在即将被围歼的最后时刻，首先给蒋介石发电报，汇报战况，接着打电话给老上级王耀武告别，最后给我写了遗书，交参谋杨占春，命他转交给我。” 历史在经历了时间的洗礼之后，本来应该变得更客观、更清晰。可是，方 有时候恰恰相反，倒不是变得模糊了，而是让人更迷糊了。更可叹的是，到了这个时候，许多历史关键人物，已经不可能再说话了。 作为历史，孟良崮战役双方伤亡人数的多与少，以及张灵甫到底是被击毙还是自杀，至少在现在看来，并不关键和重要。孟良崮战役对国共双方的影响，当时双方已心知肚明。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现在真正重要的，只是客观的叙述。 在“击毙张灵甫之地”的石刻前，同行的同事们叽叽喳喳地议论开了。最后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假使改为“张灵甫阵亡之地”，可能更为合宜一些──孟良崮的硝烟早已散尽，无论是自杀还是击毙，毕竟，张灵甫曾是抗战名将，是战至最后一刻的职业军人……新落成的孟良崮战役纪念馆
“文革”有个博物馆
*，是中国人的一个梦魇。30多年过去了，从时间上看，“*”似乎已经离我们远去。从政治上看，它早已盖棺论定：“历史已经判明，‘*’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是1981年6月27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结论。“*”真的就和我们一点关系没有了？对“*”心有余悸现实是：大批判式的“*”语言，在媒体上还是经常能见到；“犯罪嫌疑人”被游街示众的事情，仍然时有发生；“打棍子、扣帽子、揪辫子”的思维模式及做派，人们依然那么熟悉——即使是到了21世纪，联想到“*”，不少人仍然心有余悸。早在1985年4月，巴金在香港报纸开设的《随想录》专栏中，发表《纪念》一文，第一次提出：“最好建立一个‘博物馆’，一个‘*博物29汕头市澄海区塔山风景区的塔园*博物馆正门，第二行有广东省委原第一书记任仲夷2001年的手书“要以史为鉴，千万不要让*的悲剧重演” 2007年3月11日摄巴金《随想录》中的《纪念》一文，第一次提出：“最好建立一个‘博物馆’，一个‘*博物馆’。”随后的6月又专门撰文《“*”博物馆》，重申“这是应当做的事情，建立‘*’博物馆，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建立‘*’博物馆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惟有不忘‘过去’，才能作‘未来’的主人”。这些文字被刻在石头上 2007年3月11日摄馆’。”随后的6月又专门撰文《“*”博物馆》，重申“这是应当做的事情，建立‘*’博物馆，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建立‘*’博物馆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惟有不忘‘过去’，才能作‘未来’的主人”。可是，在当代中国，要建“*”博物馆，既有难度，还有风险：第一，政府不会出面来做；第二，即使民间做，要得到官方的认可，可能性也不大。方 2005年的一天，我从网上偶然看到一条消息，广东汕头市澄海区建起国内第一座“*”博物馆。后来从网上搜索到更多的信息，并通过电话核实，才确认真有其事。埋葬“*”永久的坟墓？2007年3月，赴广东汕尾公干，回京前绕道汕头，专程去参观位于汕头市澄海区塔山风景区的塔园“*博物馆”。汽车沿塔山蜿蜒而上，即见一石质大山门，上书“首座*博物馆”；停车场设在正门入口，门对面山体开出一面墙，最上一行是“塔园魂”三个大字；第二行是广东省委原第一书记任仲夷2001年的手书“要以史为鉴，千万不要让*的悲剧重演”；最下一行的中间是《*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关“*”的那段文字，两边分别是毛泽东和*的石刻像及与*有关的一些场面的石刻。一进塔园，那种凝重和沉重，就让人有些透不过气来。拾级而上，先后有“史鉴山屋”、“警钟长鸣”、“石笔书史”、“心《我的父亲*》、《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等书的封面，被制成影雕作品置放于“史鉴山屋”前 2007年3月11日摄“安息园”的石壁上雕刻的“*”中施酷刑的记录 2007年3月11日摄碑永耸”、“恸石志恨”、“宝塔思安”、“碑廊铭史”、“安息园”等13个组成部分。《我的父亲*》、《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等书的封面，被制成影雕作品置放于“史鉴山屋”前。“*博物馆”只是塔园风景区中的一个部分。据说，2003年，汕头市的一位领导给塔园的实际运作者彭启安送来香港出版的《*博物馆》（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新大陆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年初版）上下册，本想让“史鉴山屋”收存，彭启安却把全书29万字1100幅图片，变成了623块60厘米×40厘米的黑体石材影雕，陈列在专门为其建成的天坛形建筑——“*博物馆”内。仿照书内文的结构，博物馆也分起源馆、造神馆、“大批判”馆、夺权馆、“文攻武卫”馆、文艺馆、“再教育”馆、高层内幕馆、冤案馆、经济馆、正气馆、终结馆等12个馆。
与“*” 有关的近百种书籍以及毛泽东像章及红卫兵、纠察队袖标等近300件实物，也陈列其
中。
有人说，要让“*博物馆”成为“*”永久的坟墓。在塔园参观的时候，这种感觉自始至终。因为来去匆匆，而塔园“*博物馆”的内容相当浩繁，我想找一点资料带回。果然，在“史鉴山屋”，就有好几种有关“*博物馆”的出版物出售，我挑了两种最新的版本，计50元，没有还价就装入包内。正欲出门，书摊摊主、那位干瘦的老伯又拿出另外两本旧版的《塔园留踪》递过来，我正要开口，老伯低着头并不看我，语音清晰而明确：“送给你了！” 我当时在想：既然是“*博物馆”，塔园的布局和规划，似乎还可以更“*”蒙难者英名记录 2007年3月11日摄塔园风景区中的天坛形*博物馆建筑 2007年3月11日摄精致、更完善一些：实物还可以更多一些；13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划分还可以再斟酌；每一个部分的设计包括整体的规划设计还可以加入更多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可以更经典。临下山，忽然刮来一阵风，扬起一地尘土，把我的思绪打断。想到运作者们所处的环境和遇到的实际困难，还有他们过人的勇气和精神，再如此苛求，我于心不忍。
铁西区的记忆
第一次到沈阳市铁西区，看到“铸造博物馆”几个大字，于铸造业完全外行的我，并没觉得有什么。待走进由原沈阳铸造厂大型一车间即翻砂车间复原、建筑面积万平方米的博物馆里，高31米、长24米的超大型建筑结构，转盘子、碾砂机、焖火窑等铸件工艺流程实物排列，芯盒、风铲、砂箱、耐火管、铅粉、风冲“铸造博物馆”门前 2009年3月5日摄34 铸造博物馆内景 2009年3月5日摄铸造博物馆内当年墙上宣传画 2009年3月5日摄子等各式各样工业元素点缀在墙……形象再现的铸造厂车间工人生产时的场景，不由得不被深深地震撼。沈阳是我国著名的老工业基地，我国第一台车床、第一台变压器、第一台压缩机、第一台水下机器人等数百个“新中国第一”在这里诞生，曾经创造了中国工业史上的诸多辉煌。而该市铁西区，有“东方鲁尔”之称，鼎盛时期，全市99家大中型国有企业有90家在这里落户。按照“南宅北厂”的城区布局，铁西区建设大路以北为企业聚集地区，工业遗存异常丰富，跨越日伪统治、解放战争、国家“一五”和“二五”等近百年的历史时期。沈阳铸造厂始建于1939年，其前身是日本高砂制作所。沈阳解放后，工厂多次更名，直到1956年修建了该厂，并定名为沈阳铸造厂。当时铸造厂占地面积33万平方米，职工人数多达5800人，号称当时亚洲最大的铸造企业。铁西区的南部，赞工街2号，曾经是闻名全国的工人村，始建于1952年9月。“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不仅是对铁西区“工人村”的生动写照，也是当时人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生活图景。“一五”期间，随着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产业工人队伍不断壮大，沈阳市投资1200万元建起规模庞大的工人村居住区。143栋苏式风格建筑拔地而起，令人心潮澎湃。据说，当年的“工人村”总占地面积达73万平方米，是中国最早的工人住宅楼群。“工人村”的第一批住户多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领导干部、劳动模范、高级知识分子和高级技术工人。工业，铸就了铁西区的灿烂，辉煌而持久。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期，铁西区这位“计划经济”时代的“天之骄35子”，从巅峰跌入谷底，有了两个不雅的俗称：一曰“贫民窟”——企业不景气，困难群体多，环境脏乱差；二曰“度假村”——低档歌厅、洗浴城等娱乐休闲场所遍布，治安状况复杂。2002年，沈阳市政府作出铁西区与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合署办公的决定，铁西区政府开始组织实施企业重组、“东搬西建”工程。到2007年底，方 共从市区内搬迁企业239户，腾迁土地平方公里。铸造博物馆展示的车床 2009年3月5日摄随着老工业街区改造步伐的加快，工业企业在老城区逐渐成为零星遗迹。要不要保存这些代表沈阳甚至新中国工业发展进程的历史遗迹？刚开始是有争议的。历史，仅靠人的记忆，终归不牢靠。把对历史的记忆，通过对原物、原址现场保留，作为一种活生生的证据，不仅直观形象，而且真实可靠得多。铁西区根据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铸造厂职工的意愿，毅然决定将现存的工业文化遗产予以保护。于是有了铸造博物馆，以及“修旧如旧”的工人村生活馆。工人村生活馆复原了不同年代13户典型家庭的原貌：暖气、煤气、上下水管道，一应俱全；商店、医院、储蓄所、幼儿园，一个不少；粮站24小时营业，邮局代订车票；一幅幅老照片、一张张老票据、一件件老物件……工人村家庭的住房、生活设施和保障，用现在的眼光看，已经很普通，但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会清楚，当时这样的条件，在全国范围内，都是相当令人艳羡的。新中国建立初期，叶剑英之子叶选平曾先后任沈阳第一机床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沈阳市机械局副总工程师，并曾居住在工人村。此次复原的13个家庭中，就有叶选平住过的居所，里面摆放的是简陋的桌椅、床铺、台灯、收音机，其中的一件奢侈品，是他当年用过的一只羊皮箱子——叶选平1962年调往北京工作时，送给了邻居张玉金、陆德仁夫妇。工人村生活馆布展时，张玉金夫妇特意把它捐了出来。37蒸汽机车博物馆里展示的日本生产并曾用于侵华战争的机车，现藏沈阳苏家屯铁路博物馆 2009年3月5日摄工人村生活馆外景 2009年3月5日摄方
据说，生活馆里的200多幅老照片、5000多件实物，都是从拆迁地摊、废品收购站和1000多户居民家里征集来的。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做这种保存历史、还原记忆的事，是需要眼光、胆识和勇气的。如果不能在第一时间就想到和做到，等醒过神来再想做，要么已无可能，要么只能去抢救或重新复原，要原汁原味，基本就不可能了。和铁西区委书记李继安说起这些，他告诉我，这几处遗址，本来有好多地产商想来开发，也有提出用土地置换的，但都被我们谢绝了。“那你真是做了件功德无量的事啊。国内还有第二家这样的吗？”我问。“好像有，比如北京就有798，上海有世行仓库。”“这两处和你这里不是一码事。虽然都是利用的工业厂房，但北京798搞的是当代艺术，世行仓库打的是抗战品牌。你搞的这个，在全国应该是独一无二的了！”李继安笑而不答，这也许就是他的行事风格吧。由苦到甜和由甜到苦的滋味，是完全不一样的；而能不能同甘与共苦，就更是一种考验了。近百年间，铁西人就经历了这样的起伏跌宕，饱尝了其间的酸甜苦辣。所幸人去楼空的铁西区里，已成历史的记忆，依然那么清晰。听说铁西区原来的工厂和工人，现在大都已搬入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他们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生产、生活到底怎么样？我倒很想再找机会去看看。39工人村生活馆复原的家居 2009年3月5日摄工人村生活馆复原的供销社 2009年3月5日摄
威海：“第二香港”？
位于胶东半岛的威海，是一座美丽的旅游港口城市。它与韩国隔海相望，没去之前，我一直以为韩国的渊源和印记在那里会很深。今年夏天，一连两次到威海。没想到的是，一路走来，经常看到骆克·哈特（）和庄士敦（）这两个熟悉的英国人的名字，让我想到了香港的骆克道和庄士敦道，一下子感到一种亲近——威海和香港不仅很像，而且渊源更深。骆克·哈特和庄士敦从香港到威海卫19世纪的中国近代史，充满屈辱。这屈辱，在香港和威海卫的历史之中，尤为明显。1898年5月24日，英国正式从日本手中接管威海卫，并举行升旗仪式。同年7月1日，由奕和总理衙门大臣、刑部尚书廖寿恒代表清政府，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 （Claude MacDonald） 爵士代表英国政府，在北京正式签订中英《租威海卫专条》。专条规定：将威海卫及附近海面租与英国，租期与俄占旅大之期相同；在东经121′40″，以东沿海及附近沿海地方，英国有权筑炮台、驻军队等。中英双方派员于1900年4月25日至5月17日将东起大岚山、西至马山嘴、南至草庙子以内，除威海卫城以外的平方公里的区域划为租借地，当时区内人口约为12万。1901年7月24日，英国颁布确定威海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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