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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听到的反映都是：电影不错！很好！非常感人……谢芳演得好，把林道静演活了！
　　崔嵬冒险启用谢芳，被证明是对的，而且十分英明。
　　国庆节前的一个晚上，有人通知母亲：总理要在家里观看《青春之歌》并接见主要创作人员，让母亲也去。
　　在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家中，周总理和邓颖超热情地与大家一一握手。当邓颖超与母亲握手时，她笑着说，我很喜欢看《青春之歌》。
　　在总理的小放映室内，前面并排放三把椅子，总理坐在中间，两边是邓大姐和母亲。母亲说她激动得看不清幕布上的画面，好像是在做梦，脑子也发木了。影片放映中，总理曾扭头对母亲说：小超很喜欢看你的小说《青春之歌》。
　　母亲笑了笑，点点头。
　　电影放了近3个小时。演完后，总理对母亲说：小超身体不好，一般电影只能看到一半，这回却全看完了。
　　母亲有点像刘姥姥进大观园，晕晕乎乎的……回家后兴奋得睡不着觉。
　　《青春之歌》公开上演后，全北京市各家电影院全部爆满，很多影院24小时上演，昼夜不停。当时正是困难时期，很多人吃不饱，却饿着肚子排长队买票。看完电影，等于吃了顿饱饭，完全忘记了饥饿。抗日时期流行的歌曲《五月的鲜花》随着这部电影，再次流行全国。
　　尽管用今天的眼光看来，这部影片还有一些左的痕迹，可在那个极左的年代，这部有一些小资产阶级情调的电影还是独树一帜，如苍硬的峭壁上的一朵小花，十分新鲜抢眼。对工农兵要占据银幕的极左文艺潮流，有所突破。
　　《青春之歌》成为我国五十年代的一部经典影片。
　　《青春之歌》不但在国内轰动一时，在日本也获得了轰动。在此之前，日文版小说《青春之歌》已经出版，广大读者有所了解。电影从1960年5月26日到7月31日，在日本东京、仙台、札幌、大阪、京都、广岛、福冈、名古屋等地，共放映36场，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为此，1960年8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青春之歌〉在日本》，专门介绍了这部影片在日本受欢迎的情况。
　　1961年春，因电影《青春之歌》在日本的巨大反响，谢芳被选为中国妇女代表团成员去日本访问。在东京的大街上，林道静的巨幅画像远远就能看见，有两层楼房那么高。代表团的汽车开到哪里，哪里就有拥挤的人群拿着笔记本要求谢芳签名留念。他们狂热地喊着：林道静！林道静！
　　

13。电影《青春之歌》（2）
1961年6月21日《光明日报》登了一篇日本人和田写的文章《放映中国影片运动的成就及其影响》，其中说：“在这些影片中，无论从上演次数和观众人次来看，都以《青春之歌》为最高。因此它的影响也最为深远。”
　　文中并附了一个统计表，列举了十部电影的上演次数和观众人数。这十部电影是：《祝福》、《林则徐》、《五朵金花》、《聂耳》、《风暴》、《青春之歌》、《万水千山》、《红色种子》、《铁窗烈火》、《女篮五号》。
　　《青春之歌》影片在越南和朝鲜也都受到了欢迎（见《大众电影》1960年第18期）。
　　由于电影《青春之歌》的上演，母亲名声更大，成了一个公众知名人士。
　　下面是邓颖超给母亲的一封信：
　　亲爱的杨沫同志：
　　我收到你来信和《青春之歌》的再版本，很高兴！
　　《青春之歌》电影我看过不只一次，小说也看到“忘食”。你寄来的再版本，以后有空，我当再读它。
　　知道你年来都在治病，养病，很惦念。望你能正视疾病，摸索并掌握病的性质和规律，善于和病作斗争。治疗要有耐性和毅力，既要能受得住病中的寂寞，又要会善自消遣。休养时，安心休养，力争把病治好和恢复健康。我相信你在恢复健康后，能写出更多更好的创作，以满足读者的要求。
　　我的健康，近两年已在逐渐恢复和显著好转。但是六一前夕，从定期的妇科检查中，出乎意料地发现卵巢囊肿，须动手术，因此果断地采取了及时的措施。手术经过，十分顺利和良好。十天后即出院返家休养。现精神、体力，又渐恢复正常，请你不要挂念。这也是我迟复信的原因，希能见谅！
　　专复
　　祝
　　痊好！
　　邓颖超　　　　　　　　　　　　　　　　　　　　　　　　　　　　　　　　　　　　　　　　　　　　　　　　　　　　　　　　　　　　　　　　　　　　　　　　　　　　　　　　　　　　　　　　　　
　　字里行间，流露着对母亲的关心和尊重。
　　随着电影的轰动，小说发行日益普及和蔓延。《青春之歌》的影响超越了国界。特别是在日本，反响之大，出乎意料。
　　《青春之歌》出版后不久，日本首先翻译，而且6次重印，发行近20万册，这个数字在日本当时是空前的。很多日本青年在看完《青春之歌》后，受林道静的影响，纷纷要求参加日本共产党。可能因为她的美貌纯真，爱屋及乌，对她所热烈向往的共产党产生了好感。
　　据说日共领导人宫本显治参加国会选举，指示相关人员放映电影《青春之歌》，希望能为日共多拉选票。
　　1961年日本共产党主席野坂参三在《赤旗报》上著文，号召日本青年阅读《青春之歌》，他说：“《青春之歌》非常好，林道静的道路就是日本青年应该走的道路。”他的这篇文章曾译成中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一个日本读者藤井增藏曾给母亲写了长达20页的信，讲述自己怎么从一个天皇的信徒，渐渐转变立场，相信了共产主义。这其中就是受了《青春之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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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年还有一位参加过十月革命的老战士，苏联妇女彼得罗娃给母亲写来一封信。她不知道母亲的地址，是寄给《人民日报》转交的。信的一开头她就说：　　
　　亲爱的杨沫，我作为一个好朋友，一个大姐姐从苏联给你写这封信。我刚刚读完您那出色的小说《青春之歌》，此书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灵……
　　1963年11月，中国作协派人专门接母亲去参加招待印尼作家的宴会。前来接母亲的同志说：印尼共产党中央把《青春之歌》作为党员的必修教材，所以印尼作家很希望能见到杨沫同志。可惜的是母亲当时正在犯心脏病，无法前去。
　　越南共产党中央也把《青春之歌》作为党员的学习读物。
　　一部反映中国革命斗争题材的长篇小说，能在国际上获得如此反响，是非常罕见的。当时，还有一些长篇小说，非常流行，广为群众所喜欢。但这些作品却没有《青春之歌》那样在国际上也获得巨大影响。
　　60年代初，有人曾对母亲说：现在报上除了国家领导人的名字外，就是你的名字了。从上到下，大家都知道杨沫，关心杨沫。
　　邓大姐惦念着母亲的身体，1961年她在《健康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如何与疾病斗争的文章，特地嘱咐秘书寄给母亲一份报纸。
　　习仲勋的夫人齐馨同志登门看望母亲并提出了治病和工作的很好建议。
　　肖克的夫人蹇先佛同志为母亲介绍了很多可歌可泣的革命女战士事迹，请母亲写作时使用。
　　1962年母亲因心脏病，在颐和园后湖找了间房子休养。当时住在中央党校的李立三同志闻讯后，时常来后湖看望母亲。
　　冀中的老领导吕正操和刘沙与母亲来往更多，为她的写作和生活提供了不少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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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是偏僻穷困的地区的孩子们，也知道了杨沫，因为中小学语文课本有《青春之歌》的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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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文革岁月（1）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全国各地都开始揭批炮轰本单位领导。
　　6月15日北京市文联贴出《把反革命分子赵鼎新揪出来》的大字报，赵鼎新为市文化局长兼市文联党组书记。之后，不少人写大字报纷纷表示支持。
　　6月18日作家骆宾基挺身而出，张贴了《赵鼎新是左派》的大字报，文中还宣称“周扬也是左派”，在文联引起轰动。
　　次日市文联贴出了大量批判骆宾基观点的大字报，骆宾基遭到围攻恐吓。
　　6月27日北京市文联成立　“文革筹委会”。主任赵树藩，浩然根红苗正，被选为副主任，实际主持工作。因单位里都是知识分子，没有发生武斗。
　　截至到8月初之前，母亲的日子一直不错。她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之一，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并随会议代表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开完会后，休息两天，母亲即返回机关参加运动。
　　那时候，谁被毛主席接见，谁就有了一层圣光，能保护他不受冲击。所以暂时还没有人给母亲写大字报。
　　8月18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之后，当时的林副主席喊出了“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向红卫兵小将致敬！”的口号，红卫兵破四旧，风行一时，北京的文革运动随之开始显现血腥。
　　8月23日社会上的一部分红卫兵闯进文联机关大院，他们在大门口贴出“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大标语，声称要烧毁文化局下属各剧团所存的传统古戏装。下午他们开始揪人。市文联老舍、田蓝、金紫光、张季纯、端木蕻良、骆宾基、江枫、萧军等，被用卡车送到孔庙，在烧古戏装的火堆旁，受到红卫兵的皮带抽打。老舍因头部受伤，被提前送回，在市文联院内又遭批斗，受尽凌辱。
　　就在这一天，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社论，一篇是《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一篇是《好得很！》。所以，人们眼看着老舍挨打受辱，却不敢出来制止。
　　次日午夜时分，绝望的老舍跳入德胜门豁口外太平湖，终年68岁。
　　把老舍揪出来时，母亲就在现场，她亲眼目睹了整个过程，“兔死狐悲”，恐怖之极。据浩然撰文讲：“我看见杨沫因为害怕，高血压复发，瘫在屋里。”
　　事后，母亲心有余悸地说，“我是漏网之鱼。”
　　母亲的朋友、熟人、战友一个个地被打倒了。
　　为写一二·九运动，母亲采访过陆平，现在陆平成了全国赫赫有名的大黑帮，万炮齐轰。聂元梓所写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其矛头就直指陆平。
　　曾写文章为《青春之歌》辩解的陈笑雨（马铁丁），被批斗了一次，而不甘受辱，于8月23日，几乎与老舍同时，投永定河自尽。
　　曾帮助母亲联系出版《青春之歌》的阳翰笙四清时就开始挨批，1966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公开点了他的名，成为反动的“四条汉子”（周扬、夏衍、阳翰笙、田汉）之一。
　　老同事海默又给揪了出来，新账老账跟他一起算。在1960年海默被打成漏网右派之后，母亲曾借给过他500块钱。
　　所有为《青春之歌》说过话的文艺界领导现在全部被打倒，如周扬、蒋南翔、林默涵、陈荒煤、何其芳等等。母亲感到了黑云压顶，不寒而栗。她别的没什么问题，关键是《青春之歌》，只要《青春之歌》不打倒，自己就不会打倒。她本能地想起了康生对《青春之歌》的肯定。那是1961年5月23日，她收到了周扬办公室工作人员的一封信，原文是：
　　杨沫同志：
　　你的小说《青春之歌》康生同志看了，他对此书的意见，周扬同志觉得很好，特嘱抄送你一阅。意见如下：
　　1。这是一部好小说。我没有读过初版，再版增加了七章农村斗争，这很好。增加三章学生运动，觉得很不自然。我在未读“再版后记”以前，就觉得这几章是强加上去的。电影《青春之歌》以入党结束，结得很好。从全书来看，从林道静这个人物的客观发展来看，以入党结束可能比以一二·九运动结束还要好些。
　　2。　书中反复强调“八一宣言”的作用，这样就减低了毛主席对党的领导作用和少奇同志对白区工作的领导作用。这是不对的，在政治上是很有害的，必须修改，这种修改是容易的。
　　3。江华在汽车上宣布戴愉是叛徒，对叛徒还要冒着很大危险去宣布开除他的党籍，这既不合理也不真实。戴愉被国民党特务处死也不合理，很勉强的。
　　如果三版时能将这些缺点加以修改，这部书将是现代最好的小说之一。（）
　　以上三点就是康生同志的意见。
　　此致
　　敬礼
　　周扬办公室　谭小邢　转抄
　　5月16日
　　母亲看后很高兴，她把康生的这三点指示工工整整抄在了日记本上。
　　1960年9月林彪主持军委扩大会议，提出了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时时处处突出政治。可就在同一个月，康生却肯定了这部小资味儿很浓的小说。
　　原因何在？
　　可能是《青春之歌》的影响空前巨大，为建国后长篇小说所少见。多年来知识分子一直比较受压，《青春之歌》可能是第一部把知识分子当成主角加以肯定的大部头小说，引起了知识界，包括青年学生的热烈共鸣。再加上1959年10月电影《青春之歌》上演，谢芳的清纯形象，更推波助澜，加重了这本书的影响力和爆炸力，观众近千万之多。康生感到了这一点，因此做出的评价比较客观和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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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文革岁月（2）
文化革命开始后，眼看着文艺界的熟人纷纷打倒。母亲预感到自己也不能幸免，就把康生的这段批示当成了“救命稻草”。她让姐姐小胖给油印成传单，四处散发，想让红卫兵小将知道，中央领导是肯定《青春之歌》的。康生当时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绝对能代表中央。
　　我记得小胖除了油印之外，还用复写纸印了很多份，寄往各单位。用康生的批示保老妈，在运动初期，似乎确实起了一点作用。母亲还真没被当成反党分子给揪出来。当时北京市文联造反派的斗争矛头指向的是老舍、骆宾基、萧军等。
　　但到1967年3月之后，两报一刊公开点名批黑修养，矛头指向了刘少奇。文革前就批过《青春之歌》的郭开又开始上街贴大字报批判《青春之歌》，说这部书是替刘少奇和彭真树碑立传。
　　于是康生的这个护身符有了问题（批示中有一段肯定刘少奇的话）。母亲权衡了利弊之后，把肯定刘少奇的那句话删去，又重新刻蜡板，重新油印成传单，广为散发。
　　后来有人悄悄对母亲说，你这么宣传康生的批示，如果被知情人发现，会惹来麻烦，说你篡改康生同志的原话。康生本人要是知道了，也可能会生气。刘少奇打倒了之后，他肯定不喜欢人们老引用他当初含有吹捧刘少奇内容的批示。
　　母亲想了想，也有道理。以后，就再也不公开提康生的这段批示了。
　　因北影厂造反派勒令母亲前去接受批斗，母亲担心身体受不了，无奈中又想了一个办法，给康生和姚文元写信。
　　给康生的信底稿已找不见，但给姚文元的信底稿还在。
　　因姚文元在文革前曾写文章赞扬过《青春之歌》，母亲希望姚文元能给点面子，发句话，缓和一下自己的处境。姚文元当时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直接管文化战线。
　　然而这封信寄出后，渺无音信。母亲只好躲到朋友家，逃避了北影厂的那次批斗会。
　　母亲虽然恐慌，也没有束手就擒，她有她求生存的办法。
　　当北京电子管厂的造反派郭开召开17万人的大会批判大毒草《青春之歌》时，蒋南翔、陆平、杨述等同志都被拉上台批斗，而母亲这个作者，却逃之夭夭。
　　5月10日　北影召开万人大会批判毒草电影《青春之歌》时，导演崔嵬、演员谢芳等全都挨了斗，而母亲这个编剧又逃脱了。
　　当时不遵守造反派的命令，不参加批斗大会，擅自逃跑，是很招人恨，让人瞧不起的。但母亲觉得自己不是黑帮，她拿出了跟日本鬼子打游击的劲头，东躲西藏。
　　母亲原来的同事，香山的邻居王莹的日子就比母亲惨得多。江青在大会上点了她的名，说她坏得很，给扣上了“黑线人物”、“黑明星”、“老吸血鬼”、“美国特务”等罪名。她不得不每天到单位接受批判，终日被辱骂抽打。后逮捕入狱，于1974年3月3日含冤去世。
　　她想造反派不是批《青春之歌》吗？我把姚文元对《青春之歌》的称赞话，来回敬造反派的批判，这一着肯定能让造反派哑口无言。
　　她记得姚文元的文章是收在《新松集》上的，就托助手小罗去找这本书。小罗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城四处跑，终于给找到了。母亲让姐姐小胖把姚文元对《青春之歌》的赞美和郭开对《青春之歌》的批判做一对比，用姚文元的话来反击郭开对《青春之歌》的声讨。
　　姚文元同志与郭开同志对小说《青春之歌》的评论对比
　　（摘要）
　　姚文元同志的评论文章《一部闪烁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小说——评小说