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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无废纸-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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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现在为安全起见,弄堂两头一般装了大铁门,但还都开了一扇小门,知道的人照样可以自由进出。自小母亲家住在愚园路,就读的安化二中在安化路上,可谓养在深闺,为抄近路,且赏心悦目,我们时常从小时候叫做峨嵋月路的“枪篱笆”小马路上穿进去。这马路,我小时候是只知其音,不知其字,随着大人们用上海闲话含含糊糊地叫,还以为是“话梅路”,要知道那时候没有东西吃,话梅是难得的零食,一路走着,想着,嘴角生津,足下长力。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研究了不少老上海的资料,方知此路的正确写法是“峨嵋月路”,充满了诗情画意,怪不得似路非路,两边高树遮荫,小别墅躲在“枪篱笆”后面,不能通车,却又时常见小汽车轻驰入内,原来弄底有一片叫做福司花园(原来误为法斯花园)的别墅区,闲人不得入内。当年东方海外的董事长宣轩,后来上海市副市长张承宗都曾居住于此。张老健在时,我拜访他还曾走进北欧式的小别墅,我们的中学即毗邻那片别墅群,有时候操场上的篮球打过高墙,会有隔壁警卫送过来。但自己攀墙过去是绝对不行的,有几个捣蛋鬼出于神秘感偷偷爬过墙去,结果被卫兵抓住“吃生活”。从峨嵋月路进去,还要拐几个弯,再从一扇弄堂小门进去,穿过又一条套在里面的弄堂,方可到达就读的中学,从中学处出发,还可北抵武夷路,南到安西路(那是一片棚户区),东至江苏路。小时候,到江苏路上的市女三中去看露天电影,穿的是愚园路上宏业花园的弄堂;到万航渡路外婆家去,穿的是长宁路上的兆丰别墅,若不是当地人,是决计设计不出这种最佳捷径的,有时候为了计算哪条路近,我们甚至会分头比着走,把赶路也变成一种乐趣。工作后曾暂居虹口的海宁路一带,发现那里的弄堂,大多是连着后面武进路的。
  绝的是,前几天朋友杨君带我去他幼时住过的重庆南路万宜坊,我们从思南路上周公馆所在的别墅弄堂进,因为他记得小时候是经常从这里一条小弄穿行回家的,弄里正进行别墅成片保养改造,有保安挡驾,说是已砌墙不能通,我们还是执意一走,结果还是从废墟旁的一扇小铁门走到了重庆南路上,穿过马路,便是万宜坊,坊内有韬奋纪念馆,即在杨君家隔壁,李安拍的《色?戒》中的女主角郑苹茹,也曾居住于此,杨君带我走向弄底,居然从一幢建筑背后的一条仅容两人走过的夹弄里穿到了另一个大弄堂,我笑称一线天,其隐蔽,不要说外人不知,即便走到近前,如无人告知,也断然无法发现此背后居然还有一线天,妙的是公用电话即设在两条弄堂的一线天间,两头喊电话方便。走过一线天,进入的是花园公寓,颇负盛名,据杨君云,之所以叫做花园公寓,就是因为当初这里的花园绿地很大,惜乎“*”中花园之间又造起两幢特别难看的新工房,使仅存的一片绿地变得逼仄,一边公寓也加了三层,形成不和谐的两截生。这种情形,我母亲家弄堂口的公寓也如此。因为基础好,“*”时为解决住房困难,能加层的公寓都加了层。说到一线天,我还想起愚园路上同仁医院急诊室弄堂深处,躲藏着几幢大汉奸周佛海、吴四宝住过的房子,之所以选择此处安生,是因为汉奸怕被暗杀,选择曲巷通幽便于藏生,一旦有暗杀行为发生,便可从两头通的马路另一头快速逃生,谁也不知道平时关闭的小铁门逢急还有此用。熟门熟路的小偷难抓住,人生地不熟的小偷却往往死路一条。前不久有人偷金店首饰大摇大摆从后弄溜掉,凭的也是熟门熟路。
  什么时候,再穿穿弄堂,抄抄近路,其乐无穷。“内环线讲外国话,中环线讲普通话,外环线讲上海话”。上海人据民谣所唱,已边缘化到了外环线,内环线里的弄堂也随着大建设拆除了不少,穿弄堂,既是一种怀旧,也是上海人残存的一点底气,令人感慨。
  (2008年7月13日《新民晚报》)
  

罗文华:遇堵车拐进故宫
那一天,我还真遇到了一个岔路口。
  那一天,大约是1984年的秋季,我被堵在了北京西城的一个岔路口。那天我乘公交车从西郊的北大进城,想到城南天坛附近我舅舅家。当时我在北大上学,我唯一的舅舅是我在北京唯一的亲戚。我经常在周日到舅舅家,四川来的舅母喜欢用红辣椒炒菜招待我,我也特喜欢吃辣椒炒菜。但是那天我辜负了舅母,她的辣椒炒菜我没吃成,因为我乘的公交车被堵在了西城的一个岔路口。
  那一天,我坐在被死死堵住前方道路的公交车上十分焦急。堵车的原因当时我并不知道,现在我还是不知道,也许是前面发生了什么交通事故吧。当已经堵了一个多小时的时候,我忽然想起那年4月底我曾经有过一次被堵得好惨的经历。那天我已提前买好了火车票,一大早就从北大出发,乘公交车到北京站,打算回天津过“五一”,谁知正赶上美国总统里根访华,北京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制,我乘的公交车被堵在离钓鱼台不远的路上蹲了好几个小时,待我回到天津时已是万家灯火。想到4月底那次惨痛经历,秋天的我毅然决定不能再在公交车上傻等下去了,要赶紧寻找出路。
  那一天,面临岔路口,我有三个选择。一是待路通后继续乘公交车往南到舅舅家,但我已经说了我不想等,因为我不愿浪费时间;二是掉头往北返回北大,只当白跑了这十几公里路,但我不想半途而废;三是往东拐,钻过几条胡同再寻机往南,这样可以绕过堵车的路段。于是,既不愿浪费时间又不想半途而废的我,既被动又主动地选择了往东。然而,当我下了公交车往东钻过几条胡同再往南望时,却发现南边的道路似乎依然堵塞着。我只好继续往东,继续钻胡同。钻来钻去,猛一抬头,已到了故宫高高的红墙下。
  那一天,为躲堵车,我买了一张紫禁城的门票。故宫里秋高气爽,静谧安宁,令我心旷神怡,方才的急躁情绪一扫而光。我知道舅舅舅母在等我吃午饭,可当时两头都没有电话,无法联系,我想我还是既来之则安之,安下心来好好逛逛这古老的宫殿庭院吧。
  那一天,我真正认识了故宫,认识了丰富悠久的中华文明。此前也去过几趟故宫,但注意的不外这几样:其一,宁寿宫后面的珍妃井,体现封建统治者的残恶;其二,隆宗门匾额上的箭头,体现农民起义的威力;其三,乾清门前被刮掉鎏金的铜缸,体现外国侵略者的贪婪。而直到那一天,我才有机会细细地品味故宫,品味它的每一座建筑,每一件文物,并将它们精心地镶嵌在我的记忆里。除了大家熟悉的珍宝馆、钟表馆,我还有幸参观了故宫博物院为庆祝建国三十五周年而举办的大型文物展,五光十色、琳琅满目的国宝令我赏心悦目,使我受益匪浅。我忘情地陶醉在那远离喧嚣的高雅文明中,不知不觉天色已渐黄昏。此后,我又连续多次专程进故宫赏宝,每次揣个面包夹瓶水,一看就是一整天。
  那一天,我改变了一个观念,完全摒弃了过去那种(至今也还有人这样做)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的读书治学方法,特别注意文物在读书治学中的重要作用,由此而更加广泛而深入地观察生活,了解社会,印证历史,体会人生。1998年秋天,在全社会收藏热的推动下,我供职的报纸要创办“收藏”版,许多编辑都跃跃欲试,竞争十分激烈。我本来不是搞文物专业的,但陡然回想起1984年那个秋天我拐来拐去拐进故宫的情形,觉得不妨借编“收藏”版调动和发挥一下自己多年来在文物方面的知识积累,所幸如愿以偿。时至今日,不仅这块“收藏”版我已编了整整十年,吸引了众多的读者,而且我还出版了十来种与文物收藏相关的专著,得到社会好评,这也算是人生的一点点收获吧。
  那一天,我遇到了一个岔路口,拐进了一片新天地。
  (2008年4月1日《天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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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英:谁把霜扑醉
“晓来谁把霜扑醉,总是离人泪。”——这词句简直似乎专为我写的。我和北京香山红叶,有着前世今生的孽缘。
  1980年秋,赵丹在北京医院患癌症已濒危,却还念念不忘催促我和孩子们去香山看红叶,他已连话也说不清,气也喘不匀,还嘱咐:“……红叶……红叶……”我说:“我们会去的,等路上不堵车了去,快快乐乐地去。你放心。”——这是我对孩儿爸的承诺。7月15日他从上海急救送北京医院时就说:“这回可能赶上去香山看红叶了。脚踩在凋落满地的残叶上感觉真让人深思难忘。”平常人看枝头红叶,他却欣赏遍地残枝。
  10月10日夜未央,赵丹像一片红叶离开枝头,去了。由于10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的文章,招惹高层的批评。难得的特殊的身后哀荣为他隆重送葬,丧事在复杂的境界中办完。我对身后的三个孩子橘、佐、劲说:“咱们去香山散散心,让你爸爸放心吧。把堂弟黄河清也叫着,拍些照片给你爸爸烧去。”
  已经11月下旬,上山看红叶的热潮已渐息渐冷。我们换上初冬的旅游装,戴上花格子围巾上山了,有说有笑,还蒙起我眼睛玩捉迷藏。若不是胳膊上还缠着黑纱笼,谁想到这是些刚刚死了亲人的孀妇和孤儿呢。我对孩子说咱们赶早回程吧,游人是小拨来大拨回,晚些人多会找不到出租车的。有条件坐出租,却不得不挤公共汽车,把游兴都挤掉了。连小劲都二十岁了。他们陪着“肥老胖”(“*”后阿丹给我起的绰号)妈妈玩了半日,小脑子里又想些什么呢?
  归途中,有些倦了,坐舒服了闭上眼,眼里还是满山红叶——那是1943年的红叶,我十八岁,第一次结婚。我和新郎郭元同(艺名异方)约好,婚后即设法翻过山头,去投奔冀东游击队,去找陶声垂(燕京大学同学,游击队负责人)。
  元同的家,就住在香山一棵松。婆婆给了我们一座小三合院,院里的无核红枣已挂果能吃了。元同安顿我跟他母亲弟弟熟稔后,就自己下山订礼堂、发喜帖等等等等婚事之必需。我就收拾小三合院,除杂草、扫顶棚、擦玻璃、糊上半截窗户纸,请邻居全合人(有丈夫儿女的福气人)来缝新被,缝四角挂着枣(早)、栗子(立子)、花生(插花生男又生女)的双人大被。
  喜期近,待我下山后,方知郭元同已病倒在他舅舅的诊所里,他病得脱了形,说是心脏病。可是请亲友的帖子已全发出,六国饭店礼堂已订好,牧师也请了。郭家决定婚礼照常举行。元同在喜辰理了发、刮了胡子,被搀到礼堂,说完“我愿意”之后,就被扶走了。没有新郎的喜宴照常举行,照样划拳闹酒,我也被灌了几杯二锅头才放回。我们只举行了婚礼并未圆房,舅舅为我在舅妈屋里准备了笔墨纸砚解闷。十八天后,郭元同被上帝召往异方彼岸,他归天了。郭家早已准备好寿衣、棺材。灵柩抬往香山公主坟,一路上风吹红叶纷纷坠落在我的灰呢压韭菜白边的孝服上,游人嬉闹如常,真格是人生如叶。不管你是红叶、黄叶、绿叶,终归要落下来的。有谁真是不落叶松呢。
  人生如叶,我爱红叶。
  我爱红叶盛期夺人的冶艳和逼人的热烈。
  我爱凋零期红叶无限的风韵和醉人的诗情。
  我爱红叶落地坦荡荡的层层枯枝,踩着它们,它们轻轻应答着,飘散着令人消魂的美妙意境。
  (2007年11月18日《新民晚报》)
  

乔叶:另一个世界的话语
月光
  我曾经听过一个传说:一个人要是在月光下奔跑,就能够让那些过世的亲人看到他。
  过世的人因为失去了身体重量所累,走起路来一定很快,所以尘世的人需要用奔跑的速度才能够跟得上他们。那为什么还要在月光下奔跑呢?是不是因为月光就是亲人们在那个世界的灯呢?我想。
  也许我看起来有点儿傻——我曾经体验过这个传说。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我曾经默默地奔跑在清凉的月光下,在轻风中,我感觉到自己的头发和裙裾都在微微地飘起,仿佛有人在背后温柔地抚摸着我。那是亲人们的手臂么?我一边走一边四处张望。如果亲人们能看见我,我希望他们无论在哪个角度都能看得清晰一些。
  亲人们是能看见我的,我想。不然,那个夜晚我为什么会睡得那样安恬呢?
  后来,只要看见月光,我便觉得有一种分外的亲切。我知道,也许,这月光在另一个世界里,也如阳光一样沐浴着我的亲人们。
  美梦
  乡村里常常会有一些关于亡灵的怪诞的新闻,如某家过世的老人怎样回了一趟家,怎样把门弄得吱呀吱呀响,怎样提着灯笼慢悠悠地在街上走过。而看到他们的人往往都是外人,自己家的人是看不到的——因为他们怕惊吓到自己的孩子们。听到这样的事情,在好奇的同时我又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温暖。我甚至曾经暗自羡慕过那些看到他们的人。我想,如果有一天深夜,我看到我的亲人们回来了,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纳凉,我一定不会感到惊讶。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我是他们最疼爱的孩子,他们来看我了,还有比这更好的事情么?
  可是没有。我只能在梦里见到他们。他们的容颜在梦里丝毫未改,十分真切,仿佛每一缕皱纹都清晰可数。他们都还是生前的性情:沉静的依然沉静,絮叨的依然絮叨,爱看书的依然拿着书,爱写字的依然握着笔。唯一的不同是,他们都没有病了。在梦中,我往往很惊喜地看着他们健康的脸色,心里对自己说:总算是没有病了。
  醒来,什么都没有。但我觉得那梦就是真的。我和他们确实见过面。如果我们不可能通过别的方式见面,就只有这样。梦是一座多么可爱的桥梁,让我们感觉着彼此的气息,一如往昔。
  这样的梦,我做过无数次。起初总让我觉得悲伤。后来慢慢长大了,才觉得这原来是一种幸福。
  纸衣
  小时候,母亲为我们做衣服,父亲若是看见了,总要说一句:“孩子们个头大,给他们做大点儿。”
  后来,父亲病逝,清明时,我和姐姐为父亲做纸衣,母亲在一边看着,说:“你爸爸个头大,给他做大点儿。”
  相似的一句话,却说在生与死的两界。我和姐姐顿时眼里都含了泪。
  (2008年2月19日《羊城晚报》)
  

邵衡宁:我送父亲进养老院
昨夜我又梦到父亲来找我理论了,我正在单位开会,他突然就出现在会议室门外,一脸憔悴凄凉……父亲去世已经两个月了,一想起他临终前大颗大颗滚落的眼泪,我就像掉进了逃不出的心罚。
  一
  那天晚上养老院打电话说父亲病重时,我正在参加同学聚会。当时气氛很热烈,我喝了不少酒,微醺中,我一边恋恋不舍地穿上大衣,一边和同学说:“我父亲没事,我接到这样的电话不是一次两次了。”当我带着酒气赶到医院时,父亲已进入半昏迷状态,养老院的人说父亲是撑着最后一口气,在等我。看见我,父亲虚弱地张张嘴,但纵有千言万语,已说不出一个字来,大颗大颗的泪珠从他的眼角滚落,之后他疲惫地闭上了眼睛,再也没有醒来。我那种锥心的痛和自责,无人能够理解。
  五年前,父亲因病生活不能自理。母亲已经去世了,照顾父亲就成了我沉重的负担。可能是因为有病吧,父亲的脾气变得很怪。进养老院的前三年,我先后给父亲找过八个保姆。有时我晚上下班到家,正要给孩子做饭,保姆就来电话了,说父亲又发火了,不肯吃饭。我要是有一天不去看父亲,他就和保姆闹腾,他说,还是丫头做的饭好吃,还是丫头贴心。
  先生在北京工作,我的工作压力也很大。我每天晚上安顿完父亲,回到家孩子已经睡了。日复一日,一年下来,我累得半死,人瘦了好多。我的小家庭进入一种无序状态,那种苦是外人不能体会的。先生也开始抱怨,他说,你能不能想想办法,让家里过上正常生活呀。
  2006年底,我心中的烦累达到了顶峰,我和国外的大哥商量,推说我身体不好,想把父亲送进养老院。大哥同意了,事实上,因为不能在父亲身边尽孝,大哥一直对我满怀愧疚。父亲去世后我才听大哥说,那天他打电话劝父亲去养老院时,父亲一直沉默。后来大哥说,妹妹身体不好,这样长了会把妹妹累垮的;再说也会影响她的家庭和睦。父亲哭了,他说,我糊涂呀,我拖累丫头了。
  二
  就这样,因为我们经济条件尚好,也为了花钱买心安,弥补感情上的“欠债”,我给父亲选择了一家很好的养老院。
  父亲的房间很整洁,从窗口望出去,芳草如茵,几名护士推着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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